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纪云记录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决策者、执行者之一
田纪云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决策者、执行者之一，在1980年代兴起的农业与农村改革和城市全面改革中，他担当了重要角色。田纪云是在改革开放之初走进中南海的。1981年至1983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在1985年举行的十二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田纪云从1981年起，就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阐述利改税（编者注：即将国营企业上交利润改为缴纳所得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建议尽快进行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但由于部门之间意见分歧，影响了领导的正确决策，使利改税一度中止。经过了一段曲折后，最终还是回到了利改税的轨道。实践证明，利改税是完全正确的。
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以坚强的毅力和决心全面推行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业、农村改革，并大力扶植乡镇企业的发展，积极推进农业综合开发和商品粮基地等建设。收录本书的一些讲话和文章，反映了当时农业和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壮阔景象。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国务院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由田纪云分管。1980年代先后推出了十大经改措施，即蔬菜购销体制改革，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购销体制改革，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利改税，财政体制改革，劳动制度改革，工资制度改革，价格体系改革等。田纪云说：“这些改革措施，基本上都是由我根据赵紫阳的大思路，组织有关部门制订方案后，首先提请赵紫阳主持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论证，如认为可行，即提请胡耀邦主持的书记处或政治局审议通过，然后再提请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做出决定后颁发文件予以实施。有些重大改革措施，如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劳动工资制度改革、物价改革等，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后，赵紫阳还要带上我和有关人员分别向邓（小平）、陈（云）汇报，征得他们的同意。”（第68页）收录本书的一些文章和讲话，对这些改革措施的来龙去脉有较详尽的阐述。
从实践的情况看，由于方向明确，步子稳妥，除价格改革一度出现曲折外，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1984年至1988年，这五年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并为1990年代以后的发展和向市场经济过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我国的对外开放也波澜壮阔地搞了起来。创办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和突破口，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1983年田纪云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分管经济特区工作，对经济特区的建设与发展，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文章。随后，中央又决定把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加以部署，新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有140个市县，包括南京、杭州、沈阳等省会城市，人口增加到1.6亿。实践证明，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不仅大大加快了东部沿海地区三资企业、乡镇企业以及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中西部的发展也起了强有力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一切破坏改革、阻碍历史前进的人，终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是极为艰难而又要冒很大风险的。诚如田纪云所言：“建国后几十年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已渗透到各方面……，人们已习以为常，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谁要改变它，就是离经叛道，搞修正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改革，向商品经济以至市场经济过渡，不仅要触动旧体制，改变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且必须打破传统的思想观念，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第67页）由于改革开放是同旧的体制和传统观念的决裂，涉及各部门、各方面的利益调整；由于改革开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难免有失误而给不赞成改革的人以口实。因此，改革开放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是很大的。多年来，围绕改革开放是前进还是倒退，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斗争，这种交锋有时还是相当激烈的。收录本书的一些讲话和文章，记载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也表明了田纪云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坚定立场和态度。
例如，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开始不久，一些人对经济形势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不同看法，思想一度出现混乱。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一次会议，指定田纪云去作报告，回答和澄清人们关心的问题。1986年1月，田纪云在中央党政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的报告，就如何正确地认识经济形势和经改中出现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个报告消除了人们的一些疑虑，对进一步推进改革起了积极的作用。
又如，1988年价格攻关出现了问题，导致通货膨胀。一些人对改革失去信心，有人借此反对改革，企图重新回到老路上去。在中央开会时，田纪云发言说，改革的大目标不能变。在改革的进程中，要想一帆风顺，一点曲折波浪都没有，是不可能的。现在要来回顾和研究一下我们所走过的历程，肯定成绩，总结经验，以利再战。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遏制通货膨胀。同时要增强信心，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改革，不能因某些人的责难而退缩。他说：“古人云：历史上一切搞改革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的确如此。但我还相信，历史上一切破坏改革、阻碍历史前进的人，终将成为历史的罪人，遗臭万年。而一切坚持改革、推进历史前进的人，眼前可能会遭受某些责难，甚至冒很大风险，但他们终将成为历史的功臣，流芳千古。”（第23页）。
再如，1989年“六四”风波后，一些思想极其僵化的人，乘机否定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想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为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想以“反和平演变”为名，否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企图开历史倒车。万里等同志挺身而出，坚决顶住了这股逆流。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中国的发展再次拨正了航向，为改革开放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1992年4月，田纪云应邀去中央党校作报告，这个报告主要是讲农业和农村问题，其中重要一部分是讲如何加深理解邓小平南方讲话，加快改革步伐的问题。他说：
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经济建设，还必须冲破根深蒂固的“左”的禁锢和束缚。“左”的东西表现很多，你要多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他就没有想一想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大好形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说要多利用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会多一份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包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会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些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会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都否定了。
总之，左的陋习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能低估。干什么事，他都要问姓“社”还是姓 “资”，让你什么事都不能干。“左”的东西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由于它带有革命的色彩，是革命的言辞，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层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不去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
在清除“左”的影响的时候，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将是一种灾难。（第147-148页）
田纪云的这个报告，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左”倾思潮进行了猛烈反击和犀利批判，大长了改革者的志气，受到广大干部的欢迎，曾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毛主席说‘五不怕’，我看有一不怕就行，不怕丢官就行”
1993年，田纪云在两届副总理任期即将届满的时候接见了记者。
当记者问到他十多年来参加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担负了多方面的领导工作，如何评价自己的政绩时，他回答说：“回顾十多年的工作，我既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显赫的政绩，值得骄傲，但也不是碌碌无为，无所建树。我为国家十多年来坚持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国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农村经济欣欣向荣、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为对外贸易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为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地区日新月异的发展，感到十分自豪。因为这里面也包含着我的一份辛劳。回首我在中南海的十多年，我的心情是坦荡愉快的，我为国家和人民是尽心尽力的。”
记者问他：“你在国务院工作的十多年，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他说：“我最基本的体会是两条，一是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二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十多年来，我不能说我在一切工作中都做到了实事求是，但我具有维护实事求是原则的勇气，不怕碰硬，不怕丢官，这是我引以为自豪的。毛主席说‘五不怕’，我看有一不怕就行，不怕丢官就行。”（第25、26页）
或许，这就是他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都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因吧。
“必须把公仆置于主人的监督之下”
田纪云在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又连任一届，同时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这十年间，他继续关注着经济改革和发展，经常深入各地调查研究，思考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作为较早认识到个体私营经济的重要作用并积极支持其发展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他最为关注的仍然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他先后发表了许多讲话，理直气壮地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鼓与呼。
作为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副委员长，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民主法制建设和人大工作上。收录本书的这方面讲话和文章不多，但分量是重的。
例如，1993年10月18日，他在听取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汇报时的谈话（收录本书的题目是《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可以说是他转入新的工作岗位后的首篇力作）中明确指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实行深刻变革，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在经济上，就是要坚决彻底地、毫不痛惜地抛弃那种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过渡；在政治上，就是向民主的、法治的国家迈进，走依法治国之路，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与健全的社会主义法治的社会；在文化上，就是提高人的素质，包括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在这里，他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改革看作是一个整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说，仅仅把经济搞上去还不够，还必须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1990年代，他十分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造成腐败和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1998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田纪云针对当时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的状况，在代表团的全体会上，强烈谴责某些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颠倒了主人和公仆的关系、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为非作歹的恶劣行为：有的利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谋取私利，甚至贪污受贿，腐化变质；有的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严重；有的弄虚作假，瞒上欺下；有的任人唯亲，拉帮结派；更有甚者，有的人为了捞取官位，跑官买官者有之，投机钻营者有之，出卖灵魂者有之。这种人已经丧失了共产党员和国家机关干部的资格，甚至连起码的道德都没有了。他大声呼吁：必须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健全权力制约机制，从法律和制度上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这个发言整理后，以“必须把公仆置于主人的监督之下”为题，发表在1998年4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人称赞此文，说“读后有耳目一新之感。这是我最近读到的在位高层人士中关于干部作风问题论述最具有说服力的一篇文章”。（《回应韦君宜》，第323页）
走向民富国强的一条正确路子
2002年3月、5月、8月，田纪云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放手发展民营经济，走民富国强之路》，高度评价了十多年来我国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发展，认为它“确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经济与科技一体化的带动力量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经济支柱”，“是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更加繁荣昌盛的关键所在、希望所在，也是走向民富国强的一条正确路子。”
如何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坚定不移地走富民强国之路呢？田纪云提出三点看法和建议：第一，要破除在所有制方面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按照“三个有利于”的观点去看问题。谁在这方面觉悟得早，决心大，动作快，谁就能使经济迅速发展，人民得到实惠；反之，谁在这方面左顾右盼、犹豫不决，谁就会追悔莫及。第二，要从法律上、政策上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和保护。第三，民营企业必须自立自强，在改革中求生存，竞争中求发展。田纪云后来谈到此文时说，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我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放手发展私营、个体等非国有经济即民营经济的主张。国以民为本，只有让老百姓都来关心经济，并采取多种形式从事自己力所能及的经济活动，才能使人民尽快富裕，国家强大”。“五个抛弃”，“五个确立”
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写的是改革开放23年来的伟大实践。田纪云说：“我国改革开放是一项伟大的实践，前人没有做过，书本上也没有讲过。23年来，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可以总结出许多宝贵的经验，根据我的亲身经历、体会，最根本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体一点讲就是‘五个抛弃，五个确立’。”即：（一）抛弃唯意志论和“两个凡是”，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二）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政治路线；（三）抛弃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确立走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四）抛弃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的模式，确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格局；（五）抛弃重人治轻法治的错误倾向，确立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文章对这五个方面的破与立作了深入分析。
彻底结束“人治”，实行民主法治，才是康庄大道
第三篇文章《坚定不移地走依法治国之路》，从建国五十多年来的历程的回顾中，阐明只有彻底结束“人治”，实行民主法治，才是人类的康庄大道。
他说，民主、法制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如果不从根本上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法治优于人治，多数人的智慧总比一个人的智慧高一些，多数人的判断，总比一个人的判断更可靠一些。从历史上看，再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一贯正确。他也有七情六欲，也可能有时控制不住自己，凭一时的冲动做出错误的决策。还要看到，权力这个东西具有扩张性和易腐性的特点。有的人，一旦权力到手就飘飘然，昏昏然，不知天高地厚，把自己视为“超人”，刚愎自用，以势压人；有的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顾党的干部原则，明目张胆地提拔重用自己的家属子女、三亲六故，营造自己的权力基础，如此等等。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掌握权力的人就会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一再证明了的一条定律。
文章还对现实生活中某些年轻干部缺乏自知之明，在工作中往往置法律于不顾，办事不讲规则和程序，极为担忧。他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现在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年轻化了，二是知识层次高了，这是大好事，说明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这些年轻干部多数是很优秀的。但也确有少数人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老老实实干事的务实精神，名利思想比较严重。有的人认为权力的获得取决于领导的赏识，因而千方百计讨好领导，对上一套，对下一套，见风使舵，投机钻营，什么虚报、浮夸、‘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等只顾个人飞黄腾达、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现象，皆由此而生”、“他们只知道做官的权力，不知道做官的责任与义务”、“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政府是为人民而存在，而不是人民为政府而存在；是人民养育了政府，而不是政府养育了人民。”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实行依法治国，舍此没有别的好办法。这篇文章写出后投给一家中央报纸，他们竟不敢登。有位老同志看过后，则说这是我看到的讲依法治国的文章中最有分量的一篇。
这三篇文章既是对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总结，又是对中国社会未来去向的期望。它凝聚着作者的心血，是一个献身于改革开放事业者多年来思考的结晶。
笔耕不辍，记录历史真相
田纪云退下来后，仍然笔耕不缀。2004年他完成了《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长文。农业和农村改革，是他最为关注和系于心怀的事业。文章回顾了中国农业和农村走过的曲折道路，批判了合作化和公社化运动中“左”的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肯定和赞扬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伟大创举，并讲述了他在参与领导这一变革中遇到的两种思想、两种观点的斗争，坚信这场改革将不断坚持和完善下去，因为它符合中国国情，适合现阶段农村生产力水平，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文章在《炎黄春秋》发表后，又为《新华文摘》转载。这一年还写了《十年人大生涯》一文。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田纪云先后发表了《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经济改革十大措施》、《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近距离感受邓小平》、《近距离感受胡耀邦》、《改革开放的大功臣万里》等文章。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回顾了改革开放的历程；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高瞻远瞩，胡耀邦的忠诚与勇气，万里的大刀阔斧，都跃然纸上。
田纪云写这些文章，是因为他觉得年轻人不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还因为有人有意无意地歪曲、掩盖历史的真相。他说：“作为改革开放的亲身参与者、决策者、执行者之一，我认为，如实地而不是扭曲地、客观地而不是片面地回顾我国改革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它的基本经验是什么，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