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二十五）结束语：赵紫阳走出了旧的思雄方式

结束语：赵紫阳走出了旧的思雄方式

中共高层领导提出中国要走上民主与法治的第一人

一、赵紫阳破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先例

根据自己多年经历和体验，过去我们往往习以为常地遵循以下的思维原则：以党的意志为意志，

以党的利益为利益，要为党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党内的气氛又是党的利益高於一切，一切服从党的利益。党需要你牺牲，你就必须表现出牺牲的精神，如果表现出胆小怕事，缺乏牺牲精神，那你在众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对党员的要求是，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献身，紧紧地团结在党周围，一刻也不离开党；若要离开党就等於没有了生命，认为个人的肉体生命可以牺牲，但政治生命不能牺牲；如果一个党员犯了错误，任何处分都可以接受，就是要求不开除党籍。有的人留下遗言，甘愿牺牲以保留党籍，或以此请求组织追认自己为中共党员。

此外，我们的思维方式还都以党组织意志为意志，个人一定服从组织，认为党组织的决定都是正确的。遇有自己的认识同党组织的决定、党的领导人的认识不一致时，都无例外地检讨自己，努力改变自己的观点，那就是说，都必须服从组织。那时提倡的是党的力量就在於组织。因此个人一定要服从组织，一切行动要通过组织；口号是没有党的组织就没有个人的一切，一切实际行动都要听党组织的指挥。正如毛主席号召的，要我们当一个驯服的工具，不管组织的决定对还是错，都必须先要服从执行。行动上都必须与组织保持一致，否则被认为是反党、反组织。

党过去培养我们的就是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就是在这样封闭的意识形态下接受培养的一代人，要改变上述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很困难的。

正如前述《潜龙八动》一书作者指出的：中共党内从彭德怀到刘少奇，从邓小平到胡耀邦，过去受到批判的所作所为，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却一再认错、认罪，致使党内发生是非不分，盲目主义，唯上是从的弊端。赵紫阳则改变了这种错误的传统，创造“赵紫阳模式”揭示真理和信仰的价值。

赵紫阳大概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有了新的认识，再也不能做驯服工具了。自己认为不正确的，就是不能服从；自已的意见是正确的，就不应作检讨。从而他独树一帜，开创了党内的思想斗争和政治生活史上的先河。问题是赵紫阳为什么能摆脱正统的意识形态，很多人难以摆脱的旧的思维方式的束缚呢？

我认为，首先，基於他对理念的追求。

赵紫阳说：改革开放就是高举民主的旗帜，要实行民主政治。中国必须变成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才能向前发展，才能顺应世界潮流。这是他的理念。正是从此出发，在他任党的总书记进行政治改革设计时，从党内开始，扩大党内民主，改集中制原则为民主制原则。首先在上层改变中央常委决定一切方针政策的例行做法，提出不设总书记，采取中央常委轮流坐桩方式，防止走上个人专政的道路。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其实就是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因此赵在十三届政治局第一次例会上首先就制定了中央议事规定的决定，即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议事规则的决定，重大问题必须以表决方式解决，少数服从多数。其目的就是防止个人包办决定，从党内，从上层领导，从中央做起，使中国走向民主。作为党的领导人，自己甘愿受组织制度的约束，同时提出要扩大社会民主，实行社会监督；凡议事，人事选举皆改内定性模式为公开性模式；要实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财务公开；在村、乡、县，市等基层实行直接选举，省以上要实行差额选举。提出了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改变党包揽一切的做法，群众的事要由群众自己来管理。要实行工人自治、村民自治；工矿、企业、学校等基层不设党的专职队伍；强调工会的监督作用；真正做到要党政分开，中央政府各部不设党组，党委不设对口部门。要给人民以言论自由，要保障人民公民权利；实行公开化、增加透明度。

其次，基於他对现代化的追求。

赵紫阳一再声称：改革开放就是要把中国纳入现代文明和世界市场经济体系。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世界经济越来越走向一体化，各国的经济、文化已超越国界走向全球化，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都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中国再闭关自守，再抱残守缺，那将是能否保有“球籍”的问题，也就是邓小平说的：死路一条。这是基於中国现代化的迫切感，认为自由、民主、人权、平等，

不属於哪一个主义、哪一个国家，是历史发展形成的，是整个人类的现代文明，是社会进步的产物，

我们决不能拒绝。

再次，基於新潮流的要求。

据《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所介绍，在同赵紫阳会面时，赵曾问戈：你看，一党制到底还能不能行得通？对此，我曾询问了赵，他说，对方可能这样领会，但话不是这样说的。当时是说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变，但领导方式必须改变，要实行开明执政。赵紫阳出访朝鲜前夕，在同万里的一次交谈时曾谈到，现在是开放时期，各种思潮蜂拥而入，使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及文化生活日趋多元化，再搞大一统是不可能了。现在开放搞这么多年了，外面什么东西学生都有印象，学生们觉得什么话都可以说，老一代人的思维方式，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学生说我们不好，就认为是要颠覆我们。这样一来，本来不是对抗性就搞成对抗性了。

他还强调说：时代变了，思维方式也要变。不能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学生的言

论。这时，他和万里两个人都认为，一听不同意见就说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是那么回事，这不行。这说明，赵紫阳已从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了。

赵认为共产党必须适应新时代、新潮流，进行自我更新改造。他一再谈过，党这样控制一切，什么都要管的状态必须改变；如不改变党垄断一切的状态，社会能向前发展吗？因此，他提出首先要改造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这曾遭到不少省、市书记及大学和企业党委书记的责难。客观的现实是：现任俄罗斯共产党书记久加诺夫曾声称：过去原苏联共产党失败的教训，一是对财产所有权的垄断，一是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一是对思想文化的垄断，这难道不是最现实的教训吗？

再次，基於他对赋於自己的历史使命感。

赵紫阳曾对我谈到中国革命史，认为从“维新变法”到孙中山、毛泽东等，几代伟人和仁人志士奋斗牺牲流血，都为的要使中国现代化，可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实现，致使中国人民一直在苦难中熬煎。对此，赵甚感伤怀。这使我深深感到他是—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有自己的政治抱负。我曾向他转达安志文的看法。安说，邓小平是那样性格的人，在“六四”问题上，你不该提出同他相左的意见来。赵对此也明确地对我说，作为总书记，我必须有自己的态度，这是历史责任所在，我不愿在历史上欠一笔帐，我理解他是要对历史负责，是以历史赋於自己的使命为己任的。

正因如此，赵紫阳确实摆脱了正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从而在“六四”问题上会作出如此突出的表现，宁可总书记“宝座”不要，而甘遭后来软禁之苦，他甚至做了坐牢的准备，也要坚持正义，主持公道。认为是正确的，就是要坚持。在“六四”事件上，完全受自己政治理念、价值观所主导，真正

表现出了政治家的风度，使他的形象变得更为高大，“六四”后，赵紫阳虽一直在被软禁，仍在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致函主席团和全体代表，声明“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没有根据的，提出了重新评价“六四”的要求；信中对个人的蒙冤受屈却只字未提，目的全然在为这个震惊世界的事件争取公道。至於由此将会招致什么后果，他继续置之度外，仍以坚持正义为已任。

赵紫阳在“六四”问题上的态度，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历史上的一个壮举、创举，是没有先例的，他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打开历史新的一页，这是永垂不朽的。

二、赵紫阳冲破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教义

根据我过去学习的马克思原理，马克思是从商品分析出发，逻辑推理出生产商品的劳动既是私人劳动，又是社会劳动，这种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基础。由於每个商品都由许多不同部门的劳动所生产，融合为统一的社会化劳动，但生产资料、劳动成果、生产成品却为私人所占有。这种生产的社会性与私人占有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从而马克思结论说：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又一经典原理：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取消货币，没有商品交换，没有市场，实行计划分配。他号召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由於亲自经历并总结了历史的教训，赵紫阳在四川任职时，首先推行扩大自留地，“包产到户”，

就是把土地分配给农民来承包，实行联产承包制，实际上是私有化。在全国第一个把乡人民公社牌子摘下来。继而又在城市发展集体企业、个体经济，实际也是私有化。后到国务院出任总理，又提出必

须发展商品经济，来开展城乡贸易。接着宣导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实际这就是要搞市场经

济，这都是要发展资本主义。

赵紫阳的观点：资本主义成分越发展，社会主义成分就越多。他的指导方针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来发展资本主义。赵曾自豪地明确地说：即便是说发展了资本主义，也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他认为发展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一条必经道路。客观的现实又是全世界都资本主义化了。

问题是赵紫阳为什么能冲破马克思主义经典教义的束缚？

我认为，首先赵的思维方式不是从马克思的教条、定义、公式出发。他曾明确地对我说过，自已是不拘泥于教条定义的。他说，社会的发展是个自然过程，是在自身自发发展中逐渐自我调整，逐步自我演变向前发展的，而不是靠什么理论、主义或计划来推动。而过去我们的问题正是靠理想的设计，从而走上了空想、乌托邦。因此，他又说自己对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不感兴趣了。但他很欣赏顾准提出的走向经验主义。

正因为此，赵紫阳寻求的是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社会指标。如前所述，他提出今后国家的类型应

以生产力来划分。即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国家、中度发展水准的国家与低发展水准的国家；社会类型的划分，应是发达的社会、欠发达的社会和低发达水准的社会；或工业化的社会、后工业化的社会和欠工业化的社会。对社会进步指标，可以生态环境即生活品质，文化水准即人的素质，生活水准即富裕程度，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指标来衡量。这样以“人为本”，以发展生产力等为指标，取代主义之战，意识形态之争，不再以这主义，那主义作为先进与否的指标。

其次，赵紫阳的思维方式是重视实践，尊重民意。他说，民意就是人们的需求，就是潮流，就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关键在於要启发民智、民意，因此，一定要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互相争论、互相启发，来发展创新，启迪新思维。

我体会赵紫阳的思想一贯是从实际出发的。经过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大锅饭的灾难，当时的国情可以说饿殍遍野，人民穷困到极点。何况后来又经过十年浩劫。因此在四川上任后，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只有同农民的本身利益联系起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去发展生产，才是出路，从而实行了联产承包制。后到国务院任职，首先遇到的又是全国各大小城市上山下乡青年就业问题，从而提出了要发展个体经济，集体企业。为了开展城乡经济贸易，又明确地提出了，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解决中国的贫困。为了使商品经济有序的向前发展，经专家讨论，继而又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方针。赵紫阳就是这样通过自己实践，从实际出发，根据群众的需求一步步把中国引导到市场经济轨道上来，使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序地进行下去。

再次，赵紫阳的思想是开放的，善於接受新事物。

赵曾明确地对我说：改革开放就是要同西方现代文明接轨。他认为中国的文化是落后的，开不出自由、民主、人权之花。当然要与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他说：西方宣导的自由、民主、人权乃是现代普世文明，各国都不能拒绝。他认为目前美国在主导世界，在高举自由、民主、人权这个大旗。虽然是从本国利益出发，（也是他们的价值理念）但对推进人类社会，现代文明是有益的。他声言，我这样谈会有人骂我是卖国主义，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要求。

我理解赵紫阳的思想境界是从人类社会进步，推进人类社会实现现代文明的高度出发，吸收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文明，以使中国走上现代化。他既超脱了所谓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也超脱了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的视野，而是放眼全人类的进步，站在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而在实际工作中他也善於倾听各方面不同的意见，同时也有自己的主见。在不同的观点中，发现新思维，找出平衡点，能使各方皆乐於接受。他既不冒进，又不保守。他的思维方式是从实践中步步推进。我的感觉赵紫阳脑袋好像是多晶体，非常透明，有洞察力，时时在接受新事物。当他发现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学者，提出了某种新观点和新建议时，他就即时研究试行推广，如实行股份制，就是这样来的。可以说，他的思想动态始终在与时俱进，始终是新颖的。

我曾对赵紫阳说过：你的思想特点是“开放”。

再者，赵紫阳的思想体系和理念是在实践中提升形成的。

杜润生评论说：赵紫阳是在把自己的思想转化为实践，在实践中将感性认识形成自己的理念。

由於赵紫阳是从基层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区党委书记、省委书记以至国务院总理、总书记，这

样一步步从实践中走过来的少有的国家领导人，所以他特别注重实践，从实际出发，他首先是个实践家。在农村，为解决农民吃饭问题，提出要包产到户，实行联产承包制，这就冲破了大锅饭、人民公社制度。在城市，为了解决上山下乡青年失业问题，提出要发展个体经济、集体经济，这就冲破公有制一统天下。为了沟通城乡贸易交流，发展生产，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的理念。为了使商品经济沿着正常有序的发展，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市场经济理念，这就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在企业改革方面，也是首先从群众要求最直接最迫切的利益出发，所谓：“放权”“让利”“松绑”。以及抓大放小，对国有中小企业实行国有民营（或出租承包、租赁转让、承包出卖）和股份制的改造。根据改造中发生的权钱交易，国有资产流失，腐败现象，於是认真提出：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不同步不行，没有民主监督不行，不建立独立的群众组织不行，不放弃党控制一切的权力不行，这就必须改变一党制的政体，这是由於他能站在体制外看问题，能洞察出这个体制的弊端，从而形成要建立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理念。

赵紫阳也曾评论新执政者胡锦涛，论述胡锦涛，乃是在正统意识形态下培养出来新的一代青年干部，从而不能站在体制之外去观察问题。由於受旧的意识形态的支配难能有自己的新理念，这就在改革上难有什么作为。赵认为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为民思想，不过是为自己树立一个形象就是了，不能解决问题。赵卧病期间还评论说：胡锦涛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仍是在加强党的一党专政，这样下去，社会矛盾越积累越大，这只能加深社会危机。

就是这样赵紫阳提出要对党对社会主义实行的更新，也就是在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这也是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改革思想路线，从经济到政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赵紫阳在改革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三、实践检验了邓小平改革道路与赵紫阳改革道路的不同点

无论邓小平或赵紫阳都是主张搞市场经济，这是无疑问的，但两者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不同，致使

改革发展的道路不同，其结果差异甚大。邓小平实行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前提是巩固一党制的政体，必须加强党对整个国家的控制，那就是要在党的集中领导，绝对控制下来进行改革。正如国外学者评论说，走的是市场经济加专政的道路。这在客观上就便於握有权力的当政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内外勾结，上下串通进行权钱交易。圈地、圈钱、圈股票，来侵吞人民用血汗积累起来的公共财产，形成体制性的腐败，实际是对人民进行又一次掠夺，结果发展成腐败的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於是造成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使广大人民又受原始资本积累之苦。引起群众闹事上访，社会矛盾加剧，形成社会危机，造就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使社会主义异化。

赵紫阳主张改革、发展市场经济要同民主、法治相结合，要有透明度，增加公开性，那就是要实行民主监督，反对黑箱作业。如企业改革要有工人群众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参加，这样就可以做到起点平等、公正，并可杜绝和减少腐败产生。为此，赵认为，这就必须加强群众组织的作用，使其能发挥独立监督作用；这就必须改变党的领导方式，放弃党控制一切权力的作法，从而也要进行党的改革，那就是必须同政治改革相结合。正如国外学者评论说，赵紫阳走的是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相结合的道路。我的理解，这就同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相接轨了，从而可以使中国发展为文明的市场经济，使中国转型为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

总之，赵紫阳总的指导思想是：要把中国建立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要实行一党专政向民主政体的过渡。要靠制度不靠人，制度比人重要，这样才能达到国家的政治稳定与长治久安。这从1984年他写给邓小平与陈云的信即可说明。他突破了中国历史上“人治”的专制主义怪圈，这就同仍囿於旧的意识形态、旧的思维方式的人，发生了分歧，而分道扬镳了。

基於此，对“六四”事件，赵当然主张要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采取对话方式来解决，坚持正义和公道，从而个人付出了最大的牺牲，在这个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在这个不讲法治只讲人治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遭到终身的软禁。为此，我曾询问过赵，当时，为什么不举起自己的旗帜公开站出来？原来，他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说，那样，中国可能会内战。他认为这样中国老百姓就又将遭受连绵不断的战争的苦难。我理解他的看法是，中国再也经不起战争的摧残了，中国人民再也经不起苦难的折腾了！

我也曾建议，针对目前体制的制度性的严重腐败，由他站出来举起社会主义更新、党自我更新的旗帜来。而后来他却以信函形式，仅对“六四”问题向十五大全体代表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形势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此外，他还曾向江泽民建议，如果有哪些不好解决的问题，自己愿出面化解。我是这样理解赵的看法的：通过上层来主动解决问题，不容易发生社会动荡。其出发点是，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脆弱的，经不起动荡；中国人民生活还是困难的，迫切需要发展经济，一心在谋求中国的发展与稳定。

就是在目前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他仍时时在关心着国家、社会的发展，希望中国这次千万不要再

次失掉历史机遇。他一再对我说，清朝慈禧后来虽然也进行改革，但那是被动地为形势所迫，且仍坚

持“中学为体”不能变，结果矛盾积累越来越大，被辛亥革命一阵枪声把专制政体打碎了。继而发生多年的内战，使中国失掉了转向工业化的良机。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搞三面红旗乌托邦，再发动文化大革命，结果在世界新的技术革命时期，又使中国失掉了转向现代化的机遇。目前是资讯革命时代，是民主观念的复兴、个人价值的觉醒时代。如仍坚持高度集权的这条政治路线，专政体制不肯变，社会矛盾同样也会越来越大，遇有突发事件还会发生动乱。赵紫阳担心的是中国可能再一次的失掉历史机遇，中国人民再一次遭受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