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0）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一 我和胡乔木对周扬讲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反应

这一段从1983年9、10月以后至1985年3、4月以前，经过三个年份约一年半时间，事情最多，头绪也多、矛盾也多。现在分成十七个段落来叙述此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1 对周扬三月七日讲话的反应

    1983年3月18日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3月7目，周扬在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作了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讲话。纪念会是在中央党校开的。周扬说他身体不好，只念了一个开头。后边的内容是由播音员读的。讲话稿由《人民日报》排出清样稿，在会上发给了一些人。
我当时正住医院检查身体。我是为听他讲话特意从医院出来的。听着听着，就觉得有问题，特别是关于异化问题。按周扬的说法，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会异化，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我觉得，他的这种说法与过去党的一贯说法不一样。我们历来讲，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队伍，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员干部中会发生腐化变质的现象。异化问题我过去没有接触过。现在周扬讲，社会主义本身要发生异化，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政治、经济、思想上都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与过去长期的说法不一样。当时，我没有立即断定周扬的说法是错误的，只认为是新说法，有疑问：这种新说法对不对？能不能站得住？另一个是人道主义问题。我听周扬讲人道主义时，感觉他的语言和赫鲁晓夫的语言、提法差不多，这种讲法也有问题。
周扬讲过以后，一些学者、专家当时就表示对他的讲话有意见。贺敬之听了也有意见，但不敢出来讲话，因为周扬是他的老领导。
当天上午，胡乔木有别的事没有到会。他收到了周扬讲话的清样稿，还没有来得及看。周扬给胡乔木送这个稿子时有个便条：“乔木同志：送上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学术会上讲稿，请你详加阅改退下。我病初愈，过些时当来看您。敬礼。周扬，三月七日。”
下午，我就打电话告诉乔木，说上午去党校听了周扬的报告，觉得有些观点和提法需要斟酌，希望乔木同志看看周扬的讲话稿。同时把对周扬讲话有不同意见的情况及准备让有不同意见的人(如黄楠森等三四个人)也在会上讲一讲的意见反映上去。
没有想到，第二天，3月8日，《人民日报》没有用新华社发的新闻稿，独家发表了周扬讲话的详细报导，并预告"全文本报另行发表"。
    2 是否全文发表周扬讲话
我要秦川请示胡乔木
    3月8日下午，我在医院里，秦川给我来电话，说周扬的讲话很好，他们要全文发表，而且已预告读者，全文将在《人民日报》另发，周扬也已定稿，问我怎么样。我说：我听了周扬的报告以后，感到有些问题，但没有把握。周扬的讲话是否全文发，怎么发，你们请示乔木，他同意发则发，否则不能发。接了秦川电话之后，我立即打电话给乔木。他说，周扬的稿子已经看了，感到问题不少，不是删几句就可以改好的，不宜在《人民日报》发表。他和我商量，决定延长会期，休会两天后继续开。乔木还说，既然有人不同意周扬的意见，可以请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大会上发言。把这个会开成学术讨论会。这样有各种意见、各种声音。否则国内外会把周扬的讲话误解为代表党中央的意见。事实上，他的讲话内容，会前大家不知道。他的观点，没有报告中央并得到同意。
    3月8日下午，我从医院回到中宣部，和其他同志一起布置这个会。
    3 胡乔木要周扬修改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
    3月10日，胡乔木找了几个人，有郁文、贺敬之、工若水、夏衍，一起到周扬家，谈他对周扬讲话的意见。这次谈话郁文有记录。乔木同他们谈了一个上午，对周扬十分尊重和客气，语气特别缓和。
胡乔木说：“周扬同志的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但有些问题还没有鲜明地讲出来，或者还讲得不够圆满，倘若就这个样子拿出去，可能产生一些误会。文章中有些话是不可取的。”“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但是我看到周扬同志的文章，抽象化的议论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限制词，“就可能混同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人道主义问题上，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糊涂思想”。“我们提出人道主义究竟是讲什么东西，应给中国、外国一个明确的概念。”
胡乔木在讲了历史上有各种人道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以及“不经过阶级斗争解决不了人道主义提出的问题”等以后，说：“我们宣传人道主义时，没有讲清这方面的道理。将人道主义宣传变成摘引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来同人道主义联系，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个观点，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都联系起来。”“单讲人道主义，不加社会主义，便会同历史唯物主义发生矛盾”。“所以人道主义本身实际上有种种不同的立场。”“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如果我们不这样看，这样宣传，那么对于有斗争历史的和有党性的党员，就会在感情上格格不入，好像我们斗争了几十年，都不是人道主义，反而成了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今天实现了社会主义，一下子在各方面都实现了合乎人性的生活。这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一样，首先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还分析和批评了与此相联系的文学方面的一些现象以及现代派的种种表现。但是这次没有谈“异化”问题。谈话中间他还尖锐地批评了王若水的观点。最后他很客气地对周说：“周扬同志你年高德劭，年老体弱，是否可以‘宜将剩勇追穷寇’，将文章未涉及的地方或未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再出单行本。”“周扬同志在文艺界是很有影响的。周扬同志的文章发表出来也会影响很大的，因而希望周扬同志能够将论点搞得更完整一点，修改好了，正式发表。”临别时他还十分郑重地对周扬说：“今天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我是同耀邦同志商量了的，他特别提出要我用他的名义希望你把文章修改好了再发表。”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不赞成在报纸上大张旗鼓地宣传所谓的人道主义。他建议文章修改后作为学术文章，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展开讨论。
关于异化，乔木回来以后，又专门查了马克思关于异化的前期和后期的提法，并打电话给郁文，又打电话给周扬，指出马克思早期和晚期关于异化问题的说法是不一样的。把它不加区别地应用到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
    4 《人民日报》擅自发表周扬讲话全文
    3月15日，中宣部召开部务会议，谈周扬讲话的问题。通知周扬参加这个会，可是他不来。所以会议中间，我打电话给他，说：周扬同志，你的那篇讲话，乔木同志提了意见，希望你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你改好了没有？周扬当时口气很硬，说：讲都讲了，我就不准备改了。我说：这样一来，就不是我们两个之间商量的问题了，这就需要集体讨论。你是我们宣传部的顾问，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要开个会，讨论你的文章发表与否，在哪里发表。他的口气还很硬：你们开会，我不来。态度很傲慢。我感觉他有点欺负人，就说：周扬同志，你是老同志啊，长期做领导工作，对这样的事情，你处理过很多。需要讨论，你又不来。你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我，到哪里我都要讲对你的不同意见。这么一说，周扬不得不表示明天来参加会议。没想到。在我们通电话时，秦川就在他旁边(这是后来知道的)。结果第二天，《人民日报》就把周扬的讲话全文发表了。对此，不好说一定是周扬让秦川发的，但是秦川知道了要讨论此事，就抢先发表，这是肯定的。

二 处理《人民日报》擅自发表周扬讲话全文的经过

1 我要王若水、秦川写检查
    3月16日，我看到了《人民日报》发表的周扬3月7日讲话的全文。
我打电话给秦川：你和我说要全文发表周扬的讲活，要我表态，我说让你请示胡乔木，你请示了没：秦川说：没有。我说：现在就不是一般的不同意见的问题，而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问题，必须写出检查。
电话中，秦川把责任推给王若水，说这件事是王若水管的，讲话全文也是他让发的。接着我就给王若水打电话，王若水采取推诿的办法，说：胡乔木讲的意见中没有表示对周扬的讲话有根本的不同意见啊，只是讲了这个要补充、那个要补充，我也没有听他说过要修改以后才能发表啊。我说：这样一来，学术问题就变成一个组织纪律的问题了。王若水承认那个消息和摘要都是他让发的。秦川没参加乔木那次谈话，但王若水是参加的。王若水对秦川讲，乔木没有说不让发表。我同样向他指出，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问题，！必须写出检查。他们两人很快都把检查送来了。
    2 胡乔木建议中宣部向中央报告
    3月16日，乔木打电话给我说，对《人民日报》刊登周扬讲话全文的事不能马虎，建议中宣部向中央报告情况。这样，找了贺敬之、李彦、卢之超三人，在我的主持下，起草了上报中央书记处的报告，题目是《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不听招呼全文发衷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写清楚了事情的原委，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并且认为文章公开发表和其中有关异化问题的内容，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建议撤销王若水副总编辑职务；秦川也有错误，应做一次检讨；周扬是中顾委委员，请中顾委找周扬同志谈话，帮助他做出适当的自我批评，在中顾委会上表示一下态度。草稿写好后，经过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修改，3月20日把报告和秦川、王若水的检查，以及胡乔木3月10日同周扬的谈话记录(这份记录是郁文、贺敬之、黎虹三人核对整理的)，一同报送中央书记处。
在书记处会议上，我把那天和周扬通电话的情况(他说了什么，我说了什么)也讲了。习仲勋出来打圆场，说：要周扬在什么会上表示一点态度，没必要吧。胡耀邦讲，你们写的报告，涉及具体事，要与本人核对。今天我们不做结论，先把报告给本人看，该改的、该更正的搞好。
    3月26日，中宣部召开部务会议，内容是核对事实。参加者有胡乔木、邓力群、郁文、贺敬之、周扬、秦川、王若水等。会上胡乔木对周扬说：我本来跟你说过，作为学术文章，修改好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我也是代表耀邦同志同你谈话的。周扬说，你说你代表耀邦这个话，我没有听你讲过。周还说，你这个人讲话，从来都是今天一个说法，明天又是另一个说法，我不知道究竟信哪个。在这之前，周扬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讲我们的报告中哪些他认为不是事实，并强调他没有听到胡乔木说代表耀邦同志与他谈话的这句话。王若水说：我只听胡乔木对人道主义发表这样那样的意见，没说修改以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这时郁文出来说话：我的记录上这些话都是有的。3月10日在周扬家的谈话，郁文有记录，可以证明乔木确实讲了这句话。
我问王若水：你在理论务虚会上批评毛主席的文章和讲话，怎么一下子就传到香港去了。王若水说，不是他而是别人送出去的，还有送到台湾去的，都不全。我就对他说：共产党员在党内、国内发表意见，按照组织程序，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但拿到香港去发表，性质就不同了。他就推托，是别人送的，还把他的东西歪曲了。
开会把事实核对清楚以后，我们又把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作了一点修改。4月20日，把这个报告，连同乔木3月10日同周扬的谈话记录，周扬给胡乔木、邓力群并胡耀邦的信，秦川和王若水的信和检查，再次报送上去。以后就没有了消息。有点"留中不发"的味道。究竟胡耀邦发了这个报告没有，把这个报告送给常委看了没有，我都不知道。后来，根据在邓小平那里谈到的问题来看，好像这个报告送给邓看过。报纸上发表的周扬的讲话，我也没有特意送给邓、陈去看。
后来，胡耀邦和我讲，学术问题，何必搞得那么紧张，各说各的都可以嘛。我就说：周扬那篇东西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按他说，党要变质，党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政权也是如此，经济、思想也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把马克思主义讲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照搬过来，这不伦不类嘛，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胡耀邦一直坚持这是个学术问题，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事情几个月没有下文。我也只好把它搁在那里。你不管，我也只好不再管了。到7月份，我就外出调查考察文物工作去了。
    3 编七种研究材料
但这方面的具体工作也不是没有做。在核对送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和材料之前，因为乔木说要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为学术问题进行讨论。我就把与中宣部有关的单位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等部门的同志召集在一起，在中宣部开了一次会议。要求分工编七种材料，每种一本或两本，把能够收集到的材料尽量编进去。材料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异化问题的论述；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异化问题讨论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中持不同政见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中国已经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文章；等等，作为进一步讨论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参考材料。
当时，我确实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应该讨论的。王若水后来说，邓力群1983年3月下旬说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要讨论研究，现在变了。邓力群是变了，在听了邓小平关于异化问题的谈话后，我的认识提高了，对王若水的错误思想的认识也清楚了。
在4月20日中宣部报告送上去以后，薄一波同志写给我一封信，说周扬托他给邓小平送了18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语录。薄一波在信中没有说他给邓小平送语录的时间。但可以确定，是在4月20日中宣部的报告送上去以后。这在下面再细说。

三 邓小平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前面说过，7月初，我去外地考察。先去了华北地区的承德、张家口、包头、大同，后来又去了西北，到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主要是做关于文物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到了1983年8月，我还在外地，邓小平找乔木谈了一次话。
邓小平说，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文艺界的问题复杂，思想界的问题严重，人们的思想很乱，所以他准备在二中全会上讲讲这些问题，并出了个题目：《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胡乔木说这个题目太窄了，是不是放宽一点，讲党在思想工作中的任务。邓小平同意这个意见，并让乔木帮助搜集材料，准备稿子。乔木从邓那儿回来后，就找了几个同志谈，说有这么个事，并且谈了他对如何起草邓小平讲话的想法。
    9月6日，我从外地回京。9月7日上午，邓小平通知我去他那里，要谈二中全会讲话稿的事。我就把帮乔木搜集材料、起草稿子的龚育之、郑惠、卢之超一起找去了。
邓小平问：让乔木准备一个关于思想工作的讲话稿，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说：我刚从外地回来，不知道情况。他们几个人刚从杭州乔木那里来，由他们汇报。
龚育之等就把乔木设想的几个题目和稿子字数，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邓听了之后说：这样讲，问题太多，不需要、也不可能讲这么多问题。他赞成由书记处起草一个加强思想工作的决议来讲这些内容，他这个讲话的范围要小一些。内容太多了，对当前主要问题的针对性就不够，就很平淡了。这些内容都可以涉及，但是不要分得这么细。
他说，原来就是想讲不要搞污染。所有的灵魂工程师，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演员也是，不要搞污染。
他说，在文代会上讲了污染问题。灵魂工程师不要对社会风气、对青年思想搞污染。现在好多是搞污染。
他说，我准备了，也想了，就讲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不能走过场；一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然后他讲，我们记录。从小平同志的谈话看，他是胸有成竹的。假如周扬是5月给他送马克思的18条语录，到这次谈话时已有四个多月了，他准备、思考得很成熟了。
从邓小平那里回来后，我们把邓小平的谈话整理了一个记录稿。先送给邓小平。他看得很认真，还在清样稿上改了两个字。清样稿上这么写：我们是把实行开放政策当作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步骤，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邓小平把记录稿上的“步骤”改为"补充”。这在档案中有记录。谈话记录稿经邓小平修改后，我把这个稿子送胡耀邦，并在9月1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9月7日关于整党和不要搞精神污染等问题的谈话。
因为胡乔木仍在外地，我就在北京组织人，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搞了一个邓小平讲话的整理稿。在整理的过程中，我们还把稿子送给在杭州的胡乔木看。胡乔木根据邓小平的谈话对稿子修改后，传到北京。我们又在北京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其中王鹤寿提意见说，现在造成思想战线混乱的原因之一，是党内自由主义思想太厉害。后来，我们在邓小平的讲话中加上了这个意见。9月20日，邓小平特地找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和组织部几个人谈话，着重讲的是整党不要走过场，附带提了一下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

四 邓小平在异化问题上的高明见解

9月30日，我们把讲话稿送给邓小平。他看过以后，当天就把我们找去，谈了两点意见：第一，整理稿子看了，太长，砍掉三分之一；第二，自由主义这个问题话太多，有一两句就可以了。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讲了一篇话。他说：
早已收到周扬同志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化的18条论述。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关于异化，马克思是如何说的，要搞个材料。印发给大家。这是个生疏的名词，绝大多数同志不了解异化是什么。也是个学习嘛。让大家接触一下这个问题，有必要。
周扬同志讲毛主席1964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呵？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说到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呵？
得组织点文章。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是个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当然，也说了社会主义自身有克服异化的力量。
需要写有分量的文章驳这个东西。
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信心。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
这是一种论断。这个论断没错。
搬了些古老的东西加以歪曲，这是吓唬人嘛。所以，读点马克思的书很重要。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学习嘛。
外国各方面对异化的议论，整理成一个材料，发给全会(不写周扬那些)。
周扬同志送来的材料，我一看，马克思在什么范围内讲这个，清清楚楚。这个材料帮不了周扬的忙。
邓小平这篇话讲得非常好，非常重要。这一篇话使我、使乔木都有了一个提高。听了这次谈话，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大大地提高了。有了这篇谈话，才能有我在二中全会西南组批评王若水错误的长篇发言。胡乔木看了这次谈话，他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文章才可能写得这样好。王若水讲，后来问题发展得这么严重，是胡乔木送了材料。实际上，胡乔木没有送材料，是周扬送了18条语录，才使邓小平在异化问题上发表了这么高明的意见。

五 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讲话前后

    1O月初，根据邓小平的谈话，我们又对讲话稿进行了反复修改，并送在外地的胡乔木修改、整理。后来又送中央领导审阅，征求意见。最后定稿报送邓小平。10月1O日邓小平批准定稿。
邓小平9月的两次谈话和他的讲话稿，书记处正式印发了。耀邦都看了，他都说同意，既没有补充，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在邓小平二中全会讲话出来之后，秦川就散布说：邓小平之所以要讲这么个话，主要是因为邓力群和胡乔木给邓小平写了信，送了材料。后来又有人造谣说：讲话是邓力群塞给邓小平的。这类谣言的根子还是从秦川的上述说法来的。
接着，就开十二届二中全会了。
    1O月12日，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讲话，着重讲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针对党内存在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问题，指出：必须下定决心，用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进行这次整党，通过搞好这次整党，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
针对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的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
还指出：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文艺界的一些人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抓到底。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
最后强调：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
二中全会作出一个关于整党的决定草案，邓小平讲了上述那篇话。陈云同志也讲了话。讲话印发给大家，让大家(包括书记处的同志)提修改意见。我的印象是：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在二中全会之前，即9月30日之后，邓小平曾让我们准备点材料，他说：异化是个怪名词。要开会了，要把这个名词的材料搜集、整理一下，好让大家知道一下，接触一下这个问题。同时，思想工作里头有些什么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也搜集一点材料。这样，当时书记处研究室就请与思想工作有关的单位，就他们本单位的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搜集整理了几十份材料。我们经过挑选，整理出二十份左右，提供给二中全会参考。在二中全会之后，我们又从中选了十几份，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

六 我在二中全会上批评王若水的发言及其他

我在二中全会小组会上，做了一个长篇发言，主要是批评王若水的一系列观点，同时也对周扬那篇文章中一些错误观点提了点意见。发言整理出来以后，用简报印发给到会的同志。这个发言，后来王若水看到了。1985年，王写了一篇很长的辩护文章。无非是说，这个、那个问题上我曲解了他的意思，他的原意不是如我所说的那样。其实，我的发言大量引证他的讲话原文，每段引完了，我只是点了一下，说明这段话是个什么意思。王若水就逐段逐条进行反驳，为自己辩解。概括地讲，我说他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他说他自己还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来看，问题就清楚了。1993年，他在香港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第一个标题就是："从追求到幻灭"。说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幻灭了。这样，他自己为自己做了结论。实际上他也确实走到了这一地步。王若水当时的那篇辩护文章有的部门印发了。我知道的有国家计委印发了，作为他们干部学习的参考材料。

现在，把我在1983年10月12日十二届二中全会西南组的发言，全文抄录在下面，供有兴趣的同志研究。
邓力群同志在西南组的发言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
一、我完全拥护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的讲话。
思想战线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小平同志提出了我们的任务，又批评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为参加思想战线领导工作的一员，小平同志批评的软弱涣散的问题，也包括我在内。这里有能力问题，有工作方法问题，也有责任心问题。
远的不讲，从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比较多地注意了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正面宣传、解释、论证，对“左”的、右的错误思想，不是说没有不同意见，不是没有进行过批评，但是，总的来说，没有根据问题的性质以及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影响，在不同范围内组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开展对错误思想的批评。也组织了一些文章，在报刊上对错误观点进行批评，但是数量少，有份量的、有说服力的更少。说实在话，理论界也罢，文艺界也罢，很多错误观点来自北京，发生在中宣部眼皮底下。我们没有管好，是有责任的。当然，有些事情不是不想管，也不是没有管，不过真要解决问题，也的确不容易。
党中央早就指出，思想战线的一个重大任务，是组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通过这个队伍来维护、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各种错误倾向展开争论，必要的时候进行思想斗争。我虽然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做得很不够。在我们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中间，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有很多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动地对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但是，中宣部的组织工作做得很不够，所以现在的状况基本上还是小平同志讲的，马克思主义者各自分散作战，没有形成队伍，没有形成阵势。
二、小平同志说，异化是一个怪名词，很多同志很生疏，有必要编写一些参阅材料，请到会同志看一看。已经印发一部分，以后还准备陆续选编。
三、今天的发言，着重介绍一些国内这几年关于异化问题的材料，也说一点个人的看法，供同志们参考。
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指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从事雇佣劳动，全部产品为资本家占有，这样就形成一种状况，劳动者生产的劳动产品成为对自己的异己的、敌对的力量，反过来统治劳动者。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或异化劳动。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指出资产阶级必然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马克思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没有使用过异化概念。
目前国内讲异化最多的是王若水同志。王若水同志讲，“照马克思的意思，一到共产主义，异化就没有了。……在这一点上，我大胆地讲一句，马恩还没有完全摆脱空想的成份”。他又说，“原来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好像一切异化的根源都是私有制，好像只要社会一旦掌握生产资料，异化就消灭了。……现在看起来，废除私有制，消灭剥削，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不等于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社会上一切问题都没有了，人就完全进入自由王国。不！还会有异化，因为人们还可能对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完全认识，还有盲目性，还会产生一些问题，因此还会陷入某种不自由的状态。"
多年来，王若水同志不是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理论问题来讨论异化的，而是尖锐地针对现实问题发表自己的主张，阐述自己的见解的。他说：“十几年了，国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情况如何，我了解不够，但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到，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很重要的，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有现实意义的。”又说：“这个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实践提出来的，现在有它的新的意义”。
王若水同志也不只是谈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异化残余还存在，这种异化后果还有待于消除，他主要是谈社会主义的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异化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应该是消灭异化，但它究竟是不是已经消灭了异化，没有了异化呢？我想我们应当承认，实践证明还是有异化，不仅有思想上的异化，而且有政治上的异化，甚至经济上的异化。"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各个领域都存在异化。
关于所谓思想上的异化。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的概念，认为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教条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异化。他特别反复批评个人崇拜，而且把个人崇拜同宗教迷信完全等同起来。他说：“个人迷信，现代迷信，是思想上的异化。教条主义是异化，教条主义发展到顶点。就成了个人迷信，本来领袖是人民当中产生的，是人民抚育的。……离开人民这块土地，领袖就没有什么力量，不会有什么作为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应当是这样嘛！宣传个人迷信的结果，领袖脱离了人民。倒过来了，好像人民的一切都要依靠领袖，这不是跟上帝一样了吗？......一旦个人迷信造成以后，你要破掉它，就得付出代价，惨重的代价。异化了，不由自己支配。"王若水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个长篇发言，集中批毛泽东同志。他说，他怀疑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还反复举例，从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的个人关系来说明"文化大革命"。听了以后，给人这么个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同志个人品质很坏。港台报纸基本上把发言内容全文登载了，还说是“批毛第一炮”，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发言”。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这类批评，他在多次讲演、文章里都有。最近他还写文章批评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提法。毛泽东同志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意思很清楚，无非说因为穷，就要干，就要革命，来改变这个穷。王若水同志在文中质问“怎么说贫困是好事"，说"那种认为共产主义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没有什么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从毛泽东同志那段话里根本看不出这些意思来嘛。反正是一有机会，就找到毛泽东一句话两句话，一个论点两个论点，用这样的语言那样的语言，用这样的形式那样的形式，挖苦一通，批判一通。
关于所谓政治上的异化。他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说的，要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用这个来论证所谓政府的异化、党的异化。他说，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给的，目的是要为人民服务，“但这个权力一旦给出去以后，就有这种危险：可能有一部分人把这种权力不为人民服务，而为自己服务，结果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转过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好比母亲辛辛苦苦生了个儿子，指望他长大以后养老，结果成了逆子。政府变成了老爷，不受人民控制了，变成了异己的力量，这就是异化，政治上的异化。”从一部分人引申到整个政府，都异化了。
讲到党，他说，我们一直认为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现在还要反修防修，但是，在他看来，“我们的主要危险还是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本来是受压迫的党，变成了执政党，党的地位起了变化，就可能有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的危险，可能异化。本来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工具，人民的公仆，但后来脱离人民，变成贵族老爷，不是工人阶级啦！成了与工人阶级对立的异己的势力。......只是要求不再出林彪、'四人帮'，这个要求太低了。问题应该换一个提法，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提法：如何防止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这个提法就广泛多了。"接着说，"各级领导都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
说政府也异化，党也异化，或者叫权力异化，政治异化，这很值得注意。有些非法组织，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沿用这个提法，讲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特殊官僚阶级的矛盾，因此煽动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照王若水同志那样讲下去，很难避免不得出和非法组织相同的结论。
关于所谓经济上的异化。他在一九八○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前不久报纸上批评的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不就是一种经济上的异化现象吗？搞了四、五年，投工近五百万个，耗资几千万，结果不但得不到好处，还成了一个包袱。自己辛辛苦苦造一个大包袱给自己背，这不是异化吗？再比如云南森林的大火，毁林开荒，类似的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也讲到。过去把森林烧掉，要它的荒地，从近期的效果看是有利的。因为自己有一块地，可以种地了。但是大家都这么搞，长远的后果，人要吃它的苦头。因为破坏了生态的平衡，破坏了森林，气候条件又改变，最后这个地区成了一个不毛之地，这是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人就倒过来吃苦，这就叫异化。""象工业污染也是例子。搞个化肥厂，搞个什么厂，这也是好的啊！结果，它产生了污染，倒过来危害了人。这也是一种异化。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要，这应该是很清楚吧！然而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出现这种现象，片面地去追求高速度，片面地发展重工业。高速度之所以好，是因为它能高速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才是好的嘛！牺牲人民的生活水平去追求高速度：去追求重工业，为重工业而重工业，为高速度而高速度，结果人的干劲越大，就越是大吃苦头。劳动的结果不是对人民有利，反而使人民吃亏，这也是异化。由于这种唯意志论，不认识客观经济规律，还带着很大的盲目性，因此经济上也会异化。"各种经济工作中的缺点，都被叫做异化，叫做异己力量。
从上面思想、政治、经济所谓异化的这些道理来看，王若水同志完全离开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本意，任意广泛地解释异化的含义，把异化任意解释成为包括矛盾、一分为二、对立面的转化、否定之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各种哲学范畴的、玄而又玄的东西。他还打过一个比方，“一个母亲生了个儿子，她很心疼，很爱，辛辛苦苦地把他培养大，教育大。可是这个儿子慢慢长大后，成了一个逆子，不仅不受母亲管，倒过来管他的母亲，欺侮或者虐待母亲。儿子不认他的妈，把母亲当外人甚至敌人。母亲也觉得儿子不象她的儿子，成了家庭里面的异己分子。这个过程用哲学的语言来讲，就是异化。异化，就是异己化。”总之，在王若水同志看来，事事、时时、处处都在异化，什么东西都在异化，没完没了地异化。这正象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一贯宣传的那样，异化是包罗万象的。
四、王若水同志在谈论异化的同时又经常谈论人道主义，有时和异化联系在一起谈，有时专门谈。
他在《为人道主义辩护》中分析了历史上的各种人道主义，然后讲，各种人道主义有“共同的原则，这个共同的原则简单地说就是人的价值”，“各种人道主义对人的价值的理解可以有很大的区别，但只要它们都重视人的价值，那么这种区别就是一种人道主义和另一种人道主义的区别，而不是人道主义和非人道主义、反人道主义的区别”。他还说，“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评价人道主义呢？从积极方面说。人道主义肯定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从消极方面说，人道主义反对两个东西，一是神道主义，如中世纪的宗教；一是兽道主义，如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还有法西斯。这些内容，我想是包含在人道主义之中的。至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抹杀人的阶级性，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那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要反对的。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样的概念，就可以表达出同历史上的人道主义的区别和联系"。"总之，人道主义反对神道主义和兽道主义这两点，都是与克服人的异化联系在一起的。全盘否定人道主义，就可能异化到'神道主义''兽道主义'去，这种现象不是在十年浩劫中发生了吗？我们不是既产生了'造神运动'，又产生了法西斯的灭绝人性的兽行吗？"他又说，"我们现在也可以说，'人道主义'一词无非是指建立在强调人的价值这一原则上的各种思想体系和思想倾向；我们不应该把一般的人道主义和它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在当时条件下，马克思不用'人道主义'这个词是可以理解的；而现在我们就不必这样拘泥了。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了人道主义的。"他认为，"人道主义"这个名词，"表明它和历史上的人道主义的继承关系"，"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形容词，"表明它和其他人道主义的区别。"他说：马克思不是否认人道主义而是把人道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样一讲，国内跟着出了很多文章，也出了很多文艺作品，用各种形式来讲所谓人道主义，反对所谓非人道主义。其中举的例子很多，比如夫妻两地分居是不人道的；动员知识分子到边疆去工作是不人道的；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更是不人道的；等等。不少的青年人受到蛊惑。大学生统一分配，服从祖国建设需要，也被说成不尊重人的价值，也叫做不人道。这种所谓人道主义的宣传，当然不是批评资本主义违反人道主义，而是批评社会主义事事都违反人道主义。对人道主义观念进行这样的阐述，已经引出了很不好的社会效果。
王若水同志把自己的人道主义观点加以引申说"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他论证自己的提法的时候，引证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话，但结果却走到另外的方面。我这里只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马克思说“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这里用了“人类”，但说的是“社会化的人类”。因此才进而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生产关系。不同的生产关系，人的地位也不同。马克思自己就说过：“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从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中来研究阶级以及各阶级间的关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这样才有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正是把这种有科学内容的、有规定性的社会化的人类，作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王若水同志引了这段话，但是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却抽掉马克思给予"人类"一一词的科学内容和规定性，讲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

第二个例子，他还引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这是恩格斯解释唯物史观的一段很有名的话。这里有“人们”两个字，恩格斯赋予这两个字一系列的科学内容和规定性。王若水同志把这些也抽掉了，也用来证明他所谓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他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引证的很多很多。他引证马、恩的话，倒不能说断章取义，但是却把马、恩研究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科学的内容、具体的规定、确切的含义抽掉，进行高度抽象，只剩下一个"人"，一个所谓大写的"人"。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研究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王若水同志的方法，是同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相违背的。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原则的条件进行特别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一般的含义是矛盾的：它是僵死的。它是不纯粹的、不完全的，等等，而且它也只是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完全认识具体事物。一般概念、规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提供完全的具体事物。”“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各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列入一般之中等等。""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的全部丰富性！)的这种普遍！！"这里说得很清楚，科学地揭示和把握的一般，只是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对列宁这里分析的认识事物的方法来说，王若水同志所采取的方法，可以说是逆行的，是一种倒退。
毛泽东同志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次序来说，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等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指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至变成枯槁的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对毛泽东同志这里分析的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来说，王若水同志所采取的方法，也可以说是逆行的，是一种倒退。
马克思也好，恩格斯也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确实很重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但都不是研究抽象的人，都不是离开一定的社会联系来研究人。王若水的方法不是这样。他不是通过具体来认识一般，再由一般上升到具体。马克思主义说的人是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王若水同志却使“人”成为一个空洞的抽象，并且得出结论说：“总之，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归宿点。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人道主义这个口号和概念。”他把人变成空洞的抽象的概念，把异化变成空洞的抽象的概念，然后对这类概念进行任意的演绎，去解释各种各样的问题。
王若水同志说异化、人道主义，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带有根本性质的观点。这就是：一方面把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作为各种各样的人道主义的一种，或者如他所说的，是人道主义发展的什么新阶段，总归不过是人道主义中的一个派别。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有各种派别。他说，有一次他到一个国家访问，那个国家有人对他说；“你们中国人学马克思主义是从俄国人那里学的，毛主席也这么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当时我们认为这样就是对的。近十几年来，使我们认识到，仅仅从俄国人那里学，就有问题，就有片面性。因为马克思去世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当然，首先主要是列宁把它发展了，但是否别的国家就一点都没发展？我们过去忽略了这个问题，总有个正统观念。马恩列斯毛是正统，其它都是异端，是修正主义。只能马、恩、列、斯、毛一条线下来，有点象中国过去说的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每一个大圣人去世后。另外一个就继承他。一代一代传，继承下来。只有这些人讲的话才权威、正统。到孟轲死后，就断了。'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马恩列斯毛，毛主席去世了，再也没有那样一个权威了，好象道统也断了。近几十年，马克思主义在其他国家也有发展。从某种观点来说，也可以说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派。周扬同志说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只能有一家不能有好几家呢？可以有好几家的。我们过去的毛病就是把一个学派看成唯一的真理，不承认其它学派，只承认一家。这就产生了教条主义。过去只支持一家。其它的都排斥，视为异端。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学派，当然，是最伟大的、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但也只是一个学派。"
王若水同志把马恩列斯毛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予孟子相提并论，显然是荒谬的。这里说到“唯一的真理”。从宇宙观，世界观来说，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唯一的真理”，这不仅是因为它是人类知识积累的总汇，而且是因为它开辟不断认识和掌握真理的道路。列宁就说，唯物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我们党一向主张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同志也反复重申这个原则。我们党一向批评脱离本国实际照搬马克思的结论或列宁的结论。真正把二者结合了，结合好了，就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各国的马列主义者，都可以而且应该发展马列主义。但是不能由此否认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毛泽东同志有一个形象的说法，马列主义是主干，其它都是枝叶。没有主干，就没有枝叶。枝叶茂盛，离不开主干，同时主干也会越来越壮大。这里还涉及到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说：“绝对真理是由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反映；这些反映日趋正确；每一个科学真理尽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说相对真理不等于绝对真理。当然是对的。可是认为人们经过相对真理不能接近绝对真理，就不对了。说绝对真理的长河是无穷尽的，这也是对的。可是否认在相对真理中包含绝对真理的成分，就不对了。
总之，在王若水同志看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只是人道主义各家中的一家，马克思主义内部也有好多家。这样讲，实际是为各种错误思想、非无产阶级思想、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和各种剥削阶级思想敞开大门，使它们都能在我们国内、党内合法存在，自由泛滥，动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使党内不能有统一的思想，可以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这是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提供理论根据。
王若水同志确实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思想问题、理论问题上，他认为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他的思想体系符合的，就保持一致，不符合的就不保持一致。按照时间顺序，向同志们介绍一些事实。
一九七八年底到一九七九年春，王若水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几次发言，说“毛泽东思想也包含某些错误”，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无法说它不属于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他后来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
一九七九年六月开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会议的报告稿子，中央政治局委托乔木同志主持起草。报告起草过程中讨论了多次，王若水同志也参加了。有一次我在场，他说，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有几条，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接着尖锐地发问：那么中央服从谁呢？答案是什么，他这次没有明说。按照他的逻辑，就是党中央服从全国党代表大会；全国党代表大会又服从谁呢？服从全体党员；全体党员在全体人民中也是少数，又该服从谁呢？得服从全体人民。这样，重大问题的解决，就只得经过全民投票表决。这样一种思路的概括性的表述，就是小平同志这次批评的党性来自于人民性。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了，汪东兴同志的代表资格，经资格委员会审查，提交大会通过了。他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也由大会通过了。在进行这两项表决的时候，王若水同志没投反对票。可是大会作出决定以后，王若水同志，还有几位同志，在北京市代表团会议上提意见，而且正式写提案，要撤消汪东兴同志的代表资格，撒消汪东兴同志的主席团成员资格。中央常委为此专门开会，并且委托小平同志召开代表中间的党员会议，讲了一次话。小平同志说：发表点议论，可以谅解，作为提案，那是违反三中全会的精神的。因为三中全会确定政治局成员“只出不进”，汪东兴同志还留在政治局。小平同志又说，有人说我既然是个代表，我就有代表权。但是，要问他一下，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呀！你想当共产党员，就要执行党的决定，就要执行党对这次会议的方针。小平同志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很中肯的。王若水同志经常讲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也讲要站在人民一边。从这种行动看，他并不尊重多数，连孙中山的“民权初步”部违反了。他实际上是把少数人的意见当成人民的意见，这样来改正他所谓“党的错误”。
理论工作务虚会结束时，小平同志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同年八月，王若水同志在上海师大作报告，说“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前提条件，就会妨碍人们去自由地探讨真理。”他说：“我不太同意说四项坚持是思想解放的前提。四项基本原则不是先验的东西，不是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有了。都有个认识过程，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承认到承认，从不理解到理解，让人去探索，允许人去讨论，甚至也允许人去怀疑。有人主张，在两个‘凡是’的条件下，进行思想解放，那样，张三有个前提条件，李四有个前提条件，条件就多了，哪个前提条件正确呢？还得考查一番。要坚持四项原则，还得让人家提问题，讨论问题。两个'凡是'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不允许人家提问题的。"
中央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因为几十年来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正确性，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又是有明确的现实性和针对性的。王若水同志把四项原则和“两个凡是”相提并论是很错误的。他明明知道四项基本原则是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讲的，可是他在讲话中间却那么轻佻地说什么“张三有个前提条件，李四有个前提条件”。一个共产党员，对党中央采取这样的态度，难道是能够容忍的吗？王若水同志还说，"你说，四项基本原则是正确的，总要讲出个道道来，要坚持四项原则，就要让人首先解放思想。没有思想解放，就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接着说："坚持社会主义呢？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四人帮'也讲社会主义，叫穷社会主义，外国也有社会主义，柬埔寨说他是社会主义，越南说他是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也是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有好的，有不好的，哪个是真社会主义呢？哪个是假社会主义呢？你坚持的是哪个社会主义呢？"大家可以看到，这真是一种面对面地进行质问的口气啊。就在这前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几篇文章，题目就是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王若水同志是主管理论宣传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这些文章，和他的观点是合拍的。王若水同志自己也在一九八○年春天的一篇文章中说："不能讲要在四个坚持的前提下解放思想，倒是应该反过来说，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才能坚持社会主义。你说是要坚持社会主义，你坚持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张三一个说法，李四一个说法，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让大家探讨。要探讨就要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怎么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不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怎么坚持社会主义？"还说："在这一些年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没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而可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国际范围内，已经落后于实际情况了？"
一九八○年，让他参加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起草工作。起草过程延续得比较长，反复修改、讨论。一直到决议通过之前，王若水同志一再坚持，要在党的指导思想中间取消列宁主义；更要取消毛泽东思想。他明确地提出："从现在起，就逐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这个概念来代替'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当时有这种主张的，当然不只是他一个人。决议通过以后，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在不同场合继续批评毛泽东思想。他不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内部要允许各种学派吗？即使照他的逻辑，毛泽东思想至少总应该是一个"学派"，但是，他就非要取消毛泽东思想不可。
一九八二年春，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全国开展了这场斗争。决定明确指出：“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的重要表现。”在四月间召开的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上，王若水同志讲：“对打击贪污受贿、走私贩私等犯罪活动，不要公开宣传这是阶级斗争”，“封建社会里头也有贪官、清官，美国也禁止走私，这算什么阶级斗争？"
还有一些重要问题上的错误，都同王若水同志有关。如民主和集中，说民主的实质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再讲集中是多此一举，是概念的混乱。《人民日报》理论版曾经发表《民主的权威》，排斥党的领导的权威。一九八二年四月，《人民日报》发表王若水同志的《文艺•政治•人民》，认为自由和纪律的提法不好，主张改为自由和责任，因为“纪律是外加的，而责任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一九八○年九月，王若水同志分别在《文汇报》和《上海文学》发表所谓文艺异化问题的文章，提出"文艺也会异化。文艺应该对现实生活中的异化(如官僚主义、个人迷信、特权等)提出批评和抗议，而不应该肯定和赞美异化”。近几年来文艺上的很多问题，都同这种观点有关。北京一个主张"宁可创作为一千人所理解的阳春白雪，也不愿为八亿的下里巴人去创作”的作家，还进一步发挥王若水同志这个观点，在《电影创作》上发表文章，称赞在文学中“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问题的严肃思考”，要求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作为文学的“重大主题”。
在两条战线斗争中，这些年来，王若水同志一贯是坚持反“左”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拨乱反正，纠正“左”倾错误，今天和以后，还要继续防止和克服“左”的错误。王若水同志在一些文章中、一些会议上批评“左”有些是批得对的；有些就不对，把正确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作“左”来批评、来反对了。很少看到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
王若水同志用自己的、思想体系来对待各种问题；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是鲜明的。他在文章、讲话中是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一直坚持不愿改变的。‘尽管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对他进行批评，进行劝告，他还是不愿改变。他读书很用功，生活作风朴素。他有些文章的内容还是可取的。最近，他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批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宣传宗教，总的说是好的。但是也要说一句，这同他的思想体系并不矛盾，因为他是一直反对宗教迷信的。
五、今年三月七日，周扬同志在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讲话。讲话第四部分，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王若水同志说，这部分是由他“修改和补充的”。周扬同志认可这件事情，同时跟我说过，他觉得王若水同志的一些文章、一些观点有点偏，所以在王若水同志修改和补充后又作了一些修改。
这个部分的内容，和王若水同志关于异化、人道主义的文章，基本方面是相同的。也有些差异。主要是两个地方。第一，周扬同志说，"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其次，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克服异化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我们的体制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他的意思是，社会主义有异化，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克服异化，社会主义不断异化，不断克服异化。有人讲，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不同，是非对抗性的。但是周扬、王若水同志没有讲这个话。周扬同志文中所说的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第二，周扬同志明确地把克服异化和改革密切联系起来，认为"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的思想，对于推动和指导当前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小平同志讲话已经提出："这样讲，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他说各种改革是克服异化。随便举个例子：领导班子的调整，一批老干部下来，一批中青年干部上去，究竟谁异化了，谁克服异化的？说退下来的老干部异化了，新上来的中青年干部是在克服异化的，能够这样解释吗？
周扬同志这个讲话，除第四部分有同王若水同志基本相同的观点以外，其他三个部分，也存在一些我认为很不妥当的提法。
比如第一部分，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这是对的，但是接着说：“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场合，也出现过停滞、倒退、甚至变质。从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立，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找到不少说明这种情况的历史事实。我国由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造成的十年内乱，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证。”这样一个说法，同六中全会决议就很不一致。特别是讲到马克思主义“变质”，人们就要问，马克思主义变质了，你们有什么理由坚信马克思主义？其后果和影响，就是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列宁同第二国际的斗争非常尖锐。列宁批评第二国际，批评考茨基这些人，从来没有说过马克思主义变质，而是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被他们阉割了，篡改了，最多是说这些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部分说我们党建党以前，以至于建党以后，长时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除举一些历史时期的例证证明这个观点，也讲到直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确立，中国党在理论上成熟起来。还讲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划分实践观点和实用主义的区别上还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同时又必须划清实践观点和实用主义的界线，以防止实用主义所起的以紫夺朱混淆是非的作用。"这里说的不是党内有一些同志或者一些干部，而是讲我们党有的同志看了周扬同志的讲话以后，说他口气太大，是在教训党。
第三部分讲认识论问题，说把认识分成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文中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这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讲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区别。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划分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两个阶段，但是包含了这样一个认识过程。这就是平常我们讲的，通过五官感知客观的存在，反映到头脑里，经过头脑的思维，不仅认识了表面的东西，而且认识了实质的东西。当然这不是一次完成的，是多次完成的。列宁更明确，《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讲到认识论的时候，也是集中讲人的认识经过两个阶段，讲从存在到认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路线。周扬同志用康德关于认识的感性、知性、理性三个范畴来批评列宁，批评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最低限度是过于轻率。这不是前进，而是后退。问过他，这段是怎么写出来的。他说是上海的王元化同志起草的，他还问过王元化，这样写行吗？王元化说行，就留下来了丹扬同志讲话中的这些问题，都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思想问题和现实问题，是同马克想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看法不一致的。当然不能认为马恩列斯毛和党中央没说过的话，就不允许周扬同志说，我们不能采取这个态度。但是作为一个老党员，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提出这样重大的问题，总应该向中央报告一下，说我有些意见同马克思讲的不一样，同列宁讲的不一样，同毛泽东同志讲的不一样，同党中央讲的也不一样，请中央审查一下，可以不可以这样讲。他没这样处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讲到："对于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全局的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有不同看法，可以在党内适当场合进行讨论。但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在报刊上进行讨论，应由中央决定。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对于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这种有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党员如有意见，可以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提出，但是绝对不允许在报刊、广播的公开宣传中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反的言论；也不得在群众中散布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相反的意见。这是党的纪律。"《准则》是经过中央纪委反复讨论，听取了很多同志的意见，制定和通过的。当时周扬同志还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委也参加了讨论，参加了表决。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按《准则》办事。自己参加制定的纪律，自己不遵守，只要别人遵守；党内能够，这样吗？所以，周扬同志这篇讲话，不仅理论上很不妥当，组织纪律上也有错误。

六、今年三月十六日，《人民日报》不听招呼，全文发表了周扬同志这篇讲话。

王若水同志说，周扬同志三月七日讲话前，已经表示把稿子交给《人民日报》。七日讲话，八日《人民日报》除报道会议消息外，还刊登了周扬同志讲话的摘要，主要是人道主义这部分。这是王若水同志的主张和定的稿。这天头版头条消息中预告“全文本报将另行发表”。发表这个预告，事先没同中央书记处、中宣部打招呼。八日下午，秦川同志打电话问我，说《人民日报》想全文发表周扬同志讲话，我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了当时听周扬同志讲话的几点印象，大体上是前边说的那些。我同他讲，虽然有这些印象，但对这篇文章提的那些论点我没有把握，是不是全文发表，要他向乔木同志请示。也是八日下午，乔木同志给我打电话，说讲话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减几句话能够改好的，讲话不宜于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我们商量，全文在《哲学研究》发表，周文和其他不同意见的发言都详细摘要，作为学术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争论，陆续在报刊发表。
三月十日上午，乔木同志到周扬同志家里，同周扬、夏衍、王若水、郁文、贺敬之等五位同志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对周扬同志讲话提出批评。根据谈话记录，有十一个地方批评了他的讲话。乔木同志说，不仅他个人，而且同耀邦同志商量了，耀邦同志也委托他转告周扬同志讲话修改以后再发表。后来王若水同志也说，乔木同志那天是说了修改以后再发表。一谈话后，乔木同志又专门打电话给周扬同志，说讲话中关于异化问题的说法不妥当。十五日上午，我打电话给周扬同志，和他商量：两种观点(因为当时有的同志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在会上发表意见)的文章都详细摘要，在报上发表，周文修改后在《哲学研究》发表，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改好。他说已经讲了，不想改了，并且提出不同意乔木同志和我的意见，要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我说，既然不能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只好开会，请他参加，大家讨论，共同决定。他最后表示同意。但是没有想到，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全文发表了。
十六日上午，我打电话问秦川同志，全文发表周扬同志讲话，是不是请示了乔木同志。因为事先我叮嘱他，要请示乔木同志。他说没有。我又打电话问王若水同志，说我虽然没同你讲，但你是参加了乔木同志那天谈话的，也听到了乔木同志关于修改以后再发表的意见，为什么在编委会讨论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不把乔木同志修改以后再发表的意见提出来。他承认他确实没有转告乔木同志的意见。我说，这样一来，现在的问题已经是组织纪律问题了。
在这个问题上，秦川同志有重要责任，已作检查，王若水同志负有主要责任。王若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从参加周扬同志讲话的修改到《人民日报》不听招呼全文发表这篇讲话，整个过程都证明，王若水同志是通过周扬同志讲话的发表，来扩大他关于异化、人道主义观点的影响。
主要是向同志们介绍了一些情况。我个人谈的意见，如有不妥，恳请同志们批评。

七 我对二中全会和《邓小平文选》的宣传

二中全会结束之后，1983年10月21日至26日，中央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在这个会上，彭真、邓大姐、胡耀邦都讲了话，主要是宣传、介绍二中全会的精神。中央当时决定把邓小平、陈云的讲话转发党内学习、讨论。由我起草、乔木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邓小平、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通知》，送给胡耀邦和书记处。10月2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原则通过了这个《通知》。邓、陈讲话附在这个通知后面。22日，乔木把修改后的《通知》稿送胡耀邦审批。胡耀邦当天批示：启立同志：我看可以了，请排成清样送各专职书记看看。如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请乔木同志过目一下即可印发下去，争取25日以前发出。同一天，胡启立批：按耀邦同志批示印清样送各书记并请乔木同志过目后发。当天中办秘书局将清样稿分送胡耀邦、习仲勋、薄一波、方毅、余秋里、宋任穷、姚依林、邓力群、胡启立、谷牧、郝建秀。他们都没提出意见。24日胡乔木批：照此印发。这样，中共中央办公厅把《通知》即中发[1983]36号文件发下去了。
《通知》中说：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重要讲话作为整党决定附件发到县团级，根据先党员高级干部后党员一般干部、先党内后党外(均限一定范围)的步骤，进行学习传达。要着重通过学习讨论，达到统一党内各部门对精神污染严重危害的思想认识。要把文件学好，然后再做对照检查，不要忙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文件只是在党内印发，没有公开发表。后来，我重看了当时起草的通知，发觉其中有个缺点：各省市。自治区、各部委也是这样一个步骤，即学习先党内、后党外，至于往下传达，由他们自己决定。结果有些省市自己还没学好，就急急忙忙往下传达了。没按照先学后查，真正搞懂了，然后再逐步展开的办法去做。
当时，我正忙于《邓小平文选》(1957--1982)的宣传、学习工作。这本文选收人了邓小平在此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是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1983年3月编完的，7月1日出版发行。文选出版以后，乔木起草了一个学习、宣传《邓小平文选》的通知。7月12日中共中央把通知发给全党，1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通知》强调，学习《邓小平文选》，是即将开始的全面整党的重要思想准备，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学习的领导。同时，乔木还要求《人民日报》宣传《邓小平文选》的思想，并列了八九个题目，让他们组织文章宣传。但胡绩伟、王若水、秦川等人表面积极落实，8月12日写信给乔木，说乔木出的题目他们已经落实到理论部、评论部等部门。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落实。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后，乔木让我抓《邓小平文选》的宣传、学习工作。这时胡绩伟、王若水已经不当《人民日报》的正、副总编辑了，由李庄当总编辑，秦川当社长。李庄的态度比较好。从10月10日开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宣传《邓小平文选》的评论员文章和其他文章。《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题目是我出的。大概是最后一篇，题目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此文出来之后，恰好胡耀邦访问日本归来，秦川就把这篇文章给了胡，并说：这么一篇短文，就有20多处用邓小平的名字，这还不是宣传个人嘛。胡耀邦把秦川的这个话听进去了，胡耀邦说：我们还是要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和决定，还是要执行过去中央专门发的少宣传个人的文件。
胡绩伟、秦川都是西北来的，他们是习仲勋手下的干部。当时，他们经常到习那里去嘀咕这个、那个。到了整党时，秦川就说：好在有个习仲勋同志，要不然，我们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就靠他，我们才撑过了难关

八 胡启立催促加强反对精神污染的宣传

就在中央36号文件即将印发时，胡启立不耐烦了。10月22日，给乔木和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小平同志讲精神污染问题已一个多月了。在二中全会正式讲话也过去十天了。在这期间，人民日报还没有一篇言论(包括社论、评论、今日谈等)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整个报纸宣传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也给人以气势不足、分量不够的感觉。
    “今天广播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报纸批评大有可为》，指出为了推动全面整党，报纸要开展批评，发挥舆论威力，争取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其中，主要批评了社会上不正之风及违法乱纪行为，但对整党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如：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不良倾向；对精神污染问题；党领导上的涣散软弱问题等等都没有提。这样来引导报纸批评的方向，似同二中全会的精神不完全符合。
    “建议中宣部召集报纸、新华社、电台、电视台负责同志谈谈当前指导方针问题，并加强对社论、评论等重要言论的指导和审查……”。
    10月22日当天，胡乔木即在胡启立的信上。批：退力群同志照办、快办。因为当时我正忙于组织宣传《邓小平文选》的文章，于是我让郁文主持！召开了有宣传、文教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迅速落实二中全会精神，报道消息，发表评论和文章。会后，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通过广播电视系统，"催各省、市、自治区表态：表示对二中全会决议和、邓、陈讲话的意见和态度。催得相当紧。有那么几天，每天都有三、四个省表态。当时确有些像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时的那种气势，谁不表态谁就落后了。这就使得有些省不满意了，如辽宁省委就说：我们现在还没学好呢，为什么急急忙忙地让我们表态呢？表示不同意这样做。这样一来么，确实有一点紧张气氛，加上下面的传达也没有按照通知的精神去做，这就形成了对清除精神污染的各种不同的理解；要讲扩大清除范围也确实有点这样的苗头。在这个期间，苏州还开了一个农村精神文明的座谈会。在会上有人提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清除精神污染。《人民日报》还写了一篇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清除精神污染》。

九 周扬的自我批评

就在出现一些紧张气氛的时候，11月6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周扬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这个以自我批评的形式承认错误的谈话是怎么来的呢？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后，周扬在全会的分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在我看来，周扬能有几句自我批评的话就可以了，这件事也就过去了。我在中宣部的一次会上，通报了周扬作的自我批评。我表示：一向对周扬同志很尊重。他写了那篇文章后，我们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现在他作自我批评了，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我还会像以前一样，把他当作兄长、同志加以尊重。
我没想到的是，邓小平在二中全会的简报上看到了周扬的自我批评以后，很快就把我和乔木找了去。邓小平对我们说，周扬写了一两万字的文章登在报纸上，就这么几句话能交代过去吗？不行。周扬应该公开作书面的自我批评，登在报纸上。于是，胡乔木和我把邓小平的意见传达给了周扬。周扬听了邓小平的意见后很紧张，他知道不作检查是不行的，但采取的办法却是拖。胡乔木对周扬很关心，希望他再作一点检查，早点过关，几次打电话去问。后来，还是乔木出的主意，建议周扬用答记者问的形式作自我批评，发表在报纸上。新华社记者写出稿件后，周扬还不甘心，在稿子的末尾加了几句话，还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个稿子拿到中央书记处去讨论。胡耀邦看后说：又作自我批评，又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怎么叫检查？他主张把周扬的保留意见删掉。
至此，由于邓小平的坚持，从3月开始的这场争论告一段落。

十 我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要掌握政策界限

    1 在文化、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由于当时“报纸上整党的消息发得少一点，清除精神污染的文章、消息发得稍微多一点，于是就有各种议论。有的嫌不过瘾、不带劲，甚至想采用过去搞政治运动那一套。有的又顾虑很多，担心1957年反右又来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又来了。一些外国记者，有的是好意，有的未必是好意，道听途说，引申夸张，甚至无中生有，说我们这次整党、清除精神污染，势必像过去那样又要搞政治运动"。这是我在1983年11月28日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全国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的。会上我还讲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若干政策界限，一共十条意见：1、整党、清除精神污染的目的；2、划清国内国外的界限，划清有益有害的界限；3、清除精神污染的消息、报道、评论，要在邓小平同志讲的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范围里做文章；4、正确处理党内外关系；5、什么叫黄色，什么叫淫秽物品；6、关于艺术表演；7、同宗教问题有关的一些政策界限；8、要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9、实事求是地、满腔热情地宣传我们的建设成就，表扬人民中的好人好事；10、这次整党、清除精神污染，绝不要重犯过去"左"的或右的错误。
这个讲话稿整理出来以后，12月8日，送给邓小平，请他审阅指示。同时也送给了胡耀邦。12月13日，邓小平让他的秘书王瑞林把讲话稿退回。王瑞林在退回的附函上说："小平同志说，这篇讲话是好的。关于雇工问题，后来小平同志又对我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听其自然，看两年再说。"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要我不再谈雇工问题。
我在11月28日的讲话中，关于雇工问题是这样说的："农村经济政策，像雇工，党员雇工，社队企业承包，都出现了新情况，都有不同意见在讨论。要继续执行中央的方针，对那些不同意见的问题，要再看一看。所谓看，就是要做深入、细致、全面的调查研究，把情况搞清楚。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们在报纸上、新闻里头发表了一些不谨慎的东西，证明效果不好。后来发现，写文章的同志自己对情况也不清楚，马列主义的理论准备也不够。要进行调查研究，积累、整理、分析材料，在内部展开不同意见的充分讨论，对这样的讨论不要压制。但是，调查材料，不同意见，一律不在公开报刊发表。"这段话的目的是不再公开讨论和公开宣传报道雇工问题。
    2 在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中全会以后，我在宣教部门做了两次传达，给理论工作的同志也做了两次传达，在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讲了一次话，题目是《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掌握清除精神污染的政策界限》(1983年12月7日)。主要意思是说：在工人里面，对反对精神污染问题，只是做正面宣传，正面教育，不要去批判、反对或清除精神污染。还召开了一次文艺评论工作者的座谈会，我在会上谈了如何开展对西方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的评论工作的问题(1984年2月11日)。谈了四点意见：一、思想战线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二、对西方学术著作、文艺作品展开评论，是一项紧迫的工作；三、做出规划，有步骤地前进；四、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评论西方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
上述我的这些讲话、传达，总的精神是：宁可慢些，不要过分。这就是我当时的总的指导思想，一定要接受"文革"的教训，不能重复"文革"的错误；不能先放手发动，然后再来规定政策，在学习、批评过程中，都要注意掌握政策。
    3 在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
二中全会以后，我和乔木在书记处会议上第一次就讲了：这次反对精神污染，一是要和刑事犯罪区别开来，刑事犯罪按刑法论处，反对精神污染是作为一个思想问题来解决；另外一条界限是，对批评、反对搞清理精神污染的人，一定要同敌我矛盾区分开来。党内同志思想认识上的错误，理论观点上的错误，即使是严重错误，也是属于党员中、人民中的思想问题，这是同志内部、人民内部的问题。这两条界限，在学习、讨论中，在报刊宣传中，一定要严格地划清。一些敌对分子、非法组织有意把水搅浑，也用精神污染的办法来进行反革命煽动。特别详细地讲了：政治问题不都是敌我问题。政治问题有两类，一类是敌我之间的政治问题，另一类是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反对或清理精神污染，不能把那些犯了错误的同志都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应该看成是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因此，在方法上就是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对犯错误的人，要给他们时间，要做工作，也要等待。我在邓小平同志那里谈话时还讲到：要准备有若干人在这次会议(指二中全会)上不通，以后长时期里也不通。
那时候，我也和记者谈过几次，精神都是这样一个意思。当然，我当时有个想法，我想在划清政策界限后，就能使工作正常地进行下去。胡耀邦同志没经书记处会议讨论，没向胡乔木、邓力群打招呼，更没有报告邓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常委，到12月底，就在全国叫停了。这个事就没继续下去，就是后来所说的只搞了28天，究竟这28天从哪天算起，搞到哪天，我也搞不清楚。到了1984年邓大姐讲话，先念讲话，赵紫阳作了政府报告以后，这个事就基本结束了。

十一 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出现不同意见

这个时候我和乔木都感觉到，在清除精神污染问题上，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可以看得出来，胡耀邦对邓小平提出的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是消极地加以应付。我对此采取的做法是：尽可能消除邓小平和胡耀之问的不一致之处，使胡耀邦和邓小平一致起来。
邓小平把我的讲话稿退回来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14日，胡耀邦找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新华社社长穆青、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去中南海勤政殿谈话。吴冷西把谈话的记录稿拿来给我看。我把胡耀邦谈话中与邓小平、陈云讲话中不一致的地方都删去了。实际上我是帮胡耀邦的忙，遮掩了他的真实观点，在稿子中看不出来错误的观点了。
删改以后，我就把胡耀邦谈话的清样稿送还给他，在稿子上面写了一段话：“这是吴冷西同志交给我的笔记，经我修改，送你审阅。郑必坚同志做了一些修改后退我，照印的。另附两个材料。一是秦川同志在人民日报传达你的讲话的记录稿，一是人民日报编委扩大会讨论这个传达时的会议记录。送上供参阅妥存。”经过我修改的胡耀邦谈话，12月23日在中宣部的《宣传动态》发表了。下面摘录其中一些内容："清除精神污染还要继续搞下去，但要防止两种干扰。一种是'左'的思想干扰，一种是封建思想的干扰。这两种思想容易使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因此，要注意八个问题：第一，不要干涉人家的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第二，歌曲方面，我们提倡有革命内容的歌曲，提倡昂扬向上的歌曲。对不是淫秽的，不是色情的，没有害处的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第三，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即使有点色情描写也不要紧。我们要禁止的是专门描写性生活的作品。、第四，电影、戏剧、舞蹈、曲艺、杂技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乱砍。第五，节假日中，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少数民族舞。第六，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第七，要在初中、高中开设生理卫生课，讲生理卫生知识。第八，是从正面提出加强两个文明建设。"秦川看了这个修改稿后，就到处散布说他还有自己的版本。
这时，胡乔木从外地回到北京，我把胡耀邦的这个谈话给他看了。他说：你改得远远不够。胡乔木把胡耀邦谈话中与邓小平的思想不一致的地方，都划了杠杠。现照抄如下：
二、关于清除精神污染问题
清除精神污染，前一段搞得急了点，走了点样。小平同志讲话提的是思想战线，其中又主要是理论文艺。后来，发了36号文件，实际上把矛头指向社会、指向人民。小平同志讲，思想战线不能放毒。后来，乔木、力群同志感到有些问题，打了几次招呼，开始讲政策界限，提醒得对，这不是纠偏，也不能说走了弯路，只能说中间拐了个弯。
    ……看来，搞理论的人不一定能搞政治，理论家不一定都是政治家。
清除精神污染，为什么会走样？万里同志讲，主要是“左”的和封建的思想的干涉。根本原因是太无知。
三、关于统一思想的问题
统一思想无非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社会主义有无信心。……二是敢不敢改革和创新。十二大提出开创新局面，现在这声音很淡薄。清除精神污染、整党、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到底主要目标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实现四化。
思想统一主要是上面两个问题，人道主义、异化，统一不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经济是最主要的。
五、关于宣传问题
    1、宣传党中央，主要抓三条：中央的集体领导；集体领导中的核心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起核心作用的是小平、陈云同志；中央的第一线是书记处。不要孤立宣传小平同志，这样并不利。小平同志是中央集体领导的核心，但小平、陈云同志，还有我胡耀邦不在了，地球照样转。小平同志的旗帜是我先举的，但这样宣传，小平同志也不会赞成。我们再不要搞什么题词了。
    2、......你们要把改革宣传好。人道主义、异化再发两三篇就行了。
    4、小平同志讲话发表之后，不一定发很多文章。报纸主要用新闻事实说话。
    5、人民日报理论文章我不爱看，报纸和刊物要有分工。小平同志批评理论工作最大的毛病是理论脱离实际。长的文章可以放在《红旗》上。
六、关于胡绩伟、王若水同志
    ……有人说他(指胡绩伟)和中央完全不一致，我看不能说他和中央不一致。
七、外边有些谣传，请人民日报同志注意。
从胡耀邦谈话记录中乔木划杠的地方可以看出，胡耀邦对于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同小平同志颇不一致。

十二 胡乔木《关于人道重义和异化问题》的发表和邓小平对此文的好评

1984年元旦，邓大姐发表了新年祝词。这个祝词是我们为邓大姐起草的。这是对小平所持态度的一个肯定和支持，同时也是对分歧的另一方意见的一个批评。1984年春节时，先念同志讲话，其内容和邓大姐的祝词一致。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也就在这时发表。
乔木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在1983年12月中旬写好了。1984年1月3日，他应邀在中央党校发表演讲。1月7日把文章送邓小平，并随文章送去一封信，把有关情况作了汇报。乔木信中写道："全稿三万多字，长了一些。但因涉及的问题至今还没有一篇比较有分量的文章加以解答：党内外都有这样的要求，所以很难用短篇来讲清。文章是集体创作，四易其稿，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采取的是参加讨论的形式，态度力求和缓。已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请审阅。党校要求在该校所出《理论月刊》公开发表。究竟要不要发表，在党内发表或党外发表，并请中央决定。"
邓小平看了乔木的文章，很满意，说这篇文章是对前一段反对精神污染工作的总结。1月11日作了以下批示："乔木同志：这篇文章写得好，可在人民日报发表或转载。由教育部规定，大专院校必读。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

十三 胡耀邦对"清除”的提法提出异议

1984年1月24日，胡乔木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邓小平的批示也传达下去了。理论界进行了讨论，在大学生中也开展了教育活动。但事情没有完。主要原因是胡耀邦的态度没有变化。
    1984年2月11日胡耀邦到上海。在从飞机场到市区锦江饭店的途中，他与陪同的人谈到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说，我曾经和几个同志议论过关于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是不是合适。小平同志讲话中，讲了十一个字：思想战线不要搞精神污染，是十分正确的，也是有严格政策界限的。后来我们在决议中，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恐怕不够合适。当然，这不是追究哪个人的责任，我们都是举过手的。精神污染就像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一样，是无法清除的。所以，这个提法理论上站不住，实际上也办不到。这点意见请你转告国栋同志，请他们也研究一下，推敲一下。
当时陪同胡耀邦的是阮崇武，他于1985年9月接替刘复之任公安部部长。阮从上海回来后搞了个材料，而且强调，这个记录稿是回来追忆的，可能不准确，但意思是不会错的。阮崇武强调"意思是不会错"是对的。因为很快胡耀邦又讲了同样意思的话。
    2月17日晚，胡耀邦在石家庄同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谈话时说：小平同志说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但做法有问题。有些省委书记就对此有意见，说清除精神污染从一开头做法就不对，报纸上铺天盖地。36号文件是我同意签发的。现在看来，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不妥，像宗教也是一种精神污染，就不能说清除。接着，胡又说：唯心主义能够清除吗？个人主义能够清除吗？还是反对或抵制精神污染比较妥当。
胡乔木看到胡耀邦这个谈话材料以后，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要我查一下“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的由来。我请人查的结果是：
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用的是“清理”。
邓力群起草、胡乔木修改的中央1983年36号文件中央《通知》中无"清除"字样，有"清理"字样。
    1983年10月12日邓力群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发言、10月18日在宣传文教单位传达二中全会精神会议上的讲话，均没有"清除"的提法。
    1983年1O月21－26日，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10月24日、25日、、26日、28日陆续发表有关报道，题为《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胡耀邦同志在会上讲话》。据报道，彭真同志、邓颖超同志讲话均有"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报道还说，"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许多党外同志在座谈会上就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两个方面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胡耀邦讲话是在1O月26日。
    1O月23日，王震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大会和全国党校第四次科学社会主义教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清除"的提法。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震的这个讲话。
    11月1日邓力群在宣传文教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中，有"清除"的提法。
    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这篇文章是按胡耀邦的意见写的，《人民日报》也转载了。
    12月12日，胡耀邦的讲话题目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在此前后，特别是以后，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谈话中，许多都有"清除精神污染"的字样。

十四 胡耀邦与邓小平的意见相反

1984年2月20日胡乔木把我们查的结果，送胡耀邦、赵紫阳阅。他们都圈阅了。按理说，查清了，也圈阅了，这件事该结束了吧。可是，1984年3月18日胡耀邦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的谈话中依然故我。胡耀邦说，反对精神污染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主要是指思想战线上的问题，指我们的同志在宣传、广播和文艺工作中不能搞精神污染。但后来在宣传中走了样，出现了扩大化，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现在我们已经不用这个提法了，而是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与此同时，邓小平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胡耀邦会见日本访华团之前半个多月，即2月28日，邓小平同薄一波有一个谈话。当谈到胡乔木1月3日的文章时，薄一波说，国内外反映很好。邓小平讲，反映不一，有些人还在准备反驳。邓小平说，前一段清除精神污染是完全必要的，看来镇住了，把文艺界、思想界的一些人的气势压下去了。又说，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一时间闹得很厉害，我说过，他们实际上是搞自由化，现在这样就可以了。我讲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长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也将会是长期的，因此反对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将是长期的。
    3月14日，小平同志同乔木和我谈话。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指出：过去一段时问。精神污染搞得很厉害。我说过，那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二中全会后，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风刹住了。起码现在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再搞二中全会以前那一套了。同精神污染的斗争，是长期斗争，要做长期的工作。

十五 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关于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上的分歧

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完。夏衍看到胡耀邦3月18日同日本访华团的谈话后，就在文艺界广为传播。"美国之音"的记者嗅到了气味。4月12日，“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温尼•科里(Wayne Co-rey)在电话中向外交部新闻司提问"中国的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是否还在进行？"外交部新闻司就根据胡耀邦对日本访华团讲话的精神，起草了一个答复稿，其大意是：前一段清污搞错了，以后不再搞了。外交部还算慎重，他们把答复稿打印出来送中宣部，问对这个答复稿有什么意见。我看了这个稿子后，认为这个答复与十二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与邓小平的讲话、与我们过去所讲的，都不一样；乔木也认为这个稿子发出去后，会使党外和海外的人感觉到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就让中宣部按照中央的精神重新起草了一个答复稿："前阶段清除精神污染，很有成绩，我们予以充分肯定。今后还要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4月17日稿。我在4月26日致胡耀邦、李先念同志并姬鹏飞同志和外交部函中是这这样写的："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向十分重视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发展对外文化交流的时候，也不能不注意区别各种事物对我国人民是否有利。精神污染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有时放肆些，有时收敛些。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去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确的，并收到巨大成效。只在去年11月一小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违反中央政策的毛病，经中央同志多次划清界限，这一问题早已不存在。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今后仍将实事求是地继续进行。因精神污染这一现象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不可能清除净尽，所以今后将不再用'清除'的提法。"4月28日，赵紫阳批示赞成我们的修改稿，要求"按中宣部4月17日建议新闻司的口径回答"。胡耀邦同意赵的意见，请启立同志办。启立通知中央办公厅速交外交部。

十六 《政府工作报告》对反对精神污染的肯定

赵紫阳关于外交部答复问题的批示，实际上是维护了邓小平的意见。5月15日赵紫阳在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对1983年反对精神污染讲了一段话，对清除精神污染总的给予肯定。他说："去年举行的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曾指出思想文化领域要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随后，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和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又进一步着重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思想文化领域"为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刹住了前一时期极少数人搞精神污染的歪风，依法查禁了淫秽书刊"。在反对精神污染中，由于"对某些政策界限讲得不够清楚，以至有些地方和单位一度出现过某些不恰当的作法"，但一经发现，"就及时予以纠正。群众要求美化精神生活是完全正当的"，决不允许把它同"精神污染混淆起来。实践证明，严肃而又正确地反对精神污染，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发扬纯朴、奋发向上的社会风尚具有积极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国家一项长期的根本任务"。本来，乔木认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不讲这个问题，但赵紫阳自己特意讲了这段话。这样，反对精神污染工作就告一段落了。

十七 事情并未终结

真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关于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并没有到此终结。以后还不时掀起波澜。
    1 胡耀邦个别传达邓小平的两句话
    198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的80寿辰。我到北戴河参加祝寿活动后，在那里住了几天。有一天，胡耀邦在和我个别谈话中跟我说：邓小平最近讲了两句话，我没敢在会议上传达，是个别通知，今天跟你个别说一下。一句是，清除精神污染名誉不好；另一句是，思想政治工作决议三年不作。后来外面把第二句话传成"三年不做政治思想工作"。
    2 胡耀邦把问题提得相当尖锐
此后一直到1984年12月底中国作家协会四大召开前，肯定反对精神污染和否定反对精神污染，互相斗争、彼此较量，而否定的力量越来越占优势，反对精神污染的力量越来越受到压制，而且受压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这期间正在筹备召开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一天，贺敬之跟我讲，关于作协会议的准备情况要向总书记报告一下。我同意了。我把他关于人事安排和召开座谈会讨论作协四大报告的意见与打算，同胡耀邦讲了。胡表示同意贺敬之的意见。我向胡耀邦汇报之后，贺敬之他们就在京西宾馆开了一个三四十人参加的座谈会。丁玲、冯牧、刘绍棠、赵寻等人参加了。开会时，这些同志讲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议论纷纷。丁玲发表了一篇很好的讲话，表示她对文艺界现状感到担忧。会上，赵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有点楞头楞脑地说，他看到了夏衍到处送的胡耀邦在3月18日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的谈话，感到总书记对精神污染的提法跟中央的精神不一致。总书记不与中央保持一致，我们的工作怎么能做得好呢？后来冯牧把这些内容通过他的渠道报告了习仲勋，习仲勋又报告给胡耀邦、胡启立、乔石。这样一来，惹火了胡耀邦。
京西宾馆的座谈会结束不久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胡耀邦、胡启立、王兆国、习仲勋：，可能还有乔石，并特意把贺敬之也叫来了。这次会议我参加了。会议开始后气氛很紧张。胡耀邦把问题提得相当尖锐。当然，他没有直接提到赵寻的发言。接着习仲勋发言说，在京西宾馆的座谈会上，居然有人出来反对总书记，说总书记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他们还讲，这是一次黑会，没报告中央书记处领导，是无组织无纪律。这给贺敬之的压力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发言说：耀邦同志，他们要开这个会，我不是在北戴河向你报告过吗？你不是同意了吗？怎么能说没有向中央书记处领导报告呢？我这样一讲，会议的气氛缓解了，胡启立又出来打圆场。这样，事情算是过去了。
    3 胡耀邦等提出"三个失误"、“两个不提”、“一个无效”
    1984年12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对将要召开的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和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准备在大会上作的报告进行讨论。这次会议既不通知胡乔木参加，也不通知邓力群参加。
胡耀邦在会议讲话中有一段专门谈关于精神污染问题。他说：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化，把范围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了“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上，造声势。后来我们发现了就较早刹了车。这个问题以后不提了，根本不提了。在这里，胡耀邦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的“三个失误”。
会上，张光年汇报作协四大的筹备工作，当说到报告中没有提清除精神污染时，胡耀邦插话说，可以不提。万里接着说，自由化的问题说不清楚，以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提了，只提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影响。胡耀邦同意“不提”清除精神污染，万里又加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结果就有了“两个不提”。
接着，讨论作协的选举问题。本来，按照书记处的决定，作协大会的准备，除了讲话、报告之外，最重要最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人选的确定问题。为此做了八、九个月的工作。是以宣传部为主、吸收作协和文联的有关同志搞的。上、下调查、访问，访问了单位、党委，还有个人。所采用的这个办法，实际上与全国妇联、全国工会是一致的。到了这个时候，人选名单还没提出，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应该说，提出人选名单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细致的。可是，当会议讨论到人事问题时，夏衍问：原来准备的作协人事方案怎么样啊？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胡耀邦说：人事管理要区别两种情况：一是有党委直接领导的部门，二是群众团体和民主党派。对于后者，我们的党组织根本不要去干涉。对人民团体和科学研究所的党的工作要管。但文联作协要选什么人，根本不必去干涉，即使没有选好：让作家们自己负责……“我们不要干预。作家们觉得要有多少副主席，就选多少，不要干预。人事名单如果是党的部门定的，要撤掉。既不是指令性，也不是指导性，是无效性。胡耀邦在这里又提出了一个“无效性”。

4 作协四大开糟了
    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就按着“三个失误、两个不提、一个无效”这三句话的指导思想，开了一个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果会议开得一塌糊涂。会议选举的结果是，巴金当选为作协的主席，他是老作家，党内没有什么更多的意见。刘宾雁当选为第一副主席，成了排在巴金后面的中国作家协会领导。
李先念同志的女婿是部队作家，参加了这个大会。回去以后向先念同志反映了大会的情况。先念同志后来对我说：这个会实际上是一个反党的会。结果弄得胡耀邦自己也感到闯了祸了。而夏衍却说：这次作协代表会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
作协四大混乱情况影响到文艺界其他一系列会议。1985年4月18日中国剧协第四次会员大会在北京举行。当时我出席了开幕式，还讲了话。习仲勋、宋任穷、乔石也出席了。在开会过程中，吴祖光说，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是中华民族的耻辱。由于吴祖光等在会上大闹，弄得赵寻干不下去了。剧协的会没开好。
作协四大开糟了，这是胡耀邦始料不及的。他没有想到会搞成这个样子，于是赶紧来纠正。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他强调"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提创作自由，并不等于说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部对于作家的不论什么样的作品都必须加以发表和出版"。他还说：我们党对新闻界的最重要的要求，"我认为就是要有鲜明的正确立场，要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讲到反对精神污染问题时，他还不愿意放弃他的观点。他说："'精神污染'这个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这个名词。但是这决不是说，反对精神污染的原则有什么错误；更不是说对于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我们可以不抵制，不反对。"这个讲话经过胡乔木的修改，在《红旗》杂志1985年第8期上发表了。乔木把胡耀邦讲话中的意思改成：以后少提、甚至于以后可以不提(精神污染)。
后来邓小平知道了。1985年，准备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文件时，邓小平要修改、整理他自己的讲话，就不愿找胡乔木了，而是把我找去了。邓小平没讲胡耀邦，他说：胡乔木讲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以后不要提了？我不收回我的那个讲话(指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将来编我的《文选》，我要原样不改地收进我的《文选》里面去。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学生闹事问题时再次强调了这个话："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人我的论文集。"
胡耀邦实际上不同意邓小平的讲话，但他总是说邓小平讲话的题目是好的，是我们在执行中走了样。同时，在中央书记处内部用各种方法整邓力群。我过去说过，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打。他不敢直接不赞成邓小平，而认为邓力群可以整。
    84、85年的事情，后面再展开讲。
    5 我对胡耀邦一篇讲话不满意
    1985年1月25日，宣传部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请胡耀邦去讲话，题目为《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个题目倒没什么，但离开了当时的主题，当时的一个主题是：学习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研究改进宣传工作。在胡的讲话里讲了一大段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剥削阶级消灭了、不存在了，还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影响如何如何，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接着，胡耀邦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一句不太恰当的话，公安政法部门和宣教部门，还有一个阶级斗争的幽灵在游荡，这种状况可不能低估。在那次宣传部会上，我这个人也太不会应付了，胡耀邦讲完后，我什么都没说，就说了一句：散会。会后，宣传部里面有几个反对派，理夫、王惠德等几人在一起嘀咕：邓力群对胡耀邦不尊重，胡耀邦做了重要讲话，邓力群什么话也没说，就宣布散会了。就这点而言，我确实处理得不太恰当，不会应付。因为当时听了他的讲话，心里确实不太高兴。在类似的另一个会上，我准备了一个提纲，在会前，送给了胡耀邦，胡耀邦说：不看了。退了回来。
    6 对反对精神污染，胡耀邦一有机会就批
对于精神污染这件事，胡耀邦一直记在心里。1986年11月26日，在上海党员干部会上，胡耀邦在讲话中，又提到精神污染问题，说：反对精神污染，我们让小平同志到现在还背着黑锅。他的意思是我们给小平同志搞的。他还说：在二中全会上，刮起了一股批评周扬的风。"文革"中周扬被整得那么苦，现在发表了一篇讲话，在二中全会上被批得这么厉害。让个别同志找他谈谈，就行了嘛。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要周扬公开作自我批评是邓小平要求的。胡乔木想办法，在1984年春天，以新华社记者采访的形式，周扬做了个自我批评，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他又把它提出来。所以说，在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上，胡耀邦一有机会，就要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以至于到这个时候，还气愤地替周扬打抱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