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在2009年第五届中文网志年会上的主题演讲 昨天，我和大家一样，在公路上颠簸了几个小时，来到连州。晚饭时品尝到了著名的"连州腊肉"。说到腊肉，想起中国互联网历史上的一个著名标语："游自然国心，闻华南虎啸，品镇坪腊肉"。当然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是，"赏华南虎照，品镇坪腊肉"，这是2008年网民的一场空前狂欢。很可惜，腊肉的余味在喉咙间尚存，2009年，我们被奉上了一道名为"老妈蹄花"的大餐。在这不寻常的一年的年末，我们聚会在连州，共品连州腊肉，让我们感谢十方神灵，我们来了，聚了，吃了，喝了，就是最大的快乐！ 前几天，digitalboy在Twitter上说，"胡泳，将在2009网志年会做第一场演讲，《自由泳不是胡泳》。"然后他自己又批注说："后半段是谣言"。所以，我们知道，并且要永远记住，网络上的消息是真假参半的。说他这个话真假参半，是因为，我的确在下面的主题演讲中不会讲到自由泳，但是，我会讲到自由。 我的演讲题目是：《小时代，大人物，微动力》。 小时代 郭敬明 最近看很多育儿书，甚至把前两年买的王朔的《致女儿书》《和我们的女儿谈话》都翻出来看，昨天在北京飞往广州的飞机上，翻开《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看到这样一段话，讲到如何划分时代，王朔说："说到大陆地区，有佯狂时期，党同伐异时期，全体变成孙子时期，假装不是孙子时期和全被当成笑话全被消费期。"我就在想，到底我们这个时代应该给以怎样的命名？我想来想去，觉得郭敬明的一个说法其实蛮贴切的，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小时代"。 2008年，郭敬明写了一部小说，叫做《小时代1.0折纸时代》。做书的人是这样吹的：故事以经济飞速发展的上海这座风光而时尚的城市为背景，讲述了林萧、南湘、顾里、唐宛如四个从小感情深厚、有着不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女生，先后所经历的友情、爱情乃至亲情的巨大转变，"是一部当下时尚年轻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郭敬明自称小说中的人物是"一群趴在被窝里的渺小的人物"。郭敬明计划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他后四部的创作。体例类似于美国连续剧，分第一季和第N季，内容风格分别用1.0、2.0...

文/陈言     从目前来看，广州番禺垃圾发电项目，早已超出了这一项目能否建成本身，而已成为一个极具标本意义的公共事件。     事件的起源是：番禺区和广州市政府在2006年决定在番禺大石建一个日处理2000吨垃圾的焚烧发电厂，但官方一直秘而不宣，公众并不知情，直到今年9月底随着媒体的报道而广为人知，随即引起极大争议。     因为官方的选址周围是人口稠密的居住区，仅仅诸如丽江花园、华南碧桂园、广州奥园、南国奥园、祈福新村、星河湾等大型楼盘的居民就超过30万，再加上钟村镇与大石镇及会江、上滘、厦滘等已经城镇化的众多村落，总人口在70万~100万之间。可以说，从全世界的范围看，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将垃圾焚烧项目建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是建在工业区的。这一点，成为番禺项目争议的一个主要焦点。     此外，番禺项目距西南的亚洲最大火车站“广州新火车站”不足3公里，距“新火车站规划区”只有几百米；项目东边1公里处是广州唯一国家5A级风景区香江野生动物园。上述区域又构成“广州新火车站-汉溪长隆”广州城市次级中心区域。     汹汹的反对声得到了更高层级官方的印证。11月5日，官方机构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对选址范围8公里左右的居民进行抽样，结果显示：97.1%的受访居民反对建垃圾发电厂，其中半径2公里内的居民反对率更是达到100%。     不过，番禺区仍不为所动。就在同一天，番禺区《番禺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是民心工程》，称番禺区人大代表70多人视察了项目选址现场，认为这是“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民心工程”。这样，番禺项目成了民意与“民心工程”的对决，更凸显了快速现代化的经济社会与日益滞后的政府管理模式之间的冲突。     在番禺项目中，政府角色的越位和错位随处可见。何以见得？看一下西方国家在垃圾焚烧上是如何做的就一目了然。     就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垃圾焚烧炉已从高峰时的6000座减为1490座左右，除了因为技术上的原因淘汰落后设备外，更主要是因为国民的反对控制了垃...

为什么三成被通缉的命案逃犯都是年轻人，甚至是未成年人？为什么他们大多数都来自农村？11月16日，广东警方公开悬赏通缉50个命案逃犯，大多数人都来自农村等事实立即在网上引起热议。 社会良知还在。网上数以千计的留言，像一面镜子。它照见人们的热忱与良心被从日常繁杂的生活中传唤回来，与这个时代对簿公堂。 据说犯命案的“80后”多是些留守孩子。也就是说，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们连“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的“贾君鹏待遇”都很难享受。没有父母在身边的他们实则已经无家可归。不是说有的犯案者回到村里，村里人都不认识么？ “别人与我比父母，我与别人比明天。”这句话感动过无数人，更让许多有志气“贫二代”少年意气风发、抖擞精神。然而，与此同时，你又不得不承认，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孩子是既与别人比不了父母，也与别人比不了明天。尤其是那些没有机会读到大学，甚至早早辍学了的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在这个剧烈变动的社会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其实已经成了“文化孤儿”了。 据全国妇联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已经达5800万。如此形势逼人，的确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拖延对农村留守孩子的关注了。 至于“逃犯多是农村孩子”，这样的结论虽然令人震惊，却也并不意外。广州大学一项基于广东三大监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调查最新数据的研究显示：八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期被留守农村无人看管，近六成属于“盲目流入城市犯罪”。 老实说，看到这样的新闻，在这样一个神奇的时代，我是连震惊的感觉都没有了。早在几年前，我在乡村居住时，便听到附近村庄有几个少年，在浙江走投无路时，劫持了一个“疑似老板”，而且最后将他给杀死了。而他们通过杀人夺来的不到一百元钱，逼迫他们只能徒步亡命天涯。 是乡下的孩子变坏了，还是外面的世界变坏了？这些孩子在去城里之前与到城市之后，究竟遭遇了什么？什么样的际遇使他们敢于铤而走险，仓皇间以死相搏？为什么他们在农村没有杀人，而到了城里却杀人了，而且，杀人的动机往往不值一提？ 这样的生活变迁有时候真让人感慨！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乡下孩子听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时”的后半句时，虽惆怅总还是心有所安，想着有来自故乡的声音——“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而现在，初出故乡的少年，怎么成了杀人犯？是外面的世界不够开阔，还是因为故乡已经沦陷，内心已经坍塌？抑或兼而有之？ 说到“...

冯正虎（1954年7月1日-），男，中国浙江省温州市人，现滞留在日本 成田机场 ，汉族， 维权 人士，护宪维权网创办人，《 零八宪章 》签署人之一。 [ 编辑 ]入狱前事迹 198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1986年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研究生委员会主任，上海市研究生科技与经济中心理事长等职，毕业后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兼任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连续四年主持每年一届的“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有《企业战略》、《中国企业发展年鉴（1988年）》等著作多部。1991年４月冯正虎赴日留学并留居日本，在一桥大学研修经济和计算机硬、软件。目前仍是日本社团法人中国研究所的外国特别研究员、日本三正实业有限会社中国部部长。1998年９月，返回中国创办了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 [ 编辑 ]入狱 2000年11月13日，因天伦公司出版物审核问题，冯正虎被上海市公安局以“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2001年6月，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40万元。冯正虎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年8月终审维持原判，冯正虎再申诉，被驳回。 [ 编辑 ]出狱后的维权 2003年11月12日，冯正虎刑满出狱，开始刑事申诉，并将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告上了法庭——2004年11月19日，上海市卢湾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 编辑 ]被拒入境 2009年2月冯正虎在北京遭秘密逮捕，并被 非法拘禁 41天后 [1] ，于4月初前往日本工作，在敏感的 6月4日 过后，于6月7日开始先后八次回国被拒入境 [2] [3] 。 其中四次是抵达上海的机场后，被边防警员强行遣返日本，另外四次是被航空公司以浦东机场边防方面未准许他入境为由而拒载 [4] 。 因其持有日本签证，可合法滞留日本，冯正虎认为签证与日本方面默认中国当局禁止他入境有关，宣布放弃日本签证，并抗议说:“我对这些行动表达强烈抗议，因为根据联合国宪章，任何国家都不得拒绝自己的公民返国。”以此敦促中国政府尊重其回国要求 [1] 。现滞留在日本成田机场的第一空港入境审查大厅，每天靠维权人士及过境的热心人士提供的热水食物为生 [5] 。 冯正虎的遭遇引起中国网民及国内外维权机构的极大关注。

200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30周年。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曾召开"周恩来思想研讨会"，开了四个下午。会上首次公开了邓颖超日记档案、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小平、叶剑英的谈话档案。这一切，可以从邓颖超日记中得到印证。 关于邓颖超日记 1976年10月，邓颖超就自己的日记，向中央政治局请示："如何处理有关资料档案？"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告知邓颖超："现在工作繁多，也很复杂，还是你保管好。" 1981 年7月2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邓颖超又提出有关资料问题。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邓颖超说："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都看过，还是由你保存比较合适，考虑到多个方面：党内团结、党的形象、毛主席功过七三开评价、人民对总理热爱等方面。"直至邓颖超逝世后，她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 2004年3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讨，不作政治结论。 周恩来病危期间，毛泽东拒往探视 1975年1月24日，周恩来病情恶化住院，直至1976年1月8日逝世。在这一年中，中央医疗小组先后在 5月7日、7月11日、9月25日、11月12日、次年1月5日发出五次病危通知。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剑英、陈锡联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周恩来？"毛泽东迟疑一下说："我可不是大夫。" 1975年9月28日，在第三次发出周恩来病危通知后，叶剑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韦国清等联署上书毛泽东："盼毛主席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毛泽东委托毛远新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2日，中央政治局请示毛泽东的意见："主席是否出席追悼会，是否由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邓致悼词恰当"。 病危期间周对邓颖超嘱咐"三不要" 以下是邓颖超~日记中，有关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颖超谈话的部分摘录： 1975年5月10日...

如果北大有社会责任感，他推出的招生改革——中学校长推荐制就应当主要面向农村地区，因为农村中学的硬件条件太落后，国家对他们亏欠太多；农村中学的师资力量也很薄弱，一大批有才华的农村孩子上不了大学，上不了北大。 据报道，在一些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下降为现在的15%，农村孩子通过高考翻身的机会越来越小，贫二代将延续为贫三代、贫四代。 目前北大的“改革”不是指向“教育公平”，而是逆向选择，劫贫济富，裒寡益多，扩大城市重点中学的机会，变相减少农村学生的机会。 如果北大有社会责任感，他应当对农村学生、农业大省的学生降低录取分数线，而不是对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降低分数要求、减少农业大省的招生指标、提高人口大省的录取分数线，加剧教育不公平。 如果北大有社会责任感，他就应当拆除大学围墙、废弃进校查证的做法，像发达国家的大学那样，让社区的居民可以进校自由听课、修学分、甚至获得学位，让大学成为自由思想的圣地。 如果北大有社会责任感，他就应当带头废止大学官场化、商场化的进程，回归大学追求学术、真理、正义、公平的本色，不向权力的淫威和金钱的交易屈服，不给不学无术的高官和商人颁发MBA或博士学位，而向弱势群体、农民、穷人开放校园。 2009-11-19

来源：南风窗 作者：王淑娟 新中国60周年，老报人周瑞金秉笔直书，一篇2万字的《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国庆60 周年感言》公开发表后，引发广泛关注。周瑞金大胆直白地提出公权力要“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上海一位高层领导看到文章后对他说，与其让体制外人士说三道四，不如让体制内“奏折派”进箴言。周瑞金自勉：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这回，他的“盛世箴言”包含不少敏感危殆之言，确实又一次语出惊人。 11月10日，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周瑞金。 “国进民退”是改革的倒退 《南风窗》：在文章中，您谈到现在出现了一种倒行趋势，即“国进民退”，其实这个话题媒体都在谈，您为什么还愿意谈？它会带来哪些不可避免的影响？ 周瑞金：“国进民退”实际上是改革的倒退，在31年改革当中这是很值得警惕的现象。经济体制改革在上世纪 90年代是让出一定空间，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要控制在国有企业手里，而有竞争性的让民营企业进来。10年前，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公布了《关于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当时规定很明确，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并不是国有企业占的量扩大，而是量在缩小，但重要力量、控制力量、影响力量要增大。公有制的形式并非要通过国有企业的占有量来体现，可以用股份制的形式，在公有控股的情况下，让民营企业也参加股份。 当时朱镕基总理主导的国企改革、税制改革、外贸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国退民进”，大大推进了国有经济的存量改革，让出了竞争性领域，使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同时也大大改善了国有企业的赢利状况。吴敬琏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总结60年的改革成果。他说改革开放之前的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但始终走不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因为没有涉及体制实质性的东西。改革开放后，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大拓展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 2003年后，当国有经济改革到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国有垄断企业时，改革步伐明显放慢了。接着，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在 “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有所加强。2004年又发生一场市场化改革大方向是否正确的大争论。从这以后，我们加强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行政对资源的配置，社会上出现了“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的...

《旅伴》：近日，关于蒋介石译名错误的新闻沸沸扬扬。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的毕业于北京大学，留学于俄罗斯，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将蒋介石英文(Chiang Kai-shek)翻译为“常凯申”，与当年将孟子翻译成“门修斯”如出一辙，如此“历史学家”令国人对中国教育界专家学者研究学术的权威性和文化素养之水准产生巨大疑虑。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加之常有大学教授、学生学术造假的事例发生，现在的大学治学到了什么地步？在您的记忆中，大学最好的阶段在什么时候？ 袁伟时：任何人的成长都需要时间，一个学者的成熟也要有个过程。宽松、宽容的环境是学术繁荣的基本条件，更是年轻学者顺利成长必不可少的氛围。我不认识王奇教授，也没有看过他的书。一个人名翻译错了，应该批评，但不必苛责。 20世纪30年代，鲁迅嘲笑梁实秋教授把the Milky Way（银河）翻译为“牛奶路”，斥责他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但梁实秋后来成为公认的翻译大家和文学名家。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和主编的《英汉大辞典》是公认的精品。他的翻译成就，鲁迅绝对望尘莫及。回望当年这桩公案，不少公正的研究者都认为那些尖刻的批评体现了鲁迅品格的弱点，也没有多少人认同他的“硬译”和给文学乱戴“阶级性”帽子的主张。 与此相关联的是应该全面评价现在大学的学术状况。任何国家、任何时候的大学都是良莠不齐的。但中国大学的经历是世界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经过将近30年无奇不有的折腾，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大学才逐步复苏和发展。满目疮痍，一切从头开始。时至今日，80年代大学毕业的一代已经成为教学、研究和管理骨干。公正地说，他们比上一代的教师——他们的老师强多了，但总体上还远远赶不上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大学教师的水平。责任不在他们。关键一在教育部门的指导思想和管理方式；二在校领导的水平，同一蓝天下，各校的差别很大。 中国的大学一直多灾多难。相对地说，1917——1928年间中国大学生长环境最为良好。这表现在两个方面：1.学术最为自由，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淫威局限在广州，尚未威胁到其他地区的大学，从而使它们能保持现代大学自治、自由的本性。2.相对良好的环境，使以厦门大学和南开大学为代表的民办大学得以破土而出。 《旅伴》：从历史看...

前天，杨宪益先生 去世 了。 我读大学的时候，最佩服两位翻译家，一位（对）就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另一位是沙博理先生。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统计，从1949年到80年代中期，我国译成英语的文学作品，有一半以上出自杨宪益和戴乃迭，其中尤以《红楼梦》的英译本最为著名。当今世界共有两种《红楼梦》的英文全译本，可惜的是，两位译者都在今年去世了。（另一位是英国汉学家David Hawkes，于7月31日病逝。） 得知杨先生去世后，我就想写一些纪念文字，但是不知道怎么写。先生的学问和英语水平，不是我有能力评论的。如果我写的话，肯定是主要写一些政治事件。将政治凸显成一位大学者人生中第一位的内容，这样是否合适呢？……好在后来，我看到了杨先生的一段谈话，这才感到有点放心了。 杨先生说： 谈文化重建问题不如谈政治改革问题。因为没有政治改革的话谈不上文化重建。我认为像粱漱溟先生也好，冯友兰先生也好，或者是吴宓先生也好，哪一位如果说是关了门出了什么灵丹妙药就可以把文化重建——几分是儒家，几分是西方思想——就能解决文化重建的问题，我认为是一种幻想。我觉得只要是有一个开明的政治，自然的文化就会重建。至于说旧的东西保留多少，吸取多少，外面的东西拿进来多少，这个问题到时候就会解决。 是啊，中国的问题说到底就是政治问题。政治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解决不了。既然如此，我们这一代人就先从政治角度看待杨先生，让未来的人们再从文化和学术角度去评价。 杨宪益的一生，是非常矛盾的一生。他的背景和气质，与他的祖国格格不入，更接近于西方人，可是他却一门心思要和他的祖国融为一体，结果命运同他开尽了玩笑。 他出生豪门，却向往革命，终生支持社会主义运动；他留学英国，衣食无忧，却在抗日战争最低潮的1940年毅然回国；他娶了一个英国女孩，要求对方完全中国化，可是这桩婚姻在文革中却成了间谍罪的证据，导致他入狱四年；他对英语并无特别兴趣，却成为举世闻名的大翻译家；他喜爱文学，可是翻译的不少文学作品却没有文学价值，完全是因为上级的命令；他不喜欢《红楼梦》，却把这本书全部译成了英文；他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却没有留下自己的作品，终生为他人的文字做嫁衣裳；他从不在乎生死，文革中公然说“枪毙我也无所谓”，却活到了九十五岁的高寿。这就是杨宪益，一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普通却不平凡的一生。 想了解杨宪益先生...

         如果你去参加地震旅游，你肯定会去映秀震中。现在，从都江堰到汶川映秀镇，高速公路汽车飞驰，只不过35-40分钟。如果你到了映秀镇，你肯定会去 5·12祭坛。映秀镇还没有为旅游开发做好准备，因此，你不可能找到到城里才有的百合。像5·12纪念仪式上国家领导人轻轻放在花圈下的那朵白菊花，你也很难找到。不过，你马上就看到，当地大妈在山间采来大捧琐细的小黄花，又一枝枝地整理为一束，你花几块钱，就能成全你的心情，而且，多少也支持了当地的经济。         如果你在5·12祭坛鞠躬默哀，你就走近了亡灵栖息之地。不远处，半山上，初夏的绿草摇曳，你对废墟已经有很多想象，报纸上带来的震惊也已平息，你不见得会走过去，辨析那些墓碑。既然这里是震中，死去很多老百姓，也不足为奇。         即使你真的会走过去，把你手里的山花，轻轻放在你不认识的墓碑前，你依然不可能知晓，很久以前，就在你站立的地方，有两个小姑娘，也是一对小姐妹。她们就在这里，远望山下美丽的风景。那是与她们的家相隔半小时的地方，座落在镇上坪地的映秀小学。那个学校，和很多乡镇学校一样，有高大和宽敞的教学楼，操场上飘扬着五星红旗。          两个小姑娘多么高兴地笑着，看着远方。春天的风吹拂她们的头发，姐姐马冯艳高举起右手，像是再说，妹妹四年级了。妹妹马茂丽似乎要往树后躲，她的笑容比起姐姐的爽朗，更多了一点甜蜜。        马冯艳的家在鱼子溪一组，她出生于1994年9月11日，在映秀小学读6年级2班；妹妹比她小两岁，出生于1996年10月21日，在同一小学4年级2班。        马冯艳是个懂事的孩子，她在小小的便签本上记下了这样的话：一、不准不写作业；二、不准和父母吵架；三、不准黑夜出去玩；四、不能晚回家；五、不能做危险的事；六、不能和妹妹吵架；最重要一条，不...

    今年送女儿去读大学的时候，我曾写过 一封信 给她，后来这封信公布在我的博客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写信，我觉得写信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比言语或电话更能清楚地传达自己的理念，而且信可以长久地保留，不断重温。我父亲以前就常写信给我，现在我书房里还有五六十封，每几年我都会把它们拿出来阅读一下，觉得弥足珍贵。虽然今天是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时代，但用写信的方式来传达一些深思熟虑的想法，让孩子永久留下珍贵的纪念，是一个很不错的渠道。 给女儿的 那封信 最开始仅仅感念于有太多话想对她说，但是后来决定把它在博客上发表，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学生和父母读了这封信或许会有所启发。除了给女儿的那些建议，我还以自己为人父母十多年的感受，以及作为父母的孩子四十多年的感受，总结了四个建议跟大家分享。 一、多称赞，少批评；多鼓励，少惩罚 批评中长大的孩子，责难他人 惩罚中长大的孩子，自觉有罪 称赞中长大的孩子，懂得感恩 认可中长大的孩子，喜欢自己 在我给女儿的 那封信 里，毫无保留地描述了从她的出生到大学我们之间的父女感情，这种正面的情感交流和表达，是对孩子的一种认可和鼓励，在孩子成长时父母应该持有这样的态度。然而也有很多家长，包括我自己过去也忍不住用惩罚、批评甚至威胁、恐吓的方式去教导孩子。 如果一个孩子在批评的环境中长大，就可能会潜移默化地用批评的态度来解决沟通问题；如果孩子做得不好就要受到惩罚或被威胁，就只有压抑自己的恐惧，否定自己的情感，来换取父母的认同。这样的管教之下，孩子可能会很听话，但是也会缺乏自信，好奇心受到压抑，无法体谅他人的情绪，存在很多情感的缺陷和问题。 对小一点的孩子，尤其是涉及到道德或责任方面的问题时可以适当惩罚，但是有一点是千万不可以惩罚的，那就是失败。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最多的教训就是从失败中得到的，如果从小就告诉孩子失败很可耻，他就可能不承认失败，或是隐藏自己的失败，甚至做出不诚信的行为，而不会从失败中检讨、学习、成长。     相对来讲，我们应该给予孩子更多的鼓励和肯定。我11岁刚到美国时不会讲英文，几乎没有任何值得夸奖的地方，但是校长却牺牲自己的午餐时间为我补习，有一次数学课老师问1/7是多少，我很快说出了以前背的答案，老师和同学都夸奖我是数学天才，...

从 阮一峰的网络日志 这几天，我在读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读完后，非常失望。觉得它一无是处，纯粹是一本散乱芜杂的聊天记录。查建英采访了十几个名人，有的是边吃边谈（阿城），有的是一边开party一边谈（崔健），还有的是睡在床上一起谈（刘索拉）。查建英事前没有做采访提纲，完全是自由发挥，谈到哪里算哪里，事后也不对内容进行整理，直接就把聊天记录出版了。她以这种方式和态度，来回顾八十年代，简直是对历史和读者的侮辱。更糟糕的是，大多数时候，嘉宾都在回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所以这本书其实与八十年代无关！ 总而言之，此书非常垃圾，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主题。 但是，它的末尾附有一些八十年代的老照片，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根据书中的介绍，这些照片是一个叫李晓斌的人拍的。 下面是我从网上找到的他的作品。如果你想了解八十年代，千万不要错过这些照片，它们都是珍贵和真实的历史记录。由于图片较多，如果无法显示，请多刷新几次。 ================================= 1. 著名的西单民主墙。 2. 1978年春节，北京芳草地使馆区，老外出来拍雪景，周围的孩子都在围观。 3. 1980年夏，故宫，国人不看国宝，专门围观外国游客。 4. 1980年冬，北京故宫前门，牌子上写着“在不影响我处工作的前提下，观众使用车辆拍照一次，收费二角”。 5. 1980年，北海公园。那时，国内刚刚出现快速冲卷的技术，人们提着胶卷，看着未干的底片，急于扩印。 6. 1981年3月初，园明园。那时每到星期天，经常有一些文艺青年在园明园搞聚会，外国人也来参加。 7. 1977年夏，北京王府井理发馆。经过十年文革，烫发重新出现。 8. 1986年冬，天安门广场。人们排队等待轮到自己留影。 9. 1984年夏，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口。第一块外国产品大广告。 10. 1980年3月，北京动物园。当时媒体大谈妇女解放、妇女能顶半边天，北京流行男的给女的背包。 11. 1980年5月2日，北京樱桃沟。人们练习跳舞。 12. 1980年3月，北京北海公园。当时的女孩刚刚开始化妆，还没有什么技巧，只是把脸上擦得很白很厚，眉毛略做修整。脸与脖子肤色反差较明显。 13.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