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1）

一九八四年的日常工作和矛盾

一 思想政治工作三件事

一九八四年除了前述有关反对精神污染这件事之外，日常工作也做了不少。简要叙述于下。
    1 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论述及遇到的障碍
在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做了几件事。我写了一篇《从对“三个面向”的理解谈起》。①这里面也遇到了困难。本来书记处同意，对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调查以后，起草一个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为此，教委做了很多工作，经过好几次讨论，也准备了一个方案，即文件的起草方案。可是，到1984年4月提交书记处讨论的时候，胡耀邦和万里却突然提出：现在高校不是什么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而是改革的问题。事先他们也不通气，在会上突然提出来，弄得我和教委的同志一点准备都没有。原来准备的都不算数了，而是提出一个高校的改革问题。究竟如何改，我们固然没什么准备，他们也没提出什么成熟的意见。
我写的这篇“三个面向”的文章，是根据我当时的理解，结合高校师生的情况，作了一个估计和设想。共讲了六个问题：一、对邓小平同志最近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初步理解；二、对目前在校的大学生应该怎么样估计；三、对教师队伍，包括党政思想工作人员队伍的分析；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五、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六、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改革，最重要的是三条：实行校长负责制；建立和健全教职员工代表大会制；党委应该摆脱行政事务，集中精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现在重看这篇文章，觉得对当时的情况的确讲了一点自己想讲的意见，还是有点价值的。
    2 学习三明经验，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
在职工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我抓了两个会议。一个是在福建三明召开的，1984年4月就开始做准备。福建三明是一个小城市，城市精神文明工作做得比较好，是一个典型。6月18日，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在这个市召开了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我在会上有篇讲话，题目是《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建设一起上》。②讲话中还总结了一下三明的经验。主要是：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本地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科学地、客观地估计本地经济、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和趋势，总结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在这样的基础上制定城市建设的规划，包括近期规划和远期规划。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这是我们经过成功与不成功的比较之后，得出的二个共同的认识。三、旧城市的改造，新城市的建设，做规划的时候，用人、用钱的时候，都要把绿化放在重要的位置。此外，讲听了三明市的经验我提的两点意见。一点是，卫生保健工作本来做得好，但是介绍经验的时候，怎么样做工作，做了一些什么工作，起了什么好作用，讲得很少。另外一点，今后设想中没有说到儿童少年工作。他们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少年宫。建议三明的同志更加强调为儿童少年多做事，做好事。从那以后，在城市里面学习三明的经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起了很好的作用。
    3 在东北三次讲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新问题
    1984年7月在延边开了一个城市改革的宣传工作会议。那时，书记处研究室和宣传部一部分同志，从雇工问题的研究开始接触和研究多种经济成份的问题，起草了一个经济体制和多种经济成份的研究提纲。当时这个东西没拿出去，也没下发。最近我重新看了一下，应该说，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多种经济成份有关问题第一个进行比较系统研究形成的材料，讲了一些比较好的意见。我在延边、哈尔滨各讲了一次，后来在吉林又讲了一次。主要内容是：一、城市经济改革，给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很多新问题。经过这次会议，我们自己，并且要通过我们的工作来影响周围的同志，共同来增强信心，提高本领，把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推进到新水平。，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深入基层、深人人心。我们要靠这条思想路线取得城市经济改革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胜利。三、在坚持国营经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不仅发展集体经济，而且支持、指导和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的发展，积极引进外资，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一定会越来越壮大。四、全面准确地理解、执行和宣传"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以后回来，又整理了一点东西。前前后后，在这一年里有关这个问题(包括反映情况)及如何改进这方面的宣传，做了一些调查，大概写了五六篇东西(包括反映情况)：《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研究宣传提纲》(1984年6月25日)、《研究经济关系，掌握思想动向，宣传党的政策》(1984年6月29日)、《在城市经济改革思想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7月31日)、《宣传部门需要研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8月9日)、《向中央书记处报告农村经济的几个问题》(1O月1O日)。现在都收在我的文集第二卷里。

二 研究雇工问题

1 邓小平说：雇工问题看两年再说
关于雇工问题，1983年，邓小平说：要看个两年，如果出了问题，下个命令取消就行了。邓还说：农业上归根到底还是要搞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这样的意思，小平同志说过多次，王瑞林还给我写过条子。前面我已提到了。
    2 陈云说的几段话
    1982年12月16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张云声不赞成发展以雇工经营为特征的私人企业，写了一篇《到处出现雇工剥削引起的思考》供领导同志参考。万里看了很不高兴。我送给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看了以后说，党内有不同意见，是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如果党内鸦雀无声，党就处于危险的状态。
    1982年12月3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1983年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时发言说：“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这段话讲得很好。现在陈云的这个讲话稿还保存着。
同时，陈云就农村雇工限额问题说：“过去国务院规定最多不超过7个，现在实际上多了一些。究竟限不限，限几个合适，还要看一看。但对这类问题，报纸上不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几年农村变化很大，许多问题既不要干涉，也不要在报上大吹，看一段时间以后再说比较稳妥。"
    3 对雇工问题的调查受到胡耀邦、万里的指责
当时，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分两个组下去调查，一个去西北，一个到南方。回来后写了调查报告，征求意见。对这个调查报告，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内部就有争论。林子力、吴象等人不赞成这个调查报告的讨论稿，把稿子送到万里那里。万里看后大发脾气，骂了一通。当时写调查报告的梅行、有林等受到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万里说调查材料是“左”；另方面是研究室内部也有人表示不赞成。我说：对于雇工问题，中央决定看两、三年，这就是说要了解情况嘛，要做调查研究嘛，况且这个稿子本来就是提出来征求意见的，让大家摆事实、讲不同意见。在书记处会议上，我说雇工要分清有没有剥削，多少雇工算是小业主，多少算是私营企业的雇工。胡耀邦则说，这是从概念出发。我想，这真是奇怪的逻辑，带着问题到实际中去做调查研究，怎么会变成了从概念出发了呢？当时，我们曾设想召开省、市、自治区研究室主任会议，讨论对雇工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因此曾编发了一个简报。简报送到胡耀邦那里，他看了大发脾气，说：这样做会使下边的人感到中央的政策变了。当时，我对他的这种说法表示很难理解，我认为，进行调查研究正是为了了解中央政策的实施情况嘛。
    4 我的意见和研究
我也提了意见说，不要在报纸上公开宣传。1983年11月：，书记处讨论雇工问题和一号文件，规定雇工问题不公开宣传。上面已经说了，到1984年7月在延边召开城市改革宣传工作会议，我在会上的讲话，基础就是书记处研究室和宣传部一部分同志，从雇工问题开始接触和研究多种经济成份问题，起草的那个经济体制和多种经济成份研究提纲。
当然，那时雇工、私营经济、对外合资才刚刚开头。虽然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这些都是补充，但其消极方面的东西没有充分暴露。所以这个研究还是肯定，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之下，多种经济成份要允许发展，对公有制给予补充。实际上上述研究是维护这个政策的。但不知什么原因，引起了胡耀邦的反感。他没直接和我讲，却到总工会去追查，问延边开会究竟谈了什么问题？开这种会议有无必要？而且要王兆国调阅我在延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结果胡耀邦把这些东西拿去以后，没找到任何毛病，因为我的讲话实际上是为多种经济成份说好话的。

三 我与胡耀邦同志关于文物工作的分歧

1983年我到山西、西北走了一趟，接触到一些文物方面的问题，为开文物工作会议做一点准备。
这里又要说到胡耀邦。因为那时文物保护法刚颁布，在实际工作中究竟如何贯彻？搞文物工作的同志不只一次地向他汇报、送材料，提出召开一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也同意了。那么就按照预定程序开会了。一开会时，人家讲文物工作的重点是首先要保护。他马上就讲，我不同意你们的看法，文物工作的第一位工作是利用，利用要放在第一位。我一听到这话，就感到奇怪，原来听文物工作的人员讲，和他谈得好好的，怎么到了会上突然调子就变了。有的人在会上甚至还提出以文物养文物，这样一来就要准备卖文物了。在会上懂得一点文物、了解一点文物的人要算谷牧。我当时希望他出来说公道话。但谷牧他们看到这种情况，觉得不便于出来说话，没吭声。这时，我只好出来说：利用当然要利用，但不保护好，怎么利用；利用一次，下二次就没法利用了。但这说不说得通胡耀邦呢？这样就触发我讲了一次文物工作要处理好的几种关系。
    1984年10月31日，我在这次会议上讲了题为《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其他工作的关系》。我讲了十二个方面的关系：一、文物保护和文物维修。二、文物的保护和文物的使用或者叫利用。三、文物保护和地下文物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四、文物保护和城乡建设。五、占用的古迹、名胜(包括古建筑)保护问题。六、文物保护和宗教寺院。七、文物保护和园林管理、建设。八、文物保护同旅游。九、文物保护和文物市场、文物出口，以及防止和打击文物盗窃和走私活动。十、文物保护和文物事业的经营。十一、文物管理工作中，中央和地方分权或者职责划分问题。十二、文物保护和涉外关系。讲话最后说："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又慎重的方针，眼界要更宽一点，思想要更解放一点。不是孤立地谈文物保护，不是单纯的守摊子思想。在各项事业的发展中，摆正文物保护工作的位置，处理好各种关系，建设事业能够更好地发展，文物也能更好地得到保护。""这是个前提，文物不保护，还有什么经营？""另一方面，也不能够因为文物珍贵，就采取消极保护的办法，不论什么东西，谁也不许动，谁也不许看，谁也不许知道，这也不利于文物保护。” ③
在这之前，即当年的5月6日，我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就讲过类似的意见。我讲的题目是《保护•研究•利用--对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几点意见》。我在讲话中，我介绍了夏鼐同志说的话。因为郭沫若同志主张挖武则天墓，以便早点揭开历史上的一些奥秘，解答二些疑难问题。夏鼐同志说，你这个发掘的愿望很好，可是要考虑到我们现在对发掘出来的东西，还缺乏保护的办法，就算发掘出来很多好东西，没有把握用科学方法保护，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失，这个损失很难弥补：与其这样，不如继续让它留在地下，我们自己看不到；让我们的子孙有把握挖掘的时候看到，也是可以的。郭老一听，这个道理比他那个道理对，就撤销了自己的意见。我们要学习他们两人的态度。

四 组织编辑出版《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大全》

由文物工作的讨论，引发了我要编辑美术全集和分类全集。我在1984年4月提出这个问题。在《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出版会议上讲过两次话。4月14日我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之一。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文化遗产过去没能让全国人民全面了解。现在编辑、出版《中国美术全集》，是美术界多年的愿望。这件工作开始了，应该努力做好。""用画册来进行形象教育，不但培养美术工作者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各方面的人才都要进行这样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应有多方面的、丰富的内容。我国历史上丰富多彩的美术作品就是其中一项。对学生进行教育：除了概念的东西，还要有形象的东西。" ⑤1994年美术全集60卷出来了，分类全集也做了规划、定了型。
这个工作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其中包括计委拨了一点钱。房维中讲得很好，他说：这类书册的出版，等于开了很多的博物馆。几千年的文物，取自各地，把其中最好的选出来，编成60卷尊一个地方或图书馆买一套，看了以后，就知道全国文物的情况。所以计委表示支持，经费上也给予帮助。
如果胡耀邦不批评我们，我还可能想不到办这个事，也是坏事变成好事。在一些问题上有争论，倒引出了一个美术全集和一个分类全集。由此也可看出我这个人的性格。分类全集出完，那是前无古人了，实际美术全集就已经是前无古人了。分类全集要出400多卷，最好的东西都收进去了。在出版局来说，就成为他们的重点书籍。这件工作总算是坚持下来了。后来在1986年我与邓小平同志说：我要退下来了，以后还有几件事情要做下去，其中就有美术全集和分类全集。这件事在邓小平那里是备了案的。

五 组织编撰出版《当代中国》丛书

另一件编书方面的大工程，便是组织编撰出版《当代中国》丛书。
《当代中国》丛书于1984年开始出版。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件事是1982年5月胡乔木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倡议的。提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做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为落实这一倡议，11月，中宣部向中央呈送了一份《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陈述编书的指导思想、目的意义、规划和组织领导。就在这个月，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批示由中宣部转发党政军各部门和人民团体，并组织实施。我，还有马洪、武衡担任丛书编委会主编，正式开展工作。1984年9月，《当代中国的气象事业》、《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出版。到1990年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74卷。成立当代中国出版社以后，转由当代中国出版社继续出版。一直坚持下来，坚持了10多年，1998年出到了150卷。这套丛书是跨越国家"六五"、"七五"、"八五"、"九五"计划的重点出版项目，动员了10万人历经15年精心编写的一套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史。也是出版总署的重点书籍之一，是撑门面的书籍。出了美术全集，又出了《当代中国》丛书，从这两件事上来看，也反映了邓力群这个人有股牛脾气。尽管不如意的事情很多，但还是憋着一股劲，干点能够干、也应该干的事。

六 适应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改进宣传工作

这年年底，开了个宣传工作会议，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我在会上讲了一篇话，题目是：《学习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研究改进宣传工作》(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讲话中提出了几个供研究参考的问题：1、这个《决定》同党中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一些重大方针、政治原则、思想原则的关系。2、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是什么。3、公有制经济同其他经济成份的关系。4、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5、正确对待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思想认识问题。还讲到今后进行各项经济体制改革时要处理好几种关系：一、服从大局、顾全大局。二、改革工作要与整党密切结合。三、理论工作者要密切联系实际，实际工作者要重视理论。并且提出"宣传战线同志的思想工作同经济建设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要改变为相适应"。为此要抓住三件事："研究经济关系，掌握思想动向，宣传党的政策"。最后谈了一下怎样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问题。

七 我与胡耀邦同志的磕磕碰碰

1 调王忍之去《人民日报》搁浅
在这一年里，研究室出现了各种矛盾。在1983年3月发生雇工问题的争论，在书记处会议上，我说要调查研究，胡耀邦就说这是从概念出发。后来说要召开各省市研究室主任的会议，胡耀邦又说：这个会一开就给下面一个印象，中央关于雇工的政策变了。
到了1984年1月，胡绩伟不当《人民日报》总编，王若水也不当副总编了，就要调人进去。我找秦川谈话，与他商量意见，那时想把王忍之调去当副总编，另外还从社科院和其他单位调人，其中包括调沙健孙去理论部等。同秦川当面说得好好的，秦川还说，这次收获很大，但一转身他就到组织部去了，找到李锐，向他说了一通。接着，李锐就与内蒙周惠通了消息。周惠就打电话给万里，说：在一次会上，他与王忍之都参加了(王那时在计委吧，记不准了)，在一起开会，王忍之在那次会上发表了反对雇工的意见。周还和万里说：让这样的人去《人民日报》当副总编，我们不放心。这些事情我事先都不知道，等到我把原来商量好的名单提交书记处讨论时，万里就说：周惠来电话了，说王忍之反对雇工。让这样的人当《人民日报》副总编，他们不放心。李锐在这个问题上没说话，但从另一方面说话，他说：我这个人还算搞过新闻工作，这个工作可不简单，王忍之以前也没搞过新闻工作，一下到《人民日报》，工作很难接得上。这样，原来的调人方案就搁浅了。后来，我问王忍之：你是反对雇工吗？王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在会上只讲过，包产到户以后，很多户都有剩余劳力、剩余时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专业户、重点户积累了资金，有钱；因此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出现雇工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我只是说明这种情况。
后来，我专门把会议记录找来，从记录上看，王忍之确实没有反对雇工。这样，我就给胡耀邦写了封信，说明实际情况。王忍之并没有反对雇工，当然王也没表示坚决赞成雇工。我还把那个记录原件附在信后，还建议组织专门的同志对此事进行调查，弄清真相。我的信是写给书记处和常委的，王鹤寿说了句公道话，他说：王忍之这个同志，我知道是个不错的同志，不必专门组织调查了吧。但是，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事就搁下来了。
到了1984年4月21日，那时邓小平同志说要做一个思想工作的决议，乔木组织了几个人在玉泉山搞方案，准备材料。一直不怎么成熟。后来乔木去了杭州。其他几个人在向书记处做汇报时，会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没做结论，让我去杭州向乔木通报书记处讨论的意见。我星期六启程去了杭州。
    2 为陈伯达写的材料，胡耀邦对我责难
我到杭州以后，在下个星期一上午的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拿出一份陈伯达写的材料，说：陈伯达摆出一付教师爷的架势，引用列宁的话来教训我们，这样的事情是邓力群干的，邓力群不能这样干，今天他不在，等他回来以后，要和他谈这个事。乔石出来说：王力出来以后，表现疯狂啊！
为什么会出现陈伯达写材料的事呢？这里需要回溯一下。处理"四人帮"问题的时候，王力、关锋免于刑事处分，从拘留所放出来后回家了。陈伯达是保外就医，也回了家。一天，胡耀邦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这几个人出来了。他们以前是做文字工作、作研究工作和写理论文章的，出来以后，还可让他们继续做点研究工作，写点文章。你去和他们联系一下。胡耀邦这样安排是好意，我当时就问胡，以什么名义去和这几个人联系？胡耀邦说，代表中央。这样，我就找王力谈了。王力这个人不安分，给我惹了一些麻烦，先不去说他了。至于陈伯达，我就想到"文革"中他这个人不负责任，推卸责任，最使我讨厌的是，他那时每次去红旗机关，都要问邓力群死了没有。因此我对他很反感。所以就找了他原来的两个秘书王保春、王文耀，让他们去与陈联系，转达中央对他的这个意见，说明他出来后还可以做研究工作，为党做点事。后来，陈伯达陆陆续续地写了些东西，有些东西属于小品，有些东西还有些看法。其中几份，我还交给了周扬，让周想办法处理一下。有一份讲对佛教的一种理解，我觉得有点意思，后来化名送给辽宁出版了。大约是1984年春天，陈伯达送来一份根据报纸材料写的东西。那个时候，对重点户、专业户进行贷款资助，陈把这些材料汇集起来，然后说：根据列宁的主张，对合作化将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而我们现在不支持合作化，而是支持个体户。陈伯达认为这违背了列宁的教导。以往陈伯达送来的东西，都在小范围里给几位同志看看，都没说话；而这份东西我没看，当时我正帮邓小平同志准备二中全会的材料，也照样送给有关人看，胡耀邦看了后就发了火。我想，可能胡耀邦看陈伯达写的材料时，认为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看不下去，生气了，就忘记了这原本是他布置的工作。
那次会议，书记处研究室苏沛列席旁听。我那时在杭州，他就来电话说：胡耀邦发了脾气。乔木也为这事为我抱不平，他说：看来胡耀邦要整你，要搞掉你。乔木好像要为这事写信，那时陈云也在杭州，薄一波也在。这时正好《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写的关于富民政策的文章。乔木对这个富民政策也不满意，想就这个问题给胡耀邦写个意见。原来乔木想三个人联名(他、我和陈云)写，陈云同志在党内有经验，说：这个形式不好，好像我们三个在外地的人，联合起来给中央提意见。这样就没有联名写信。乔木是想为我说话，我说，你不必这样做，我自己会写信的。
我从杭州回来后，就写了封信给常委，其中把这些事的原委都讲了。我还把胡耀邦当时委托我去做事的原话都附在信后面，使常委都知道这事。胡耀邦看了信后说：是不是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议论一下这个事情。陈云看了信后，作了如下批示：邓力群在这件事上没有责任，以后对象江青、王力这样一些人，再也不要做工作了。
    3 我的对照检查和一次谈心会
这时，宣传部和书记处研究室的整党工作已到了对照检查阶段。我代表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会做了一次对照检查，我个人也做了一次对照检查。在此前后，在宣传部，我代表部委做了一次，个人也做了一次，先后共做了四次对照检查。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同志讲，书记处的成员在整党里头个人做对照检查的只有邓力群一个，更不要说政治局的成员了。我当时是认真对待这个事的，检查得好不好、深不深姑且不说，但态度还是很认真的。大概在1984年10月间(具体时间记不准了)，有一天，习仲勋、万里、胡启立、乔石说要和我开一次谈心会。好像是习主持，乔石说了什么，我记不得了。万里说：你这个人，前几年我对你的印象不错；这几年，我越来越感觉你不对劲，看来，你没有冲破"左"的思想框框。这是尖端的话。胡启立则现身说法，说自己吃亏吃了好几次，对于那些当面说好话的人，不能相信，不是那么回事。劝你对那些当面说好话的人，也提高一点警惕。这是一个谈心会，最后我表示：你们这些意见，我会好好考虑，既没表示同意，也没表示反对。这种小范围的谈心会在书记里面大概也只有这么一次。

4 书记处研究室内部的矛盾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进入对照检查阶段之后，书记处研究室内部发生争论、发生分歧。表现出来的是：梅行管的经济组，有林当组长；林涧青管的理论组，组长是林子力。开始时因为一些小的事情，发生争论；慢慢地争论得越来越厉害，其中尖锐化的就是雇工问题。突然有一天，理论组有一个书面的发言(支部书记朱述先)，我收到这个发言后，就问朱述先，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支部的意见？他说：这是代表我们支部的。后来又问林子力，他说这是他们的共同意见。这个书面发言提出四个问题：一是深圳特区问题，二是雇工问题，三是精神污染问题，四是对于张云声的个人问题。总的结论是：书记处研究室在政治上和中央不保持一致。实际上，在此前此后，理论组的一些人就在陆陆续续向习仲勋反映研究室内部的情况，其中包括对我的意见。收到这个东西以后，我做了认真的准备，对这四个问题的前因后果，做了一个摆事实、讲道理的长篇发言。事先准备了一个提纲，然后再讲，讲完后又整理成一个挺厚的文字材料。
在这个时候，林涧青有时候说有病，有时候说他参与中指委工作脱不开身，因此不来研究室露面。到了1984年底，他自己写了封信，公开出面支持那个书面意见，其中说：你(邓力群)公然接受人家对你的歌功颂德和当面吹捧。另外一个叫王愈明的，就在小组里面针对我发言，他说：耀邦同志在与各个部委的谈话中间多次强调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室领导的业务指导思想不端正，要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实际上这是胡耀邦把整党的主题换了，整党是四句话：统一思想、整顿作风、纯洁组织、加强纪律。统一思想是要在四项原则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上来统一，要防止和制止"左"的、右的倾向，这是统一思想的含义。胡耀邦开始还讲这个，到后来讲着讲着，统一思想就成了端正业务指导思想。这又和赵紫阳发生了矛盾，成立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经济工作的决定和决策权归了财经领导小组。整党一来，胡耀邦用整党的名义，一个部、一个部地谈、听汇报，实际上是要按照胡耀邦自己的办法来搞经济工作、来搞整党。实际上，上述活动得到了习仲勋的支持和胡耀邦的默认。王愈明还要他所在党小组的其他同志以小组的名义往上报，其他人说：你个人有意见，你个人讲，你要以我们党小组的名义往上报，我们不同意。
这样一来，林涧青、林子力、吴象和理论组的同志经常嘀咕这个、那个。一直搞到1985年2月16日，习仲勋召集会议，把研究室的梅行、王玉清、林涧青和其他室务委员、顾问林子力、吴象、张云声等人找去开会。在开会之前，习专门和我讲：在这以前，只听了林子力他们的意见，只听了这一方的意见，这次会是要听听另一方的意见，他们没讲，给他们一个机会。这个另一方，是指梅行、王玉清和张云声。他说，你就不要参加了吧？我说：好啊。结果一开会，习就讲了一通，根本没让王玉清和梅行他们发言，这个讲话记录还留着。然后，胡启立也讲了，讲完以后，问：你们有什么意见？王玉清讲了几句，林涧青就和他吵了起来。王说，让我讲，三个钟头也不够。林说，让我讲，五个钟头也不够。这样，习只好说：行了，行了，到此为止。其中决定的一条是，整党不是要整改么，研究室整改问题、组织机构和人员的问题一概不动。这就剥夺了邓力群整改的权力。
这事有点什么因由呢？原来理论组办了个《调查研究》，经济组办了个《经济研究资料》。在整党过程中，吵着吵着，理论组利用自己办的刊物来批评梅行他们的意见。我发现了，认为这样不好，决定梅行他们办的刊物停办，理论组的刊物不归他们办，由室里来办。这引起了他们的不满意，就反映到习这些人那里去了。这样，内部的调整_和内部的工作分工变动都一概冻结了。，这里要顺便讲到宣传部。本来部里的司局干部是由部门任命的，报组织部只是备案。这个期间；组织部特别给宣传部发了个通知，说：你们的司局级干部不要变动，要变动就得得到组织部的同意。这个时候大概是乔石当组织部长。
后来，习等人召开会议的讲话整理出来了。我原来不知道他们会讲些什么，现在一看到这些话，我说：你们讲是讲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往下发？如果往下发，我就有话可讲啊。让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你们的这种讲法，我不同意，那就不行啊，你们的话让大家都知道，我的话也得让大家都知道。这时，胡启立只好说，这个东西不往下发。实际上，他们做的这些事情都得到了胡耀邦的默许。
    5 胡耀邦三次批评书记处研究室
    1986年1月16日，胡耀邦批了一个报告，说书记处研究室用书记处的名义向有关单位要大米，这件事情不能允许。他这段批语印在中办系统的整党通报里。这个事我原来根本不知道。梅行看了以后，就写了一个说明：我们是用书记处研究室的名义，向军队里有关单位采购了一些大米，是按照他们的价钱付的，信是我(梅)批的，没有用书记处的名义要。梅行要求把他的信，在中办通报上登出来，结果胡对此置之不理。
过了一些日子，胡耀邦又批了一个检举信，说书记处研究室到湖南什么地方压低价格采购桔子。这些事都是梅行他们管。后来，梅行说：采购桔子确有其事，但我们是按当地出售的价格付的钱，没有有意去压低价格。有人告诉我，那个写信的人是奉命检举。这些事说明，胡耀邦对书记处研究室的活动盯得可紧了。
    1月16日，胡耀邦看到东北一个省和中南一个省的简报，上面说苏沛向省委研究室的人介绍书记处研究室的经验，张德成也和哪个省介绍类似经验。胡耀邦看到这两个简报后，又来了一个批示，大意是：这样瞎吹一通，吹研究室如何了不起，做了这个、那个，后果不堪设想，要捅出乱子。这时，我不在机关，梅行他们看了胡的批示，就和苏、张两人谈，让两人写材料，两人都写了。他们说：他们自己当时讲的和简报上说的有些出入，其中讲到三中全会以来的文件汇编，书记处研究室参与的、帮助搞的、多少有点关系的分成几类，合起来占多少百分比。而反映情况给人的印象是，这些东西都是书记处研究室搞的。反正，研究室的一举一动都在耀邦同志的监视之下，弄得我和研究室同志很紧张，感到无所措手足。
所以，实际上到了1986年年底，即使胡耀邦同志不出问题，他也非解散研究室不可。总起来说，我和胡耀邦同志的关系，在1980年以前，合作得很好，1981年以后，就出现这个事、那个事，磕磕碰碰，特别是进入整党以后，在胡的印象里，书记处研究室成了他的一个麻烦和心病。
    6 "一室两制"
而研究室内部呢，后来人家说，是“一室两制”，林涧青、林子力这些人是一套办法，其他人又是一套办法。梅行这个同志也有毛病，说话不谨慎，脾气也大。比如，他发表一些意见，反对农民经商，对包产到户初期工作的评价有片面性。这些说法确实被人抓住了一些辫子。后来，研究室的矛盾越来越多了，研究室也确实难以为继了。所以，后来赵紫阳要解散研究室，我当时也觉得解散了也好。实际上，解散了以后，好处很大。其中之一，我们的干部制度官本位色彩甚浓。我曾一度设想一部分当“长”，一部分当“员”，但实际上当了“员”以后，他还想当“长”。室委会原来都是老一点的人，想提点年轻的、比较有发展前途的，都很难提上来。当了“员”以后，有些人应该提上来当室委，也不行，老家伙不赞成、通不过，要比资格。所以赵紫阳把研究室解散了，对我倒是一个解脱。而解散之后，这些人到了各个单位之后，都显出了他们的本事，得到了重用。到了“八九风波”时，原来书记处研究室的工作骨干，没有一个参加那类活动，态度端正、拥护中央。
注释：
①邓力群：《从对“三个面向”的理解谈起》。《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25页。
②邓力群：《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建设一起上》。《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42页。
③邓力群：《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其他工作的关系》。《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550页。
④邓力群：《保护•研究•利用——对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12页。
⑤邓力群：《关于编辑(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大全)的意见》。《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09页。

一九八五年要事回忆

一 党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的转手

1 胡耀邦亲自组织起草的两个文件
    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接着，1985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胡耀邦同志组织郑必坚、龚育之、林涧青、林子力及其他一些人起草的，也吸收了于光远的意见，当然也做过调查。自始至终，没让胡乔木参加。我只参加一般讨论，提提意见而已。
邓小平对这个文件评价很高。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他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是一大发明、一大创造。
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在实行改革方面，赵紫阳主要强调了两条，一条叫“利改税”，改变统收统支的政策，使企业在交税后还有一部分利润。当时这样做主要是解决两个“大锅饭”的问题：既解决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钣”，又解决工人吃企业的“大锅饭”。在这一点上，赵紫阳采取的措施不能说全不对。另外一条叫“拨改贷”，除了360多亿国家拨款外，基本建设都用贷款来办。这个措施不好说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拨改贷"搞得太宽、太滥，因而有人提出，对国家的重大基本建设项目，国家拨款的方式还应多采取一些。我看对赵紫阳强调的这两条，恐怕应该有所分析。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还提出了“放权让利”的十条措施，这些措施究竟哪些搞得好，哪些不对，现在都研究得不够。总之，对“利改税”、“拨改贷”和“放权让利”的十条措施，哪些措施正确，哪些不正确，还有待研究。
这两个文件的起草工作是胡耀邦抓的，赵紫阳与他是合作的。
在文件的起草过程中有些传言，说邓力群这个人是反对发展商品经济的。赵紫阳有一次问我，说：你还坚持你1979年的观点吗？我说：我一直坚持，没有放弃啊。这就证明了赵紫阳也知道这种传说。听到此话，我就把1979年我讲商品经济的小册子找出来，①专门送给了胡耀邦。我和他当面说：现在有人说我一向反对商品经济，这儿有一本小册子，是我1979年讲的。胡耀邦收到我送的小册子，从头到尾认真地看了，有圈有点，还划了横杠、竖杠。他看了以后，还转给胡启立看了。这个小册子起码产生了这样一种作用，即表明邓力群不是一向反对商品经济的。
    2 全国党代会文件的起草
接下来，准备开全国党代表会议。党代会韵文件起草工作也是胡耀邦亲自抓的，文件起草班子的成员还是郑必坚、龚育之、林涧青等人。按胡耀邦原来的安排，胡的报告，小平、陈云、先念同志的发言都由这个班子起草，只有赵紫阳讲经济工作的报告，由赵自己找人起草。
邓小平的发言稿起草出来以后，邓一看就不满意。陈云同志说：我的发言一向不让别人起草，我自己起草。先念同志看了给他起草的发言稿，也不满意，他自己找人修改了。
    3 陈云在党代会上讲重要意见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在党代会上，陈云同志的讲话很好。短短一个发言，讲了很多重要的意见，如：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干的是社会主义；等等。文字不多，但内容非常好。这是陈云自己起草的，我们都没参与。这是一篇很重要的讲话。
    4 邓小平发言稿起草情况
这里主要讲一讲邓小平同志发言稿的起草情况。
大约在1985年9月上旬，邓看了起草小组拟的初稿，不满意，就把我找去了。我好像是约了林涧青一起去的。
（1）邓小平平批评胡乔木、夸奖赵紫阳
见面后，邓小平同志一开口就说：你们知道吗，胡乔木讲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以后不要提了。
我们没有吭声。接着，他非常严肃地说：我不收回我的那个讲话(指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将来编我的《文选》，我要原样不改地收进我的《文选》里面去。
邓小平说的胡乔木讲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可能是指乔木帮助胡耀邦修改《关于党的新闻工作》讲话稿的事情。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作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讲话中有一段话专门说到"精神污染"的问题。胡耀邦说："的确，党中央也曾考虑，'精神污染'这个名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这个名词。但是这决不是说，反对精神污染的原则有什么错误；更不是说对于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我们可以不抵制，不反对。"嘿'胡耀邦对这次讲话很重视，是他请乔木帮助修改还是乔木主动帮助修改的，我不知道。涉及"精神污染"这段话，乔木改了没有，改了什么，我也不清楚。
接着，邓小平同志说：赵紫阳在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讲了四项原则，讲得不错，态度鲜明。
邓对此比较高兴，对赵夸奖了几句。
    (2)邓小平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新认识
接着，邓小平同志说：这个稿子(指起草小组拟的初稿)不能用。关于四项原则，我有点新的意思，今天找你们来谈，你们就按这个意思加以修改整理。这个意思是：四项原则是党中央决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各种政策既来源于四项原则，又有利于四项原则；如果不讲四项原则，纠"左"就会纠到社会主义，纠到马克思主义。
四项基本原则是制定各项内外政策的基础，是邓和我们谈话中的新认识、新概括。这段话确实讲得好！
小平同志说完后，我要林涧青把谈话记录整理一下，如实地向胡耀邦报告。(3)胡乔木的加工和我做的工作我们把小平同志的讲话稿起草出来之后，我有意识地帮了乔木一下，想缓和邓和他之间的关系。我没有告诉乔木邓对他有意见。我向邓提出想请乔木帮助看一看讲话稿，邓小平没有吭声。胡乔木很积极，他加了一个内容，即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乔木把这个内落作了很好的表述，这一段话加得好。
在整理了邓的讲话之后，我与王忍之合作，写了一篇《四项基本原则是各项政策的基础》的评论员文章，1985年10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除了邓小平讲话中的那些重要思想之外，对四项基本原则有进一步的认识和阐述。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就宣传这个思想。在宣传和理论工作者里面，我多次讲邓小平的这个观点。当时，多数人还没有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4)对邓小平思想发展的一点看法
现在有人说，邓小平的思想滑坡，或者说思想转变，从1984年就开始了。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根据我与他的接触，不好这么讲。至于他的威望，1984年确实是达到顶峰了，"小平你好"嘛。我所接触到的邓小平自己表达出来的思想，好像不能说在1984年就变了。因为在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与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有一次谈话，当时穆加贝怀疑中国搞"非毛化"。邓小平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③
接下来，就是1986年夏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奇怪的是这个《决议》得到了邓的支持。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
    5 简要的评论
起草文件本来是胡乔木的专职，但从1985年党代会以后他就受到冷落。在邓小平那里表现出来的，就是不满意胡乔木跟着胡耀邦讲反对精神染污不要再提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原因，使得小平冷落乔木，我搞不清楚。
党中央文件的起草由谁来负责，1985年是一个转折。先是转到胡耀邦手里，后来又转到赵紫阳手里。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以后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
胡乔木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他经手的中央文件，基本内容和主要精神是站得住的。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文件主要由毛主席定夺。从1975年至1985年，共十年时间，由乔木经手的文件，除了个别地方和个别问题外，基本上是站得住的。

二 我在一九八五年的一些活动

当时，尽管我被夹在中间，处境很困难。但我没有被这些苦恼和问题压倒，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做了一些事情，表达了一些自己的思想。在今天来看，能够选进《邓力群文集》的文章，也还不少。这里，把当年做的比较重要的事情约略说一说。
    1 支持走正路的电影工作者
胡耀邦《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应该说这是一篇好的讲话，重中了党对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可以看出来，胡耀邦感觉到文艺界不按党的原则办事，惹了很多麻烦。这以后，政治空气确实有所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恰好遇到这样一件事。那时，北影厂和电影局进口了一批带有黄色镜头的影片，在内部放映时，看的人很多，包括一些儿童，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邓大姐为此写了一封信，措辞恳切，也非常严厉，叫做"救救孩子"。这封信引起了胡耀邦和其他同志的重视。有了这封信之后，3月20日，北京电影制片厂17个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对电影界现状的忧虑，以及他们对电影工作的一些想法。此信经我转给胡耀邦同志，得到了胡的支持，来信印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同志了。后来，我与朱穆之还同这十几个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对在北京从事电影工作、走正路的人给了一点帮助，表示了一点支持。当然，这些人中也有投机分子，但多数人是好的。
    2 到川黔鄂三省调查
    4月23口至6月8日，我到四川、贵州、湖北三省调查研究。在四川走访了十个地市、二十一个县。在贵州走访了四个地市、七个县。在湖北走访了两个地市。在四川的时间长些，川东、川南、川西、川北都走到了。在成都主持了《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的编写工作座谈会。我提出：编写好地方卷，是各个省、市、自治区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做的科学报告，是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心环节，各级领导部门要认真做好领导工作。在成都和贵阳听取了宣教部门的汇报。我出去只听宣教部门的汇报，省委书记和省长要汇报，我一般不听，只是和他们个别谈谈，交换一下意见。我通常和他们说：这些事是胡耀邦、赵紫阳同志的事，我只管部门工作，只听部门同志的汇报。
    5月6日，听完四川省宣教部门同志的汇报以后，我讲了一篇话，强调了三个问题：一是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二是研究商品经济；三是如何看待自由的问题。这是针对作协的一些人无条件、无限制地谈创作自由、新闻自由的。
这是1985年上半年我在比较大的范围内的一次讲话。现在看，问题谈得有深有浅，在当时总算表示了一种不同的调子和看法。这篇讲话已收入《邓力群文集》。
在贵州的时候，我初次接触了朱厚泽。他是贵州的省委书记。这个人在反右时受到过打击，但没有因此消沉，而是读了很多书。当时对他的印象不错。后来提名朱当中宣部长，我投了他一票。
    3 邓小平的两次重要讲话和我的传达宣传
    3月7日，邓小平就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发表讲话。念完稿子以后，邓大姐请小平同志即席发言。他又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国际问题，一个是国内思想工作的问题。这个讲话让科委整理时，整理者删掉了一些他们不喜欢的话。我就把原始记录找来，把他们删掉的那些话又加进去了。小平同志在讲话中重新强调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讲话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重申他过去的观点，认为"一切向钱看"是错误的。他说："现在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没有理想，没有纪律的表现，比如说，一切向钱看。”④他还说："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⑤小平同志的这个意见对于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陈云同志看了邓小平的讲话以后说，我们讲问题，就要像小平同志那样鲜明。
这样，胡耀邦、邓小平分别在2月、3月讲话以后，虽然各种说法、议论都有，我还在受围攻，但气氛已经有所好转。恰好这时，邓小平又一次发表讲话。5月20日，邓小平会见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定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全国人大一九八○年专门做了决议，废除宪法中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这个条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写进宪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每人总想搞这个'四大'。中国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再不能那样干了。""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⑥
邓小平的讲话是作为统战部的内部文件整理的，在书记处没有引起注意。我看到之后，认为非常重要，首先就在北京市委党校的一个会议上宣读了。我传达以后，胡耀邦在党校期间的一个秘书，说要组织几个人写文章，公开批评邓力群。党校也有人听了我的传达，知道我宣读的是邓小平的讲话，回去和他一讲，他们准备写批评文章的班子就只好撤销了。
这时，正好召开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会议上我除了照念稿子以外，我还说：邓小平同志最近有一篇谈话，我给大家宣读一下。把这个谈话也传达了。
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后又开了一个宣传部长的座谈会，6月19日，我也讲了一篇话，着重宣传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
    7月，我把邓小平的这个谈话和其他几个重要讲话，合起来编成了二个小册子。给薄老看了，薄老也赞成。小册子后来公开出版了，叫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4 请胡德平转告邓朴方慎言慎行
    6月或者7月，我记不太清楚是哪一次会议了，在会议的讲话中间，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过去一年里，我的日子很难过。"我的日子很难过"这句话传到了胡耀邦那里。那时我们家住在万寿路。耀邦的公子胡德平专门到我们家里来。他倒是很客气，说：邓叔叔啊，我们听说你在一个会议上讲了一句话，中央一位很负责的同志，认为这句话讲得不好。
我当时和他谈了一段话，其中讲了我之所以说在这一年里的日子很难过，因为包括邓朴方讲，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是邓力群强加给他父亲的。还有刘有光的儿子也这么讲。我说：这个事情可冤枉啊！我把事情的原委跟胡德平说了。
我说：我是9月6日从外地回来的，之前在外地跑了一个多月。9月7日邓小平找我去谈话。邓小平同志说了很多，很有准备。我当时什么意见都没讲。事后把邓小平和我谈话的内容作了整理，交给了书记处。之后是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真相是这么回事嘛！
我把两套有关清除精神污染的材料及我在这期间的有关讲话，给了胡德平，请他转送一套给邓朴方。我对他说：你把这些材料看完之后，会明白事情的全部过程和真相。我还请他转告邓朴方：对中央的事情，不要乱说话。作为他这样的高干子弟，地位很特殊，今后应该慎言慎行。这几句话不知道胡德平是否转告了邓朴方。如果转告了，那就一定会得罪邓朴方的。
同时，我还对胡德平讲：那个时候，你有一篇文章，叫做《为自由鸣炮》，邓朴方在《三月风》杂志上发表了王若水的人道主义的文章。我认为这些都不妥当。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与胡德平的最后一次见面。
    5 建议提高中青年表演艺术家待遇
    8月，我和文化部合作，为有突出成就、有影响的中青年表演艺术工作者提高待遇的问题给书记处提出了建议。他们提高待遇以后的最高工资可达160元，低一点的工资也可达到120元，大致相当于正局长的待遇。这些同志主要在北京，约有80人。我们还建议，依此办法，对全国有突出成就、有影响的中青年表演艺术工作者提高工资待遇。这算为这些中青年表演艺术家说了一句话、办了一件实事。

6 辞去中宣部部长以后
大概从四川、贵州回来之后，我正式向胡耀邦、胡启立提出自己不想当宣传部长了。他们也乐得我不当，故而答应得非常爽快，说积极物色人选。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先是宋任穷提了一个名单，选了几个对象，偏重于朱厚泽。胡启立又专门到贵州去做了一些调查。回来后就确定了，由朱厚泽接任中宣部长。
这个事情没有完全确定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那时干部要实行年轻化，老的要退下来，中青年要提上去。本来中组部的规定是各部委的司局级干部由各部委自己任免，只报中组部备案，不需要中组部审批。可是中组部唯独对中宣部下了一个通知，要求中宣部司局级干部的调整——老的退下来、新的任命要报中组部批准后才能实行。这个决定很明显了，是胡耀邦要控制中宣部的人事权，这是习仲勋、乔石替胡耀邦出面做的。
不当部长这个事情定了以后，我就和部里各司局的同志说：新部长要来了，来了之后首先要了解情况，你们各个司局好好准备一下，把这几年的工作回顾一下，把以后的打算也想一想。按理说，新部长上任之后，总要找大家谈谈的。因此，大家都做了认真的准备。
    1985年7月8日，中共中央任命朱厚泽为中宣部长。任命后不久，朱厚泽报到了。我当时在北戴河，就请他到北戴河来。我与他谈了一个下午。主要谈了宣传部总的情况，以及今后工作的一些设想。他来北戴河没几天，我就要回北京。本来我和他约好一起坐车回北京。但他说启立给他打了招呼，让多住几天。胡耀邦和胡启立还要找他专门谈一谈。这样，我就先回来了。又过了三天，朱也从北戴河返回了。
原来我和他讲过，各个司局已做好了汇报的准备，希望你能和他们一个一个地谈谈，并且大体定了个时间表。但朱回北京后，采取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做法，哪个司局也不找，就找了理论局。当时理论局的局长是卢之超，但朱又不找局长汇报，却找副局长理夫、贾春峰谈了话。卢之超和贾春峰虽然都是由书记处研究室调到中宣部的，但贾和卢的意见不一致，关系也不太好。朱还找了理论局其他一些人，由此和王惠德接上了头。
因此，我说胡耀邦和胡启立给了朱厚泽一个路线图，即到宣传部之后，先找谁，后找谁。不找谁。这种做法实在无助于了解全面情况。
由此，王惠德、理夫和贾春峰这些人得到了一个靠山。本来，王惠德在整党期间说自己有病，一直住在医院里。我那时也照顾他，得病的人嘛；会议可以不参加，学习也可以自由一些。整党结束了，王也从医院出来了，但说病还没好，还要继续休息。可自从朱厚泽找到他以后，他就特别积极起来了。
也就在这种气氛下，王惠德这些人就组织对胡乔木和邓力群有意见的人，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上倾向搞自由化的人、向我和胡乔木发难。表面上看这件事很突然，但其由来和背景就是上边所说的。王惠德作为主管理论宣传的副部长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一个是中、老年的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一个是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把王若水、冯兰瑞、廖盖隆这些我和胡乔木的反对派吸收进来，当然；参加座谈会的也有一些态度比较端正的同志。
在会上发言最多、调子最高的是王、冯、廖。廖的尖锐语言是：胡乔木和邓力群从改革开放开始就一直反对改革开放。王若水对我们批评他的观点进行了系统发言，说我们批评他的观点怎么错了，他的观点如何正确，为他自己的错误进行辩护。
王若水不仅在中、老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也把王若水请去作了一次系统发言，发言的矛头还是针对我和胡乔木的。而也就是在这一年，王若水给胡乔木写了一封长信，为自己所受的批评逐条进行申辩。看得出来，这是有意安排的。
两个座谈会的发言记录送给我们时，那些尖锐的语言都被删去了，发言时冲着胡乔木和邓力群来的那些人的名字都没有写上。我收到以后，请宣传部把原来发言的话全部补齐了，是谁讲的都写上名字。我觉得这样对发言的同志负责，也便于我以后和他们交换意见。
王若水逐条驳我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对他的批评。我当时批评他的作法是先引他的一段文字或讲话，然后说这是什么意思。他为此进行辩护，说他的意思与我指出的意思相反，无非是要证明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反驳让我考虑，在个别细节上，我也有批评得不准确的地方。
不了解情况的人，听了王若水的讲话，看了他的申辩书，可能产生这样的印象：王若水是正确的，邓力群对他的批评处处都是歪曲的；王若水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批评他的人则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当时，王若水的发言稿散布得有多宽，我不清楚，我现在也还留着。如果说当时他还糊弄了一些人，到了今天，王的真面目就昭然若揭了。1993年，他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有了这篇东西，他以前的那些辩护就不攻自破、不驳自倒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第一个标题就是"从追求到幻灭"，他自己说对马克思主义幻灭了一这不是把自己的面目暴露无遗了吗。由此我想到，毛主席曾分析共产党里面有没有同路人的问题，的确是对的。王若水就是同路人的一个典型代表。胡绩伟、李锐这一类人，也都是如此。胡绩伟自己都不否认这一点。他说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民主，他自己一直坚持民主革命时期的观点，因此对社会主义革命就格格不入，一直到今天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对党的看法也还是从这个思想基础出发的。他本想用这种辩解来证明自己有理，但适得其反，恰恰清楚地暴露了他自己是党的同路人。
说这些人参加革命就是投机，不好完全这么说。民主革命的要求推动他们参加革命，革命越深人与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就越来越冲突，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对。用这种世界观来判断和观察一切，以至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从现在的情况看，当年毛主席讲党内有同路人的意见的确是有先见之明的。
    7 落实邓小平干部要学习理论的要求
    (1)王惠德与我们的分歧
邓小平同志在党代会上讲了干部要学习理论，意思是邓小平提出的，文字则是乔木落实和发挥的。本来，我和乔木都想，既然邓小平讲了要学习理论，那么就应该准备学习理论的书籍和材料。正在这个时候，河北省宣传部的一个干部写了一封信，提了一个建议：学理论不必要学马恩列的著作，也不用学习毛泽东的书，只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可以了。
王惠德是我推荐给王任重的。那时王任重当中宣部长，要找一个管理论的，我推荐了王惠德。王去了以后，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包括真理标准的讨论，从来都不吭声。他是中宣部理论局的局长，还在中央编译局工作过，有同志认为他从来只是读书本，从来不谈理论要联系实际。要说教条的话，这倒有点像教条主义了，但他的教条也没几条。
河北的信一下子被王惠德等人抓住了。他们坚持说：学习理论就是要按照河北省那个干部提出的建议办，只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就是理论；因此，干部学习也要按照这个意见来重新安排。
乔木同志看到这封信，也表示了意见。他说：这封信不够的地方有两点。一点，不能够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有的政策都说成是理论，应该有所区分。基本的方针、政策，实践检验证明正确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一些具体的政策，同提高为理论形态的东西，还不是一回事。另外一点，不同意说只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他就不要学了。
在这种情况下，由乔木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我、朱厚泽、王惠德和理论局的一些人都参加了，讨论干部的理论学习问题，重点先解决在职干部的学习。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本来早就有布置，当时估计还要一、两年才能完成。王惠德这些人提出：学理论就是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件，原来的计划是否就算了，尽管还没完成，也就停止了吧，现在来重新布置。经过讨论，没有完全采纳他们的意见，确定原来的计划不要停止，学完为止；新的计划还要再研究和商量。
乔木在会上讲了一篇话，中心意思是：学习理论很重要，学习理论不要简单化。他讲到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和政策，不能说都是理论。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包括中央领导同志讲的一些很重要的话，应该算做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应该当做理论来学；但有些具体的政策和规定不能都当做理论来学，应该加以分析。
    (2)胡乔木认为邓小平比毛主席更重视理论学习
乔木还对历史进行了回顾。大意是：相比之下，毛主席不太重视学习理论，尽管过去在延安规定过“干部必读”，要求读多少本书，但后来忙于打仗，就停止了；解放以后，又重新出“干部必读地；以后又指定学习30本书，但实际上没有认真地读。
乔木的意思是说：相比之下，邓小平比毛主席更重视理论学习。
乔木还附带讲到了对“实事求是”的解释，大意是说毛主席对“实事求是”作了他自己的解释，从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高度赋予了深刻的新涵义。“实事求是”本来是汉朝人的用语，其原意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乔木认为，这个概念过于强调从实际出发，本身是不重视理论的，就是从实际本身找些道理出来，如此而已。
乔木的讲话，给人的印象是有点贬低汉朝人提出的“实事求是”这个认识，与毛主席的解释距离比较大。会上就决定在成都召开一个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座谈会，定了两条方针：原来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计划不动，将其学完；学完了以后，究竟怎么学、学什么，广泛听听大家的意见。
在这个座谈会上，经过王惠德、理夫这些人的活动，就冒出了不少对乔木、对中宣部的意见，其中突出的一句话，是说胡乔木反对“实事求是”。
    (3)邓小平问我胡乔木是否反对"实事求是"
这个话也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邓有一次问我：乔木是反对“实事求是”吗？我就把乔木的原意和讲话经过原原本本地讲了。我说：乔木不是这个意思，毛主席对这句话的解释和引申，乔木还是肯定的；乔木只是讲汉朝人最早用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说与毛主席后来的引申并不那么一致；乔木对汉朝人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意义估计得不够高，甚至于有所非议，我认为这不能说胡乔木反对"实事求是"。
    (4)我组织编了四本书
在这期间，我和乔木考虑，邓小平同志在党代会上提出了要学习理论，即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究竟应该学习哪些著作呢？经过反复商量，确定了根据现实生活需要的原则，编几本马列著作选读。这个原则定了以后，我组织了北京的高等院校、编译局和有关单位，分头负责。大体是1985年8月后，把队伍组织起来了。原来计划要编三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后来想到有必要编一本书，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样就成了四本书。
落实小平同志关于干部理论学习的要求，也是1985年做的一件事情。
以前，我们学习用的马、恩、列、斯选集都是苏联版的，这次我们编的四本书是根据中国的情况，把马、恩、列、斯对我们特别适用的一些著作选辑在一起。政治经济学就把《资本论》三卷中的精华部分都编进去了，马、恩等论科学技术的内容也编进去了。现在来看，这一套书是切合中国实际的。
这四本书，从1985年11月开始组织编辑，中间有些反复，到1986年8月，各卷都有了一个编辑方案，然后就把编辑四本书的主要负责同志集中到玉泉山，大家一起看这四本书，不仅看自己的，也看别人的。这样做的目的，既能使缺陷得以弥补，又能使内容互相衔接，既是一个整体，又各自有分工，内容更科学了。
在这件事情上，也反映了我这个人的性格。王惠德这些入得到了朱厚泽的支持，提出马列主义的理论可以不学了。他们出来说只要学三中全会以来的东西。我和乔木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文件、著作要读，但马列的书也要读，不能不读。认定了这一条以后，我不管你刮的风浪有多大，反对的办法有多少。当时，闲言碎语、挑剔的话多了，但我硬是要把这件事情搞起来。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只要认定了党的工作需要，我就坚韧倔强地做下去，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直至干成。
这样，最后费了一个月的功夫，总算把初稿调整好了。之后，发给大家征求意见，同时还有些技术性的工作，如注释、排版、校对等等。
真正出书大概是1986年底，当时耀邦已经要下去、赵紫阳要上来了。实际上，这套书只作为教材发给了中央党校的学员，只有一两期的学员学习了。"八九政治风波"后，这套书又再版了。据说发行得还可以，但也是一阵风。这套书没有真正地利用起来。8月23日，在玉泉山统稿快结束时，我讲了一篇话，除了讲这四本书的调整问题以外，顺便也澄清了几件事。在8月之前的一件事是"马丁事件"。理夫这些人，包括于光远，利用这个事情攻击乔木，我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了。
还有就是把学理论还是学政策以及所谓乔木反对“实事求是”的情况也说清楚了。我说：“胡乔木同志用历史来说明学习理论的重要。他指出：我们学习理论没有坚持下来，多次停顿。他还讲了理论问题不要简单化。他举了个例子，例如‘实事求是’，单这四个字，孤立起来，无产阶级可以接受，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胡乔木同志谈这个意见时，有位同志还接了个话，说资本家才最讲实事求是，做生意要了解行情、把握行情，否则他就要破产。‘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是古人说过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创造的。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引用‘实事求是’这句话，用马克思主义加以科学的说明，改造为有科学内容的命题。‘实事求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同志1978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也作过阐述，归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讲'实事求是'，有我们的特定含义，就是讲认识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小平同志说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乔木同志讲得很清楚，意思是不能把具有丰富科学内容的'实事求是'简单化了，不能把理论问题简单化了。简单化了就离开了毛泽东同志的本意，可以成为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的东西了。"⑦
当时还有一件事情，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有一个同志叫秦柳方，他选了几篇他认为是经济研究领域中有自由化观点的文章，送给了乔木、我、胡绳同志。秦完全是好心，希望引起注意。3月1日，乔木批给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朱厚泽看。3月3日，赵看后有几句批语："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这就表露出了在思想领域里反自由化，赵是积极的；而在经济领域里批自由化，他就不赞成，以至于后来保护《世界经济导报》。
这是赵紫阳表露出来的一个意见，但这种思想究竟是来自赵的，还是来自邓小平的，当时我没想到这与邓有关系。到了“八九政治风波”以后，赵像是有苦难言，流露出这么一个意思，即对有些问题的主张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来源于上面的压力。那么，1986年批示秦柳方的信，究竟是他自己的观点，还是来自于别人的影响，也可能在1986年还是赵自己的观点，而到后来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从1992年南巡谈话看出，邓的这种思想表现得更清楚了。
    8 一项极不正常的任命被收回
    1985年9月25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书记处成员局部调整后的第一次会议，胡耀邦同志在说到要给中青年同志压担子时，突然提出：力群是不是就不当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了，让王兆国同志兼任。遇到困难问题可以找力群同志谈谈。
我在会上谈了其他问题后说：王兆国同志兼任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问题，耀邦同志事先没有跟我商量。在这次会上提出来也好。
我当时还是想积极配合的，所以接着又说：我同意耀邦同志意见，做如下补充：现任正副主任一起下，现任副主任，林涧青同志、梅行同志退下。不是离休退休，都还可以做工作。如果他们二位不一起退下来，王兆国同志的工作很难做。至于副主任提什么人，干部调整，机构调整，我准备以后同启立、兆国同志商量。
接着我这个话，胡耀邦却说：“我是提个意见。”出席会议的其他同志，对这个问题都没有表态。
当天，我给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主要说明我对林涧青、梅行退下来的意见。同时，我还表示：“书记处研究室领导是否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邓力群的思想体系是否'左'？从中央让我当宣传部长以后，我的讲话、文章，经手的文件和材料，还全部保存着。如果中央需要审查，请随时通知，我将把材料送上。其中包括关于清除精神污染问题的九次讲话。"⑧
    1985年9月29日下午，我忽然接到28日中央下发的一个文件：《关于邓力群、王兆国同志兼任职务变动的通知》。《通知》说："九月二十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书记分工时确定：邓力群同志不再兼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职务，继续协助胡乔木同志负责思想政治和宣传战线的工作；由王兆国同志兼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
这个《通知》发出后不到半个小时，突然又宣布收回。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陈云同志看到了这个文件后，立即制止了。显然，变动职务的事，没和当事人谈，也没有征求其他常委的意见，是极不正常的。
    9 到意大利休养
    10月12日至25日，我和罗立韵去意大利休养。这是罗立韵第一次和我出去。休养好像是胡启立有意安排的。在党代会以后，政治气氛有所好转，胡启立有意安排我出去休息一下，带有一种安慰性质吧。别的意思也许还有，我就搞不清楚了。在意大利休息时，我把它的著名城市、著名建筑统统看了一遍。每到一地，我把画册也都收集了，这是我在外国旅行时最高兴的一件事。
从意大利回来，写了一个报告，没有多少意思。
    10 在两个思想政治工作会上讲话
    11月下旬，我去了"二汽"，在十堰市开了一个企业思想教育工作的座谈会。25日，我讲了一篇话，宣传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各项政策的基础的思想。在"二汽"调查时，我还发现他们与其他企业不同，有一点创造吧，别的地方是党委做思想政治工作，“二汽”不仅是党委在做，他们还要求厂长也做。党委和厂长同时做了政治思想工作以后，成效很明显。这个经验对我们有启发，我们肯定了这个经验。“二汽”的厂长是陈清泰。
    12月，又在上海开了一个企业政治思想工作的年会，在会上我除了讲十堰会议上讲的重要问题以外，又讲了"两个文明"一起抓，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应该经常研究，还讲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分配问题，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的关系问题，企业的领导制度，干部的以身作则和批评自由化等问题。
召开这两个会，贯彻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总结了好的经验，对思想政治工作起了好作用。在两个会上，我都作了长篇讲话，讲话都收在《邓力群文集》里面了。可以说，尽管我还受到围攻和压制，但自己还是争取讲了一些想说的话，批评了当时的错误思潮

三 研究多种经济成份

党的十二大提出，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要居于主导地位，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在党中央工作期间，我始终注意对多种经济成份的观察和分析。收进《邓力群文集》里的文章有七、八篇，没收进去的还有几篇，包括一些调查报告，加起来约有十几篇。我这个人在党的上层机关工作多年，但不大喜欢所谓“官场周旋”，更不愿意揣摩逢迎，而是比较关注实践，关注群众的创造。既要处理大量的日常工作，还要跟踪研究这种宏观的问题，对我来说，虽然忙，却是相得益彰的。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实际上就是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并不只是一个地域观念。这的确是一个新问题，既要允许，更要研究，只强调一个“放”字，放了以后会带来什么问题，自己不注意研究，也不允许别人研究，而是任其泛滥，未必是妥当的办法。
不同所有制发展起来，会对公有制、国有企业造成什么威胁，开始时还看不清，愈往后就愈成为一个问题了。我想：大陆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被改造了，到了1979年，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起来。从我们的政策和邓小平的意思来看，是要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的补充。因此，在政策上给予放宽，在财政上予以支持。开始时，它们乐得、愿意当补充。可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能不和公有制、国有企业发生矛盾了。它们就不安于现状了。它们就要与公有制、国有企业分庭抗礼、平起平坐。最后，它们要从每个领域挤掉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从补充地位变为主体地位。在许多领域中，到二十世纪末，个体和私营经济，加上港、澳、台和外国资本，正在把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挤掉，由它们占据优势。
在港、澳、台实行“一国两制”，对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我们的政策是保留，但他们并不就此满足。他们的要求是，港、澳、台的资本主义，你必须保留；在大陆，他们也要搞一份，先是补充，然后平起平坐；再往后就一个一个领域里争取主体地位。海外和国外的资本都是如此。
和过去的国民党统治不同了，现在我们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与外国资本是平等互惠。外国资本为了进入我们的市场，也接受平等互惠的条件。但搞着搞着，他们就要占领我们的市场，挤掉我们的公有制和国有企业。
这些外国资本和大陆的私营企业以及港、澳、台来到大陆的资本主义企业还不一样，外国资本是要把整个中国变成他们的附庸。在这一点上，大陆的民族资本、港澳台的民族资本与国外的资本有矛盾。看来，趋势是这种斗争愈来愈明显、尖锐。
多种经济成份刚发展的时候，对我们的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确实起了好作用，我们应该允许和扶持。但同时也应该防止其不利方面的发挥和膨胀，对其有所限制。邓小平同志也讲过这一类的话，即对内搞活有限制的问题，也有限制什么，如何限制等问题。话是都说到了，但到今天，在实施和执行中，哪些应该限制，限制什么，还没提上议事日程。
我是支持改革开放、支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我提出上述那些问题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廖盖隆说我一开始就反对改革开放，这完全不顾事实。只要把我历次的文章、讲话拿出来，有大量的文字可以回击他的歪曲。但是也应该承认，尽管我提出了这些问题，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因为有些问题刚露出苗头，有些问题还没有暴露，所以，不以为自己的研究解决了多大的问题。我只是提出了问题，比那种只是强调一个“放”字，既不做调查，更提不出问题，连一点防御都不做的领导人多做了一些。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志反映，感觉1985年是个"春天"。但风浪起伏，并不平静啊！对我而言，在这一年里，要说挣扎也可以，要说压不倒也可以。我是在为党工作，因此无所畏惧。你想压倒我，办不到；你想封住我的嘴，也封不住。一有机会我就讲一些自己想说的话。但也由此产生了一番感慨，宣传工作难做啊！
注释：
①邓力群：《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18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7月出版。《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89页至第224页。
②胡耀邦：《关于党的新闻工作》。《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639页。
③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37页。
④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O月版，第111页至第112页。
⑤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I1_页。
⑥邓小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O月版，第123页至第124页。
⑦邓力群：《同(马列著作选读)书稿部分编辑人员的谈话》。《邓力群文集》第3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03页至104页。
⑧1984年9月25日，邓力群致耀邦、小平、紫阳、先念、陈云同志的信，手稿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