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志——维基百科

赵紫阳（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原名赵修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家、改革家，1980年代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1980年—1987年）和中共中央总书记（1987年—1989年）。在任期间，是中共党内改革派的重要领袖之一，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还提出进行政治改革，打击腐败，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作出了许多同情学生的言行，而招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们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15年的余生，于2005年逝世。

由于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的立场与态度，以及他在事后面对党内声讨时坚持己见为自己辩护，中共官方对于赵紫阳的评价直至其逝世后仍然以六四的“错误”为重点。但是他注重经济发展、同情民主主张、反对集权镇压等言行，却在中国民间以及大陆以外获得了大量的支持，成为现代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早年经历

赵紫阳为河南滑县桑村乡赵庄人。父亲赵廷宾，字良乡，又名秋喜，家中殷实，有粮田数十亩，是当地有名的地主，但平日乐善好施，得村民爱戴；他娶了五房姨太，但在50岁时才与三姨太生出一子，即赵紫阳。1927年赵进入位于桑村乡的县立第十七小学读书。1929年被父亲送到洛阳念书，中学时期他改名为赵紫阳。1932年6月在桑村乡小一间简陋的教室里宣誓加入中国共青团（其介绍人就是校长杨庆然和两位教员胡敬一、聂真三，三人均为中共地下党员）。后由于中共准备的夏季滑县暴动和其他起义遭镇压，地下党组织解散，赵修业与组织失去联系。据说，赵在准备这次暴动时领导弄到进行土地革命，打倒地主分田地；他还对自家的田地和牲畜分发给农民和卖掉，其费用献给党组织，一度引起父亲赵廷宾的不快，但是他成功说服了父亲。1938年2月赵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加入中共冀鲁豫省委党校学习。

赵紫阳曾于河南省立开封高级中学学习。先后担任过中共滑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中共豫北地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1940年6月，任中共豫鲁冀边区第二地委（后改为第六地委）书记，1943年改任中共豫鲁冀边区第四地委宣传部部长；1945年8月后，任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1947年秋，率地方部队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南下，任中共桐柏区党委副书记兼桐柏军分区副政治委员。1949年3月，任中共南阳地委书记兼南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广东时期

1949年10月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务委员、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部长、副书记等职。1950年，赵紫阳任河南省南阳地区地委书记。1951年，他南调广东，成为“南下干部”的一员，协助陶铸等领导广东的土地改革工作。

土地改革

当时中共在全国建政后的不久，即开展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广东当时由叶剑英任省长，他的两名主要下属古大存和方方主持土改。他们根据广东独特的社会和历史现实，颁布了《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对广东土改实行较温和的手段路线，给大多数地主家庭以生活出路，不作过分清算。

但是陶铸和赵紫阳上任后，则开始全盘推翻原先的“温情主义”式的“和平土改”，厉行阶级斗争。1952年4月，中共中央在接到他们关于广东土改落后和干部不纯的报告后，向广东发出了“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的土改政策。陶铸于是开展全面的整顿干部队伍、“反地方主义”的运动；批判叶剑英和方方，使他们调离了广东，又架空了古大存的职权。大量的地方干部被冠以“阶级异见分子”的帽子，甚至被处死，而他们的职位空缺则由陶铸的南下干部填上。

在土改的实际操作问题上，陶铸等人也是实行极左路线，在农民内部煽动阶级斗争，强行按照比例划分地主、富农，废除了《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在这种“绝不让一个阶级异己分子落网”的口号下，大批农民被错划为地主、富农，被剥夺其大部分生产资料和财产，还造成了许多血案。

当时赵紫阳作为陶铸的助手，也是从严从紧执行土改政策，亲自批核了许多土改的决策。

大跃进与思想转变

1960年后，历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曾兼任广东省军区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文革时期

1971年后，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主政四川

1975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在四川任职期间，他领导尝试农村改革，成为后来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他领导的四川与万里领导的安徽，是最早进行农村改革、取得很好效果的地方。当时有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总理时期

赵紫阳（左）与里根总统

在邓小平复出之后，赵紫阳和万里曾经是省委书记中间鼎力支持邓小平瓦解农业公有制的干将，率先分田，因此受到邓小平的器重调中央工作，从1978年开始担任中央重要职务。1978年2月至1983年6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0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9月，任国务院总理。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86年的学潮之后，胡耀邦因受到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责而被迫辞职。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并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而其担任的国务院总理职务由李鹏代理。当时中外已经公认赵紫阳为邓小平选定的接班人。1988年4月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

赵紫阳先后是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第十二、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989年，因六四事件，被指控犯下反党、分裂党的错误，赵紫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对其进行人身限制，从此退出中国的政坛。

2005年1月17日七时零一分，赵紫阳因呼吸系统及心血管疾病于北京去世，享年85岁。

八九民运

主条目：六四事件

清场前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上与大学生们对话，后右二为温家宝

5月3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这份谈话缓和了学生激动的情绪

5月17日，赵紫阳会见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学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简单，以为他们只要喊几句口号，党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问题都给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党和政府与年轻人和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在电视公开报道上讲：我们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有人认为，赵紫阳这一说法使运动目标指向邓小平。其后发生了有人骑摩托车冲击邓小平住宅事件，有人用装满颜料的鸡蛋毁坏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事件。游行队伍的针对口号也开始转向邓小平。

5月18日，赵紫阳、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中进行50分钟的对话。但双方都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劝阻中小学生上街游行。

5月19日，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后任国务院总理）陪同，赵紫阳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了感情激动的谈话^[1]：

“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

说完赵紫阳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一些学生哭了。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

软禁至死

天安门清场以后，1989年6月23日-6月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赵紫阳被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职务，仅保留中国共产党党籍；同年6月30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撤销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

针对李鹏的报告（四中全会最主要的议程是听取并审议通过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赵紫阳做出了富有针对性的申辩。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赵紫阳自辩摘要^[2]

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发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哪些地方做得对，哪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意见：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二．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抢、烧、冲行为要依法惩处。李鹏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

三、四月一十四日到三十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四、我在五月三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核，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根据这些一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

我觉得，这次会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政治领域的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必须跟上。……我主观上认为，这是真正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多年来，在经济改革上，我是积极的，大胆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谨慎态度。我也曾自称是“经济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来，我的思想上有了变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不仅经济改革中的难题很难解决，社会、政治各种矛盾也会日趋尖锐。我的这种想法，影响着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察和处理。我觉得，在今天党的会议上，我应该讲明这些心里话，向同志们交心。很可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希望同志们批评帮助！

五、我五月四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未经常委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待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外），历来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央的方针自己去准备。

六、五月八日的常委会和五月十日的政治局会。四月二十七日的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问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正在做出努力，事态也许会逐步平息。……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与等密切结合起来。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导。……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 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八、关于五月十六日夜间的常委会。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听到各方面对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的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在五月十六日晚的常委会上我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

九、五月十七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五月四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并做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所担心的。会后，我再三考虑，很害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贯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是能够继续共事的。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五月十八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意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请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许的。身为总书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关于五月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原来在学生绝食二天后，我就准备去看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五月十九日学生已绝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学生已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劝说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于当晚九时，宣布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码是没有起反作用。

十一，关于我没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就不知道了。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对处理学潮和动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要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学潮逐步平息下来。我十分担心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取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最近小平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说，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还说，现在来比晚来好。如果从这样的高度来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就成为多余的了。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我愿意结合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撤销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两项指摘我有保留意见。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再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潮和动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事实上从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这一段，学潮和动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导。这至少可以说明我那次讲话并没有引起学潮升级。五月十九日实行戒严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当然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后动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如果说我请病假没能参加五月十九日的会议，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引起的，这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内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而李鹏同志报告中指摘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又指摘我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没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我认为像这样一些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更不能因为我请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

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的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党章第一章第四条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做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部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责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赵紫阳一直是中国国内官方报道中忌讳的话题，网上的搜索引擎、社区、聊天软件亦以此为“禁忌词”处理；但赵近况始终是欧美等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赵紫阳下台后一直被软禁在家^[3]，赵住宅一直有人俯视在小巷墙上和门前的公安站岗。但在后期官方对其行动的管制明显放松，如偶尔打高尔夫球，甚至被允许在中国内陆省份旅行，但是被禁止进入容易被国际媒体曝光的沿海地区，至2003年停止打高球的习惯；每年6月总有国际媒体传出赵去世的消息，但最后皆证实误传，2005年1月6日的病发住院曾被香港《东方日报》以头版大篇幅误报为逝世消息。

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前，应“天安门母亲”的请求^[4]，赵紫阳发出“致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的一封信”^[5]，敦促中共重新评价六四。然而此后，在10月13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的信中^[6]，赵抱怨之后自己“就被禁止会客、外出，完全限制了我（赵）的自由，把我从半软禁升级为完全的软禁了”，并指控对其的软禁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

逝世

虽然官方指赵紫阳的离世很突然，但其实在2005年1月已多次传出赵病危甚至病故的消息，只是这些消息都被中国官方否认。1月17日新华社新闻稿称：“赵紫阳同志因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赵紫阳女儿王雁南向驻北京传媒发短信称：赵紫阳在当天7时01分安详地离世；当时家人都在身旁，并为他祈祷；又形容其父终获自由。

赵紫阳儿女们的挽联为^[7]：

能做你的儿女是我们毕生的荣耀^[8]；
支持你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

倡民主坚守良知儿女为你骄傲；
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永存人间。

官方反应

赵紫阳一名儿子还说，国家领导人来过医院致意，但当时不方便透露是谁。外电引述消息指出是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另《明报月刊》2005年2月号的《他尊严地走了——赵紫阳临终纪实》一文中透露，曾庆红于1月17日凌晨五时多曾来病房探望，同行还有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而《明报月刊》2005年6月号专文亦透露田纪云在2004年间三度前来探望赵紫阳，最后的一次探望为1月5日晚上八时，并刊登探访时合照。

赵紫阳去世后其丧葬处理问题受到关注，因为这将直接反映了中国政府对赵紫阳的评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将在与家属讨论后安排举行赵紫阳的遗体告别仪式，但就以已经改革领导人丧葬流程为由表示将不会举行官方正式的追悼会。

告别式于2005年1月29日上午9时（北京时间）在八宝山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新华社新闻稿中没有职衔）参加追悼会，从而提高追悼会规格。赵遗体被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家属表示，赵紫阳的骨灰将置家中，而不会葬在八宝山公墓第一陈列室。新华社也为此发表一篇篇幅比去世消息略长的新闻，除提到贾庆林出席追悼会外，也证实曾庆红曾经在赵紫阳临终前看望过他。

同时，中国当局严格控制赵逝世产生的影响，限制消息的传播与讨论，打压民间的悼念活动。除新华社外没有任何其它的报道，有限的报纸媒进行转发，中央电视台在当日对赵的逝世新闻只字未提，只在出殡当日才作了简短的报道。另外，广东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中，则由主播口述消息，并指出“赵紫阳生前曾犯下重大错误”。^[9][10][11]

内地民间反应

中国国内的民众对赵逝世大多是表示沉痛，要求正面评价赵紫阳并自发进行悼念。在逝世当天网络上曾形成悼念赵的高峰，但高潮被当局成功限制，网络上赵的内容被严格监控，各大网站与论坛过滤删除任何相关消息，新浪网的新闻评论功能当天被取消，人民网强国论坛下午更是首次改为全审核状态，但民间仍有不少人自发撰文进行怀念。官方的告别式并不公开给公众参与，但墓外聚集不少高举赵相片或挽联的悼念人士和上访民众。

一些六四事件的当事人也都对赵紫阳的去世表示哀悼：六四事件学生领袖之一王丹表示沉痛，并对赵紫阳去世前长达15年遭软禁表示同情。而吾尔开希在表示哀悼的同时也指出，虽然六四事件起始之时赵紫阳也是被攻击的目标，但在他出现在广场后就赢得尊重，虽然他并未能为六四事件做任何实质事情，历史该予他以正面评价。

据美国之音报道，赵紫阳逝世周年期间，北京公安开始“如常”监视并拘捕悼念紫阳逝世周年的家庭式活动人士，如李金平、胡佳、齐志勇等人；家属表示只在家中举行私人纪念活动，但“家门永远对公众开放”，将接待前来悼念的人士。^[12]

值得注意的是，在赵紫阳逝世当天傍晚，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第九中学，校方在学校正门放置小型黑板，内容大致为引用新华社早前发布赵紫阳病逝的简短消息。在当天除了新华社的官方消息在网上有公开以外其他媒介几乎没有报道，以至于在中国几乎没有多少人得知此消息，主要原因是在中国民众获取消息主要来自于报纸和电视广播。而互联网对赵病逝消息的封锁与限制，广东省境内转播的香港电视有关赵紫阳的新闻被过滤，在这种情况下，能大胆公开，有人认为这是赵紫阳曾在当时的惠阳地区工作时有所贡献的一种表示。发布赵病逝消息的黑板在第二天清晨已被撤掉。

香港

2005年1月18日上午11时，以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龙纬汶为首的100人，首先于中联办门口路祭赵紫阳。下午1时，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近50人亦到达中联办。

同日，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提议在立法会为赵紫阳默哀，但被主席范徐丽泰以“立法会历年来只曾为港督尤德及中共元老邓小平的去世默哀”的理由而否决。她指赵紫阳“并非对香港有重大贡献的政治家”，“不能与邓公相提并论”，拒绝梁的申请。翌日立法会开会时，由香港职工会联盟的李卓人提出“全体议员为赵紫阳先生默哀1分钟”，24名泛民主派议员不理会前日裁决，站立默哀1分钟。范指李行为不检点宣布暂停会议。另一方面，民主建港联盟 、自由党 、泛联盟和非民主派的独立议员共27名集体杯葛会议，结果立法会首次因有议员集体“蓄意缺席”而“流会”。其后记者会中，自由党的田北俊和民建联的曾钰成皆否认杯葛是政治考虑或与“默哀”有关，而是因为有议员连番违反议事规则及主席裁决，令今届立法会会议经常中断。民主派则指坚持默哀乃“良心呼唤”，并愿为良心和行为负责。

1月21日下午，南方民主同盟在尖沙咀码头，邀请市民签署悼念册。同晚，香港支联会举办在中国国土上唯一的一场合法民间追悼会。主办方称有一万五千人参加，而香港警方称有一万人参加。明报报道参加者坐满三个维多利亚公园硬地足球场。

西方报道

当天及次日的BBC及CNN等西方主要媒体均以大量篇幅报道“伊拉克战争后的首次民主选举”，而对赵紫阳逝世的消息则仅一笔带过。

中共前任高层推动平反

包括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和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内的20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退休委员及常委在2005年联合要求中共中央为赵紫阳恢复名誉，并对赵紫阳及其对中国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公开缅怀和纪念。中国政府同意举行仪式进行纪念，但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党内外民众的诉求。

家庭成员

赵紫阳的夫人为梁伯琪，目前年高多病；在很长时间住院之后，于2005秋天回到家里休养。家人亦不敢告诉她赵紫阳的死讯。赵与梁诞下五名子女：

1. 长子赵大军
2. 次子赵二军
3. 三子赵三军（早夭）
4. 四子赵四军 妻：任克英
5. 女儿赵亮，后为免自己的姓氏引起的各种问题，改名王雁南。
6. 幼子赵五军

对赵紫阳的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评价

新华社在2005年1月29日发表关于赵紫阳遗体火化的消息时，评价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赵紫阳同志在地方先后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赵紫阳同志犯了严重错误。”

其他国家或组织的评价

美国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赞扬赵紫阳在困难时期捍卫个人信念，作出牺牲，具道德勇气。麦克莱伦又形容赵紫阳协助中国经济转型，并经由贸易及投资，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联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则说，人们记得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赵紫阳直接走到群众前，聆听他们的意见，并与他们讨论民众对民主、自由的渴求。

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推选赵紫阳为“亚洲英雄”人物。

参见

• 中国政治
• 六四事件
•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 中国共产党
• 中共中央总书记
• 邓小平

[编辑] 参考文献

1. ^ 赵紫阳5.19广场讲话，其内容摘自张良《中国“六四”真相》第519至521页，并附有该段讲话录音。
2. ^ 赵紫阳六四事件自辩书（全文） 1989年6月22日
3. ^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宗凤鸣
4. ^ 丁子霖 蒋培坤：宗老，一位饱经忧患的胜利者
5. ^ 赵紫阳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十五大的信
6. ^ 赵紫阳致函中共中央要求自由
7. ^ 临终之前的赵紫阳
8. ^ 在以短信方式咨询因赵病逝而遭软禁的鲍彤并作修改前，此句原为“能做你的儿女是我们今生的荣幸”，如同在之前的一些照片上所见
9. ^ 中国官民对赵紫阳逝世的反应
10. ^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病逝
11. ^ 赵紫阳出殡纪实
12. ^ 北京警方带走组织纪念赵紫阳人士 美国之音 2006-01-08

• 《赵紫阳传》赵蔚 著，1989年12月第一版，ISBN 9627281042
• 《赵紫阳与政治改革》，吴国光，太平洋世纪出版社1997年7月，ISBN 962-8274-05-8
• 《我的人生兼与赵紫阳谈话的回忆录：理想‧信念‧追求》，周成启 著，环球实业，ISBN 988-97634-4-3
• 《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纪念赵紫阳》，陈一咨、严家祺，明镜出版社 2005年2月，ISBN 1-932138-24-2
•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杨继绳 著，香港Excellent Culture Press 2004年11月版，ISBN 962-675-803-1
•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宗凤鸣著，开放出版社 2007年5月 ISBN 978-962-7934219

[编辑] 外部链接

维基语录上的相关摘录：

赵紫阳

• BBC中文网——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生平
• 何新《论胡赵》─（明报1989年11月27日）
• CNN:Purged Chinese leader dies
• 赵紫阳同志生平
• 赵紫阳图书馆
• IFEX: Media Barred from Covering Zhao's Death

前任：
胡耀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7年11月—1989年6月
继任：
江泽民

前任：
华国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980年9月—1987年11月
继任：
李鹏

前任：
刘兴元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书记
1975年10月—1980年3月
继任：
谭启龙

四川省省长
1975年10月—1980年3月
继任：
鲁大东

前任：
陶铸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书记
1965年—1967年
继任：
刘兴元

前任：
丁盛
广东省省长
1974年4月—1975年10月
继任：
韦国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