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陆洲：于光远和他的“初级阶段”

（一）

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8期发表了于光远的《从“阶段风波”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文。

该文告诉人们：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是他首先提出来的；2，他是在与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拒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还有阶段的思想作斗争中提出来的；3，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得到了邓胡赵等人的支持；4，以他为顾问起草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完整的论述。

（二）

当时为什么要提出一个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呢？

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七年，在执政党内对社会主义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的争论：

一、中国现实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

1，是社会主义社会；

2，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

3，是社会主义不够格的社会；

4，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

5，是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

二、中国现实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

1，是资本主义社会；

2，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3，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4，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

三、当前社会阶段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1，大力发展生产力；

2，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3，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

4，大力发展私有经济，改造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

5，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以按劳取酬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共存。

6，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四化，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完善。

按照一些人的本意：中国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执行了三十的“左”倾路线，这样建立起来的社会，怎么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呢？但如果公开说是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恐怕老百姓和广大干部接受不了。那末，就说社会主义不鸲格吧，或是空想社会主义吧。

按照一些人的本意：中国现实社会就应该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但如果公开这样说，岂不是从社会主义社会倒退了吗？恐怕老百姓和广大干部接受不了。那末，就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吧！

按照一些人的本意：当前社会阶段追求的目标就是以私有制代替公有制、以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以一部分人富裕代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但如果公开这样说，恐怕老百姓和广大干部接受不了。那末，就说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以按劳取酬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共存；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尽管存在多种经济成分，但是剥削阶级不存在了，阶级斗争也就熄灭了。

（三）

这样说根据吗？有。请看下面的两个文献资料；

一九八七年，前执政党的总书记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说：

“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我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多年间，经过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多次失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唯一的出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也正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经过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我国当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另一方面，人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突出的景象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这种状况说明，我们今天仍然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那末，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
“总起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接着又写了“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我们应当确立的具有长远意义的六条指导方针。
然后还写了一条概括性的语言，表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的党的基本路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一九九一年至二00四年，还是这位前总书记，在与友人的谈话中，说出了另外一套话。请看：

一九九一年,他说：

赵说：“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有矛盾的，使改革深入不下去。这主要涉及权力的再分配问题，这就关系到党自己改革自己、革自己的命的问题。”
第2—3页（1991年7月10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以下文字皆摘自本书，故只标页数，不标书名）

赵说：“现在东欧及苏联[说话当时苏联还未瓦解——宗凤鸣注]已纳入到国际社会新秩序中去了，东欧的现实社会主义是失败了。”
第3页。（1991年7月10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赞扬戈尔巴乔夫“有效地摆脱了保守势力及共产党组织的阻挠，而成立了在总统和政府直接领导下的一个委员会，来进行改革。

第4页（1991年7月10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看来，只搞市场经济不行，还得解决所有制关系。”

第5页（1991年7月10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总之，在落后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首先是发展商品经济，大大发展生产力。在中国农村由于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使人民公社瓦解了；城市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使计划经济体制解体了；股份制的实行，使公有制经济体制转换了。今后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多元化的出现，高度集中的专制政体必然支持不下去，必须改变旧体制，结束一党专政的政体，实行现代民主政治。”

第121页（1991年7月10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我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思考，发现有两个奇特现象，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未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开花结果；却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生根了。”

他还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社会主义成分比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还多。”

第22页（1991年10月9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现实的社会主义试验是失败了，但马克思的光辉思想是无与伦比的，至今社会中许多问题的发展、变化，仍遵循他设想的原则。而我们过去实践的社会主义乃是畸型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不符合的。如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社会设想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并不是建立一个专政政体。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提出：‘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第23页（1991年10月9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如对土地实行国有化问题，列宁开始也是不同意的；如对政治体制与党的组织原则实行民主政治还是集中政治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在斯大林时期，对农村实行集体化更是有严重分歧的，首先布哈林主张：要通过市场的办法进行集体化，反对斯大林通过强迫的办法，对农民实行剥夺的办法。斯大林还采取驱逐富农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办法来实行集体化，对生产力破坏极大，结果死了很多人。凡是持不同意见，斯大林就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派’、‘间谍’、‘人民公敌’的罪名予以处决，乱杀人，造成千百万人的冤假错案。斯大林采取高压的办法来推行社会主义，教训是惨重的，代价太高，失掉民心。所以戈尔巴乔夫说：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是‘痛苦的教训’，叶里钦则认为是‘一场灾难’。就是在中国也是如此，毛主席为了进行农业社会主义理想的实验，发动大跃进，推行人民公社，也死了一些人。”
第23-24页（1991年10月9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无论在苏联或在中国，过去在长期执政中，实行的封闭极权统治比国民党还厉害，可以说，人民什么自由都没有。过去由于社会矛盾突出，在革命时期人民还可接受，但在和平时期，再采取高压的政策，人民是不会接受的，也不应当。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定了一个模式（意指计划经济、公有制、专政体制），固定死了，且成了禁区。”
第25页（1991年10月9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是在竞争中自我调节，不断更新发展，使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日益现代化，而且又包含有许多社会主义成分，比社会主义国家还多。

第25页（1991年10月9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矛盾多，没有一定的集中，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没有强有力的权威来领导，难以进行社会改革；再这些国家不宜实行多党制，否则会造成混乱，改革也难以推行。如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开始是在一党制领导下，经济的发展也是有成效的。实行一党制，但要给人民以权力，实行言论、结社、出版自由，实行监督，保障人权。……”

虽然在发展中国家的开始阶段，赵紫阳主张在给人民以言论、结社、出版自由的条件下，可以实行一段一党制，但是，最终目标还是要实行西方的多党制。

他说：“只有形成了所谓中产阶级，有了大批企业家，有了大量的经营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各类专家，这样才可以稳定，才能多党制，否则，两极对立的社会是稳定不了的。”

第25页（1991年10月9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只有改变国有制，政府才能不干预企业，才能政企分开，才能避免权钱交易，才能解决腐败问题；同时，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企业才能成为市场的主体。所以，改变所有制是根本的。所有制未改变，在国有企业还处在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完全放开价格，只能损害消费者，而且也是危险的。目前改革深入不下去，改革的难度就在所有制问题上。”

第26页（1991年10月9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市场和所有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搞市场不行，还得解决所有制关系。不改变所有制，市场竞争难以形成。”

赵接着说：“西方国家的国有经济有的所以能办好，是因为有个市场竞争与私人经济的对立。就是说，有个面对市场、面对私人经济争生存的动力机制。中国的国有经济就不是这样，只能负赢不能负亏；所以，对国有制企业非动大手术
不可。”

赵又说：“长期以来坚持社会主义的标志是公有制，且成为不得存疑的禁区。这个框框不突破，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就是搞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同样也不行；这同公有制没有大的区别，如果实行股份制也必须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私人经济才行。除少数基础企业、公用事业，都应该让给民营。”

赵说：“既实行市场经济，又坚持集中领导，还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使政企不分；如果将它作为一种模式固定下来，可能是最糟糕的一种选择。”

因此，他得结论说：“应当抛弃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框框，认为公有制不过是一种手段，应当允许有个人财产；马克思也不是反对个人所有制，而是反对个人垄断。”

第26页（1991年10月9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党的干预控制不改变，进行改革确实难。……在中国，我提出‘改造’政治思想工作，都说不行。引起各省委书记的反对，阻力很大，只能提‘加强改善党的领导’。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是采取党靠边站的办法，就是在总统下设一个委员会并采取选举的办法直接领导改革。”

赵还说：“苏联在改革上，一个是赫鲁晓夫突破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一
个叶里钦突破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叶里钦是个人物，……。戈尔巴乔夫老搞平衡，不敢承担责任，这是不行的。”

第27页（1991年10月9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一九九二年，他说：

赵说：“今后对社会进步的指标是否可以生态环境即生活品质，文化水准即人的素质，生活水准即富裕程度，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城乡差别、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人均收入、社会公平为指标，不以社会制度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为界限来作为先进与否的指标。社会类型是否可以划分为发达的社会、欠发达的社会和发展中的社会，或后工业化的社会、工业化的社会、和欠工业化的社会；今后国家的类型是否可以以生产力水准来划分，即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国家，中度发展的国家，与低度发展的国家。”

第30页（1992年1月12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影响就越小，这些国家的人民越不愿起来闹革命推翻这个社会制度。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是很大的，在今后十年内变化将会更大，资本主义将来究竟是什么样子，确实看不清。……”

接着，他又说：“资本主义的这些变化， 马克思列宁都没有预见到。同样，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可走向现代文明，他只设想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这一条途径进入现代文明。但我们不能过多的责备前人。一个人再伟大，也不能不受所处时代的限制。马克思的观点，确有乌托邦成分，如取消货币，没有商品，那么如何推动社会进步呢？……”

第30—32页（1992年1月12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社会主义理想是好的，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却不成功；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例外的走到了反面，都不是‘人的解放’，而是统治人民，违背了马克思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究竟社会主义理想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赵认为：“社会主义理想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回事，与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一回事。”
第32页（1992年1月12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对大中型企业不从根本上开刀[意指所有制关系]是不行的。中外合资是个办法，股份制也是个办法。既然允许外国人合资，为什么不可以允许中国私人资本家加入呢。对大中型企业只改变经营机制不行，要动大手术。这就需要安排就业人员，就会增加社会负担。如果为了稳定，不敢动，怕担风险，怕引起社会震荡，那就难办。而且贻误时机。”

第34页（1992年1月12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在经济落后国家搞革命，只能由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但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由于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不能够实行社会主义，只能进行社会主义的准备，或者叫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即准备阶段，也可称为新民主主义阶段。”
第37页（1992年4月12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怎样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自然的演变过程。过去我们人为的先制订一个模式，去发挥主观能动性，按主观意志的框框去做的作法，只能使社会主义变形，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说到这里，他随即起身在书柜上拿出一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给我（指宗凤鸣）读了一段：

“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恩格斯也指出：“‘对实行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这种占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

赵接着说：“过去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完全违背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不是根据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水准，而是依靠发动群众，用政治斗争手段来推进社会主义，这就必然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大力开展阶级斗争，实行领袖独裁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严格的组织纪律，采取采取高压的手段甚至镇压的办法。其严重后果是，变成畸形的社会主义，成为人民的对立面。”

第37—38页（1992年4月12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继续说：“毫无疑问，人类社会始终要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而社会主义的理想原则也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社会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但要逐渐地代替，这只能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产力的水准来决定，而不能依照幻想的模式来人为地强制地推行。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股份制的出现，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而中间阶层的出现，资本家和无产者队伍的相对缩小，白领工人在增加，蓝领工人在减少，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二次分配和国家干预，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强制执行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事业，就是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变化；即使在政治上，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向民主化发展。……为了适应新的技术革命，现代资本主义又有新的变化，如采用轮流制，就是十几个人在一台设备上轮流装备汽车，这就消除了领导人员与工人之间的界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界限。我非常称赞千家驹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在发生演变，社会主义也要演变，演变就是进步，因此，不能反对和平演变。”

第39—40页（1992年4月12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大中型企业不改造是没有出路的。国有企业只有在有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才能有话力，今后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也必须使私人占有一定的股份，至于中小型的国有企业，则要大量地采取转型转制的办法。

第44页（1992年4月12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所谓改革的理论，就是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是走‘过了头’，必须退回来。这就是对现有制度要进行改革，使其适应现有的生产力水准，也就是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或者说只能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又说：“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增加社会主义成分，来发展经济、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也就是毛主席所论述的新民主主义论。这就是改革的理论。”对此，毛主席已有精辟的论述。由于毛主席过早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阶段，超阶段地实行社会主义，欲速则不达，也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这需要从思想上重新理顺过来”。“所谓超越阶段，是指公有化程度太高了。”
第45页（1992年7月5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就是发展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成分，这一块首先搞‘活’了，这是中国改革的特色。这与苏联走的路不同，他们只是在体制内兜圈子，转来转去始终难以‘活’起来。”

他说：“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使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这就把公社化的体制冲跨了。同时，也形成了广阔的农村市场。在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在城市安排待业青年，发展集体企业以及‘三资’企业和个体户，并使它们率先形成市场的生长点，这就把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打破了。另外对体制之内的大中型企业实行价格双轨制，即计划外的允许进入市场，使体制外所有企业可以得到原料、材料，否则，这部分企业是发展不起来的，而体制内的企业也可得到额外利润。再加上‘放权’、‘让利’，更能增加收入，也有积极性。”

赵继续说：“这样，无论是城市，或是乡村，就能形成市场，从而也便于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市场发育不了，没有市场竞争机制，国营企业是改造不了的。……如果单从体制内来搞改革，困难和阻力都是很大的。苏联的改革，困难就在于此，无论‘休克疗法’，或是‘摸着石头过河’都很难。而关键则在于必须理顺所有制关系，明确产权关系，这是最根本的。”

第45—46页（1992年7月5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一九九三年，他说：

赵说：“原来马克思设想‘公有制’实行后，人民群众会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不再受奴役，可以发挥出极大的积极性；同时国家又实行计划管理可以有效地配备利用资源，从而提高经济效率，可以显示出比资本主义更多的优越性。但是实践的结果并非如此。”

第79页(1993年1月4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公有制必须在充分发展的私有制经济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机制作用下，才能发挥经济效率。为此，对于公有制企业，除公用基础产业、国防、宇航等有关国家安全的少数产业外，其他大量的国有制企业，要采取合资、股份化、租赁、出售、兼并、破产等方式予以彻底改造；并把国有制企业推向市场。”

第79页（1993年1月4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使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从而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但二十世纪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出现物质产品的匮乏，相反是物质产品极大的丰富；也没有形成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相反人民生活水准普遍提高，出现了庞大的中间阶层，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历史事实的发展同马克思的分析并不相符。因此，这说明私有制也能物质产品丰富，人民生活水准提高；这说明私有制也能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实现社会文明，并且也能使资本主义各国一定程度协调起来，共同发展，走向繁荣。欧洲联盟的即将成立，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相继出现，即可证实。”

赵继续说：“私有制也能为社会带来繁荣，这是马克思所没有预见到的，但这确实资本主义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事实。而东欧的巨变，苏联的瓦解，实际上又是公有制的失败。……”

第85页（1993年4月3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经过东欧、苏联和中国进行半个多世纪的那种社会主义实践说明，在落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不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必须补资本主义课。”
第86页（1993年4月28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对国有企业的改造，采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都是公有制，跟过去差不多。只要自负盈亏这个问题不解决，只解决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也是空的，这就必须解决所有制问题。”

赵又说：“采取国有民营的方式、租赁的方式以及中外合资，来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以及中外合资比较合适；当然其他方式，如承包、出售和股份化，以及划小核算单位、进行独立核算等办法也可以采用。但不管怎样，都必须把国有企业推想市场，都去自负盈亏。”

第86页（1993年4月28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认为：“在这些国家（指东欧、苏联和中国——引者注）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不具备，更谈不到成熟；硬要去建立社会主义，必然会畸形发展，社会主义变形。因为是人为地要推行，广大群众并不同意，采取消极怠工，甚至反对；这就必然必然采取强迫手段，实行高压政策，甚至不惜用镇压的办法，这必然要强调专政、强化统治，搞个人独裁和制造个人迷信；同时对不同政见者予以批斗和镇压，而斯大林和毛主席个人就是这样走向了悲剧。”
第86—87页（1993年4月28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中国的改革走渐进过渡的道路，效果是好的，是成功的；实行价格双轨制是不可避免的。所谓放开价格、紧缩货币一步到位的改革道路是不行的。因为市场机制还未形成，没有竞争，国有企业还处在垄断地位，放开价格只能使通货膨胀，发生社会震荡，吃亏的还是广大人民；只有放开计划外的、控制计划内的，采取双轨制，才能避免大的震荡。这如同在地区上放开沿海、控制内地是一样的。首先实行发展沿海战略，然后再向内地逐步推进。否则全面放开会造成混乱，甚至不可收拾。”

第88页（1993年4月28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苏联改革的失败，一是首先从政治改革开始，而不是从经济改革开始。政治上一乱，就不可收拾；二是采取了休克疗法，就是完全放开价格一步到位，使通货膨胀起来，人民遭受很大痛苦，代价很大。”

第88页（1993年4月28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关于甚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不应从原则概念出发，不能以逻辑思维推理所构成的目标模式作为定义，而应从经济的历史的实际发展出发；也就是说，不能从人们的头脑中‘理性’的来构造模式。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究竟是甚么样子，确实谁也说不清。过去把社会主义定为就是计划经济，经过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这条路走不通；过去曾把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尺度，结果是从来没有兑现过事实上也无法兑现；过去一直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志，结果是实行公有制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高投入低效益，生产力发展或则远不如理想或则带来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实行‘公有制’结果是失败了。所以说，社会主义不能预先设定甚么框框、甚么目标模式，而应从如何发展生产力出发。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发展生产力。只有把社会生产力顺当地发展起来，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表现其旺盛的生命力。社会主义的标志只能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

第90页（1993年5月6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关于落后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提法，而应是不该过早地建立社会主义，这两个说法实际上一致的，不过（后边）这个提法更精确些。”

第92页（1993年5月6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看来，今后社会主义的发展，只能是和平过渡，再搞暴力革命这条路是走不通了。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只能靠非国有经济成分，必须大量发展非国有经济成分；……”

第98页（1993年5月16日同廖季立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革命胜利后不可立即建设社会主义，
只能为社会主义创造和准备条件，应补资本主义这一课。……
第285页（1993年7月1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过去中国的改革没有明确提出改革的理论，改革者好象不那么理直气壮；而反改革的人却利用旧的观点进行折腾，致使改革有反复。现在的问题是，要突破所有制理论。苏联垮台了，中国是一个大国，改革又进行了这么多年，完全可能并且有资格提出一套有关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来。其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却不行。‘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走向共同富裕。’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106页（1993年7月1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目前改革的人有点腰不直气不壮；有人认为现在没有改革的理论，这是不对的。”

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改革的理论。这是根据中国国情、生产力水准低下提出的。如果说党的‘七大’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理论，那么‘十三大’就是找到了中国建设的理论。正因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要发展商品经济，才要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来发展生产力，发展市场经济。由于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出现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改革。”
第285页（1993年7月1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 ……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即使实行私有化，发展资本主义也没有什么可怕，也没有可责难的。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走向共同富裕。这就是改革的理论，也就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
第285页（1993年7月1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国有中小企业应该走国有民营这条路，采取股份制及租赁、兼并、破产等办法，国有大中型企业可以采用中外合资的嫁接办法。总之，对国有企业非动打手术不可。”

第108页（1993年9月9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是否可以考虑把国有制改为企业所有制，因为企业所有制，同样也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样，由企业租赁者去自主经营；同时，也可以将国有资产用分期付款的办法、借贷的办法分给职工每人一份。”

第114页（1993年10月18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一九九四年，他说：

赵说：“改革开放，就是要扭转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使之向和平方向发展。……将来如果发生大战将是核战争，将是人类社会的毁灭，所谓既无胜利者也没有战败者。正因为这样，各国才逐步联合，建立利益共同体，携起手来共同发展；和平与发展的理性才占了上风，成为当代世界潮流。”

赵又说：“改革开放，就是把国家纳入现代世界文明和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去。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世界经济越来越走向一体化，这已为人们所共识；……。如果中国再闭关自守，再抱残守缺那就会发生‘球籍’问题，确是‘死路一条’。”
第128页（1994年1月17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改革开放就是高举民主旗帜，要实行民主政治，结束无产阶级专政。过去我曾同万里交谈过，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农民都自主经营了，你还能管得住吗？没有新办法管理能行吗？城市商品经济发展了，多种经济成分实行了，人们自己独立经营了，单位、机关还能管得住吗？必须有适应这种变化的新办法，就是民主与法治。再说，现在是开放时期，各种思潮蜂涌而入，使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产生多元化，自然会产生反映这样多元化的不同观点，再搞大一统的观念是不行了。”

第129页（1994年1月17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改革是社会的转型，是由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
第149页（1994年7月30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要配合起来。搞市场经济了，还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矛盾很多，这不行。”

第154页（1994年7月30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一九九五年，他说：

赵说：“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一党专政。”

第157页（1995年4月11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西方的议会政治是比较成熟的，应视为一种好形式；国会可制约总统；议员又受选民的制约。无论总统或议员，不代表人民说话，就不选你。”

又说：“在中国，不根据经济的发展，不考虑人民的素质，一下子实行议会民主政治，这也是幻想。”

赵认为：“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不形成中间阶层，一下子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中国就可能出现一千个政党，要乱的。人民素质不提高，乱了更可怕，会发生以暴易暴，出现独裁政治，如同缅甸那样。”

第159页（1995年4月11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中国目前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第159页（ 1995年4月11日 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中国的改革，经过曲折的过程，总算走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可逆转的轨道；这就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转机，即市场经济的不可逆转性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必须实行政治上的开放。……但由于邓的‘四个坚持’，由于邓自己不能从‘四个坚持’中解脱出来，这就使中国社会的这个转机不能比较顺利地实现，并使经济的发展处在困难和矛盾中。”

第162—163页（1995年5月1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迄今为止，相对而言，当前世界上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社会制度。虽然它存在有各种弊端，但它有活力。这主要是它能在批判中实行‘自我调节’。……例如，资本主义在1929年爆发了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大危机，后来采取……

赵明确地说：“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论不放弃，民主政治、法制建设，就难以实现。”

第163页（1995年5月1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凯恩斯主义，实行国家干预，恢复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又如，为了社会稳定，实行过多的福利政策，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也正在进行克服和纠正，使资本主义进入了所谓有组织或者说受国家调空的现代市场经济新阶段。”

第169页（1995年7月8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就是，党的专制政体也不能动。看来这也不行，因为它容纳不了市场经济。”

第171页（1995年7月8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所谓要实现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要实行西方的 一套。”

第171页（1995年7月8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马克思对社会的发展，只限于他逻辑思维的一条道路，没有预见到社会的发展还有其他道路，也能促进社会走向现代化；而他设想的这条路，实践证明也走不通。他设计的这个模式行不通，应该跳出这个框框。”

赵又明确地说：“马克思提出把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不符合社发展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同人们的认识一样是无止境的，不能人为的规定一个终极目标；同时，也不符合他自己创立的历史辩证法。同样，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和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所谓循环论，也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

赵认为：“首先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到现在也弄不清，中国的社会又一直是分封纳税制，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多是自耕农，另有佃农和地主庄园，这和西方社会奴农永远是奴农的等级划分模式不一样。”

第176页（1995年9月10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什么理想的社会模式，也没有固定的社会模式，或者说模式都有它的时效性。人们的思想不能为模式所束缚，但不是不要模式和社会制度。”因此，赵紫阳提出：“今后社会的发展不应从什么模式出发，也不宜以什么主义来划分，而应从如何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如何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出发，来引导社会的发展。”为此，他又设想说：“今后的国家类型是否可以以生产力水准来划分，即生产力高度发展（水准）的国家，中度发展水准的国家与低度发展水准的国家。社会类型可划分为：发达的社会、准发达的社会和发展中的社会，或工业化的社会、后工业化的社会和欠工业化的社会。”

第177页（1995年9月10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政治改革，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开放党禁、报禁，实行言论、结社自由，进行公开监督。这就会动摇中国共产党的地位，甚至有垮台的危险，这是掌权者绝对不能接受的。这种政治改革也是要求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这就自然要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也是不被允许的。这同人权、自由不同，因为人权、自由是可大可小、可放可收，是我可以赐予你的，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伸缩性。所以，政治改革是比较难的。总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学说不放弃，民主政治就不能实现。”

第184—185页（1995年11月4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一九九六年，他说：

赵说：“议会民主是今后必走的路。在这个问题上顾准是先知先觉者。但实行民主政治需要有个过程。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231页（1996年10月3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一九九八年，他说：

赵说：“要实行现代化，就是要西化，就是要实行西方一套。它乃是世界现代文明的主潮流，要与之接轨。”

第286页（1998年9月18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一九九九年，他说：

赵说：“所谓现代化，说的也就是‘西化’，反对‘西化’就是不同西方现代文明接轨。”

第302页（1999年12月19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二000年，他说：

赵说：“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制度也能创造日益丰富的社会产品，使人类走向繁荣，实现现代文明，而这也已为实践所证明。就是说，马克思只从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这一条途径来实现现代文明，他没有分析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可推动社会进步和资本主义灭亡的另一途径。当然，我们不能过于责备马克思，一个人伟大，也不能跳出时代的局限性。”

第306页（2000年5月13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二00一年，他说：

赵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由于穷国、富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工业受冲击，南北差距拉大，两极分化，从而出现了‘新左派’思潮。它以保护民族工业、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名，以强国福民为由，来抵制全球经济一体化，抵制中国走向现代世界文明。”

针对这种情况，赵的看法很明确：“这种思潮很容易触痛中国百年来受侵略被欺负所沉淀的民族主义伤疤，从而点燃狭隘民族仇恨情绪。而这又易于同当政者想以反对‘西化’、‘分化’来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团结内部来保持稳定巩固统治的需要相结合，使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努力再一次受挫折。因此，民族主义将是最大的威胁。”

第322页（2001年同宗凤鸣谈话综述）。

赵说东方文化落后，“开不出自由、民主、人权之花”。“美国这个价值观是符合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要求，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利益的。”

第322页（2001年同宗凤鸣的谈话综述）

赵说：“所谓现代化就是西化，就是要同西方现代文明汇合；东方文化是落后的，是开不出自由、民主、人权之花的。”

第322页（2001年同宗凤鸣的谈话的综述）。

赵说：“通过这一时期的观察与思考，自己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即两个过渡的观点，一个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殖民地国家独立后，风起云涌地都向往社会主义，而且建立了社会主义陈营。再一个是冷战结束后，又出现了（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尤其在东欧首先开始了，这个过渡不可能是完全资本本主义型的，因为广大人民不会接受它，但也不是现在模式型现实的社会主义，很可能是社会主义后社会。”

第322页（2001年同宗凤鸣的谈话的综述）。

赵说：“美国这个民族值得很好研究。这个国家经济上一直在增长、繁荣、发展，高科技又一直领先，社会是稳定的，国家领导人也是一直稳定交替的。这个国家对外并不进行领土扩张，搞殖民地，而是开展自由贸易。当然，他们也是从自己国家利益出发，这主要由于这个民族的价值观与宪法制度根植于人心。”

在谈到“三个代表”时，赵又说：“所谓‘三个代表’。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

赵不无幽么默地说：“这样，有人一定会说我是卖国主义，但这却是客观的现实。”

第322—323页（2001年同宗凤鸣的谈话综述）

赵说：“这种‘新左派’所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走向军备竞赛的道路，把中国拖垮。苏联就是这样被拖垮的。所谓武力攻台，实际是要同美国对抗，目前我们还没有这种条件。”

第323页（2001年同宗凤鸣的谈话综述）

赵说：“美国对外并没有领土野心，主要是发展贸易，求经济利益，当然，也想推广他们那一套民主制度，这同过去的德国、日本、苏联不一样。” 

第323页（2001年同宗凤鸣的谈话综述）

赵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美国在主导世界。就是联合欧盟，拉拢拉美，企图制约美国，也不是高明之举。同美国搞好关系，乃是战略利益。”

第323页（2001年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经过自己这一时期的思考、观察，二十一世纪前半世纪或者说至少前三十年，主导世界的仍然会是美国，其他无论欧盟和日本都起不到这种作用。至于俄罗斯、中国更不用说了。这是客观情况决定的。因此，中国要发展，必须跟美国搞好关系。
……邓小平就是从这一战略高度来处理问题的。比如说，从美国大使馆放走方励之，即可说明。只有邓小平才能作出这样决定。邓认为不能跟美国搞对抗，只有跟美国搞好关系，才能发展好经济。”

赵接着说：“要同美国搞关系，必须争取美国人民，因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路线受美国人民所影响，所制约。为此，必须在美国人民面前树立中国的好形象，而无论美国人民或美国政府，对民主自由和人权，对专制都是敏感的，这是他们历史形成的理念。认为中国是专制国家，他们认为专制主义的特征，就表现为对人权没有保障，对外则是扩张侵略，由此认为中国的专制就是一种威胁。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保障世界和平发展，才能使人民享有民主自由，所以，无论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都不能容忍一个专制的国家发展起来。”

第323页（2001年同宗凤鸣的谈话）。

二00二年，他说：

赵说：“资本主义社会是在自身自发发展中，逐渐自我调整，逐步自我演变向前发展的。而这关键在于启发民智、民意，要有言论自由，互相争论，互相启发，发展创新思维。如果过去资本主义搞专制不允许不同意见，出现不了凯恩斯，资本主义社会也就不能向前发展。”

第227—228页（2002年2月23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总结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认为民主国家一般不发动战争，专制主义国家才发动战争。他们认为为了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必须改变专制主义国家的体制和制度，使之向民主化方面发展。当然这也是从他们本国利益出发，但可以促进世界和平，这是与人类利益是一致的。”

第336—337页（2002年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我对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已不感兴趣，而现在的时代很难建立什么理论学说。从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本是个自然过程，是根据实践形成的潮流，也就是根据民意一步步向前发展。民意就人们内心里的真正的需求。当然在实践中间会有曲折，而不是靠什么理论、主义或设计来推动。过去正是靠理想的设计，从而走上了空想、乌托邦。”赵说：他很欣赏顾准提出的走向经验主义。

第327页（2002年2月23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我不拘泥于马列主义的教条、公式、定义，而是重视实践。自己强调的是要立足当前实际情况，尊重民意，认为民意就是潮流。当然，必须反思历史，尤其要认识清楚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历史同现实是紧密相关联的。

第328—329页（2002年5月8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美国也是从谋求本国利益来发展对外关系的，但是他们发展本国利益是同人类利益相符合的，因为他们不但发展对外自由贸易，而且还受他们本国人民价值观的支配，那就是还要推行自由、民主、人权，这就与人类社会实现现代文明相一致了。”

赵接着说：“如果人类社会发展需要有个主导的话，那么由美国来主导，比苏联、比中国来主导要好，更不用说德国和日本了。因为美国没有领土野心，不搞殖民地。”

第334—335页（2002年8月25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是很大的，这是由于中国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沉淀下来的，根深蒂固。这次南斯拉夫战争，中国大使馆误炸，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反美高潮，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的经济和平发展将是一个不利的危险因素。”

第337页（2002年10月1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二00四年，他说：

当姚监复问到“土地政策怎样改革”时， 赵紫阳说：“实行永佃制、永包制。九百九十九年都不要变。”

第369页（2004年5月25日同姚监复的谈话）

赵说：“中国社会的发展，无疑总会转向社会民主党主导的方向，……”

第384页（2004年8月24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所谓政治改革，就是要放弃党垄断的一切权力。不削弱、府实行监督。这就涉及权力的得失，又是当政者最敏感的问题。……大家都清楚党控制一切的这种体制如不触动，就不可能进行改革；中国当政者如不能从体制外超脱出来看问题，也不可能进行党的改革。”

第378页（2004年10月24日同安志文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最近国外学者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召开中国改革研讨会，题目之一是《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会上提出了类似你（指宗凤鸣）说的看法，认为邓小平的改革是市场经济加专政，其发展道路越走越窄，最后是走不通的。而赵紫阳的改革是市场经济加民主与法治，这条道路会越走越宽，会发展成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这就是两个改革道路发展的不同点。目前中国当政者特别强调党的执政能力，就是要加强一党专政的统治能力。一切都是为了保持党的专政地位不动摇，无论谁触犯这一条绝对不允许……。”

第384页（2004年10月24日同安志文和宗凤鸣的谈话）

事实俱在，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真相。

（四）

现在，《炎黄春秋》杂志为什么又要搬出于光远来旧事重提呢？

这是因为自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来以后，就遭到广大群众和干部的质疑，群众说：“初级阶段是个框，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

去年某人的谈话在香港公开出版，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初级阶段就是要搞资本主义。

《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7期发表辛子陵的《合成一个新东西》一文，要求当权派们干脆在国内捅破这层窗户纸，从而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映。

看来，这层窗户纸还是暂时不要捅破为好。这就逼迫《炎黄春秋》不得不修补漏洞。

二00八年八月十五日

附录：

从“阶段风波”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于光远

2008年第8期 炎黄春秋杂志

在1979年2月举行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一个分组会上，苏绍智、冯兰瑞作了题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联合发言（以下简称苏、冯文章或《阶段》一文），博得了与会者的好评，整后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上发表，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并由此而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的最终确立。以下讲述的就是我所了解的这段历史情况。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苏、冯文章的基本观点，我在这里对这篇文章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这篇文章分做三个部分：前言和第一部分讨论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著作中写的“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那个“过渡时期”时的“共产主义”究竟是指“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作者认为应是后者而非前者。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提出在这个过渡时期应不应该再分做若干阶段。在这个部分中他们发表了引起风波的那一段有关当前中国属于社会哪个阶段的言论。文章的第三部分是论述按照他们的见解，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承认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必要性。
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中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作者是怎么论述的呢？
首先他们在引用列宁和毛泽东的论述后写道：“我们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一个就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这里又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还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相应地存在着多个阶级，因而是进行激烈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时期。这就是过去我们所讲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那个‘过渡时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进入另一个时期，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然后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以后才进入到共产主义阶段。”
作者认为，马克思列宁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这里说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存在着公有制的两种形式，还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基本消灭，但是还有资本主义残余和资产阶级分子，甚至封建主义的残余，还有相当比重的小生产者，工农之间还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着的阶级差别，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心理仍然泛滥，生产力还没有大发展，产品也未能较大丰富。这时，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还没有结束。”
同时认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了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残余，小生产还占相当地位，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心理还泛滥着。这说明我们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已经是发达的或者完全的社会主义。”
我想读者看了上面所引的那些段落，一定会觉得他们所提出的只是我国当时处在社会主义的哪个阶段的问题，并非讨论中国是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不料却招来了激烈的批评。对这场风波的开始，冯兰瑞曾写过一个材料，大致内容是：

1．胡乔木、邓力群布置对《阶段》一文的批判
他们的文章发表后， 6月11日 ，胡乔木在社会科学院大楼的过道里遇见于光远同志的秘书，对她说了几句话，大意是，苏、冯文章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现阶段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处在过渡时期。这个观点他们在理论务虚会上讲过，但是公开发表，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最近，我和耀邦都收到了一些读者来信，反对这种提法。我本人也坚决不同意这种观点。这是从书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按照苏、冯的说法，有两种公有制并存，有商品生产、有阶级存在，就不能说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那么我国再过一百年后也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不能认为这个阶段里什么都存在，下个阶段什么都没有了。这种一刀切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是乌托邦。关于阶段划分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认真研究。简单地做出结论并公开发表，可能会被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所利用。说得再严重些，会引起公愤，全党会反对，全国人民会反对。
他对于光远同志的秘书说：你跟光远同志讲一下，希望他能运用自己的影响，改变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
大约也是6月份，胡乔木写了一个字条给《经济研究》，指示该刊组织文章，对苏、冯的文章进行批判。
7月5日 邓力群在社会科学院召开一个小会，布置批判《经济研究》第5期上关于《阶段》的文章。邓力群说，这篇文章提出中国是否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不是学术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对这个问题很重视，正副秘书长专门开了会，中宣部要说话。邓力群指示发表文章商榷，要尽量快一些。反批评的文章不能发表，不能印。公开的报刊不能印，内部的也不能印。科学无禁区，但这个问题要划一个大界线。
2．中宣部三次会议上讨论《阶段》一文的情况
7月6日 ，星期五，中宣部开会，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主持。参加者除中宣部五位正副部长外，有首都思想理论宣传战线各部门负责人。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纪念国庆30周年大会上叶剑英讲话的宣传提纲。提纲最后部分是对当前一些错误观点的批评，包括发表在《经济研究》第5期上的《阶段》一文，引了其中一句话。中央编译局局长王惠德看了宣传提纲后提问：这个提纲是否发出去了？答“还没有发出”。王说，这个提纲还要研究一下；《阶段》一文观点没有什么错。于是，引起与会者纷纷发言。有的说，《阶段》一文实质是说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有的说该文提出了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讨论，不可以讨论，不允许讨论。一些同志发言激动，表示要写文章批判。也有个别同志表示同意苏、冯的观点，认为不应组织批判。由于意见不一致，胡耀邦同志决定下次会议再讨论。
7月11日 ，星期三，中宣部例会，胡耀邦主持。参加者仍是上次会议的那些单位，不过有的单位换了人。会议仍讨论国庆30周年讲话宣传提纲，自然又谈到苏、冯那篇谈阶段问题的文章。会上压倒的多数仍持要批判的意见，理由是说文章认为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力排众议，提出：冯兰瑞他们的文章并没有讲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可是会上许多同志说文章讲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我想请问几位部长、副部长是否看过这篇文章？胡耀邦答：没来得及看。四位副部长：廖井丹、张平化、朱穆之、张香山都回答：没有看。于是，王若水建议几位部长、副部长先将他们的文章看看，再讨论。胡耀邦接受了这个意见，说看了文章下次再谈。这次会上，王惠德、王揖（他也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也讲了不同意批判的意见。
7月13日 ，星期五，中宣部继续开会，先谈了关于宣传提纲的一些别的问题。在谈到《阶段》一文问题时，王若水询问：几位领导看了他们的文章没有？胡耀邦说还没有看，两位张副部长和廖副部长都还没有看。只有朱穆之看了。朱说，文章是没有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话，但是有一句：中国还不是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朱说完，王若水立即拿出一本小册子《坚持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即 1978年5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这篇文章经胡乔木审阅后，念给邓小平听了两遍，邓小平点头后才发表的），翻开小册子第8页，念道：“诚然，我们现在的社会还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王接着说，苏、冯他们的文章是有胡乔木参与审查后的文章为根据的。听了王若水的发言，满堂惊愕。胡耀邦当机立断，亲笔勾掉宣传提纲要批苏、冯文章中的那句话，中宣部对此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
3．邓力群、胡乔木再次布置批评，不许反批评
7月10日 前后，邓力群在科学院召开各经济所负责人会议，散会后让党员和经济研究所的几位负责人留下，再次布置写批判《阶段》的文章，再次说明不许反批评。孙冶方当场提出异议，说这样不是与文化大革命时一样了吗？邓力群说，这是中央决定，党员要守纪律。
胡乔木在国务院研究室组织了几个人整理马恩列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的材料，准备亲自写文章。一天，在举行研究收集材料的会议后。丁树奇（政研室党委书记）在走廊上碰见林子力。丁对林说：要批冯兰瑞了。林说：谁批谁要臭。研究室整材料的事一直保密。
从1979年7月初到7月中旬这十天左右的时间，中宣部、胡乔木、邓力群频繁召集会议，布置批判《阶段》一文。紧锣密鼓，声势吓人。一场大批判眼看就要开始。消息传出，震惊了全国思想、理论界。苏、冯分别接到一些慰问电话。中宣部第一次会议后，有同志建议苏、冯给邓小平写信申诉。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党中央三中全会精神。而且他们的文章并没有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但是否马上写信，他们还拿不定主意。这时，政研室的林涧青因病住院，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根据冯说的情况，劝告“不要作出反映”。冯很同意这个意见。于是，他们就保持沉默。
冯兰瑞同志告诉我，在7月下旬之后胡乔木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道歉，并说要“设法补救”。
7月24日 ，朱佳木（胡乔木的秘书）向冯兰瑞转达胡乔木的话，要她不要误会，他不过是看了你们的文章后很着急。
7月底，冯兰瑞的老伴李昌到北京医院看病，遇见胡乔木。胡对李说，他很忙，没有来得及找冯兰瑞同志谈话，很抱歉。其实他对冯的文章只有两点意见。一是方法问题，不应将马列的话一条一条的来套。马列那个社会主义一千年也实行不了。第二，这样一写，同另一些文章就混在一起了。有十几篇文章，讨论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很凶的。李昌答复他两点：①用简单的办法不能解决理论问题；②你说马列说的不对，实行不了，怎么说才对，你们要拿出个说法来。以后，胡乔木在北京医院又一次见到李昌，再次表示对冯兰瑞的抱歉。时间大致在当年9月。
8月25日 上午，马列研究会学术部举行会议，传达前几天胡乔木在马列所、文学所、哲学所、法学所、历史所五所汇报会上的讲话。在回答文 new Ajax.Updater('NewsContent_For_User0', '/showContent.asp?no-cache='+Math.random() , {method: 'get', parameters: 'NewsId=6H728C45J9A4176&PageBound=0' }); 学所提出当代文学史如何编法之后，胡乔木说：我顺便作一些自我批评，对苏冯的文章看得太严重了，认为不适宜讨论。对问题本身我的观点没有变化。我不应采取行政办法，提出意见之前没有先征求苏冯二人的意见，很抱歉。看了《经济研究》第8期（载有朱述先写的与苏冯商榷的文章）后，要想办法补救一下。在这种气氛下，很难进行认真的学术讨论。
8月份《经济研究》发表了朱述先与苏、冯商榷的文章。之后，《经济研究》接到胡乔木电话，大意是说，你们登了朱述先的文章，是受了我（胡）的影响，要设法补救一下。可再找人写文章与朱商榷。据知，与此同时，胡乔木给《经济研究》写了一个意思相同的字条。两年后，冯向《经济研究》当时的负责人提出借阅胡乔木给他们的两个关于《阶段》一文的字条时，答复说，这两个字条都被社科院调走了。
《经济研究》根据胡乔木指示，找了几位同志请他们写文章同朱述先商榷，均被拒绝。于是又打电话请苏、冯写与朱商榷的文章。苏、冯也婉拒了。
后来，不知道胡乔木又看到了什么形势，重新回过头来要批苏、冯，并捏造了有一个“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讨论”。研究建国以来经济学界讨论的历史的人——我也应该算做一个——写过不少书，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过这么一个讨论，可是他硬说有，并且把苏、冯的文章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列在首位。
接着胡乔木把这个问题提得越来越高。他利用自己是《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起草者的便利，把苏、冯的观点作为不承认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代表，不点名地写进这个历史决议中去。我也是参加这个决议起草工作的人，在1981年四、五月间看到决议稿中有这样一段话之后，我特别找到胡乔木对他说，你这样做非常不对。这次谈话，我因为很生气，表现得非常激动。我对他说，“你至少要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讲我的意见时嗓门越来越高，激动得都拍了桌子。在我的强烈抗议下，他实在没有理由一字不改，不得不在《决议》中加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
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放在一个陪衬的地位，着重点还是放在批判“任何否认中国是社会主义”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他只承认“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
过了几个月，到1981年8月，中央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这时候中央有一个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它的成员有胡乔木、周扬，也有我。这个座谈会的宗旨是纠正思想战线领导涣散和软弱，抓的典型事例是白桦的作品《苦恋》拍成电影《太阳与人》上演引起了非议。但是这个会要解决的不仅是文艺界的问题，还有理论界的问题。理论界的问题是什么呢？胡乔木举不出来。会议分文艺界、新闻界、理论界三个分组，理论界的小组就由我和孙冶方作为召集人（冯兰瑞也是理论界小组成员之一）。我们组不承认理论界有什么领导涣散软弱的问题。而胡乔木说的“许多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话都出自社会科学院”的话，我们这个组的同志都认为是院长造的本院的谣，大家都不承认。而且在会上大家反对不指名道姓批评这种或那种所谓错误观点的做法。关于这些，说来话长了。
在这个会闭幕的那一天，胡乔木作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整理出来之后编入了在胡乔木主持下编成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其中有这样一段：“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一些同志在长时间内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不顾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胜利实践，不顾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一系列论述和二十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的发展，教条式地宣传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并且必须消灭商品生产，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不应该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不愿意承认我国在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尽管这些刚建立的制度还需要完善，但毫无疑义，它们已经在我国扎下了根，并且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同志既然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就不愿意看到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愿意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连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公正人士也不能不称道的优越性。极少数人甚至荒谬地宣称中国应该回过头去发展新民主主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极端错误的观点的宣传，不但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种表现，而且还给这种思潮以一种‘理论’的依据。”
从这段话可以看到，胡乔木认为，1957年以后，包括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都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邓小平曾多次指出，这二十年我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胡乔木却不顾事实，并又把矛头指向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理论工作者。他这次讲话时我应该在场，冯兰瑞也在场。那时我的耳朵不像现在这样背，他当时如果说了这样一篇话，我会立即作出反应，会去批评他。冯兰瑞当时也没有听见他的这篇话，她的笔记本上也没有这方面的记录，因此很可能是胡乔木以后改上去的。这段话我直到1998年才发现。1981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第一次写进党中央文献之中。
1982年我参加了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文件的起草仍由胡乔木主持，在他为胡耀邦报告起草的第三部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特别使用了在我国已经“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那样的句子。我一看就明白他是针对苏、冯的《阶段》一文的观点写的。我还是想在胡耀邦的这个报告中写进“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不想跟他在起草组内又冲突起来。我决定在胡耀邦亲自参加定稿时提出。那一天在读到文件的第三部分时，我提出要写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而且我已想好这话写在什么地方，基本上编好了句子。我刚把话讲完，胡耀邦立刻表示应该写，当时就作了决断。胡乔木也就没有再吭声。我建议在报告稿写进的这段话开头一句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下面还有一段是想对这话作一点发挥的，不过胡乔木还是用“但是”这个转折词又转上了他的观点。然而这次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前，“尽管”两个字还是加不上去了，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再是一句陪衬的语言了。
从1982年十二大后，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了很大的进步。
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发表了很重要的谈话。谈话的一部分后来整理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同日本的大来是这个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经济组的召集人，邓小平发表那个谈话时有幸在座。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讲：“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不是完全清醒的。”就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强调“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四个月后，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中提出“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问题，指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要为城乡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创造条件”。只是还没有敢提私人经济。还说了“决不是退回到建国初期的那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尚未在城乡占绝对优势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那样的话。
历史发展到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的主题是专门讨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这次中央没有要胡乔木主持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而把我请去担任起草小组的顾问。胡耀邦亲自主持文件的起草，就在这个会议上，把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重要依据。在全会决议中有这样一段重要的文字：
“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全民范围的道德建设，就应当肯定由此而来的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同时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社会主义道德所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而决不是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决不能把平均主义当作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同时必须指出，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前进的历史运动。我们社会的先进分子，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奋力开拓、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共产党员首先是领导干部，尤其要坚定不移地身体力行。总之，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连结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这是在党中央文献中第一次把“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的依据。决议用这一点，从实质上来批评不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现实，而只强调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左倾空谈。在起草党中央六中全会决议时，胡耀邦说，在这个决议中我们还只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写到树立道德风尚里，但这个提法应该对我们党的工作有重大的意义，仅在道德风尚问题上写是不够的。好在十三大马上要召开。他说在起草这个决议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把它写进他在十三大要做的政治报告中。在六中全会后，他决定原来的起草小组不解散，继续考虑十三大报告的起草。起草小组的成员还同他一起去上海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我和一些同志先去，胡耀邦后到。我们当时都住在上海虹桥西郊宾馆里。

后来党中央不要胡耀邦做十三大政治报告了，十三大报告交由赵紫阳去做。1987年3月26日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问题赵紫阳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信中写道，他认为“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般地泛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初级阶段，而是指由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的必须经历，而不能逾越的初级阶段”。他说，“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立论，有可能把必须避免的‘左’、‘右’两种倾向这个大问题说清楚，也有可能把我们改革的性质和根据说清楚。如能这样，对统一党内外认识很有好处，对国外理解我们的政策的长期稳定性也很有好处。”
赵紫阳对于上面我写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写进中央文件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因而在他给邓小平的信中写了上面三段之后，写道：“‘初级阶段’的提法，在党的文件中已三次出现（历史问题决议、十二大报告、精神文明决议），但都没有发挥。如您（邓小平）同意，报告的起草工作就准备循着这个思想加以展开。”
从后来赵紫阳做的十三大报告来看，邓小平同意了这封请示信。
在十三大报告中的第一部分“历史性成就和这次大会的任务”之后，第二部分便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在这一部分中开宗明义：“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接着就写了这样几段：
“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我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多年间，经过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多次失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唯一的出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也正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经过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我国当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另一方面，人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突出的景象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这种状况说明，我们今天仍然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那末，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
“总起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接着又写了“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我们应当确立的具有长远意义的六条指导方针。
然后还写了一条概括性的语言，表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的党的基本路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到现在应该说已完全确立。
而胡乔木、邓力群对《阶段》的批评也就再也提不出来了。
最后我想还讲讲我本人对苏、冯《阶段》一文的看法：我对苏、冯的文章给以充分肯定的评价，这篇文章一开头我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我并不完全同意这篇文章中说那时中国还处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个说法。
我认为马克思、列宁对“过渡时期”已有明确的论述，不宜扩大到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社会。《阶段》的作者之所以把这样的社会看做过渡时期，估计是受到毛泽东关于1956年后还存在阶级斗争的看法的影响。其实这种看法在当时理论界中大都也接受。我是同意他们的“不发达的社会”或者后来我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看法的，不主张同“过渡时期”的说法挂钩。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