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5)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 初到社科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建立的。1977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经党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名称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1977年11月，国务院任命胡乔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邓力群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党组副书记兼院党委书记(1978年9月至1980年7月。1980年社科院成立第一届党委，任常委至1982年5月)，于光远任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我在此度过了四年多不同寻常的时光。四年多的时间里，中间有些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我和胡乔木的工作都有了变动。胡乔木当了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改组后，姚依林兼主任，我当副主任。所以从1979年初开始，我一半时间在中央办公厅，一半时间在社科院。不过，从1977年11月开始，有一年多时间，我的大部分精力是放在社科院的。
    1977年11月上旬，我和胡乔木、于光远一起到社科院去主持工作。当时随我们去的有朱佳木、朱元石、郑惠。①我们去了以后，先和原来的院领导接上头，约定日常工作仍由他们主持，我们三人集中力量到各研究所、各单位调查研究，听取意见。
    “文化大革命”中，学部是一个遭受严重摧残的“重灾区”。改称社科院时，有14个研究所，两千多人，但绝大部分研究工作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我们整整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问，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谈，把14个研究所都谈了一遍(有的单位用二、三天)。我们都是听他们谈，很少讲自己的看法。这样一来，就使各单位的各种不同意见，用不同的方式都讲出来了。这次调查研究对于我们在后来的工作中取得主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通过一个半月的调查研究，我们大体上搞清了社科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治上遗留问题多，派性严重，冤案成堆。
    “文革”中，学部主要分成两大派。一派是联队，为造反派；一派是总队，为保守派。随着运动的发展，派系不断分化，各种关系错综复杂。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大家深受震动。"四人帮"不得人心，在"天安门事件"中，学部绝大多数人都去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总理，没有去的人极少，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反对"四人帮"的大联合。
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中，中央要求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罪恶历史和反革命谬论，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可是学部原来的领导却把“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与各级党委领导混为一谈，几乎划了等号。这样，就造成了新的分裂，形成了新的矛盾，甚至在原党组中间也发生了分化。其中有一个姓王的同志表现特别不好。他原来是胡乔木推荐到学部去的，参加了当时的党组。这个人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竭力洗刷自己与胡乔木的关系，说自己不是胡乔木推荐去的，与胡乔木没有任何关系。他跟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子唱，被称为党组内部的造反派。粉碎"四人帮"后，他很狼狈，不好扭转过来，被别人盯住了。
在揭批“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时候，有几个老干部如关山复、吴亮平等，有一肚子的气。在“四人帮”横行时，他们受到各种冲击，包括自己身边的人都出来揭批他们。“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他们就盯住在“文革”中揭批自己的那些人不放。这样一来，学部在“天安门事件”中形成的大联合不但没有巩固，反而发生了破裂。因此，我们无论走到哪个单位，都听到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意见，但都是算陈年旧账。无非是某某在什么时候整了我，把材料装进了我的档案，等等。总之是混乱不堪。当然，在调查过程中，也能看出有的同志是比较好的。因此，在正式开始工作以前，我们把学部以前的历史及“文革”中的情况，派性斗争的演化过程，各种观点和主张，各种人物的情况，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都了解清楚了，心中有数了。有了这次深人的调查研究，以后的工作就好做了。

二 抓“揭批、科研、团结”三件事

在接下来一年多的工作中，我们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揭批“四人帮”以及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二是重点抓科研工作，揭批工作要有利于而不能妨碍科研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三是在恢复、发展科研和揭批“四人帮”的工作中，团结绝大多数人。概括起来就是“揭批、科研、团结”这六个字，就是正确处理三者关系。
在这段时间里，我讲的话很多，重要的有三、四次。
第一次讲话是在充分调查研究以后。1978年2月24日，召开我们上任以后的第一次全院大会，我代表院领导讲话。会上，我讲了两个多小时。到会的人中间，有一个人是黄克诚的夫人，当时在文学所任党委书记。会后，她对我说：这次大会，出现了好多年来从没出现过的好现象，有一个新气象。我到社科院工作后，参加过的全院大会，开着开着，会场里的人就逐渐减少：到最后能有一半人坚持下来，就算好的了。你这次讲话，自始至终没人退席，自始至终会场都坐得满满的。
那次，我一开始就讲，这次开会，我向同志们交交我们院领导的心。最近，我又重新看了看这个讲话，可以说，当时的讲话，一是符合实际，二是中肯公正，没有偏向哪一派。
第二次讲话，是1978年4月20日，部署社科院揭批"四人帮"运动。这次讲话中，影响最大的是强调在清查中间要严格区分敌我。提出"不管是清查也好，是复查也好，对每个同志的问题，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②"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全院范围内，采取各种不同形式对547名干部进行了立案审查，占了1977年全院职工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次复查，除了继续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和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主要解决了历史上包括"文革"期间以这样或那样理由立案审查的七种问题。我在讲话中说，对于近五百人的问题，"凡是没有争论的，本人满意了，群众满意了，组织也满意了，三满意了，问题就算解决了，给党组写个报告，备案的性质，不必批准。" ③近五百人的问题，等于一风吹了。应该说，这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对这些人的最后一次解放。这样做，就得到了过去被审查的人中绝大多数的信任，得了民心啊。
第三次是1978年10月13日。当时，社科院的清查运动告一段落，要对清查工作做一个总结，也可以说是社科院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总结。我讲话的题目是《严分敌我，加强团结，发展科研事业》。这时，经过清查运动，阶级阵线分清楚了。在上述547人中，只有6个人属于敌我问题。而这6个人都还是在王关戚问题出来后被抓、被清查出来的，是定了案的。我在讲话中说："经过半年来的清查工作，除了在押的五人和几个历史上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以外，没有发现新的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④从那以后，先前这一派那一派被错划成敌我矛盾的人都一律解脱了。把这个结果报告了以后，就证实了社科院党组原来的估计：社科院有敌我矛盾，但不到1％，原来说1％左右，清查的结果还不到1％。其他的人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都属于人民内部和党内的问题。所以搞运动到这时已结束了。
我在这篇讲话中，总结了五条经验教训。首先，要分清敌我。社科院十多年来一个大教训，就是在分清敌我、对谁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上受了林彪、“四人帮”的骗，上了当。今后，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分别极少数坏人和大多数好人，既不要放掉敌人，又千万不能把自己的同志当作敌人去对待，即使是对待敌我性质的矛盾，也要讲究政策和策略，区别对待。第二，决不允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第三，说话、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我们做一切事情的根本态度和理论基础。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离开了实事求是，就一定会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第四，在判断一部著作、一篇作品是不是毒草的时候，一定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严格按照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衡量。搞学术批评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如果搞得不恰当，它直接影响和破坏政治生活的民主和科学、文化、艺术的繁荣。第五，我们看任何一项工作，做得好还是坏，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根本的判断标准、衡量标准，就看它对社会的物质生产是促进还是促退，是有利还是有害？我们社会科学院这样的科学研究单位，搞任何工作，搞的是好是坏，最根本的一个检验标准，也就是看科研搞得怎么样，能不能出又多又好的科学研究成果，出又红又专_的科学研究人才。这五条经验是有普遍性的。也可以说，大家都可以从中得到教训。

三 修改邓小平在工会九大的祝词

    1978年1O月，还插进来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帮助修改邓小平同志在全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的祝词。这个祝词的稿子，原来是由工会起草的，小平同志看了不满意。10月初，叫我和于光远去修改。就在他家里，他讲了修改的要点。我们重新修改、整理了一下。题目叫《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这篇祝词把他视察东北时在沈阳军区讲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公开讲了。祝词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修改稿比较重要的改动是加写了两段话，一是在原稿的"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之后，加写了一段话："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中央相信，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利益，全国工人阶级一定会在这些改革中起大公无私的模范先锋作用，各工会组织一定会用深入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积极协助各企业顺利地实现这些改革，为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作出新的杰出贡献。"一是加写了关于厂长负责制的一段话："我们的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负责制，要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工会要教育全体会员维护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领导，维护生产指挥系统的高度权威。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克服现在普遍存在的无人负责现象，才能正常地、有秩序地组织生产。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增加利润，同时不断地改善职工生活，从而确实保证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

四 提出“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

我在社科院的第四次讲话，是1980年4月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做总结报告。在此之前，在3月11日召开的全院党员干部大会上，我传达了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乔木同志讲话，要求社科院做好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为这次党代表大会，我负责草拟了党委向代表大会的报告，由宋一平同志在会上讲。讨论以后，我做总结，题目就是《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这是社会科学院总的方针、总的任务。在总结报告中，我提出"从事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要努力成为有党性、有学问的专家"， ⑤"这就要求从事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能够真正领会和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某个学科或某一个方面占有大量材料，经过深入研究，取得有具体分析、有独立见解、有科学论证的研究成果。" ⑥关于增强党性，我提出：首先，第一位的问题是，要自觉地在政治上与党保持一致；第二点，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第三点，要处理好科研计划中计划项目和非计划项目、集体研究项目和个人研究项目之间的关系。我代表党委毫不含糊地批驳了错误言论。我说："要看到，有的同志对今天中央领导和中央路线的正确性认识不够，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糊涂观念。特别在去年春节以后一段时间，一些同志对党中央提出的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不太理解，有的甚至有抵触情绪，说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后中央后退了，动摇了，要'收'了，四项原则会被利用成'棍子'。中央布置我们社会科学院组织力量写文章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有的同志不愿接受任务。个别同志甚至说出很不好听的话，说什么谁先写阐述四项原则的文章谁就先要臭掉。" ⑦我还说："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我们什么时候说过发扬民主就要允许反革命分子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就要允许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那些腐朽、堕落的文化泛滥的自由！怎么能说这就是'收'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更健康、更广泛地发扬起来。至于有的同志认为，撰写宣传四项原则的文章，就会使自己臭了，只表明他们自己已经香臭莫辨！"⑧这篇讲话已经收在我的文集里面，今天看来，还是站得住的。
在党代会会议讨论中间，有人说我批准了几个还没有平反的高干的子女到社科院工作，指的是彭真、高岗、万里、薄一波的儿子，说我走后门。我说：确有这回事，但没有走后门。大家都知道，我院一向有这样的方针，本院工作人员、院外的干部(不论什么干部的子女)，按照我们招人的手续，进行考核，只要合格，都可吸收。你们看这样做对不对？你们中间有些同志的子女是不是也是这样进来的？既然你们的子女能这样进来，高于子女，即使其父母未做结论，但他们本人是普通党员、普通工作人员，经过考核，合格后予以吸收，有什么不可以？我没有个别地批准这个、那个，都是经过你们各所考核过的。这样说了以后，大家没有话说了。
还有一件事，乔木那时医疗待遇还未恢复，他有一个亲戚是医生，我把她吸收到医务所，目的是照顾乔木，熟悉，方便。人家就传出来，说这个人是我的小姨子，邓力群搞私人关系，把自己的小姨子安排进来了。我也把这事讲清楚了。这是我对乔木的关照。
这里顺便讲一件有关乔木的事。先说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要解散了，后来又说不解散了。那时正准备开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要我们研究室出个人大代表。因为我是党代表，考虑选于光远为人大代表，大家也同意。后来，我想应让乔木当代表，这样他就可以进入人大常委当委员。于光远当人大代表没问题，但选成常委，不一定通得过。而乔木当常委，估计是能通得过的。这样可以使乔木的政治地位逐步提升。于光远很痛快，完全同意。别人就说我：你怎么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情况就是这样。我是从全局考虑问题。对乔木，就是为了使他能帮助小平同志更多地做些工作。
我在社科院，没有隐瞒过自己的政治观点。包括我个人的事，该批评就批评，该同意就同意，应该讲我在社科院是光明磊落的。尽管人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但在这一点上，人家无话可说，没有人说我邪门歪道，阴一套阳一套。

五 办八件实事

在社科院最初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的工作有重点，但有一条，就是不论如何开展，都不能阻碍科研工作的恢复和发展，都要有利于把社科院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科研上来。
到1982年5月离开社科院这四年多，我们陆续解决了一系列与科研有关的问题，主要做了以下八件重要的事。
    1 扩大科研领域，新建十几个研究所
这个工作主要是为社科院的健全和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学科基础，扩大了学科设置规模。设想是胡乔木提出的，我帮他实施。我们去社科院时，只有14个研究所。胡乔木原来设想，要扩至50个，后来实际上没达到。到1981年底，增加到30个左右。新成立的所级研究机构中，有些是同一学科的不同分支学科分出来的。例如经济研究所原只有一个，后来一分为五。研究国际问题的原来有一个世界经济研究所，后来增加了世界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又由中共中央联络部划归社科院，这样一来，有不同的研究所对世界范围不同领域不同国家开展研究。文学所原来只有一个，后来又增加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新成立的所级研究机构还有：新闻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到现在为止，社科院还是胡乔木当时设计的框架，只是后来有些研究所进行了合并。
这时候还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胡乔木原来设想要把这个所办成社科院的第一所，后来一段时间内却被苏绍智等几个人搞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所”。
我的工作就是根据胡乔木提出的设想，抽调人员，组织班子。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得到了胡耀邦的同意和帮助，调了一批老同志到社科院来做党的工作，他们在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其中包括吴介民、杨克等同志。当时，社科院从全国各地包括从北京其他部门，抽调了一批既能够做知识分子工作、本人又有一定科学头脑的干部到社科院。他们到社科院后，有的做研究工作，有的做党的工作。前后一共调进大约40到50人，其中有马洪、刘明夫、吴介民、徐达深、杜敬等。朱镕基是马洪1978年把他从石油部管道局调到工业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室主任的。这些人调进社科院后，有的任所长、有的作党委书记，有的当研究室主任，把架子撑起来了。
    2 抓科研规划
我们到社科院后，很快就开始着手抓科研规划。1978年1月初，社科院就召开了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的动员大会。会后不久，我到民族研究所，出席了他们的科研计划座谈会并且讲了话。在社科院开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我们提出的治院方针，也强调要整顿作风，搞好科研。就是说，搞揭批查运动，也不能妨碍科研工作的恢复。
在开始搞规划的时候，胡乔木提出了100个研究课题，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是重要的大题目，有些课题是要组织很多人花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出了这些题目，对研究人员是一种激励，使大家知道在中国和世界范围里，还有这么多重大课题需要研究。尽管只是出了题目，但对科研人员产生很大的吸引力，搞学问不是没事干，需要干、能够干的事多着呢。这件事对社科院影响很大。赵复三对研究所的建设和课题设置的印象很深，在他写的对乔木的回忆文章中谈到了这两件事。在社科院的发展过程中，这两件事确实起到了冲破老框框、开辟新天地的作用。在这个工作中，胡乔木确实起了好作用，他终究是有学问的人啊！
    3 恢复职称评定
这个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停了，一停就是十多年。我们到社科院时，全院职工有2200多人，其中有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为数甚少。"文革"十年中，打派仗耽误了很多时间，而且研究人员搞科研成为非法的事。尽管如此，有些人还是比较早就认识到，长期陷在打派仗中对自己没有好处，于是争取时间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在这次评职称中，那些利用"文革"期间做了研究工作，确有进步的和有点成就的人，都评上了相应的高级职称。我们当时掌握的标准是，既不要过低、也不要过高，要和北京的科学研究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的情况相对应。1979年社科院评定出51个研究员、165个副研究员、698个助理研究员。职称评定制度的恢复，对社科院科研人员从心里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科研上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社科院的基本任务是搞科研，是出成果、出人才。科研人员应该用主要的时间来搞科研，科研达到了一定水平之后，就要给予相应的承认。应该说，真正切实做到重点转移是1979年初，社科院恢复职称评定工作以后。这时，绝大多数科研人员的心思都转到科研工作上来了，一个稳定正常的科研工作秩序建立起来了。这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件工作。
    4 恢复和创办刊物
社科院的中心工作转到科研方面来了，但是科研人员有了成果，没地方发表，这是当时大家都感受到了的问题。在“文革”中，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办的刊物都停办了。我们去社科院时，只有一个《历史研究》，一个《考古》。随着科研工作的开展和科研领域的扩大，从1978年初开始，凡是能出版刊物的研究所，都先后恢复和新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有了刊物之后，研究成果就有了发表的园地，有了讨论的地方。在办刊方针上，提倡百家争鸣，要划清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要求刊物反映科研成果，指导科研工作，组织科研活动。要负责任地向上级反映本部门的有关情况和看法。在这个基础上，1980年1月，社科院院刊--《中国社会科学》创刊了。这是一本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杂志，主要发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那时究竟恢复和新创办了多少刊物，我记不清了，但至少每个研究所有一种刊物。有的所还不止一种，如哲学研究所，就有《哲学研究》(1955年创刊，1978年复刊)、《哲学动态》(1979年创刊)、《哲学译丛》(1956年创刊，1978年复刊)。《哲学译丛》是专门介绍外国哲学的刊物，刊载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哲学问题的重要论文，评介外国哲学学派的现状及其争论的主要问题，译载有关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哲学史等论著，报道外国哲学界动态，提供有价值的哲学资料。
    5 组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章有刊物发表，著作要有出版社出版。1978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延续至今，工作还算可以吧。但究竟出了一些什么名著，很难说。例如能够在全国打响的书，我说不出来。

6 创建研究生院
我们去社科院时，院内研究人员平均年龄是46岁，很多老学者、老专家都深深感到一个严重危机，认为不切实改变研究人员老化问题，社会科学事业就会陷入后继无人的境地。他们担心科研人员青黄不接的问题，也想带研究生，但上面没让带，也没条件带。再加上"文革"期间有些师徒之间翻了脸，一些人有顾虑。大家都很发愁。我们决定筹办研究生院。1978年8月，社科院向中宣部并国务院呈送了建立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批复后，很快就在全国招生。到9月底，研究生院首次招生工作就顺利完成了，一共录取了405名研究生。
在办研究生院问题上，夏鼐有些不同意见。他认为，培养研究生不是社科院的任务，社科院应集中精力搞科研，研究生应由大学培养。研究生毕业后，我们去挑选、使用，用不着花精力去为他们讲课、辅导。他一直不赞成办研究生院。但是，多数学者认为，社科院应该办研究生院。我们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在“文革”中大学停办了几年，后来可以办理工科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但文科大学能不能办，毛主席一直没松口。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到年底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在这种情况下，到大学里去招收研究生，暂时还不具备条件，大学里还没有合格的毕业生。而这时候在社会上却有一批在"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和"文革"期间读了书的人，并且是愿意做研究工作的。从这方面来讲，我们的研究生院的生源还是有保证的。当时靠大学不行，于是从社会上招收了一批人。分析一下研究生院第一、二期生源的情况，应该说还不错。后来的结果也表明，办研究生院还是对的。据我了解到的情况，研究生院前三届学生毕业后表现都比较好。有些毕业生现在已经在司局级领导岗位上，成了各个部门(包括科研)的骨干。还有不少人在副部级、部级岗位上任职，如薄熙来、王晨。至于现在社科院的领导干部、科研骨干，很多都是研究生院培养出来的。
研究生院第一、二期学生开学后，我都去讲了话。讲话的主要意思是，研究生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我们开宗明义，毫不隐讳地宣布，社科院的一切工作，都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因此社科院的研究生院也要以此为办学的指导思想。你们来到了社科院研究生院，同意这一条就学下去，如不同意这一条，随时提出来，随时退学。在我看来，不懂马克思主义，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不可能真正掌握社会科学知识的。即使收集了一些材料，也不可能认识其中的内部联系，不可能把握事物的规律。后来在第一、二期学生毕业时，我又重申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问题。我说，你们入学时，我讲过这一条，现在你们就要毕业了，我还要讲这一条，你们对马列主义的信仰究竟是更加坚定了，还是动摇了？是更加坚信了，还是更加失望了？要自己给自己做一个结论。如果学的结果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更加坚定了，那么你们在填写的表格中、在口头上到处都可以讲，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毕业生。如果你们几年学下来的结果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怀疑、更加不相信，那么，我希望你们公开声明自己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毕业生。在填写各种表格时，也不必写这一条。我说，我们共产党员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相信的就来，不相信的就走。
    1978年研究生院成立时，院长由胡乔木兼任，副院长是温济泽。
    7 调整和整顿后勤工作
我们到社科院以后，听到一些做后勤工作的同志说，要我为科研工作服务，我同意；要我为科研人员服务，不行。类似的议论还有一些。他们认为，说为科研工作服务，听起来比较舒服；说为科研人员服务，使人感到后勤人员比科研人员低一等。为了解决后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开了好几次后勤工作座谈会，对后勤工作的思想、精神面貌都涉及到了。我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还有些新意。后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的党委机关事务工作座谈会上，我又专门讲了一次。讲话整理出来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8 建立研究所的领导制度
当时，社科院各研究所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研究所党委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当时，在社科院各研究所党委的选举过程中，差额选举的办F的。这出乎我原来的预料。当时我以为，经过十年“文革”、打派仗，这几个党员是一派，那几个又是一派，用差额选举的办法，很难符合要求，免不了会插进派性的干扰。结果，通过党员大会选出来的各研究所党委，多数是好的。这当然与我们一年多来的工作有关系，说明消除派性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实践证明，差额选举的办法是好的。
但是，到1980年7月社科院成立第一届党委时，召开社科院党员代表大会，用差额选举的办法产生院党委委员就不行了，选举工作进展得非常困难。主要原因是各所的党员只熟悉本所的候选人，对其他所的候选人就不熟悉了。反复了几次都不行，最后还是靠院里做工作，说明希望选哪几个人。院部的候选人还好说一点，因为他们的工作面向全院，大家还有所了解。从各研究所产生的候选人要被当选，就很困难，还是得靠推荐、介绍。
由此我想到，在什么范围和条件下适用等额选举的办法，在什么范围和条件下适用差额选举的办法，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社科院第一届党委成立这件事做完了，我们作为社科院的负责人——尽管当时主要精力已经不在社科院，就算有了一个交待。社科院的工作大致如此吧。
现在，吴介民、梅益等从社科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都说，我们那一任院领导，尽管工作的时间不长，但还是为社科院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们认为，那几年是社科院的黄金时代。就我自己而言，在社科院最初的一年多时间，搞清查运动也好，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做党内团结工作，都比较熟练、得体。
总之，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段工作，没偏离正确的方向。例如，对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处理时没有含糊；但也没冤枉人。陈元晖在清查运动过程中曾说过两句话，我们社科院的人在“文革”中，既是受害的人，又是害了人的人。我引用了，并同意他这两句话。结果，“文革”中参加“总队”的哲学所的一位同志说，邓力群这个人这样讲，没有原则，没有立场。他为此专门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揭发我。后来这封信退给我。当时搞清楚，这个同志在每次运动中，都给信访处写揭发材料和控告信，数量之多摞起来有两尺多高。有一次，我在公开的场合讲，与其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去写控告信和揭发材料，为何不花点时间用来搞科研呢？你的那些信和材料，对党、国家和自己有多少价值呢？这样做，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后来，他专心搞科研，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有成绩的。

六 和周扬共事

这里说一下周扬来社会科学院的经过和我同他共事的一些情况。
当时，邓小平对社会科学院工作有兴趣，也热心，对我们的工作是关注的。我们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也向他汇报、请示，并且很积极地按他的意见办。
我们到社科院不久，传说周扬可以分配工作了。我知道后，就向胡乔木讲，听说周扬可以分配工作了，是不是能让他来社科院当副院长。我第一次向胡乔木提，他不赞成。胡乔木说，这个人得罪了不少人。你对他印象好，但对他印象不好的人多的是。这样，此事就搁下了。后来，有一次，我们到邓小平那里汇报工作，谈话中涉及到了周扬。我就借此机会又提出这个问题。胡乔木仍然不积极。结果，邓小平开了口，说：让周扬当个顾问吧！这样，1977年底，周扬就到社科院当了顾问。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是1978年夏天，我又向胡乔木说，周扬一直做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资格老，老让他当顾问，也不是正式工作，还是让他当副院长吧。这次胡乔木同意了。
    1978年9月，周扬进了社科院行政领导班子，任副院长。接着而来的就是排名问题(副院长排名：邓力群[1977年11月任职]、于光远[1977年11月任职]、周扬[1978年9月任职])。我提出，周扬是老资格，已经当了副院长，排名在我之后，不恰当。他至少是兄长辈嘛，我和于光远应该排在他后面。胡乔木不同意，说：就是副院长，他这个人难办事。
后来，周扬的工作是分管文学所。文学所在“文革”中的派性闹得很厉害，一个毛星，一个是朱寨，对立得很厉害。这两个人都是鲁艺的。我们到社科院以后，通过做工作，两派之间开始出现互相团结、互相照顾的情况，派性问题已经大体平息了。周扬介入文学所的工作后，偏向了毛星，使朱寨的日子很难过。
还有一个问题是周扬与文化部的关系。当时文化部长是黄镇。周扬总是爱对文化部指手划脚，弄得黄镇很不高兴。这是他的主要缺点。
这样一来，有人就拿周扬同我们来比。比较后就觉得，我们一进社科院，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到各研究所去调查研究，听取各种意见，从来不发表我们自己的意见。而周扬做领导工作做惯了，他那一套办法也使惯了，不了解情况，上来就即席发表意见，这个毛病没改掉。
这期间，周扬在社科院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讨论会上作了一个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后发表在5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周扬说当时进行的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第三次是真理标准讨论。这个报告总的来看还是可以的，但其有一个重要提法，即：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反对教条主义。我对他讲，你说真理标准讨论是思想解放运动，这个估价我赞成。但说思想解放就是反对教条主义，这恐怕需要斟酌。例如，林彪和"四人帮"有什么教条？后来华国锋搞的"两个凡是"，与"四人帮"不同，把其归结为教条主义，也不妥当嘛，不合乎实际嘛。他同意了我的看法，把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提法去掉了。
    1979年，中央任命胡乔木作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南海专门给他配了汽车。这样，胡乔木原来在社科院用的那辆"红旗"车就空出来了。负责管车的同志就对我说，这辆"红旗"车胡乔木没带走，应该给你用，你是社科院第二把手嘛。在这些问题上，我有自知之明。我说我不坐，尽管我是第二把手，但按资格说，还是把这辆"红旗"车给老同志用，配给周扬。他倒也不做任何推辞，就安然坐上了。后来，中宣部调他去当顾问，他乐意去。他调中宣部，把房子和"红旗"车都带走了。
从这些事上可看出，我在社科院和周扬共事时，是真心把他当作兄长或前辈(文化战线上的一个老战士，老领导)来看待的、来尊重的，确实对他没有任何的怠慢。

七 访日归来

为了借鉴学习外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的先进经验，1978年1O月到11月，经过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的同意，组织了有北京、上海、天津和国家经委的负责同志参加的国家经委代表团，到日本考察企业管理问题。袁宝华同志是团长，京、津，沪的负责人是副团长，我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参加，任考察团顾问。
访问日本回来后，12月底，我把在日本的观感以及头脑中思考的问题，如积累和消费问题、农轻重关系、价值规律和计划性等等，搞了一个讲稿，先在社科院、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小范围讲了。1979年第3期《经济管理》杂志正式发表了我的这篇讲稿，题为《访日归来的思索》，同年第6期《新华月报(文摘版)》全文做了转载。
从日本访问回来，1978年底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1979年3月3日在北京又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袁宝华担任会长，我任顾问。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后，立即组织开办了企业管理干部研究班。每期一个月左右。在头两年，大体上把省一级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轮训了一遍。
研究班开学后，首先是我们介绍访日情况和日本的经验，用人家的东西和我们的加以对照，研究日本的经验，哪些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哪些东西需要加以改进。
    1979年3月12日，我第一次到企业管理协会做报告，以后每期都去讲，有七、八次。报告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一、生产资料究竟是不是商品？二、价值规律究竟在什么范围内起作用？三、经济计划同价值规律究竟是什么关系？实际上总题目是"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我在企业管理协会讲过几次后，有林和卫建林帮助整理成文字材料，在刊物上正式发表了，后来还由人民出版社出了小册子。
就我一生而言，1978年到日本去考察，身临其境去看资本主义这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我没有去过资本主义国家。我的青少年时代，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我在北平读书，对社会没有多少了解。当时北平也有资本主义，但没有接触。上海没有去过。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那里没有资本主义。解放战争时期到东北后，日本人搞的资本主义企业已经被没收了，而我们党的工作又在农村。所以，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它的企业如何经营管理，厂长(经理)、工人与企业的关系，和我们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不同和共同之处？没有切身体验。这是第一次实地考察和接触。
访日一个月，确实看到了很多先进的经验。其中，日本总结了英国工党政府失败的教训，1960年由池田内阁提出了《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吸引日本全国人民。让日本人全都知道，这个计划能否实现，和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这个计划的实现，对于日本以后经济的高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经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各个企业内部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通过实地考察，看到了日本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相当严密，生产的计划性，比马克思时代前进了很多，确实有很多新变化。
另外，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对经济进行干预，办法是制定经济指导计划。日本政府的经济指导计划，不是作为行政命令下达的，而是通过经济手段来保证计划的实行。经济手段包括经济立法、税收政策、银行信贷。如果企业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不遵守政府的计划，亏本后政府不负责。
日本的企业不同于中国的企业。日本的企业既管生产又管销售。我们的企业当时都是只管生产，不管销售，与市场不联系，产品生产出来后，就交给批发站，由批发站按计划分配到各部门。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只管生产，不管经营，也不考虑产品的价值能不能实现。
此外，据我在日本的考察，日本的重工业，除了为农业、为轻工业直接提供机器设备和材料之外，同时花很大力量生产日用工业品。我们的重工业部门，也有生产消费品的，问题是没有把这个概念、这种做法明确起来。重工业部门一定要清楚地看到，不仅要生产生产资料，而且一定要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条件，制造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日用工业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消费品。这样，就能满足国内人民生活和出口的需要，也能够开辟重工业自己内部积累资金的源泉。
后来，在我的文集中，这篇文章的题目由《访日归来的思索》改为《访日归来谈经济》。在编辑文集时，我主张收这篇文章，陈斐章同志不赞成收，他说没多少意思，因为我们在日本接触的人，主要是日本上层大资本家，没有接触工人。我又把文章仔细看了一遍，觉得还是收进去好，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实地接触资本主义，应该讲还是有收获。日本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对我个人来说，还是有启发的。

八 编辑《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和《陈云文稿》

在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开办干部研究班的过程中，我提议以中国社科院院部名义，组织林子力、刘国光等同志把《资本论》第二卷搞一个1O万字的压缩本，书名为《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编出后由我主持讨论、定稿，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出版。我还主持选编了一本《陈云文稿》，梅行、有林等同志参加。文稿内容包括陈云从1956年9月至1962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重要文稿。在文稿中，有一些是没有整理过的讲话记录，我们作了文字上的加工。我们把这两本书作为企业管理协会研究班的教材，并经过国家经委，在全国企业管理干部中推广学习。应该说，这两本书起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陈云文稿》，当时的影响很大，许多搞企业管理的干部学习之后，都感觉受益匪浅。
我们选编的这本《陈云文稿》，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成立后才最后定稿，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以《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一九五六年一一九六二年)》为书名，1980年1O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在党内发行。
这两本书的编辑、出版，都是同当时中央提出的以调整为中心的新八字方针相配合的。在两本书的编辑过程中，特别是出版后，我都让研究室的同志组织文章进行宣传。
我们编陈云同志的文稿，前后搞过四次，梅行同志都参加了。第一次是1962年。当时，刘少奇同志提议编陈云同志文稿。陈云同志自己不赞成。少奇同志说，先编出来，让中央领导同志看看。我们当时编了三万多字的稿子，没有公开发行，中央内部发得也很少。第二次是编陈云同志1949年到1956年的文章、讲话。这次是第三次，是编1949年到1962年的文章、讲话。这次编的过程中，我把帮他整理的两三万字的内容也编进去了。但是到后来公开发表时，所有选编的文章，都是陈云同志自己写的文章(包括根据录音整理的讲话)，别人按照他的意见整理的文章，包括乔木同志帮他整理的文章，都被陈云同志删掉了。定稿后交中央文献研究室公开出版。后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又受中共中央委托，梅行同志主持，编了《陈云文选》三卷，先后于1984年11月、1984年7月、1986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九 离开社科院

    1980年以后，无论是胡乔木还是我，在中央的事越来越多，对社科院的事已经无暇顾及了。于是，我们两人一起商量，让于光远当院长。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胡乔木对我说，你到社科院和同志们谈谈，听听大家的意见。我就到社科院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主要召集了院部的一些领导干部，约有十来人。那时马洪是副院长，梅益是党委书记，行政职务是秘书长。社科院的实际工作主要是梅益做。当时我们有个想法，即社科院的制度仿照苏联，院长、副院长不管事，实际工作和经常工作由秘书长负责。我们准备实行这个办法。座谈会上我和大家说，胡乔木和邓力群已经担负不了社科院的工作了，院长的工作，我们两人建议由于光远来担任。胡乔木让我把我们两人的意见向大家说一下，同时也听听大家的意见。我说了以后，半天没人吭声，既没人说反对，也没人说赞成，就是不吭声。后来有人说，休息一会儿吧，这样就休会了。重新开会时，就有人提出(不知是他们在休会时商量过，还是发言的人自己提出的)，这是一件关系到全院的大事，是不是听听学者和老专家的意见，听听他们的想法。这个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我也只好表示同意，说那就听听学者、专家的意见吧。征求了一些学者和专家的意见，结果被征求意见的人大部分都不赞成于光远当院长。
后来，这件事被传成什么样了呢？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邓力群利用会议休息上厕所的时间，搞了一次阴谋。邓力群当面对于光远说好话，背后搞鬼。而实际情况是上面所讲的。
胡乔木的院长、我的副院长一直当到1982年5月。马洪从那时起任社科院第二任院长。后来，赵紫阳要马洪到国务院当副秘书长。赵紫阳也确实需要马洪的帮助。对此，社科院一些专家、学者反映，我们的院长到国务院只当个副秘书长，这不等于把社科院降格了么，大家不太高兴。拖了一段时间，因为国务院副秘书长的事务性工作太多，马洪到社科院的时间越来越少。这样一来，不但学者不赞成，连院部的人也不满意。尽管是秘书长当家，但毕竟有些事还是要由秘书长向院长请示报告，由院长做出决定。社科院同志反映，社科院的人总是见不到马洪，很耽误事。再加上很多工作马洪自己做了决定，就去实施，使得一部分同志不太高兴。
注释：
①朱佳木、朱元石当时分别是胡乔木、邓力群的秘书。
②邓力群：《甄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11页。
③邓力群：《甄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10页。
④邓力群：《严分敌我，加强团结，发展科研事业》。《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55页。
⑤邓力群：《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6页。
⑥邓力群：《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7页。
⑦邓力群：《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9页至第340页。
⑨邓力群：《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