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十九）

1999年9月26日

赵紫阳推荐鲍彤的论文：《中国的忧思》

这次见面，赵紫阳首先对我说，鲍彤写了一篇论文，他认为很好，交给我，建议我一读。我对此文反复看了几遍，确实观察锐敏，分析深刻，句句针针见血，切中时弊，令我感叹不已。

鲍彤这篇1999年9月26日发表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的忧思》，

目录如下：

l. 发展需要忧患意识；

2. 中国的大患在於权力没有制约；

3. 绝对权力和停滞僵化：

4. 绝对权力的腐败变质；

5. 绝对权力和文明危机；

6. 遇上绝对权力，什么都会变质；没有民主，什么药都用不上。

鲍彤文章最后说：

邓小平有句名言：不改革死路一条。这句话是对的，用在经济上是对的，用在政治同样是对的，——在经济改革进行了二十年而政治改革尚未上路的情况下，尤其是对的。

中国现在问题成堆，腐败、市场变形、不公平竞争、失业、鲸吞国有资产、贫富悬殊、社会动荡、宗教、民族、人权、法制、统一、环境、人口、道德，以至国际社会中的面子和地位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民主。有了绝对权力就没有民主，而没有民主，什么药都用不上，仔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的历史就能知道，不管什么处方，什么良药，只要和有封建特色的极权政治一结合，就一定变质，变得有名无实：有的无法实施，有的面目全非，有的不起作用，有的适得其反。无药可治的病是最危险的。不进行民主改革，中国现在面临的诸多重大社会问题没有一个能从根本上解决。

有人怕民主影响稳定。中外古今的经验恰恰相反，高压必然导致大震荡，民主具有最可靠的内聚力。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满以为高压可以长治久安，结果二世而亡。处在大国之间的瑞士，小国，多民族，不靠高压靠民主，然而和睦、团结、稳定、昌盛，赢得全世界的尊重。中国要稳定，要消弭矛盾，避免震荡，推进统一，承受得住风险，也唯有靠民主。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线。有民主则共和国存，无民主则共和国亡。所以，不要怕民主，民主能救共和国，亡不了共和国。

有人提醒我们说，中国老百姓素质低。据说，革命早己成功的中国老百姓的素质，比革命远未成功的西方老百姓差了一大截，自己作主会天下大乱，所以必须把公仆请出来当家。他们的话也许有某

些道理，但是我不相信中国老百姓比陈希同的素质更差。毛泽东要老百姓造反时，从来不说他们素质

低，想不到造反成功了，却有人劝告中国人放弃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这算什么理论！

现在处在世纪之交，最好别让绝对权力这个不光明的东西污染二十一世纪。愿中国的公众能在实际生活中享有自由说话和自由行动的法定权利。愿中国以民主之体进入二十一世纪，成为名实俱存的人民共和国。

赵紫阳对我说了一句：这篇文章写得很好！

另外赵还赞赏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一文。说这是很有见地的，指出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真谛。即中国的文化传统乃是专制主义，而儒法互补又是专制主义的核心理论，就是所谓道统。要我也好好读一下。同时，我也读了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对赵说，李慎之敢於直言，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赵紫阳也称赞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他说，这本书很值得一读，它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变化的真实。我也阅读了何清涟所著《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我的看法，她不仅提出了权贵资本的形成，即权力市场化，权钱交易，瓜分了公有财产，造成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不公；而且何清涟又为弱势群体鼓与呼，代表了社会正义和社会公正；是在燃烧自己，照亮社会，代表了中国人的良心，表达了对人的终极关怀。

1999年12月19日

赵紫阳对江泽民心理状态的分析

12月19日去赵家。这次我主要是谈赵紫阳前次向杜润生提出的，对领导层在政策路线上矛盾状态的分析看法，向杜转告后，杜的反映。

杜润生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历史回顾，说明江泽民继续邓小平的“六四”路线，并镇压法轮功，是没有走出专政的怪圈。

赵紫阳说，江泽民的基本心态是共产党把权交给我了，在自己任期内，绝不能把共产党的权丢掉；同时在执政时期又要为自己树立个好形象。但无论如何“权”不能丢掉，这是基本的。“六四”事件当时，高级领导决策层认为不能退让，退让会发生像波兰工会那样的事件，使共产党的领导格局发生变化，从而决定出兵镇压，这就激化了社会矛盾。继而发生东欧巨变与原苏联瓦解，使人们对共产主义信念产生动摇；再加上国内腐败越演越烈，农民负担加重收入减少，工人下岗失业人数越来越多，人民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大。这不能不使江泽民产生危机感，提出所谓要有“忧患意识”，越有危机感，越怕不稳定，就越要施行高压；在这种危机感的思想支配下，既不敢转向民主政治，也不可能平反“六四”，认为这都会导致共产党垮台。所以江泽民一再提出反对“西化”，就是在政治上决不能与西方接轨。这当然同当代世界民主化、多元化的潮流相违背。但发展经济又离不开西方，不参加世贸组织又不行；参加世贸组织就必须遵守世贸组织的经济运行规则，这又必须与世贸组织的法律体系接轨；但这又涉及不保护私有财产不行，这又同社会主义国家标志的“公有制”有悖，同中国的宪法相矛盾。

赵接着说，因此，中国的政革，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固然不行，首先腐败就解决不了；

而且，想不同西方主流文化结合起来也不行。东方文化是愚昧落后的，西方文化则是先进的，这种看法符合历史事实，也是世界潮流；所谓现代化说的也就是“西化”，反对“西化”就是不同西方现代文明接轨。当然也要同中国传统精华文化相结合。西方文明并不全是资本主义的，也并不为资本主义所专有，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近代现代文明，应为全人类社会所共有共用。

赵最后说，“五四”运动当时提出改造国民性问题，就是要实行“西化”，但是夭折了；结果又出现了学习苏联模式，传来了马克思主义；孙中山如此，蒋介石如此，毛主席更是如此，结果又都转向了专制政体。当然这也是当时的国情决定的。这些领导者在台下时的口号都是要实行自由、民主；但上台后却都要强调统治，强调服从，无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是这样。都走上了独断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