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我一直认为我没有父亲，而一个女孩子没有父亲是很残酷的。现在，当他们一一离开人世之后，我才知道，我有。我有四个父亲，四名知识分子，四位共产党人 ——我的生父、养父、继父，还有公爹。 严格地说，我没有叫过他们，没有象别的女孩子一样嘹亮地、全心全意地、带着全部的爱与信赖大声地喊过“爸爸”——对生父可能喊过，但他离开的时候我还不满三岁，从小小的、细嫩的喉咙里呼出的“爸爸”二字，对他说来或许很惬意，但对我说来可能完全是无意义的喃喃儿语。所以，严格地说，我从没有叫过他们。 叶剑英元帅，我原是遵奉着当时流行的风习，喊过他“叶爸爸”的。但大约在我１０岁的时候，他听烦了：“爸爸就是爸爸，什么叶不叶的。”从此，我也就随着他的亲生孩子一般喊爸爸了。当然，总是在不得不叫的时候，才吞着声音含含糊糊地喊一声。而当我已成年，知道再喊他“爸爸”，不但意味着某种优势，且在优势之余又有了点沾光的嫌疑的时候，我基本就不再喊，而以“委员长”或“副主席”代之。到了他已经去世一周年，我写悼念文章时，则只呼以“叶伯伯”，虽然我一次也没有这样叫过他。 对我的继父，我是很隔膜的。做小姑娘的时候，曾被他领着玩过，并不知那时他和母亲的关系。待他正式与母亲结为一家，我已是高中女学生。我一直强迫自己去爱他、尊重他，但直到他离世，我们，他的亲生的与非亲生的孩子们，甚至包括我的母亲，对他都并不了解——直到我开始写作，开始细细揣摩他们这一代人，这些抱着纯真的理想，于３０年代投身“革命”的中国知识人。但他对我的了解显然要早得多——当然是出于只有他那类人才具有的极单纯的判断。他离世前对母亲说：“小庆⑴有一颗金子的心……。”那时我正在千里之外的河南采访，这是在我已经无法回应他的时候，妈妈才告诉我的。 我的公爹是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离世的。他一反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多年养就的克制，在医院对他报了病危之后，提出一定要见我一面。这在任何时候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那时是秦城的“未决政治犯”。但他以一名濒死的人的权利，固执地一再请求。这次，居然胜利了——他几乎输了一生，却赢了这最后的一次。怎么回事？要知道，他的职位并不高，也不具种种吓人的“海外关系”，更没有托门子。或许，一种永恒的人类同情心终于战胜了政治偏见？ 在医院保卫部的监视和监狱方的监押下，我来到他弥留的床边。我握着他那已经瘦得变得差不多透明的手，不再顾忌...

　　我本不愿，或许也不该写我的义父，因为他在历史上名头似乎已被锁定，不但有官方成摞的、板上钉钉的文件，还有官办的传记组。有关他的每一个字都要迁就不可冒犯的正史，闹得不好，还会撞上不知什么人的实际利益。同样沾不得的是他的一批不但出类拔萃，并且已经动辄左右市场、左右他人的命运的子侄；外加成打的一提起他就要顿足、就要落泪的战友与部下……我想，就算他们对他有着深切的了解——我认为并不大有——可能也只愿他高高悬在天上，做一颗万人仰视的遥远的星。 　　当然，做星没有什么不好。多少人都想做星，付出毕生的努力，也不过是一方倏乎间即消逝于无际宇宙的陨石。但我知道他是一个人，一个才智出众，却处处容让；充满温情，又时时克制；有着细腻的感受，内心又十分寂寞的人。更奇怪的是，原想退步抽身，却总被卷进残忍格斗的漩涡中心；常常被认为超乎寻常地沉着机警，还大玩过几次权术，却是一个对政治极端厌倦的人。 当我渐渐长大，学会了观察人生，特别在我已经成了一名作家的时候，我忽然悟出，原来一个凛凛伟丈夫——更不要说还是一位元帅，对妇人和孩子能怀有那样的耐性和醇醇温情。当然，它的反面，即越是卑琐、无能的男子，越爱向妇人孩子瞪眼睛。 　　到我和凌子长到１０岁左右的时候，他的第四任夫人，在为他生下一女一子之后，又告离异。这时，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共有六个孩子：三名处在最讨人嫌的年龄的少年和三名幼儿（其中一名是他的妹妹经手收下的一个与他完全无关的"love child"）。不难想象，对一个独身男人说来，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情景，而他处之泰然，带着这半打嫡系部队，外加保姆警卫司机正好凑成一个班，唱歌、跳舞、打猎、钓鱼……很难想象哪一个中国家庭如此民主，民主到没有一个孩子感到家长的威严：他所暗示的标准过于宽厚，我们事事自己拿主意，没有来自家庭的管束，甚至没有建议。这宽厚与他所能提供的保护与给养加在一起，造成了在中国那时候那种酷烈与贫困的大环境中的一个小天地：无忧无虑，自由自在⑻。这本是一个正常国家每个未成年公民得以享受到的天赐的一份，不幸在中国成了特权。所幸当时与这项特权相伴的，是五十年代新中国那种心态的开放和对知识的渴求，而不是如今天这般攫取财富的渴想和机会，我们——起码我和凌子——从而得以有了一副健全的精神，和只有在健全的精神下才能有的视自由与正义高于一切的内心准则。 　　那段时间我们玩得真是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