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节明文集：左派是逼迫中共“改旗易帜”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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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時間：1/26/2009
左派，在国际上惯常指比较强调维护劳工和穷人利益的政治派别，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相干（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属于非常边缘的异端）；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左派与右派并无本质区别，两者都认同和维护宪政民主，两者的区别通常在于：左派主张政府对经济更多的干预、政府在政策上更多地照顾穷人；而右派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强调自由竞争。
中共国的左派，则是指信奉马列毛斯主义的政治派别，他们既与崇尚自由民主的中国右派本质不同、水火不容，也根本上有别于国际上的左派；中共国左派高举维护穷人利益的幌子，实际其诉求与维护穷人的利益并不相干。主要由于对“文革”看法不同，当今的中共国左派分为老左派和新左派两大阵营：
老左派奉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统、高度评价文革、全盘否定中共1978年之后的路线…老左派不仅容不得政治改革派，甚至连邓式跛脚经济改良都不能容忍，他们视邓小平为中共的头号“叛徒”、为中国和平演变的总后台。
新左派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为真理、高度评价毛共的“建国”和“社会主义改造”，但对文革持否定态度、全面否定1992年之后的中共权贵私有化路线…相比老左派，新左派阶级斗争色彩较淡、国家主义色彩突出、国际争霸意识强烈，他们对1992年后中共当权派大力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深恶痛绝，把江泽民、朱镕基斥为汉奸买办。
但无论老左还是新左，都共同地反对中国宪政民主转型、都共同地反对市场经济、都共同地敌视体制内外自由派：他们曾经把赵紫阳当作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总代理、现在把温家宝视为“赵紫阳余孽”、把王沪宁斥为潜伏在党内的美国特务、把刘晓波、刘军宁、贺卫方、袁伟时、茅于轼、焦国标、徐友渔、曹思源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统统打成“美帝国主义走狗”、“西方反华势力的工具”。
由于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共当权派继续以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正统，至今仍然高度评价毛泽东，中共坚持“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使思想观念符合中共意识形态正统的中共国左派，三十年来一直据有对自由派（右派）的话语权优势和结社、集会的优势。
2000年前后，在话语权上优越惯了的左派对“三个代表”公开猛烈批判，江泽民恼羞成怒之下，不惜采取“反党”措施来进行压制——偷偷摸摸地查封中共旗帜性党刊《中流》、《真理的追求》，首开查封正统党刊的中共党史纪录。
胡锦涛上台后，出于中共硬党棍子的本性，一再抑右而兴左：胡锦涛严密封锁过滤一切“反动”网站和“自由化”言论，却对众多左派网站网开一面，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南街村、当代国际共运、主人公论坛、新左人民资料馆等众多左派网站很少被封锁；左派文章、著作在大陆基本上能够公开发表、出版，右派在大陆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却备受限制，刘军宁、刘晓波、余杰、刘荻等人作品更被严禁发表和出版：党内自由派人士谢韬推崇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不能转载、不能上主流媒体；而批判谢韬的左派文章却可以上人民日报；胡锦涛铁腕打压民间自由派的任何聚会，却对左派聚会睁眼闭眼、半禁半就；纵容左派一再公开聚会，对贺卫方、茅于轼、刘军宁、曹思源、徐友渔等自由派知识分子进行大批判；自由派公众传讲活动多受限制，新左经济学家郎咸平却可以在国内四处煽情、大鸣大放、煽动民粹、抨击经改、鼓动仇富思潮、转移民众对真正祸根——专制统治的关注……
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支持，增大了左派对自由派的这些优势；而“六四”大屠杀之后，近二十年的掠夺式的权贵私有化改革，导致工、农等弱势群体完全边缘化、随着强迫拆迁、征地、强迫下岗、退休等“改革”措施变本加厉地实施，弱势群体没有人权的状况，赤裸裸地暴露无遗，社会积怨深重、矛盾尖锐，民众许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因痛苦转而怀念计划经济年代较有保障的平均主义状况，而底层年轻人因为没有出路、缺少机会而曲解改革、憎恨改革，同时，他们又因为中共蒙蔽而没有自由民主概念常识，因而容易向往一种由国家强权主导的均贫富模式，成为新左的尚好新生胚芽…这些，都使得左派的理念在底层民众中获得了广泛的共鸣；这些，都加快了左派力量复兴的步伐。
由于毛泽东的罪恶在大陆从来没受到真正的清算，左派的残枝余脉广泛、遗毒深厚，而自由派在八九年却受到彻底地摧折，因此左派的回潮要远比自由派来得容易。
当今左派的盛况，是二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左派不仅拥有在改革中饱受伤害的广大草根群众基础、也有痛恨和嫉妒当权派腐败的的众多离退休干部、左派拥有一批颇具影响力的老革命前高干及知名知识分子，如魏巍、崔之元、左大培、韩德强、巩献田、杨帆、郎咸平等人，在中南海，左派甚至拥有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及政治能量尚存的元老宋平、邓力群等人作靠山。左派的组织、刊物、网站在大陆阵容远较右派齐整，其在国内政治上的影响力也比右派更为突出：
由于左派的狙击，中共当权派原拟在2005年出台的《物权法》被迫搁置两年之久、2003年左派发起了二十年来规模空前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全国活动，今年又发起毛诞辰115周年的全国纪念活动，全国二十个省上演了崇毛纪念活动，一起韶山更出现十多万人的崇毛集会，在左派的影响下，中国民间对毛泽东的评价又重新趋于正面，许多“八零后”、“九零后”年轻人重又把毛泽东当作“伟人”、“民族英雄”。
左派对“改革开放”的猛烈攻击，成功地使金融体制改革等剩余的经济改革自2005年开始陷入全面停顿；左派对自由派的猛烈批判，既打压了自由化思潮、误导了民众，更省去了中共当权派在意识形态破产情况下，亲自出面“左批右捧”的风险：胡锦涛一方面不准主流媒体转载谢韬、袁伟时、贺卫方等人的文章，另一方面纵容左派对谢韬等人进行大批判，是一种利用左派压制自由民主诉求的做法，躲在幕后的中共当权派，企图藉此既达到保专制的目的，又钓取“宽容”的美誉，以蒙骗外界对“胡锦涛政改”继续心存幻想。
胡锦涛自以为纵容左派有利于党专制，实际上左派的复兴只会加速中共的垮台。为什么？因为，左派与中共当权派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左派不仅敌视宪政民主，也根本反对中共当权派至今坚持奉行的邓小平路线：老左派要求回到毛时代“一大二公”的社会；新左派接近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要求重新扩张国有经济、重新树立国家权力在经济领域中的全面垄断地位、消灭外资、民营企业等“殖民”、“买办”经济。
但如今的中共当权派，已经几乎彻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他们通过专制权力的寻租，与依附权贵的资本家集团紧密地结成一体，成为依附权贵资本家集团的后台老板和保护伞。
因此，左派的诉求与中共官僚集团的利益是根本冲突的；左派对中共当权派集团的威胁，实际上比自由派更大：
这是因为：无论毛左派和新左派，都不认同普世价值，他们共同地漠视自由、曲解人权、蔑视宽容、崇尚暴力、煽动仇富…他们一旦夺得实践其理念的权力，必然会予现今当权派以残酷打击、甚至危及其身家性命。
左派的理念如果付诸实施，对包括官僚集团在内的中上社会阶层的冲击，将远比自由派理念实施来得大。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基本上是一个私有制的社会、市场观念深入人心；以中国的社会现状，过渡到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要远比倒退回计划经济社会、“鸟笼经济”社会容易——只要承认权贵的既得利益、同时建立宪政的游戏新规则，就能够实现“自由化”的和平转型；而由现今的社会再退回公有制社会，就得对整个社会利益重新洗牌、再行“革命”，非得再次大杀一批有产阶级、再来一次公有化“改造”不可。
对中共当权派集团而言，落在左派手里比落在自由派手里更惨，这是因为：
自由派毕竟承认普世价值，承认当权者的人权，普遍有罪的中共当权派分子，只要没有严重的杀人罪行、只要不负隅顽抗，一般都不会受到追究。一旦自由派接掌政权，前当权者们失去的只是专制权力，人权得到保障，绝大多人还可以保有丰厚的既得利益、安享晚年；如果落到温和的自由派手里，有罪的前当权派分子则不仅可以保有既得利益，他们中许多人还可以保住官职，“咸与维新”。
从历史上看，专制政权垮台后凡是自由派上台的国家，都没有发生残酷的清算：武昌起义后在各地夺权的立宪党人，并没有清算满族特权阶层；二月革命后上台的克伦斯基自由派，没有对沙皇家族和前沙皇官僚集团实施清算；叶利钦摧毁苏共后，并有清算勃列日涅夫时期有罪的苏共官僚，叶利钦甚至还很快赦免了发动十月暴乱企图推翻自己的前苏共官僚哈斯布拉托夫、鲁兹科伊等人；取代前东欧各国马列主义政党上台的宪政力量，都没有施行社会清算，仅仅追究了昂纳克等几个犯有反人类罪行的前最高领导人、以及少数负有开枪屠杀民众的军警成员；即便在动用内卫部队（相当于中共国武警）开屠杀示威民众导致数万人死亡的前罗马尼亚，新上台者也只是处死了下令杀人的齐奥塞斯库、惩处了一批杀人的军警指挥官而已，并没有实施大规模的清算。
由于左派根本不认同“西方”的人权观念，中共当权者们要是落在左派手里，其凶险自然不可估量：左派反对的只是中共的经济路线，而对中共的一党专制体制几乎完全认同，左派认为：对“反动”分子、“汉奸”等异见者，应当实施专政；对“反动”、“汉奸”言论应该予以压制，他们对中共当权派坚持邓小平路线、对“右派”过于“手软”、对自己的一再排挤而深感愤慨和仇恨；在左派看来，现行当权派集团，除了胡锦涛等个别人外，都是一心要亡党、亡国的坏人：在老左派眼里，中共主流统治集团实属大逆不道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在新左派眼里，中共主流统治集团则是不折不扣的特务汉奸买办集团。
因此，一旦左派上台，运用共产党传统的专政手法来对付垮了台的前当权派，是自然而然的事，文革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中共党内路线斗争，常常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由于不承认普世价值，共产党左派发起的路线斗争，要比内心多少有点认同自由民主价值的“修正主义当权派”更为残酷。因此，一旦落到左派的手里，当权派不仅失去特权和既得利益，遭清算的危险很大。
中国左派，无论是老左派还是新左派，按国际标准都属极端左派，与共产党类似。历史证明：凡是极端左派上台的国家，几乎无不实施大规模的清算，以致血流成河：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一上台，立即杀害末代沙皇全家老幼，并对克伦斯基政府成员、前沙皇官僚、警察、公务员实施群体灭绝；中共打垮国民党后，对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实施大屠杀；越共战胜后，对南越政权成员实施大屠杀；柬埔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不仅杀光旧政权成员，还将柬国居民屠灭四分之一……
因为以上的利害关系，一旦在重大危机的冲击下政权实在维持不下去，中共当权派集团宁可倒向自由派，而决不会投向左派。胡锦涛虽然顽固坚持共产党正统，誓言“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到时候也由不得他，因为象胡锦涛这样不学无术的的政治辅导员，在最高层中也是少数，更何况，在现今九常委寡头共治的局面下，胡锦涛连“核心”都封不成，远没有说一不二的权力；面对资产阶级化了的当权派集团，胡锦涛要想把政权望左拉，既缺少权威、能力，也没有权力基础，勉力而强为，恰如螳臂挡车，必定粉身碎骨。
六年来，胡锦涛大力纵容和扶持左派，自以为可以利用左派的影响抵消自由派的启蒙、可以利用左派转移中国民众追求自由民主的大方向，殊不知这是在引火烧身：
左派把二十年来的一切社会罪恶责任都扣到自由派头上，把当权派坚持邓式“经济搞活、政治搞死”改革下专制造成的罪恶归咎于自由派，这的确搞乱了中国民众的思维、掩盖了专制的罪责、规避了宪政民主的正确方向；但同时也使得和平转型的社会基础更为薄弱、仇恨更大、矛盾更具有爆炸性——左派的全面复兴大大加强了仇富情绪、加剧了中国的官民对立、阶级对立、群体对立：“郎旋风”的反腐式仇富煽情、老左的崇毛复古思潮、新左的法西斯国家主义狂热…无一具有体制改建的理性、无一不在鼓动穷人暴动、社会清洗和对外战争。
因此，左派的崛起，只能加深中国中产阶级和官僚集团的恐惧，促使其寻求变局以实现既得利益合法化；而正在来临的经济危机可能引发的大动乱，只会进一步增强中产阶级和官僚集团求变自保的决心；一旦现政权因危机实在难以维持，支持温和的自由派上台，显然最符合中共当权派集团的整体其利益。
因此，左派的重新崛起、胡锦涛对左派的扶持和纵容，只会把统治集团和社会中上阶层大力推向自由派。一旦政权在社会动乱的怒涛中难以维持，中共当权派中的主流肯定寻求与自由派中的温和派别达成妥协，迅速“改旗易帜”，狂喊“决不改旗易帜”的胡锦涛，届时很可能落得被抛出来平息民怨的下场。
左派虽然在民粹煽情方面据有对自由派的压倒优势，但却无法再次主宰中国社会，因为决定一个社会走向的，从来是中产阶级和精英集团，而不是愚民大众，因此，中共即将红旗落地的命运，不仅不会因左派的复兴而改变，反而因左派复兴更快地到来。
今天的左派，客观是自由派的同盟军，上发挥着逼迫中共“改旗易帜”的急先锋作用。

曾节明 成稿于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九日星期一中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