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胡耀邦在陕西的“百日维新”
【对胡耀邦的第一印象】胡耀邦在陕西搞了一个超前改革，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开放的程度，远远超过八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上当然赶不上，可是那地方（按：指西北地区）也无权对外开放，就是思想政治方面的开放程度超过了八十年代。事件大约是从1964年12初开始，到1965年3月9号受到批判，大概就是一百天。
我当时是省委副秘书长，第一书记办公室主任。胡耀邦是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北局第二书记。胡耀邦的任命是1964年11月16号，到职是1964年11月30号。
第一次见胡耀邦是1964年12月3号，就是他召开的中共第一次陕西省委常委会。
我们之前根本不认识，当时我是去参加常委会的。胡耀邦披了一个旧军大衣，嘴上叼了根中华烟，旁边跟着几个干部，一边说话一边走路，还一边抽烟。他到了常委会上和其他第一书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来就讲话，给人一种新的感觉。过去其他的书记不一样，哪有这样随便的：他军大衣往身上一披，扣子也不扣，手上拿着一根烟，大摇大摆的，第一次参加常委会就夸夸其谈。
【胡耀邦出人意料的用人招数】胡耀邦到任是1964年12月1号，陕西省委办公厅给他送的第一份文件是有关我的。按照西北局的规定，当时要清理干部家属中的四类分子，干部家属里面有一批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四类分子），原来到机关来，都是经过批准的。在中共的八大以后，都已经改变了成分，既不是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了，但是后来在土改里就又不认账。说他们还是四类分子，跟干部家人同住的都不允许了，要把这些人清理出去，要送回原籍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陕西省委要清理的对象就是我的母亲，清理完了，陕西省委办公厅写了一个清理省委干部家属中的几类分子的报告，其中就涉及到我。
胡耀邦对他带来的秘书戴云（时任团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说：我刚到省委，重大的文件不给我，偏偏送了这么一个鸡毛蒜皮事情。第二书记去看他，他就问：省委办公厅是什么意思啊，给我送的第一份文件是这样的东西，第二书记把这文件拿来一看，说问题就在这个林牧身上。他向胡耀邦介绍，林牧这个人既是南方人，又是北方人，他有南方人的才气，有北方人的胆识，是个人才。有些人怕你要用这个人，就把这个报告送给你，叫你知道一下这个人的出身不好，既是地主，又是资本家，而且父亲还是国民党。
胡耀邦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能招人嫉妒的人，大概都有点本事。就要试试看，就找我去谈话，胡耀邦的标准当然不是民主自由的标准，他的标准看你是不是精通马列，随便提几个问题，马克思讲过一段什么话，原话我记不清了，你记得原话是怎么讲的，在哪篇文章上面？我当然记得呀，这个原话是怎么讲的，在哪篇文章上，我一一道来。
从此我就留在了耀邦身边工作，一直到他离开陕西。
【胡耀邦对改革定尺度】胡耀邦在陕西的改革实践首要是解放思想解放人。他认为：解放思想不要有框框，不强求一致。这和邓小平大不一样，邓小平的解放思想是要保持一致，胡的解放思想是不强求一致。其二是明确提出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明确定义：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变质，做官当老爷，这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涉及路线问题。斗争的矛头指向官僚特权腐败分子，而不是全部同志。
胡耀邦讲了个故事——1月15号团中央开了个会，有一个17岁的青年，叫黄国玉，给他递了个条子，说我的爸爸是花岗岩脑袋，改造不过来。胡耀邦给他解释：黄国玉啊，花岗岩下面是什么？黄答不上来。是页岩，就是比花岗岩软，页岩下面是什么呢？是石灰石，更软了，石灰石下面是什么呢？土壤，那就更软了，他是花岗岩脑袋，你可以给他做工作嘛，越做他就越软。胡耀邦说：抓关键，不要抓鸡毛蒜皮，不要抓人家的小毛病。对此，他提出了四个不反，六个不查，一不反社员，就是农民，二不反工人，三不反学生，四不反一般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六不查是不查一般阶级成分，不查一般男女关系，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农民中的小偷小摸，这在当时实质上是对毛主席计划的抵制。第六不查市场上的小的交易。
胡耀邦主张——向前看，不要去纠缠那些历史问题，不要老是纠缠什么彭德怀的反党集团的影响，不要老是纠缠土改彻不彻底，镇反不彻底是不是有人要复辟，彭德怀本身就是一个冤案嘛。
再就是政见公开，不要搞神秘化，神秘化是藏污纳垢，是庇护那些专制主义的。胡的这些话都是在大会上讲的，他的观点在各种会上都反复讲。
【我不赞成学语录】胡耀邦说：学习毛泽东著作，应该系统的学习。而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是在十几年以后。他讲：“不要零敲碎打，我不赞成学语录，毛主席的话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做出的结论，语录把这些都删掉了，只留下几个干条条，有点生搬硬套。”当时敢于说出不赞成学习毛主席语录，很不容易。
【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要颠倒过来】2月12号，胡到了安康县，他在向地区机关和安康县机关干部做报告时，提出来第二个改革纲领，然后又把这个报告的内容于2月14号自己起草了一个电话通讯，先发到省委。省委书记处通过以后，立即发给各地。内容大概有，第一，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要颠倒过来，生产在前，革命在后，原来只能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讲抓革命抓生产，现在就是颠倒过来，我们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工作搞得好不好，主要标志就是生产是否上去。衡量一个干部的好坏，工作的好坏，根本标志是生产是否能上去了。
这在当时可是不行的，这是违反毛 泽东思想的。第二，两手抓，双丰收。一手抓粮食，一手抓作风建设，在关中就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在陕南就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山货土特产，在陕北就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林业畜牧业。第三，在政治领域再抓大一点，不要抓小一点，不要着重意识问题，要着重现实问题，不要抓重男女关系呀，鸡毛蒜皮的作风问题呀，要抓关键问题，就是怎么把生产搞上去。不要抓那些检讨过的问题，要强调将功补过。
【胡耀邦感到大祸临头了】2月17号到18号零点左右，刘澜涛（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打来电话，说中央和西北局认为，你从安康发回的电话通讯（指胡的改革纲领），有错误。特别是其中关于干部政策问题。（指解放干部有四条，搞错了应该平反，搞重的给人家减轻，现在一时搞不清的不要限制人家自由，让人家工作，有了结论以后再给做结论。）可能引起翻案风。
这一下就是泼了一头冷水，胡耀邦回来情绪不好，感到大祸临头了。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安康，刘澜涛打电话说中央和西北局批评胡耀邦，胡耀邦把汉中地委书记张军叫来，张军和胡的看法一样，现在不是翻案风，谁敢翻案？问题就是不敢翻案，政治压力那么大，谁敢翻案？我们大家都认为没有错。
我和张军还这样讲：刘澜涛和胡 耀邦一个是第一书记，一个是第二书记，汉中和西安很近，你打个电话来提醒一下就行，为什么要把这个文件送到中央去告一状，然后让中央领导来批评胡 耀邦，然后再用中央和西北局两顶大顶子来压胡耀邦，我是这样议论的。胡耀邦当时反正是不服，没有认为自己错，也还没有看到后果很严重。
但是到西安以后，开始空气紧张。西北局宣传部点名批判，西北局办公厅收集耀邦所有的材料。在3月11号至16号，西北局书记处开大会批判，很严厉的批判。省委所有书记都列席参加，全盘否定胡耀邦。16号在当时陕西省正开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上胡耀邦做检讨，公开检讨，检讨完了，耀邦就病倒了，医生诊断是大脑蜘蛛网膜炎，有生命危险，批判会只好停止，他住院了。
住院以后，生命危险刚过，他夫人也来了，杨尚昆当时在那儿，稍微恢复了一点，杨尚昆叫耀邦继续写检讨，说：你不写检讨，西北局就下不了台嘛，写个检讨我还可以给你说话。耀邦趴在病床上写检讨。
西北局了解情况了，这个检讨写得也很好，耀邦恢复工作以后，西北局派人，从书记到部长到处长，到陕西各地收集耀邦的错误路线造成的损失。实际上各地生产都是蓬蓬勃勃，他们专门收集缺点。到了六月份，又到省委开了个工作会议，又批判。最后胡耀邦是这样走的：有天晚上，我和耀邦的秘书，在耀邦的院子里走来走去，耀邦出来了，说好消息，余秋里来电话了，余秋里说，听说你在西安出了点事，耀邦说是，我已经受了几次批判，几次检讨还过不了关。余秋里说你在西安谈不清，你回北京谈，余秋里说他要跟贺龙谈谈，他过去是贺龙的部下。过了几天，叶剑英带着张爱萍等到西安检查工作。那天给叶帅接风，吃饭以后别人都走了，叶剑英对耀邦说，耀邦你留一下，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你了。耀邦说是，几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叶就问你什么问题，胡耀邦跟他讲了一下。叶剑英这个人在党内，历来是比较开明的，叶剑英说，你老弟在旧社会少吃了几年饭，你斗不过他，西安谈不清，你回北京去谈。耀邦说那我走不走？我怕走不脱，叶剑英说我带你走，后来胡 耀邦就跟叶剑英走了。我们去送行的时候，叶剑英临上飞机说了一句大有深意的话：耀邦走喽，这个地方搞不成喽。
【撤销了胡耀邦职务】胡 耀邦离开陕西，去了北戴河休养，后来西北局在兰州开会，省委一二八次会议，省委一二九次会议，连续批判胡耀邦，但都不许给耀邦送材料，我们是私下里送的，我们秘书长给第一书记送材料有什么，他们认为这是搞情报，开会不给第一书记送材料，你这算是非法组织嘛，送了以后耀邦就知道了内情，耀邦跟罗瑞卿讲了，他跟罗瑞卿私下关系很好，罗瑞卿说他们不能搞缺席裁判，你给中央写个信，我回去交给小平同志。他就写了信，叫杨尚昆给西北局打电话，你们不能搞缺席裁判。以后在北京中央召开工作会，西北小组继续批判胡，后来毛 泽东表了态，虽然含糊其词，但他是强调阶级斗争的，就把耀邦撤换了。耀邦是1965年10月2号中共中央通知免职，10月6号邓小平才通知他调到北京。到1966年又搞批判，1966年2月到3月搞了一次，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西安的揭幕式就是批胡的，阵势可大了，西北各省一直到县委书记都来开会，开了一个月，批判了一个月，省委又接着开，我那时也因此被关进了监狱。
【老虎庙附言】林伯伯离世转眼已两年，林伯伯因其特殊身份被世人称为“林牧现象”，只从其个人一生来看，这意味着的是一个人的一生中的阶段性黑白遭际……
我之所以为林伯伯逝后编书，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我和林家女儿7岁起同窗共读，12岁时分手，之后各自家庭历经文革“洗礼”，再于38年后（2003年）重逢于西安时，相见已成鬓角见白之人！我们各自的家境亦非儿时。就在这短短四年中，我们又共同经历了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民族来讲都称得上是重要的年代。而林伯伯的人生恰在这几年中走向极致。我不是编书专家，但为发小同学做事，义不容辞。
林伯伯去世之前是经历了噤声遭遇的，所谓网络封锁，正源自林伯，这点大家值得记取。2008年12月10日，林同学告诉我说，现在林伯伯的大名可以在网端出现了。我蹊跷：人在、人逝言语自由却作两可？难道肉身之灭也等同了精神之灭吗？岂不滑稽。
我因此认真书写《10日这天 想起林伯伯》一文，传递给大家关于《烛烬梦犹虚》（我编撰其中自传部分《日月昭昭》）一书已在香港付梓信息。只遗憾书是出了，却在南北中国不同礼遇，其间原委不说，现在只拿片段来飨读者，也算告慰林伯伯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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