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野航 我对赵紫阳先生的一点记忆

一眨眼的功夫，紫阳先生逝世，已经4年了。一个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绝非我们这些受困于历史的局限性中的人所能给个定论的。不过，一个历史人物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总会有意无意间，给离他或近或远的人们，留下点滴的记忆。或许这记忆是零碎的、微不足道的，但这些记忆，或许对后来的那些超越了历史局限性的人们去重构过去一段历史的经验，不无帮助吧。

那是70年代末，我的一个同事来到一家政府部门的招待所上班不久，一处破旧的青瓦小平房的一间屋子是安排给他的宿舍。那些年，业余生活普遍比较单调乏味，而这所招待所，又远离城市，孤悬于一片广袤的乡野之中。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我这位同事下了班除了靠看书、听广播打发时间外，实在没有别的什么事可做。一天晚上，这位同事正在寝室里看书，突然有人敲门。他想，估计又是某个小青年来找他“摆龙门阵”（闲聊），一开门，他惊呆了。敲门的不是什么小青年，而是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

他忙把赵书记请进屋。他知道，赵书记因为开会就住在招待所里。赵书记对他说，自己闲得无聊，听说他这里书比较多，就找了过来，想借本书看看。征得我这位同事的同意后，赵书记借走了一本《唐宋诗词选》。

三十年过去了，我这位同事所住的，仍然是一间破旧的小屋子；仍然过着单调而乏味的业余生活。但自上次省委书记的造访后，就再也没有科长级别以上的官员来看过他了。

70年代末，我生母在四川宾馆餐厅实习。一次，他们为准备一场宴席忙得不亦乐乎。正忙着，赵紫阳来到厨房里，向大家递烟，以示慰问之意。他向我妈递烟的时候，我妈说“不会”。旁边的人忙提醒我妈收下。那人事后对我妈说：“你咋个那么傻，省委书记敬烟，都不给面子？”2003年，我家被拆迁，拆迁办拒绝按我家的实际面积赔付。我妈不服，到处上访。各类的衙门，跑了无数趟，我妈发现，处级以上的官老爷真是面难见、脸难看。直到现在，因为拆迁而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是悬而未决。有人对我妈说：“为什么当初不送礼？”我妈答不上来。我想，那是因为，对于经历过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的政治空气的我妈那一代而言，直到现在，都仍然愿意相信，至少有一部分党的干部，是正直的、是对老百姓好的，总有一天，他们会为老百姓主持公道。当然，我们宁肯相信，这样的“相信”不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幻觉。不过，如果我们老百姓们总是把主持公道的希望寄托于个别正直的干部而非制度的身上，则我们老百姓真是不免有些可悲。因为，即使那样的干部不少，他们又如何能保证自己在和体制化的私欲的斗争中，不败下阵来呢？我们老百姓为什么不可以在行贿和等待青天大老爷的公断之间寻找一种更加可靠的出路呢？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９０年代以后，关于赵先生的任何消息，都从大众的视野中消失了。９０年代初的一些日子里，赵先生有时被安排到成都“居住”。那一段时间，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向赵先生居住的一号楼的房间里提供花卉以及植物摆设。那段时间里，我常常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一号楼的楼前练气功，这位老人就是才从总书记的位置上下来的赵先生。就在他练气功的地方，有一丛南天竹。早在１９５８年的三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就站在这丛南天竹的傍边拍摄了一张照片（我曾经拥有这样一张照片），那时候，正是“大跃进”的前夕。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一位纪录片导演把这丛南天竹装进他那蒙太奇式的镜头里，我想，如果通过镜头将这两个历史场面并置在一起，并把“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和日后“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放在一块，可真叫人浮想联翩。

在90年代中，每当我去到他房间里更换花卉和植物的时候，我都特意避开他。一次，我邂逅到了他的夫人。他夫人听说我是佛教徒，便提议我练气功，后来还寄来了书籍。我当时想，气功这种东西只对一种人有意义，就是当外在于生命的东西向一个人彻底的关上了大门后，人需要直面的就是他的生命本身了。

在那段日子里，我住的宿舍区的守门的大爷给我讲起了这么一件事：一天，一个在马路上散步的老人独自地来到收发室的窗前，打听哪儿有厕所。守门的大爷抬头看了看来人，觉得有些眼熟，大爷忽然想起来什么，问：“你是赵总理？”那老人笑了笑。大爷忙带他到我居住的那幢楼的楼上上厕所。大爷说，他敢打赌，街上肯定没有人认出这个满头白发的找厕所的老头是谁。听了这个故事，我不免感慨万端。其一，对于我们那位处在社会的最边缘的守门的大爷而言，仿佛只知道赵先生当过总理、仿佛并不清楚后来所发生的事一般。其二，由于命运的嘲弄，在上厕所的问题上，处于社会最边缘的守门人和曾经处于社会最中心的国家领导人没有了差距。

现在，我家里仍然保存着一张照片，是一张上百人的合影。照片的中央，就是当年的赵总理。照片是赵总理与招待所职工的合影，我爸也在其中。许多年过去了，我爸早就不在了，当年的赵总理也不在了，照片中的很多人也不在了，但照片中的楼房还在，就在我现在的住处的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