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长值多少钱？产业梯度、腐败和宪政

文/萧山

在很早的一篇文章里，我给出了一个估算贪腐额度的方法。那个方法用的是均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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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同级别的官员和同级别的上市公司（国企）的总经理可以比较顺滑的转换，那么追逐实际收入的官员们竞争的结果是，同级别的官员的实际收入（明面上的收入+灰色收入）应该和同级别的上市公司总经理的实际收入是相近的；由于同级别上市公司董事长的收入相对透明一点——比方说其工资加福利计800万一年，那么我们可以估算出同级别官员的实际收入大概也是这个数量级；用这个实际收入减去明面上的收入，大概就能估算出一个官员一年的灰色收入的数量级。

这个方法得到的估算肯定不太准确，不过，就研究的目的，如果能够大致估算出灰色收入的数量级，也算有用的方法了。

如果一个县长一年的实际收入是800万，那么我们说，一个县长年值800万。现在要问，为何处长会值这个价？ 从经济学原理来看，这个800万是怎么来的？

官员既创造价值也消灭价值

经济学中，一般对官员贪污腐败的行为称为“寻租”。比如，某个企业家要开工厂，但是资质不够，于是给一位县长200万，县长收到这200万后就给这位企业家放行了。这200万，可以视为控制办厂资质的权力的租金。

当然，一个县长的800万年收入也不都是权力租金。因为县长毕竟干了不少事——招商引资，城市规划，协调投资，解决纠纷等等，没有能力的人，一般还做不了县长。

这位县长如果不干县长，干点别的，他的收入也不是现在他那点明面上的工资可以衡量的。简单来说，县长的名义工资因管制而被压低了，就像医生的工资被压低了一样——医生不得不借用其他灰色的手段来获得市场收入。

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位县长的实际收入分为两块：一块是他因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价值而应得的市场收入（类似医生的实际收入），另一块是他用权力设置障碍获得的权力租金。前者衡量的是新创造的价值，后者完全没有创造价值，是负和博弈中“转移支付”。负和博弈中的净负值，就是官员毁灭的价值。

以上对县长的灰色收入的区分启发我们更深入的思考贪污问题。自然，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应该激励官员创造价值，约束他毁灭价值，即增加前者的值，降低后者的值。

初看起来，我们可以用严厉的监管和反贪来制约县长，降低后者的值。但是这么做的一个副作用是，强监管同样也降低了官员干活的积极性，把前者的值也降低了。如果严厉反贪使得前者的值降低的过大，以至于其“损失”大于反贪的收益，那么严厉反贪就是划不来的。

釜底抽薪的方法是废掉官员的权力，让官员根本就没有权力租金的依托。比如，废除办厂资质的审批权力，把办厂的权利完全交给企业家，那位县长的寻租空间就被大大压缩了。

但是，如果市场经济里的声誉机制还不足够完善，优胜劣汰的信用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把官员资质审核的权力一下子废除后，市场上的劣质产品可以突然泛滥起来，甚至出现优汰劣胜的结果，那么，此时，又不得不重新恢复官员资质审核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下，如果中国股市马取消审批制变成注册制，中国股市将更加沦为劣质资产的天堂。

再比如，赋予一个县长招商引资的权力，固然会带来腐败（达康书记抵御老朋友资本家的腐蚀这样的事情只在文艺作品中出现），但是若废除县长招商引资的权力，结果也是很差的——地方上的经济根本就很难发展起来。

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也可以区分两类官员的权力，其中一类权力即创造了价值，又毁灭了价值，前者大于后者，净值是创造了价值；另一类权力后者大于前者，净值是毁灭了价值。依我看，扫黄打非就是后一类权力。对于后一种权力，我们应该放心大胆的取缔它。

但是取缔一种不必要的权力也是有巨大成本的。

补偿权力损失，赎买权力

全国最有权力的皇帝也不是上帝，即使他想废除官员的一些权力，也会面临很大的阻力——很多官员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才获得了现在的职位，你把我的权力给废掉了，那么我的付出就打水漂了。所以，底下的官员即使不敢明目张胆的反对，但至少能阳奉阴违，软性抵抗，阻碍“精兵简政”的改革。

为了让简兵简政的改革能够顺畅的进行下去，原则上，可以用钱来赎买他们的权力。比如，假如一个县长用审批办厂资质的权力可以寻租到400万，那么一次性补偿这个县长200万，废止他的这个权力，那么废止这项权力的净收益就是200万。

上述方法看起来很不光彩，但依实用主义，这个方法是合算的。在实践中，很多改革措施可以视为用一次性赎买当权者的来权力来推进改革的——这些权力来源于全能管控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当然，从民众的角度看，这个方法也可以说是民众用钱来赎买自己的权利。哪些钱可以视为赎买权利的钱呢？比如送给官员们好的医疗、住房、养老、后代教育……，像养猪一样把他们养起来

1977年以来，中国制度发展的一个大方向是，政府的控制一点点减少，民众的权利越来越多（虽然中间有些曲折）。民众获得的这些权利是赎买过来的，花了很多钱，这些钱变成了官员们灰色收入的一部分——为顺利推进从全能管控型社会到市场社会的转型，这些钱不得不花。

赎买权力的过程何时终结

上面说了，官员既创造价值，又毁灭价值。当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越来越能自治，越来越不需要官员去干各种“招商引资”之类的创造价值的事情，官员的权力就应一步步被赎买过来，变成民众的权利。换句话说，官员权力的大小和社会自治的程度成反比。

是否能够对上述过程做一个指标性的预测呢？我以为，后发国家人均GDP与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差值是一个有预测意义的指标。

人均GDP指示了一个经济体的技术发展水平。各国人均GDP的差值，指示了各国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值。这个差值的大小又与模仿空间的大小成正比。差值越大，后发国家越能够通过模仿快速缩小差值（注意，这里说的是能够，不是指必然）。模仿成功的对象，降低了地区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后发地区的政府确实可以做出正确率比较大的计划（规划）。换句话说，后发地区在发展经济方面并非只能靠瞎猫撞到死耗子碰运气——而技术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碰运气的成分更大一些。因而，后发国家的政府可以有为，可以比完全放任市场能够实现更快速的增长。这个逻辑就是林毅夫“有为政府论”的基本逻辑。日本和亚洲小龙的发展历程是“有为政府论”最好的例证。

顺便说一下，有为政府并不排斥市场的基础地位，有为政府必须在有效市场的基础之上才能发挥正面价值。

“有为政府论”为官员的权力找到了合法性。当然，这个理论和我前面说的“官员权力的大小和社会自治的程度成反比”是一致的。

现在我们能够构建出一个指标了：后发国家人均GDP与先进国家人均GDP的差值与后发国家政府官员的权力成正比，差值越大，官员的权力越大。

由此指标我们也能够预测，随着中国的人均GDP越来越向美日韩台靠拢，中国官员的权力也会越来越小，社会自治程度越来越大，这个过程也是民众赎买权力的过程。

当然，任何预测都是概率性的预测。上述预测的准确度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

1. 世界是否和平。如果国家间的战争威胁加大，政府会更倾向于军事体制，政府官员的权力会加大。

目前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个双刃剑，国家间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更多的国际贸易将带来更稳定的国际秩序，处理得不好，将大大增加国家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关于一带一路，有空专文详述。

2. 国内是否左倾。左倾加大政府权力的逻辑容易理解，不多说。

由我对目前中国网络思潮的了解，中国左倾的风险依然很大。左倾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底层皿煮斗士”，他们占据了道义高点。当然，我不否认他们的道义合法性，我不赞同的是他们给出的政治解决方案。

3.皿煮转型的速度。对于皿煮和官员权力的关系，很多人有误解，以为越皿煮，官员权力越小。上面说过了，官员权力与社会自治程度成反比，并非与皿煮程度成反比。即使皿煮了，但社会不能自治，依旧需要政府管这管那，官员的权力一样很大。

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果社会不能自治，而皿煮化推进又过快，导致政府突然崩溃，那么社会就会陷入到极大的混乱无序状态中，在短暂的皿煮狂欢后，人们重新期待秩序之时，独裁政府又会应运而生。普京大帝就是这么崛起的。

所以皿煮化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应小心权衡。速度太快容易在社会自治还未有准备的情形下崩溃，导致极大的混乱无序；太慢也容易在强大压力下而崩溃。

如何衡量快和慢呢？我以为与第2点有关，如果底层左倾占主流，那不妨收一收步伐，降下速度，如果右倾占主流，那就加快点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