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6) 在中央办公厅

一 担任中办副主任兼中办研究室主任

1979年，在我们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我们党和共和国的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一系列人事更动。三中全会后，中央还改组了文件起草班子，党中央的文件起草从此以后转到胡乔木手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姚依林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后，成立了中央办公厅研究室。我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办研究室主任。从1979年开始，我虽然还兼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但大部分精力已经转到中央及中央有关部门的工作上来了。我的工作主要是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办研究室，社科院的工作管得越来越少，协助中央及有关部门做的工作的分量越来越重。1977年6月开始担任的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的工作逐渐结束了。
中办研究室成立后，把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的有林、卢之超、卫建林、林子力等同志(除李智盛外)先后调了过来，又把原来办公厅秘书局搞材料的人转过来，开始时一共有十来个人。

二 关于理论工作务虚会

1 参与筹备
    1979年元旦后，我办了两件事。一件是处理了几个紧急的重要文电，另一件事，就是参与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筹备工作。
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叶帅1978年9月下旬第一个提出的。1978年7月，李先念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会议采取一边工作一边开会的形式，会期持续了两个月。9月下旬，他在中央常委会汇报后，引起中央常委的极大兴趣。当时围绕真理标准问题争论得很激烈。叶帅在常委会上提议，何不把搞理论和思想工作的人集中起来，也仿照国务院务虚会的办法，开个理论工作务虚会呢？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正式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决定。
胡耀邦、胡乔木，主要是他们两个人，也包括我，都赞成叶帅的这个意见。于是，从1979年元旦后开始会议的筹备工作。如拟定参加会议人员名单，确定会议方针，准备会议开幕时胡耀邦的一篇讲话，胡乔木也要讲话，等等。
会议开始后，我只是参加了第一天的会，是作为会议的“特邀出席者”、多年从事和关心思想理论工作的老同志之一出席的。此后，就没有再到会上去，因为那时我在社科院和中央办公厅及中办研究室的工作很忙。
我没参加会，但对这个会议还是关心的，每天看会议简报，了解会议情况。
    2 澄清一个历史事实
在看简报的过程中，同我有关的有一件事，在这里说一说。
一天，我看到有一期简报，内容是批康生在《红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署名康生的文章，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批"同路人"的。由于我知道文章的来龙去脉，于是就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2月13日写的，2月14日，会议秘书组把我的信发了简报。我的信是这样写的：
从理论务虚会的简报中，从社科院的《未定稿》中，都看到有同志在批判康生关于同路人的文章。我觉得有必要把真实情况说一下。这篇文章，是国庆十周年的纪念文章，全称据我的回忆，是《要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要做党的同路人》，署名康生。该文是我提议写、我出的题目、我出的主意。我同许立群同志商量多次，由他执笔，两人共同讨论修改，最后由我定稿。文章写作前和写作过程中，我几次找康生，请他为纪念国庆十周年写篇文章，并且写这样的内容。他起初表示，没有什么要写的，不愿意写，后来同意写这样的文章，但是不愿意署他的名字。文章定稿以后，我又找他，请他看看，并建议用他的名字发表。最后，他勉强同意了。关于文章本身，他没有提任何修改意见，没有加一个字，也没有改一个字。最近，我重新读了这篇文章，觉得确有错误，可以批评，也应当批评。康生问题很多，必须充分揭发。但是，不是他做的事，他不能负责，不能因为他出了问题，就都挂在他的账上。对康生是这样，对其他犯错误的人，也应当遵守这样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件事情的真相，很多同志不了解。我希望，我的这封信，能够在理论务虚会的简报上登一下。请酌定。
后来，胡乔木和我说，他和胡耀邦看了这封信后认为，对于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情况来讲，我的这封信是空谷足音，实在难得。后来，王若水、严家其说，邓力群在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写信制止批评康生，会后不让批评康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的这封信充分说明了当时我的态度。

三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的前因后果

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得很长，前后分为两段。
第一段，1月18日正式开会，中间有1979年春节(1月28日)，休息了几天，2月1日继续开，一直开到2月16日休会。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
第二段，3月28日复会。会议由党中央召开，会议名称加上了"全国"，称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3月30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发表长篇重要讲话，就是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讲话后又分组讨论了3天，4月3日结束。
从打破思想战线的僵化状态、解放思想这一点来讲，会议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会开的时间愈长，发言的人愈多，离谱的东西也就愈来愈多。最突出的足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大约在春节前有一天，胡乔木对我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他为此感到很不安。后来，他又对我讲，当时邓小平的工作还比较闲，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每期都看。邓小平和胡乔木谈活时说，看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我相信胡乔木讲的这个话。这五个否定一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自存在的理由了。邓小平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奋斗了一生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你说他不敏感、感觉不到或完全同意，我相信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和胡乔木的想法是一致的。胡乔木讲自己的看法，邓小乎也讲自己的看法。当时，除了邓小平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敏感，胡耀邦也觉得风头不对，因为这个会主要是他和胡乔木两人在主持。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攻击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大约是1978年10月下旬开始形成的北京街头的"西单墙"，被他们用来当作宣传和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西单墙"刚出现时，也有不少反对"四人帮"、赞成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赞成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大字报。到1979年初，"西单墙"就明显变化了，自由化的东西日益占上风了。
另外，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前，上海、北京等地就有少数人闹事，不断有人搞游行示威。闹事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问题，一些经济要求问题和冤假错案平反问题。1979年初，闹事的情况更加严重。闹事的原因和人员也要复杂得多。上海出现了卧轨阻断交通，冲击市委机关，占领办公室的情况。有的还打出大幅标语，上面写着"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等等，总之是一些非常厉害的标语。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也不断有人游行、闹事。
然后，邓小平就委托胡乔木起草后来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讲话中没有提否定毛泽东，而是针对前四个否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有一句话，“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斗争经验的结晶。” ①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叶帅第一个提出召开的，他当时的用意、有什么想法、要达到什么目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会开到后来，产生那样的结果，是原先没有想到的。
理论工作务虚会后，邓小平说，以前，在反对“四人帮”、批评“两个凡是”问题上，大家都是一致的，而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到后来，理论界、思想界有些人则和我们分道扬镳了。右的方曲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的讲话和发言不仅在内部发，而且他还通过迂回的方式一段一段地抽出来，拿到香港的报刊上去发表。在香港报刊上发表我们党内干部批评党和毛泽东的内部讲话，他是第一人。后来他曾辩解说，是别人传出去的。很多同志认为，是他自己有意识地传出去的。
在反“左”和反右的提法上，当时是说，我们还要继续批判极左思潮，但以后的重点是批右。因为当时我不太了解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情况，故对胡乔木讲的今后重点是批右这样一个提法，产生了是否合乎实际的疑问。胡乔木说，会议上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后来，在文字表述上，口气稍微减弱了一些，即现在要“注意”右倾，而不是“重点”批右倾。在正式发表的时候，文字一上又做了一些调整。胡绩伟这些人就和胡乔木争论，吵得很厉害。邓小平3月30日在会上的讲话，本来还有一段话，大意是：原来对理论界抱有很大希望，现在党中央对理论界感到失望。邓小平的讲话作为党内文件下发和公开发表时，这一段就没发。
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传达以后，在社科院引起了强烈的不同反应。我在社科院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要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个提法当时在全国是首次提出。朱元石还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在全国引起反响，很多报纸都转载了。那时候，我们在社科院搞了一个双周座谈会，时间定在星期五，开半天。在此之前。座谈会都开得很好。邓小平的讲话传达后，在双周座谈会上，有人就说，“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四根棍子。那次会我因为有事，没有参加。第二次会上，他把话头转了。说“四项基本原则”可能变成四根棍子。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里面说：“我在讲话的第二部分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我已经说过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全国青年，全国工人，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也才能够说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国寻求真理的人们。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问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②有人在社科院哲学所说，到了社科院，谁要先写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谁就会先被搞臭。情况确实如此，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后，理论界和思想界分化了。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部分人有抵触。
党内理论上的混乱和社会上的动荡是相互呼应的。要讲自由化的苗头，就是从“西单墙”后期暴露出来的。因此，到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取消了宪法上规定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条文。这件事是邓小平提的。我没听到胡耀邦讲过什么。可以说，他没有明朗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但他也没有反对。
我在1987年1月召开的批评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说，他前期的讲话、文章和"四项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到1983年10月邓小平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之后，到整党时改变整党方针之后，起码是对宣传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重视吧！当时，通过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里面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经不是问题。
邓小平让胡乔木帮助起草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最后搞出这么一篇大文章，不论当时的客观需要还是实行的结果，都是件非常重要的事。直至今日，在评价邓小平时都应承认，这是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四 陈云征求对《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的意见

    1979年3月初，陈云同志写了一份题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他把提纲给了我，征求意见。我拿给中办研究室的同志们看，都认为是好文章，反映了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些核心问题的思考。
提纲的要点是两句话：第一，计划工作的规则是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后提出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1917年后的苏联、1949年后的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都是按照这个理论来办事的。当时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加以发展。导致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第二，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就是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须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又有了计划经济部分，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调节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补充，但要求必须基本上是无害的。
对陈云同志写的这个提纲，中办研究室内部组织学习，进行了认真讨论，并由梅行负责组织起草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既要有计划经济，也要有市场经济》。我看了梅行组织人搞的这个东西，不满意，因此也就没公开发表。
陈云同志在提纲中第一次使用了“市场经济”这个词，在中国、在我们党内，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很少用，他是第一次使用。当时我们好像提出个疑问，说“市场经济”这一用语和我们过去的用语不一样，在他的文件或文章里，是不是改变一下。我们建议用“商品经济”，并做了些文字修改，他没有接受。我们还建议陈云同志把这篇稿子作为中央文件发出去，他也没有接受。陈云同志当时的说法是，发出去也没有人执行，没有用。因此没有印发。
说到陈云同志文章中用“市场经济”这一用语，有这样一个过程。1982年8月，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用的是"市场调节"，以后出版的文件集中，用的也是这个词。1985年5月第一版《陈云文选》用的仍然是"市场调节"，到1995年5月第二版出版时。陈云同志在该文最后一段又改回原来的用语："市场经济"。

五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确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酝酿

    1 成立中财委和陈云、李先念的建议
    1979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财政经济委员会由十二位同志组成。陈云、李先念同志分别任正、副主任。姚依林任秘书长。
    1979年3月21日，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建议用两三年、最好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陈云同志这个意见，在3月14日他和李先念同志联名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已经提出来了，
    2 财经情况的调查和我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看法
这个时候，我们国家一方面实行调整，一方面酝酿改革经济体制。这就要了解企业和经济方面的情况，对财政经济的情况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以后，按照姚依林同志的意见，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五个经济研究所和国家经济机关的研究机构，共同承担了一个任务，就是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调查研究，提供材料和意见。6月27日，他说："根据中央的方针，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对我们经济如何改革，搞出一个大体的眉目来。"会议还确定，由邓力群、张劲夫、马洪具体负责召集调查研究的会议。
    7月19日，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集关于经济问题调查研究工作会议。姚依林主持，李先念、薄一波等出席。会议决定在财经委员会领导下，组织一个调查研究机构，直接由秘书长姚依林负责，成立四个小组。第一组调研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第二组调研经济结构改革问题；第三组调研引进技术、设备和利用外资问题；第四组为理论组，或经济理论和方法研究组。调查研究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中办研究室(不久改为书记处研究室)由梅行牵头，组织了一些同志，收集经济方面的材料，出了好几期《供您参考》。每期一个专题，包括全国的情况。这对财经委员会的工作，起了一定的助手作用。与经济调查工作有关，后来还编印《调查和研究》、《经济问题研究资料》，供中央领导同志和部门、地方负责同志以及经济理论界的同志参考。
    8月8日，在中办组织的经济调查会上，我主要就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改革，引进技术、设备和利用外资这三个问题，谈了一些意见。我要求调查研究要同经济调整工作结合起来，同"六五"计划、长远规划的制定结合起来。此次讲话已收入《邓力群文集》，这里就不细说了。
在这段时间里，邓小平、陈云同志关心一个问题，是我国积累与消费的历年比例关系。中办研究室专门写了一个材料，提供了新中国成立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情况。在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也就是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关系的时候，一段时间产生了片面性，积累率最高时达40％多，总的情况是偏高，也有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时候。然后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积累率25％。这个意见得到邓小平、陈云同志的赞同，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
关于改革经济体制，我有过几次讲话，其中有一次讲到，体制改革首先要从企业领导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开始，重点应先从这里起步。应该说这个意见是对的。后来，结合调查组织了一些改革试点。
    3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争论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思想理论工作方面的问题。
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所在的小组中有天津的陈伟达，北京的林乎加，国家计委的顾明，石油部的宋振明。分组会讨论一开始，陈伟达就讲，我们正在大干快上，积极性很高，现在突然提出调整，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对我们的积极性是个很大的打击。林乎加的发言也是这样的口气。顾明就算帐，说人家有多少钢，我们才那么一点，需要发展、快上。我在会上就与他们争论，说发展是应该的。生产力确实要提高，但是不搞好比例关系和平衡，还是像以往那样折腾，是不行的。
会议期间，胡耀邦提出要搞一个发展工业的指示。我们几个人，有马洪、梅行等，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赶出来一个比较粗糙的草稿。我们自己对稿子就不满意，可是胡耀邦催得很厉害，一定要拿出来。这样一来，就发下去了。由于确实不成熟，在分组讨论时被人家攻得很厉害。他们说，你们主张调整，但你们搞的这个文件这个问题没有讲好，那个问题也讲得不好。总之，这个文件不成熟，不能通过，不能发表。我说，这个文件确实不成熟，我们也不满意。但文件写得不成熟，首先是因为实际工作不成熟啊。林乎加说，这个话说得对，该怨我们呀。总之，这次分组会开得很不理想，真正拥护调整方针的人不多。
一天晚上，华国锋召开各组组长联席会。由于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这时他不得不接受调整的意见。调整方针得到了邓小平、李先念的支持。由于陈云、邓小平、李先念意见一致，华勉强召开各组组长联席会来统一思想。联席会开始后，习仲勋发言，讲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其他人随后也讲了一些。当时我很着急，这时。赵紫阳出来发言赞成调整。他说，调整为以后的改革和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谷牧也赞成调整。他们两个一讲话，会场的气氛就发生了变化。我当时也准备发言，华国锋说，力群同志你就不要讲了，我讲吧，会议已经开得这么晚了，再延长下去也不行了。他表示要对国民经济计划进行调整。本来我们的提法是，调整是目前工作的关键，也是当前工作的中心。华国锋说，他同意调整是关键。我插话说，调整也是中心啊。他说，有了关键就行了，中心可以不说了。这样，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总算把以调整为核心的新八字方针勉强通过了。当然，华国锋当时也不能不同意。但是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这一重大决策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一段时间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传达会议精神时，有人质问我们，你们做过调查研究吗？并说是一帮秀才胡搞。
这次会上，与会者纷纷要求介绍江苏财政包干的做法。江苏的同志做了介绍后，大家一致要求各地推广江苏的办法。但财政部门不赞成。陈云同志是支持财政包干的，他原来的建议中说到要给地方财力留点余地。邓小平后来讲，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各省、市、自治区实行财政包干政策，算是杀出了一条出路。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同意集中三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工作。实际上，尽管调整的文件通过了，有的也执行了，但从整体上看，并没有执行，至少是没有很好地执行。结果，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调整虽然取得了某些成效，但总的情况不理想。一直到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后，调整工作才真正全面展开。

六 关注农村改革

1 向邓小平转报肥西县搞包产到户的材料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开始关注农村改革，注意了解农村包产到户的情况，主要渠道是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当时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研究农村问题。其中表现积极的一个是陈一咨，他和一些青年人有联系，我了解到农村改革的情况后，为中央和国务院提供了一些材料。
    1979年7月，我收到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转来的一个材料，是安徽一个叫郭崇毅的党外人士写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1979年初，郭崇毅听到肥西县山南公社实行包产到户消息后，到山南实地调查了解，他听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有人认为，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是搞复辟、搞倒退；有人则认为，包产到户肯定能增产，大多数农民都欢迎。夏收时节，他又到山南等地，一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仔细察看，向农民调查。当他看到夏粮大丰收的情况后，写出了这份报告，并专程到北京，希望能够把报告转上去。报告的中心内容是，在目前情况下，农业生产只有责任到户、分户经营，产量才能成倍增长。我看了报告以后，很快就送交中央和小平同志。
郭崇毅到北京，跑了不少单位，可是没有人敢接他的报告。后来到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想请农经所的人向上转递他的报告。农经所开始也没有人接，后来陈一咨接过来，转给中办研究室，研究室又印成白头送阅件送上去。
陈一咨在海外写的一本书，说到他和胡耀邦的关系，标榜他是由胡耀邦调回北京的。那是胡扯。他调回北京，是我向中央组织部提出的。当然，征得胡耀邦同志同意是事实。当时主要是想把这个小组搞大一些。后来小组发展到三四十人。
在转交郭崇毅报告的事情上，他们起了个好作用。另外，社科院有个叫《未定稿》的刊物，收到下面关于包产到户的稿件，他们和我商量，准备在《未定稿》上发。我说这不妥当，因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只准三种地区搞包产到户，其他地区还不准搞。在刊物发与中央不一致的文章，这不合适。我不让在正刊上刊登，最后采取出外刊的形式发表了。
当时酝酿成立研究组。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有相当多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考上了大学，他们中有些人有志于农村工作，为农民服务，如何把这些有志于农村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集聚起来，成立研究组是个好办法。我从此也开始和这些年轻人建立起联系。这件事下面我还要说。
    2 关于包产到户
在这期间，宋平每次到北京来开会，就要找我聊一聊甘肃农村的情况。宋平那时年年到我这里来。当他谈到甘肃"三西"的困难状况时，就谈到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可以在甘肃比较困难的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试验。他还与我谈起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比没有实行的地方情况要好。万里讲，他支持和肯定了凤阳县小岗村为代表的广大农民的尝试和创造。这当然是他的一大政治资本。但是，直到他离开安徽，包产到户问题没有提到省委，省委没有做出有关决议或决定。在全国率先制定支持联产承包和包产到户的是甘肃省委。1979年10月17日，中共甘肃省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在实践中，1979年下半年，甘肃就已经突破了划组作业、联产计酬的界限，分步骤分区域实行了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
赵紫阳在四川没有搞包产到户，他进行的是基本耕作制度方面的改革。针对四川盆地冬暖春早和肥料、水利条件，提出四川的基本耕作制度是稻麦一年两熟制。在丘陵地区，总结推广了南充地区“水路不通走旱路”的办法，等等。后来才知道，赵紫阳结合这个改革，动用了库存的粮食。四川原来有不少存粮，赵紫阳去了之后，挖了不少存粮，都用得差不多了。当然也是为了救济农民，让农民得到休养生息。老百姓那句顺口溜也反映了这个情况：“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
山西的王庭栋也是个农村改革的积极分子，他当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农村改革开始时，杜润生对包产到户是很胆怯的。

七 传达陈云“以农轻重为序，综合平衡”的三个理论观点

    1979年8月8日，我在经济调查研究会上传达了陈云同志关于"以农轻重为序，综合平衡"的三个理论观点，内容如下：
第一个观点，我国人口有九亿多，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农村，必须使农民有吃有穿，而且一年比一年生活过得好些。在这个基础上，来安排我们的国家建设和经济生活。农民是个大头，把这个大头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定了；安排不好，全国不得安定。新中国建立初期，叫紧吃紧穿；现在叫有吃有穿，一年比一年好一点。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安排当前的和长远的计划，
现在，不少同志已经认识到，过去对农业、轻工业不重视，这种状况非改变不可。但是，也有的同志说，你们这样强调农业、轻工业，就是不重视钢铁工业，没有拖拉机、汽车、化肥，行吗？没有钢，农业、轻工业都上不去。
针对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陈云同志又明确讲了第二个和第三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重工业要为农业、轻工业服务，要把这个观点明确起来和牢固地树立起来。重工业首先要考虑如何为农业、轻工业服务。以农轻重为序，还涉及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就是说，在重工业的建设方面，要看为农业、轻工业服务这部分投资有多少？在重工业生产方面，要看为农业、轻工业提供的机械设备有多少？为轻工业提供的原材料有多少？就是在冶金部内部，它的结构也要同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结合起来考虑，看如何安排才适当。化工部有个材料说，从1953年到1977年的化工产品总产值中，为农业、轻工业服务的产品占百分之七十；化工总投资中，用于化肥、农药、磷矿和轻工业的合成材料、染料、各种化工原料、医药、橡胶加工方面的投资，也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就产品分配来说，以1979年国家计划为例，计划生产的硫酸、烧碱、橡胶，用于农业、轻工业和市场供应的，占产品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二。
陈云同志没有讲这三个百分比是否合适，但他说，化工部这样安排生产和建设，方向、路线是对的。全国每一个经济部门都要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自己的生产和建设，来安排自己的一切经济活动。重工业部门更要这样做，首先应根据为农业、轻工业服务这个要求来安排自身的发展。从辩证的观点看问题，为农业、轻工业，也是为重工业。
第三个观点，在安排年度计划、五年计划的时候，农业的投资、轻工业的投资、重工业的投资各占多大比重，要根据前面说的两个前提来定。我们说，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要把重轻农的次序倒过来，以农轻重为序，这决不是说，在考虑分配投资的时候，一定要让农业占第一位，要使农业的投资占的比重最多，轻工业的投资也要高于重工业。如果那样，可能犯大错误。实际上，如果把重工业内部为农业、为轻工业服务的这部分投资计算在内，还是重工业的投资占多数或者占相当大的多数，重工业投资的比重还是大于农业、轻工业。当然，比重大也要有合理的限度。
陈云同志的这三个理论观点，话虽不多，但是对于我国整个经济建设是极其重要的。

八 起草切实实施七部法律的指示

1979年，我们国家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有了长足进展。讲到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从原则上、道理上，是小平同志讲得最多。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上，最突出的是，1979年7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七个法律。其中，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在过去草案的基础上修改的。毛主席在世时，曾几次提出制定和施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5次提出5次又放下。1979年6月26日，彭真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做《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时说："刑法草案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已有三十几稿。1957年的第22稿曾提交一届四次人大会议征求代表意见并授权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1963年的第33稿，曾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同志原则审查过。这次提出的草案是以第33稿为基础，根据十几年来的经验和新的情况、新的问题，由法制委员会会同各有关部门共同做了补充和修改。刑事诉讼法也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多次修正稿的基础上修订的。" ③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颁布这件事是彭真同志努力办的。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包括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内的7部法律后，公布从1980年1月1日起施行。中央为此于1979年9月9[1在党内发出《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带头遵守法律。这个指示是中央办公厅负责起草的，由我具体主持，胡乔木修改定稿。起草指示的过程中，还吸收了社科院法学所的几个同志。

九 组织起草国庆三十周年讲话

    1979年6月到9月，我做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组织起草国庆30周年讲话。
年初，在部署全年宣传工作的时候，胡耀邦就提出，为国庆30周年要准备一篇重要文章。到了6月，中央正式决定，建国30周年国庆由叶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一个重要讲话。这不是一般的庆祝会的讲话，而是要对建国三十年来的历史作一个总结，对其中的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作出一定的说明，但又不是全面的总结，因为终究这还是国庆讲话。在邓小平直接指导下，胡乔木为主，组织了一个起草班子，办公地点在玉泉山。起草班子的经常工作由我主持，主要成员有袁木、卢之超等，阮铭也参加了。
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的要点，是邓小平同志做的决断。当时，理论上、思想上相当混乱。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重要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有一部分人对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不积极；另一部分人表示，应立即积极宣传，把怀疑、否定以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逆流坚决遏制住。另外，在"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有些人把毛主席和"四人帮"搅到一起。因此，讨论讲话时就有这样的问题提出来：要不要对"文化大革命"做全面评价？要不要适当批评毛主席的错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④毛主席的错误放下来，一篇讲话很难做出评价。讲"文化大革命"时，集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邓小平同志这一番话，明确了讲话的重点。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起草小组在讲话稿中，对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的灾难，进行了比较集中的清算。这种写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合适的、正确的。
在起草过程中，多次把稿子发下去征求意见。李昌提了个好意见，即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还应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个好意见经过胡乔木加以整理，在叶帅的讲话里第一次提出来，从而相当完整地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叶帅讲话说：“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⑤
在起草、讨论和修改国庆三十年讲话过程中，大家普遍感到，这些年里，我们犯了那么多错误，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1966年开始并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为此。起草的同志总感到理亏，调子提不起来。在讨论解决这个问题时，我根据恩格斯的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部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⑥提出一个意见。我说，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后，都犯过错误，有的错误还很严重。但是，再严重的错误，都是我们党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克服的。新中国成立前是这样，1949年以后也是这样。"大跃进"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都是我们党自己纠正的。由此证明我们党是有希望的，有健康的力量在那里。这个意见一说，大家觉得有劲了，不是被动的了。

十 起草关于农村工作的两个文件

1 《关于今冬明春农村若干问题的意见》
    1979年8月26日，我代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题为《关于今冬明春农村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个文件是为了解决胡耀邦和李先念同志工作中出现的矛盾。那时，李先念同志主管政府的工作，杜润生可能刚开始参与农村工作的领导。当时，李先念同志要在全国各地推广山东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成功经验，而那时山东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得确实很好。但是，对于过去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造成农业、农民负担过重，特别是造成大量人力、物力浪费的情况，胡耀邦同志非常不满。他的农村工作的着重点是要搞包产到户等改革。因此，他反对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胡耀邦和李先念同志互相不赞成，又不当面讲，使杜润生非常为难。了解这些情况后，由我口述，中办研究室几个人笔录，其中有陈斐章，起草了这样一个文件。
文件强调，我国发展农业生产和建设，一定要严格遵守因地制宜的原则，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不单是以粮为纲，而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文件提出，在我国自然条件十分复杂的广大农村，要善于趋利避害，要全面发展，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
文件对整个农村工作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意见。提出，既要实行十一届四中全会即将通过并公开发表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即乔木主持起草的25条，也要继续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并强调在农田基本建设中，一定要量力而行、适当节制，一定要同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的其他各项事业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与《关于今冬明春农村若干问题的意见》相同的文件，我看以前还没有过。在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农业要找出一条适合于我国人口多、耕地少、资源丰富、地域辽阔的情况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并提出了开展农业科学、生物技术研究和推广的问题。那时，我看了有关材料，认识到农业发展，仅仅依靠机械化和走石油农业的路子，会破坏生态平衡，其结果是农业的效益越来越低。为此，文件中强调，在农田基本建设中，要十分注意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适宜于采取生物措施的，要大力推广生物措施治理，绿化山川，以增强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文件起草工作完成后，我讲给先念同志听，他觉得豁然开朗，是个新路子。
当胡耀邦同志和李先念同志在工作中有矛盾的情况下，写出这样一个面貌的文件，最后胡耀邦同志接受了。先念同志说，文件这样写，我也同意。最后这个文件发出去了。
    2 中央关于转发农业学大寨文件的指示
    1980年11月23日，中央转发了一个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为转发这个文件的指示，是我在10月底至11月初主持起草的。
原来毛主席提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在执行过程中有搞形式的地方，有的搞得好，有的就是搞形式。如农村搞水平梯田，在没有条件的地方也要搞。有些坡地，本来根本不需要搞，也硬要要搞。我们党内确有这样一种偏向，号召学习一个典型的时候，它什么都是好的，而批评时又什么都否定。正是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农业部门搞了一个关于学大寨问题的文件，送到中央办公厅，要求中央转发。于是，我起草了一个中央批转的指示，既肯定周总理总结的大寨的几条经验没错，号召大家来学习这几条也没错，又强调在学习过程中，走偏了方向，有的地方甚至搞过头了。造成失误的责任不在大寨，也不在昔阳，应由山西省委和党中央承担责任。这就对大寨经验做了肯定，而搞过头的责任由上面来承担。这个指示还说，推广一切先进经验，都应该因时、因地、因事制宜。指示还讲到对先进模范应该如何培养、使用。这个文件发出后，为大寨解除了一些压力。同时，也让大家感觉到，这样讲是公道的，不应出了问题就把责任推到下面，承担责任的应该是省委和中央。

十一 为邓小平起草四次文代会祝词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开幕。这是全国文艺工作者在新时期召开的一次盛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邓小平同志的祝词是我和卫建林帮助起草的。后来又增加了张作光。从起草、修改到定稿，反复了很多次。起草之前，我和卫建林多次商量，确定由卫建林负责文字起草，我修改。搞了几稿后，我们送有关同志征求意见，也送周扬一份。周扬不赞成讲几个问题的写法。说有必要由邓小平来讲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吗？他的意见很有道理。我们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同意周扬的意见，说：不要讲什么问题，就是作为祝词，一个部分一个部分一口气讲下来，文理逻辑顺当就行了。按这个要求改后。胡乔木又作了修改。
那天邓小平同志的祝词，博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效果非常好。应该说，这篇讲话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又结合了当时的实际，回答了当时需要回答的问题。对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作了历史的评价，肯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指出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污蔑。对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地位、作用、任务作了论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希望。应该承认，一直到今天它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说这篇祝词是新时期党指导文艺工作的纲领，一点都不过分。这篇祝词文字也不错。其中有一些名言，现在一直流传。如：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等等。这些名言，已经成为邓小平文艺思想、文艺理论的精华了。

十二 访问美国的收获

    1979年11月5日至12月5日，我同袁宝华同志一起去美国访问，同去的还是1978年底访问日本的那些同志。我们去了美国的国家财政部，也到了大企业集团。从美国的经验中，发现了它与中国的区别，其中对我们最有影响的是它的所得税制度。美国的所得税种类很多，有企业所得税，有个人所得税。美国政府向企业征收所得税高低不同，但企业总是有盈余、有积累。企业交纳所得税后，其余收人可以自主支配。企业因此可以得到发展，这是很成功的经验。我们的财政实行的是统收统支，企业的收入包括折旧，都收到中央。而企业开支，如设备购置、维修，流动资金都要由国家银行拨付。在收支问题上，企业几乎没有自主权。我们认为，中国应该参考美国的所得税制度，学习它的成功经验。后来，在柳州市的市属工业和上海轻工机械公司等200多户企业，进行了由上交利润改为征收所得税的试点。国营企业实行由上交利润改为交纳所得税(即第一步利改税)，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之后，在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上提出实施步骤，从1983年6月开始进行。这是后话了。

十三 力辞中央办公厅职务

    1979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任命姚依林兼任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后来，财经委员会方面的事情日益增多、加重，他就要辞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他原本想让我接替他的主任职务，他也和邓小平谈过，邓也知道他的意见。这件事，姚也和我讲过。我听后就和老伴罗立韵商量，觉得这个差事于不得。当办公厅主任，就要为这些头头脑脑服务，首先是政治局常委，扩而大之还有政治局委员，加上书记处书记，再加上中央部门的头头脑憾，还有地方的头头脑脑。各地方省委书记到北京，首先要到中办，探听一下中央的情况，那就穷于应付了。这么多的人，又都是首脑，有哪一处不到，就不知道会引来什么麻烦。经过商量后，认为这件事干不得，我又向姚依林表示了这个意见。后来有一次在邓小平那里，姚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应由我来接替，并说已和我说了。我说：你和我说过，但我也向你表示过我不同意啊。我干这个事情不行，还是干我能干的事。
在这期间，邓小平不知从哪里听到，冯文彬和我不太对付，有点为难我。当时冯也是中办副主任，按次序排在我前面。小平问我：是不是冯对你的工作有点刁难。我说：我还没感觉到。在工作上，他管他的，我管我的。因为冯管的工作都是文书行政，我管的是文件、写材料、调研，我们在工作中各管各的事，我有的事和他有关，向他提出过，他还好嘛，我好像没有感觉到他怎么为难我。当时给人的感觉是，邓小平觉得我这个人还可以用，要给我创造些条件，使工作能够做得好一点。这比已邓小平对我表示的关心。后来，这件事总算推掉了。姚依林不当中办主任之后，胡耀邦就把胡启立(天津市长)调来了，后来乔石当了一段，再后是王兆国。姚依林不当主任之后，我这个副主任也辞掉了。
注释：
①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2页。
②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9页至第1280页。
③《新华月报》1979年第6期，第40页。
④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49页。
⑤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3页至第234页。
⑥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4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