五柳村文萃：胡德平重温叶剑英30年前的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仍需反封建不过时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和世界与中国研究所联合举办
关于《胡德平：重温叶剑英30年前的讲话》一文座谈会

10月8日下午，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与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在世界与中国研究所，联合举办关于《胡德平：重温叶剑英30年前的讲话》的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各界专家学者有：闫长贵、李凡、张博树、李胜平、吕朴、王波、黄斌华、张耀杰等近20人。
德平同志的《重温叶剑英30年前的讲话》一文于10月2日在《南方周末》发表之后，反响巨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讨论会上各位学者热烈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的李凡认为：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德平同志发表的这篇文章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这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一个总结。纪念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30年改的怎么样？这些都是需要总结的。30年前叶帅提出民主、法制问题，提出反对封建主义思想，30年后，德平同志又一次提出了“民主法制改革”，仅仅是重提吗？现在讲是因为现在还有讲的必要，30年民主法制改革，改来改去，30年改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我们现在讲思想解放，都是空话，还是30年前的老问题，从结果来看成效不大。但是，从另方面来说，老百姓的政治参与程度越来越高，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了。思想解放的问题很多，这需要我们再接再厉从思想上真正的明白要怎么做，将取得的成绩巩固持续下去。
吕朴认为我们要加强社会意识形态的思考，他指出：30年来，今天对改革是什么看法，不是简单的“两场改革，两个阶段改革”的问题，人人都在说改革，但是从方向、目标、过程、结果，都要做个全面的分析。我们这个社会真正深入思考社会问题的很少，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深入研究很欠缺。大家讲的都是物质，注重经济，但是思想上都不搞清楚，经济发展没有保障，就不能够好好发展。吕朴还说到30年改革的历史定位问题。他说；文章实际是指明现在仍然存在三十年前改革的重新定位问题。前三十年叶帅所提是积十七年与十年文革的经验教训，今天文章所提是积十七年、十年文革与三十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及叶帅早已提出而经三十年仍未解决的问题。现在是积三十年市场经济改革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再次提出改革的方向定位问题。无疑德平同志的提示是有其重大意义的。同时吕朴还说：德平同志文章在实际效果上还是稍欠不足，一是改革方向定位问题的提出只是暗示；一是再提民主、法制、反封建缺乏具体内容，稍感空泛、不解渴。如若产生更好的效果必须有更具体内容的一系列文章的跟进。最后他对文章做了充分的肯定，指出在这个时期，德平的文章很及时，我们今天的讨论很有必要。
张博树讲到：30年改革开放，关键要对它有个正确的历史定位。改革要反对封建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的现代版是国家主义。中国从19世纪末开始追求现代民主，49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追求民主的中断，掌权后主要抓恢复建设，封建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和批判。78年后的改革应该是对中国追求宪政民主的回归，可是我们今天看来，30年的改革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回归，可以说是不成功的。中国主要是在经济上的改革，对于政治上的改革是不够的。德平同志文章的重要性就在于反封建主义，提倡民主法制，文章中有一段“四人帮被抓之后，党内一片混乱，直到叶帅的讲话才打开局面，要求反对封建，提倡民主”，这同时也说出了我们现在要在思想上进行解放，要弄清楚解放什么？认清我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深刻批判封建思想，加大民主体制改革的步伐。
王波主要谈到突出法制建设的问题。他认为：民主法制改革，要突出法制，德平同志的文章在30年后的今天讲出来分量是很重的。80年代就提倡自由、民主、人权，但是到现在反封建、反专制的改革没有进展。法制就是法律化，改革开放的这30年法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然而法律得不到重视就搞不好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很重要，法制就是规则，不遵守规则不惩罚，社会没法发展。
闫长贵主要讲述了两个方面：一是民主的基层化问题；一是对封建思想的彻底清除问题。他说：我觉得德平同志此文的写作和发表，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是研究改革开放30年和当前解放思想问题的一个根本方面、根本视角。从这个方面和视角看30年改革开放，其成败得失立见，看解放思想也知道关键在哪里。选择叶帅30前的一次讲话来讨论也是颇具苦心和匠心的，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改革开放30年，意义非常重大。
改革开放30年又回到了原点，为什么说回到了原点呢？起码是进步不多，现在思想处于一种混乱的局面。但反过来说混乱也并不是坏的现象，起码现在的空气是很自由的，有很多民办的网站，思想都很好、很自由。30年前叶帅第一个提出反封建主义，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彻底肃清封建主义，可见思想的拨乱反正不仅在领导，而且在基层、在民间，基层的思想不解放、不搞好，整个改革不会大步前进。30年来反封建主义，我们真正反了吗，彻底清算了吗？封建主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我们清楚吗？还有就是关于“父母官”的问题、关于“子民”的问题，关于“为民做主”的问题，这些都不应该提，这都是封建提法嘛，人民日报有篇文章“慎用父母官”，这不是慎用，就不应该用。这30年来对于反对封建思想并没有做过认真的工作。
此外，他还对文中引用毛泽东的“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的话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毛泽东最大的理论失误和错误之一，恐怕就是对农民的认识不正确。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指出：井冈山地区的党组织成分绝大部分是农民，如不给以无产阶级教育，其倾向会是错误的。又说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这是不正确的。《共产党宣言》中说“农民是反动的一帮”，在马恩（特别是恩）生前《宣言》出版了那么多版，他们写了那么多篇序言，他们始终没有修改这个论断。当然，马恩说的“反动一帮”，不是在需要打倒的反动派的意义上，而是指不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意义上。斯大林说，“农民是皇权主义者”，这可能是对的。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事实仿佛也可证明这点。毋庸置疑，中国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起了极大的或者说主要的作用，但说“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不一定正确，不一定符合马克思主义。在建国后，在毛泽东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毛泽东又说“在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恐怕也是他热心痴心搞合作化和公社化最基本的理论支点。说“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正确吗？符合土改后农民的实际吗？恐怕不尽然。仿佛农民作家赵树理说过，土改后农民的最大积极性是发家致富。在公社化运动中甚至出现了“农民比工人先进”的观点。实话实说，毛泽东“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观点和理论给中国，特别是给农村、农民、农业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到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又提出了几乎社会各界都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思想和口号，并大规模地付诸实践，其效果应该说也是很成问题的。我觉得，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和沉痛的教训。总起来说，毛泽东依靠农民搞成功了革命、取得了政权，而他最对不起的也是农民。今天“三农”问题这么严重和突出，要追溯根源，恐怕也要追到毛泽东对农民的认识和对农民的政策；否则，我们就很难找到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出路。
李胜平谈到：德平同志的文章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具有独到的思考视角，关于改革的话题千头百绪，德平同志的文章一把抓住问题的核心，如果没有深厚的功力，是无法透过厚重的历史阴霾，揭示出事物的本质的。读完文章有眼前一亮的感觉，有一种冲动、感动、激动。民主与法制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征，需要从领导到基层形成一种全社会的共识，叶帅肃清对封建主义的提法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30年前大家都有一个共识，一个共同要求变革的共识，但是现在没有这样一个共识，思想界处在一种混乱的局面下，所以解决好认识上的混乱，从根本上认清我们应该反对什么、解放什么、提倡什么、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是非常必要的。我党从未认真反对过封建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对这个问题也缺乏认真的批判。我们要认清我国的特殊情况，是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事实，资本主义并没有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重新认识反对封建主义遗毒，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
在热烈而充分的讨论中，大家一致得出共识：德平同志的这篇文章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再次提出“反对封建主义，提倡民主法制”，意义是重大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党在肃清封建主义，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有艰巨的任务需要完成。封建社会遗留的一些丑恶现象——人身依附、官本位、以权谋私等并未得到有效遏制；人本的思想仍然没有深入人心，群众和公仆的关系没有摆正，人治大于法治；对人的个性解放，尊重人权的意识还远远没有到位。可见，民主法制改革这30年前的任务，3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需继续，这些老问题应抓紧时间解决，大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五柳村2008年10月21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