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7) 忙碌的一九八○年

一 参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从1979年开始，社科院的事我就管得少了，主要在中办工作。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4月成立了书记处研究室，我担任主任。1980年这一年，工作特别忙碌。
    1 叶帅国庆讲话后起草《历史决议》的工作提前
起草《历史决议》搞的时间很长，是这个时候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时候，社会上，甚至是党内也有个别同志，包括参加会议的也有少数人，思想理论比较混乱。社全上极少数人，利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机会，借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知青回城问题、冤假错案平反问题和一些经济要求问题为由头。煽动闹事。一些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散布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一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成为股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包括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少数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在某种程度上给予支持。这样，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蔓延和泛滥起来，煽动闹事也愈演愈烈。在这样的情况下，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对这股错误思潮进行了说理和批驳，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特别是在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上，意见分歧比较大。
叶帅在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讲活。党内外、国内外反映都很好。邓小平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本来叶帅的讲话是集中批判“四人帮”，关于“文革”问题和毛泽东的错误问题只是在原则上分清了是非，具体的问题没有明确说明，原准备放到几年后再说。但叶帅讲话后，议论纷纷，你想往后摆，做不到，人们不愿意往后摆；因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心思就不定。各种观点和想法都出来了，因此，工作只能提前了。就决定对建国以来的有关历史问题做个决议。其中主要的问题就是"文革"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起草《历史决议》的工作在叶帅国庆讲话后，1979年1O月，就开始酝酿并组织队伍了。起草工作由胡乔木负责。起草小组的组织、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联系、交流，都由我负责。
    2 邓小平对《历史决议》提出三条要求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工作，到1980年2月，起草组写出了一份《决议提纲草稿》。小平同志看后，不太满意。3月19日，他找耀邦、乔木和我几个人谈话，提出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要求。他说：
中心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最后，邓小平同志强调：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①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讲话。后来，邓小平又找耀邦、乔木和我谈了一次，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从这以后，一直到《决议》通过之前，中央领导同志不论是同起草小组谈话，还是在会上讲话，都反反复复强调要按照邓小平提的三项基本要求办。以后稿子又改了好多次。这个时候，小平同志的工作不像后来那么忙，每次稿子送到他那里，都看，都想，都提意见。大多把乔木和我找去，讲他的意见。我把他的意见记下来，回来向起草小组的人传达。有的还在书记处研究室传达。每次传达以后，都由卫建林帮助整理。前前后后，邓小平发表意见有十五、六次，后来我整理成十一次，其他几次或者不那么重要，或者有相同的意见合并到一起了。后来，我整理的东西全部交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底子都没留。编《邓小平文选》时，选了其中的九次，有两次没选。
    3《邓选》未选的两次谈话
《邓选》未选的两次谈话，我查了一下，一次是1980年8月1O日，小平同志找了胡耀邦和我，主要谈了两件事。一件是陆定一写了一封信，建议"要作历史问题的决议，需要把这些年来的路线斗争编一本书"，"不然，有些人将来要翻案的"。小平同志认为："所谓有些人将来要翻案，无非是翻主席的案，只要我们把主席的功讲够了，讲得合乎实际，我看翻也不容易翻，至于他的错跌，太明显了。对主席来说，缺点、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有这句话就行。主席的功好讲，比如在党的建设上，主席就有很多的创造，从延安时期到进城以后，一直发生作用，是很见效的：延安整风时期，全党的气氛好得很，问题解决了，大家放下了包袱，保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我插话说：历史问题决议这一稿中，毛泽东思想部分写得比较充分，大概有一万五千字)那好。(我又说：这一稿中对主席的错误也写得比较厉害了)那不要紧，文字上、措词上还可以琢磨嘛。比如我说：主席后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不幸，用这样的语气就比较柔和。错误不只是主席一个人有我们这些人也有错误。"
接着谈了他对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的修改意见。
另外一次是1981年3月9日，小平同志和我的谈话。他说：
送给我的历史决议的历史部分，看过了。总的讲，决议稿对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人们提高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问题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部分。现在稿子的调门不符合原先设想的方针。看完后，给人的印象是错误都是老人家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我说过多次了，不能说成别人都对，只有一个人是错误的，这个人就是毛主席。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那时的错误，大家都有责任，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经验。"文化大革命"十年，错误写得差不多了。应该承认，老人家还是看到了党的缺点错误，还是想改正，但是他对情况估计错了，采取的方法错了，因而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中心是对老人家的评价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现在稿子是两万七千字，不要压缩了，三万字也可以。争取早一点修改好，早一点召开六中全会。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定下来了，有了统一的认识，就可以集中精力向前看。

    4 邓小平谈怎样处理"大跃进"的历史

《决议》稿中有一段写关于“大跃进”的历史。怎么也写不好。因为“大跃进”在人们的脑子里是损失很大的，人们摆脱不了这个印象。写来写去，都是缺点或错误。有一次我和乔木说：尽讲缺点，不写成绩，这段时期的历史写不好吧。乔木说：唉呀，不写缺点通不过啊，造成这么大危害，不写，怎么说服党内外呢？应该承认，这段历史确实难写。后来总算勉强搞出来了一个稿子，但仍脱不出当初的基调。送到邓小平同志那里，他还是不满意。后来，邓给我们出了个主意：首先讲成绩。这十年取得了什么成绩，然后再讲缺点、错误。这样，稿子的面貌有了改观，总算解决了问题。
    5 区分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
关于“文革”的危害和毛泽东的错误，更是一个大难题。在征求意见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王若水的说法，他主张不要写毛泽东思想了，只写毛泽东的思想，这样就可以既包括他正确的思想，也包括他错误的思想。后来，好不容易想到了应该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的方法。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而他晚年犯了错误，这个错误不但违反了马列主义，而且也违反了他自己的一贯思想——毛泽东思想。怎么出来一个“晚年错误”的说法呢？记得在一次讨论《决议》草稿时，胡乔木根据邓小平的几次谈话提出了一个方法：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乔木这样一区分，这个关键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在这一点上，周扬是不赞成的，我记不得他的原话了。
    6 陈云的意见
整个《决议》稿子出来后，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1980年1O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随通知发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要求15日前发到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办公厅组织的这次讨论开始时预定参加人数是4000人，实际参加的人数比原定的要多，加上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00多名学员，大约有5600多人。但一般还是称"四千人讨论"。这次讨论，从1O月中旬先后开始，持续了一个多月，到11月下旬结束。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是党内民主的大发扬。
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仍然是讨论的热点，争论的焦点。陈云同志看了这个决议稿，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意见。他认为关于解放前的那段没几句话，不行。他说：只讲解放以后的毛泽东哪些正确、哪些错误，这怎么能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呢？必须把历史上--党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党所做的贡献加以肯定，才能在这个问题上使人家看了以后信服。这样，大家就会得出结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自然形成的嘛，不是做文章的人写的嘛。陈云同志的意见把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问题解决了。
小平同志很同意这个意见。他把我找了去跟我说：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写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邓小平同志要我把这个意见转告起草小组。
    7关于粉碎"四人帮"后的四年
四千人讨论的另一个热点，是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这一段写到《历史决议》中去。这也是一个很费斟酌的问题。发给大家的稿子，关于这个问题只写了6行100多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经过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我们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开辟了光明灿烂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对于这四年多来我们党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任务，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做出详尽的论述。
其实，起草小组在9月下旬省、市、自治区书记座谈会后，就对这四年做了一个基本总结，并且增加到《决议》草稿中了。1O月10日，胡乔木把新增的这一段送常委审阅。
这一段的内容大致是：1976年1O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1976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阻碍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这一段大概是一、二千字。提交给常委审批。七位常委除华国锋外，都表示同意。华国锋认为这段没有经过常委会讨论，不赞成加上。华国锋还援引了毛泽东在七大上的做法，说七大只总结抗日战争以前的经验，抗战以后的事不做结论，毛主席这样做的理由是：抗战还在进行中间，现在做结论还不是时候，要等到抗战以后再做，因为是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嘛。从这事来看，华国锋这个人还是很敏感的。华国锋虽只一个人，但他当时是党中央主席。邓小平和胡耀邦都说，既然华国锋不赞成，这一段先不加，等到四千人讨论之后，如果大家觉得需要加，再加上也不迟。因此，发给四千人的讨论稿这一段只有6行。最后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多的历史，留待将来十二大做详尽的论述。
我们知道这段稿子的来龙去脉，所以，在向全党印发历史决议的征求意见稿时，要大家发表意见：这一段写好还是不写好？
征求意见稿一发下去，我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常委会上作了一个发言，系统地讲了一下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哪些事做得不对，讲了约半天。后来又在中办党委和中直机关工委讲了一次，讲了三个多小时。
我在社科院、中直系统讲的主要内容有八条。1，肯定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华国锋同志有功。以下七条都是讲他的错误：2，华国锋同志从来不说"文化大革命"有什么错误，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理论、路线有什么错误。3，直到1977年三月工作会议，华国锋同志还继续肯定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4，坚持搞"两个凡是"，实际上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那套错误的理论、路线、政策。5，搞新的个人迷信。6，粉碎"四人帮"后，陆续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是做得好的，但是一些重大冤假错案被压下来，华国锋同志没有主动解决。7，1977年三月工作会议前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一批新的冤假错案。8，在经济工作中搞高指标。因此，我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是应该在历史问题决议中给予总结的。实事求是地分析三中全会以前党的工作的成绩和党的路线的错误，高度评价三中全会在我党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肯定三中全会以后党所重申和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完全必要的。
李维汉同志听说我有这么一个发言，就叫他的秘书来找我，希望能把我讲的意见提供给他所在的那个组。尔后，李维汉又把我的发言在他所在的组传达了。这样，华为什么主张不写，多数人为什么主张写，华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究竟有哪些做得不好，就传得相当宽了。不过，地方上的同志可能还不知道。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当时对华国锋的评价，其中也有若干意见有欠公允。这样说吧：为了拱倒一个人，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就把他的差错统统列上，其中有些并不是政治原则上的问题，讲一下也可以，但讲得过于上纲了。
经过全党四千人的大讨论，吸收上来的意见中，地方上赞成写上这段历史的也不少，故而把这段写上了。这就成了后来决议的这个部分。应该讲，这对于华能否继续当党的主席成为一个关键。在这个问题上，包括对华的评价，能够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就为后来解决华的问题，在政治上、思想上奠定了一个基础。

8 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最高层人事更动
从11月1O日起，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中共中央最高层的人事更动。这次会连续开了九次，开到12月5日。会议开得非常严肃，郑重其事，对华做出评价，提出批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发了言。发言的人个个都赞成华不能再当主席了，退下来，保留副主席职务。他自己也同意退下来。会议做出了决定，华不当主席，换成胡耀邦。
我们列席会议的，没有发言权，听会。讨论中涉及到《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的一个提法(关于华国锋从粉碎"四人帮"到1980年4年中前两年工作中错误的提法)，华表示了一点不同的意见，乔木同志就这个问题做了专门的发言。
会上最动人最感人的是叶帅的发言。叶帅讲，他一直是支持华国锋同志的，英明领袖也是自己让写的社论。吴冷西、胡绳跟我讲过，“毛办”宣传华，是叶的意思，不是汪东兴的意思。叶帅在这次会上讲，在毛主席去世之前，他对“文革”、“四人帮”和毛主席的一些做法有不同意见、不满意，但那时投鼠忌器，你一批评“四人帮”，就免不了会影响到毛主席，这里面包括别人对毛主席的看法，还包括毛主席对批评“四人帮”的人的看法，主席会认为：你们批“四人帮”，是因为我重用他们。所以那时特别有顾忌。主席临终时，政治局的成员去告别，一个一个进去，一个一个出来。都见完了之后，主席还清醒，又示意叶帅进去。这时主席眼睛盯着叶帅，想说话，但说不出来了。叶帅讲：我知道主席的意思，这是给我以重托，而华国锋那时当了第一一副主席、代理主席了。正因为如此，主席逝世后，我把维护华国锋同志，当作履行主席的临终嘱托。由此看来，我这个人有封建思想的残余，好心，但效果不好。说到这里，叶帅的眼泪唰唰地流下来，声音都变了，对自己做自我批评，动了感情啊！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形成一个中央文件，即1980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这个通报对历史决议的讨论同解决人事变动的关系作了明确说明："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的过程中，无论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或军队系统，都有多数同志提出要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第四阶段进行认真的总结，指出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至1980年这四年特别是这四年的前两年工作中一些重要错误，很多同志要求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进行调整。中央常委认真地考虑了这一问题，对华国锋同志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并认为改变他的现任职务是必要的。"最后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志为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上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到十二大，整个中央领导层都改变了。华的副主席去掉了，政治局委员都没保留，只保留一个中央委员。这时中央组织机构有书记处，不设党中央主席而改设总书记，胡耀邦当了总书记。
    9 邓小平表示不考虑胡耀邦的新方案了

到1981年2月上旬，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准备提交给六中全会讨论的决议稿子搞出来了，篇幅压缩到三万七八千字，送中央常委审阅。
胡耀邦同志看后认为这种思路不行，提出是不是由他也组织一个班子来起草一个决议稿子。此事报告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好嘛，两个摊子，各搞各的嘛。胡耀邦于2月13日、17日两次召集起草小组主要成员开会，提出修改《决议》的新方案。3月初形成一份铅印的《口头汇报提纲(草稿)》，决议的题目拟改为《关于建国以来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我即把耀邦同志的新方案报告小平同志和在外地休息的乔木同志。
胡乔木同志不赞成这个方案，认为历史决议既要总结经验教训，又要对历史事件的是非作出判断，按耀邦同志的这个方案，可能会写成总结经验的报告或宣传鼓动的文章。
邓小平同志这时看过我们送呈的《决议草案》稿子，3月9日找我去谈。主要内容前面已经说了。对胡耀邦提出的新方案，邓小平表示：第二个方案不考虑了。

二 主持《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改工作

这是1980年初进行的。起革人员以书记处研究室的同志为主，也吸收了其他单位的人，如宣传部的朱通。大约搞了两、三个月。草稿写成后由乔木同志修改，然后在小范围里征求意见，又作了些修改。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会后发给全党征求意见，为十二大修改党章做准备。五中全会还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由陈云同志和中纪委那里提供的。讨论通过后作为正式的文件和规定，在全党颁布、执行。党章草案经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后，我在铁道部党校、社科院以及科教系统等作过多次介绍，并整理印发了一个材料，题为《关于党章修改的介绍》。
十一大通过的党章，无论在内容上和结构上都很不完善，有的条文仍然沿袭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这次党章修改草案，不但恢复了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而且根据新的经验、新的情况，在内容上作了很多新的补充。我认为新党章有如下几个要点：
其一，党章修改草案有个总纲。以往党员宣誓时都要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但在过去党章里关于党的纲领这个问题没有说清楚。这次的总纲遵照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了我们党的基本纲领、目标以及怎样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党不同于其他政党和团体的主要特点是什么，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为最高理想——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政党。这次还把“四项基本原则”正式写入党章，作为新党章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不同意"四项基本原则"的若干错误意见也进行了批评。
其二，关于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也是重要的内容。张春桥主持了九大党章的修改，只讲党员义务，不写权利。记得当时党章修改稿出来之后，上海的笔杆子、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还有袁木等几个人去征求陈云同志、邓颖超同志的意见。陈云同志、邓颖超同志都提出：为什么党章只讲党员的义务，不讲党员的权利？后来，陈云同志对我说：当时我们两人都说，党员不能只尽义务，没有权利啊！结果肖木、袁木等人把我们训了一通。因此，陈云同志对我兼任中宣部长后要把袁木调到中宣部非常不赞成。这件事，经过调查核对澄清了。实际上训人的是肖木，不是袁木，袁木当时一句话没讲：十大通过的党章，关于党员权利和义务，相应的条款沿袭下来没有变。十一大时，华国锋做了弥补，恢复了关于权利与义务的条款，但不能说很完善。
这次修改，对党员的义务写得更高了。如：义务中的第一项“学习”，除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外，增加了“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第二项，“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绝对不得假公济私，损公利私”。第三项，“百折不挠地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完成党的任务，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坚决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第四项“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根据“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验，这一项加进了“坚决反对派性，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的两而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第五项，“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歪曲事实真相；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支持好人好事，反对坏人坏事”。第六项。“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虚心听取并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帮助群众提高觉悟，维护群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同过去的党章相比，这一项加重了分量。第七项，"在生产、工作、学习和一切社会活动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带头维护社会秩序，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提倡共产主义道德。"第八项，"为了在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党员不但要履行义务，也享有权利。必须懂得如何正确地使用党员权利。这一项比以前写得更充分了。这就联系到“四人帮”垮台以后批“四人帮”时的一个问题，当时乔木找到了马克思对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论述，没有权利的义务和不尽义务的权利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尽了义务也就应享受权利，要享有权利也必须尽义务。这从理论上，对党员的权利和义务的修改提供了依据。我们也是遵循这一点修改的。新党章不仅比张春桥主持起草的那个有了根本的变化，而且比十一大通过的党章更加完善了。与党员的义务一样，党员的权利也是八项：(一)"参加党的有关会议，阅读党的有关文件，接受党的培养和训练"。(二)"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三）"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四）"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法乱纪的事实，要求处分违法乱纪的党员，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干部"。(五)"行使表决权、选举权，有被选举权"。(六)"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其他党员可以为他作证和辨护。"(七)"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八)"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这项内容，九大、十大、十一大的党章都没有。
党章修改草案中关于党员权利的部分，是在充分考虑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员的权利遭到侵犯、甚至遭到践踏的情况下起草的。这次修改，又专门写了两款：“任何一级党的组织商至党的中央机关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党组织的负责人或任何其他党员如果有不尊重党员的这些权利，应当受到批评和教育；如果严重侵犯党员的这些权利，应当受到纪律处分。”
其三，这次党章还增加了关于干部的标准，即对于党员干部的要求，这次党章作了六条规定。这是以往党章所没有的。在征求意见时，有人提出，既然规定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又何必再专列条款规定干部标准呢？不如合并或取消。后来经过斟酌，认为还是留下的好。因为党员和干部终究有不同的标准。
其四，关于党内民主生活，新党章也比过去提得好了。其中规定在党的会议上，党员有对各种问题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有权利批评党的任何一级领导乃至中央领导，并有权向任何一级乃至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这当然只是条文，实际执行不一定能真正做到。但提出这一条是一大进步：例如，在“文革”中，很多事情都可以称之为反党，包括对支部书记有意见，都可算为反党，更不要说对中央领导干部了。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给予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新党章规定了：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有权向上级申诉。关于纪检问题，我们的草案是想由中央对下一级纪检实行领导。在讨论时，人们不赞成这种垂直领导，还是要实行同级党委的领导。看来决定实行双重领导。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同时还增加了一个意思：即中央和省可对下级党组织管理的问题，做出处分的决定。其中规定："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经常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检查和处理党的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令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另外，在"四人帮"时期，把有关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后备军的内容删掉了，这次重新恢复。
这个党章草案，在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正式通过。党章通过之后，中央就把修改宪法的事提上日程了。这个工作是由彭真同志主持的，我没有参与，乔木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做了许多工作。

三 参与制定中央关于干部退休制度、废除领导干部职终身制的文件

关于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邓小平同志曾提出要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1979年7月29日，小平同志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中就提出"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 ②。经过讨论、酝酿，到1980年这个问题成熟了，由中央制定了一个关于干部退休制度的文件，即4月23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这是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和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一个重要步骤。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关于干部退休制度的文件也是由我们研究室搞的。由我主持起草、修改、定稿。初稿是由苏沛起草的。陈云提出，退休年龄分成两类：解放前、解放后；解放前，应该称"离休"，解放后，称"退休"。离休的保留原工资，还有工龄补贴，比在职时生活还好一点。区别离退休，成为这个文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点。离休干部政治上保留原来的待遇，不能降低，生活上要做到比离休以前还从优。这个原则应该说是好的，但实际执行起来不一定尽如人愿。

四 参与修改中宣部《关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工作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中宣部起草的这个关于宣传工作的文件，送到中央，陈云同志很重视。因为这时发生了波兰团结工会闹事、要把波共搞下去的事件。陈云看了中宣部的文件，结合波兰的局势，说了两句很有名的话：经济搞不好要翻船，宣传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他要我们根据波兰的教训和他这两句话的意思。对中宣部文件进行修改，修改的地方还不少。
正式文件于1980年9月19日中央转发下发。发下去以后，遇到了一个关于自发组织的问题。那时周扬已到中宣部当副部长。他主张要给这些自发组织以合法地位。据林默涵说，在文代会上周扬还提出：自发组织应成为文代会的团体会员。由于林默涵、刘白羽等反对。才没有搞成。后来，根据小平、陈云同志的指示，胡乔木起草了一个维护社会安定、保障经济调整暂行条例的稿子，其中包括取缔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可是书记处讨论时把它否定了，提出要搞"结社法"、"出版法"。乔木不同意书记处的意见，于1981年1月24日给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彭真写信说，如果采取制定"结社法"、"出版法"一类的办法来对付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要求他们登记，很可能被这些反党分子钻了空子我们还不知道。陈云见了这封信之后，把我和乔木找去，对我们讲：无论如何不能让所有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组织和刊物登记，要让它们处于非法地位，禁止它们活动。后来，才有了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这是十二大之前的重要事情。

五 协助邓小平起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稿

邓小平同志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这篇讲话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其要点和问题都是小平同志自己提出的。起草工作由我主持。：州己处研究室滕文生、郑惠、卫建林参加。
小平同志要我到他那里，跟我讲了这篇讲话的一些要点，然后回来起草。反来复去修改，确实用了心思。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几点：一是反对封建主义残余。这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当初李维汉同志找小平，说：毛、刘、周、朱，他们政治上反封建很彻底，但在思想上都免不了孔孟思想残余的影响，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任务，他们未能完成，现在寄希望在你的身上，希望你能完成这个任务。小平同志听了这个话很高兴。在这以前，听说邓小平对李维汉很反感。这次谈话以后，邓小平对李维汉的印象变了：后来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以批判封建主义为主，还是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为主？
这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华国锋在总政提出政治思想工作要“兴无灭资”。于是，总政对内对外都宣传这个口号。我们看到他们重提“兴无灭资”，不赞成，因为这是“文革”时期流行的口号。在有些场合我们批评了这个口号。结果韦国清(当时任总政主任)生气了，在军队内部说：邓力群反对"兴无灭资"，我们在部队里宣传"兴无灭资"是报告邓小平同志得到同意的。韦国清后来也对邓小平讲了这件事。所以，在小平同志这篇讲话中，谈到关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时说，总政提出"兴无灭资"，这个文件我看过，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文件有不妥之处，现在看来应该承认这是个缺陷。这是一个插曲。后来的处理是：封建主义要批判，资本主义也要批判，究竟什么是批判重点，则要看不同的时间、地点、问题、部门来决定。在修改邓小平这篇报告的过程中，小平同志说：封建主义的影响在党内主要是家长制，毛泽东同志的家长制，毛受封建主义的影响表现在他在党内实行家长制，走向个人独断。在这个方面，为表达好这个意思，我们用了一番心思。邓小平讲：不是不要集中，问题在于过分。小平同志这样说，当然是对的。可是，一个人，即使是一个伟大人物，要完全实践自己的言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给官僚主义画像这一段，我们也很用了一点心思。现在来看，这个像画得比较好。当然要克服这样的官僚主义，也不容易，很难。
邓小平还提出一个重要思想，我们的国家是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表现在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表现在三方面：经济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最主要的表现；政治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组织上有利于培养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才，发现和破格使用这些人才。
这个稿子写好后，乔木又做了修改。乔木加了个总的帽子，讲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对邓小平提出的在经济上、政治上、组织上三个方面主要应当实现什么样的要求，加以发挥，写了一段活：“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发扬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三)为了实现以上两方而的要求，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讲了这两段话后指出："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应该说乔木改得很好。
对于应该改革什么，具体的意见，都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如，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成立过渡机构——顾委；国务院系统应有自己独立的工作系统，不要事事问党中央。小平同志的这些意见都很好。过去，包括国家机关的工作，都要由党中央下命令，然后省委、地委照此办理。从那以后，国务院的事自己处理，写文件，不由党中央出面了。
关于企业的领导制度当时设想了几种方案。如管理委员会下面的厂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要改变目前一切由党委说了算的做法，要加强厂长的责任。厂长负责制的几种方案要根据情况而定，这些提法，思路比较宽，不拘一格。在邓的这篇讲话中，原来有厂长负责制那么一段：后来书记处研究室的同志和经委袁宝华到下面去搞试点，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成厂长负责制，搞试点的结果是大家都不赞成。因此，此文第一次公开发表时，把厂长负责制这段删掉了。后来，彭真抓厂长负责制，搞了“三加强”，即加强党委领导，加强厂长负责，加强职代会的作用，才把原来讲的那段话重新恢复了。
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其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我们当时没领会到这点。从文字上看不出，他也没和我们讲。这篇讲话稿搞到一定程度后，由乔木进行修改。乔木在修改前，找了很多部门谈话。他的修改，不是从文字到文字，而是从内容上做了很好的补充、解释。这种做法不错。
这篇讲话当时是由华国锋领导的政治局通过的。华国锋看没看出讲话的实质，不得而知。其他人对此只是当做一种专论来对待，反应也不敏锐、不强烈，这里的内容与现实有什么关系？究竟要解决什么大问题？好像没有人发表这方面的意见。过了若干年，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赵紫阳抓这件事，胡耀邦也抓这件事，才对这篇讲话予以重视，成为他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理论根据。

六 准备邓小平一九八○年十二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还有一篇特别值得提出的重要讲话稿，就是小平同志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80年12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12月16日会议开始时，陈云同志讲了一篇话《经济形势和经验教训》。12月25日会议最后一天，邓小平同志也讲了一篇话，表示"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提出"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这篇讲话的中心是"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篇讲话收进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标题也就是《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这个讲话是小平同志要我帮他准备的，我组织了一些人来搞，最后也经过乔木修改。乔木修改得最多的、最重要的是思想工作。提出四种精神，即："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
这是“邓陈合作”最明显、最确定的一个标志。在三中全会以前，“邓陈合作”主要是在政治方面。陈支持邓出来工作，邓支持陈恢复了副主席的职务。邓陈配合合作，批评“两个凡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此后，“邓陈合作”主要在经济工作方面。1979年，陈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其中"调整"是关键。这时邓对陈提出的调整方针，给予全力支持。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经过争论，总算通过了调整方针。在实际工作中，有的部门和地方贯彻了，但从全国来讲，调整方针贯彻不得力，问题并未解决。到1980年11月底先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会议，接着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陈云讲了一篇活《经济形势和经验教训》；邓小平讲了一篇话，就是《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赵紫阳、胡耀邦他们完全赞成。从此之后，三中全会以后的比例失调的调整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到1981年，经济才开始正常发展。所以，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上，邓是支持陈的。可以说，从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底至1980年底，这四年里邓和陈合作得很好，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制定和实施中互相配合、互相支持。

七 个体、私营经济的出现和我的态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经济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突出问题，在城市就是就业问题，而且越来越严重。在那时，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有20％一30％。而每年还有新生劳力几百万，很难安置。当时批"文革"、批"四人帮"，面临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下乡知青1700万人的回城安置问题。他们都是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现在否定"文革"，批评毛主席，就涉及到上山下乡问题。在北京，对上山下乡，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最尖端的代表是于光远，他说上山下乡是历史的反动，而且还提出理论根据：历史的进程是把农村中日益增多的劳动力(农民)逐渐转成工人，而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城里的人赶到农村去，农村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因而是历史的反动。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领导失去了控制，于是知青不断涌回城市。北京青年回来游行、请愿，上海青年也从新疆回上海请愿，还出了几个头头，打出一些横幅，说毛泽东是最大的暴君啊，等等，他们卧轨、堵火车，要到北京请愿。生产秩序、社会秩序、工作秩序都被搅乱了，成为当时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面对当时这种情况，我们研究室也感到问题严重，不正视、不解决不行。因此经常和劳动部门的康永和交换意见。劳动部门也吸收了一些年青人进行培训，然后帮他们介绍和安排工作。劳动部系统还创办了劳动服务公司。因为国营企业安置不了那么多人，我们建议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并且想办法发展集体经济来吸收劳动力。当时也确实有很多清规戒律，如有的集体经济不但没有劳保、医疗，他们的工资还低于国有经济。
在和劳动部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我在有的场合中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主要是要发展集体企业，同时也要允许个体企业存在、发展，要允许这些企业工资高于国有企业。因为很多安置在集体企业的人不安心，工资少，劳保、医疗待遇较差或没有，都希望企业升级。而事实上，搞企业升级是不可能的。
随着农村包产到户的出现，我也开始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并转发了有关双包到户的材料。如安徽省肥西县搞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的材料，就是由我们书记处研究室送给邓小平同志的。邓小平在5月31日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时，肯定了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风阳县的大包干。
随着包产到户的推广和贯彻，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一些有本事的人，如专业户，重点户，纷纷出现。这些在1980年以前已有所表现，到了1980年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时不开放个体经济不行了。问题在于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的同时，要引导他们向合作经济发展，这个工作没做，是个缺陷。但在那时即使制定了这样的政策，也实行不了，个体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势不可挡。而要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就势必发生阶级分化。私营经济就是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是必然会产生的。
我当时对私营经济和雇工剥削的出现，并不持反对态度，而是主张对这个问题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这个东西出来以后会产生什么新问题，新问题出现后，领导上要帮助解决些什么问题。我所关注的是这方面的内容。而赵紫阳、胡耀邦、万里就是主张放，放手让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我提出要做调查研究，胡耀邦说这是从概念出发。我们做了一点调查研究，却被认为是错误的。我们曾经想召开全国各省市研究室主任会议，一起来研究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情况，研究出现的新问题，商讨如何做调研，出了些简报。胡耀邦看了这些简报，说，如果这个会议一开，就是给下面一个暗示，中央的政策要变。我和研究室的同志，对于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态度就是上面所说的。对包产到户，接触了许多材料后，我坚持两条：一是坚持土地公有；二是要研究和关注生产责任制的多种形式，不要只注意家庭联产责任制。对于前一条，情况比较好，因为实践证明这一条不可动摇；对于后一条呢，包括后来多种形式的发展，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我想，这与全党爱刮风有关，一旦一个东西被肯定，不管条件适合与否都照搬。如果当时能了解清楚生产责任制有多种形式，有不同程度的公有制成份，那就可能会出现在的情况要好一些。

八 城市改革的两类试点

关于城市改革，书记处研究室和经委袁宝华进行了两类试点。一类是厂长负责制的试点，在东北、北京、天津搞了好多个企业。当时想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为厂长负责制，但试点的结果是没有人赞成，其中理出之一是取消了党委集体领导，就没有地方挂钩了，脱钩了。例如在过去，由市委、区委来领导厂党委，国家和党中央的政策经过各级党委到了基层了；以后工厂取消了党委，由厂长负责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由谁来管我们啊。这就发生了问题，试验的结果得出一致的结论：不赞成。这样，邓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那段关于厂长负责制的话，在发表前就只好删掉了。
另一类试点是由访美后引发的。1979年访美，我们发现尽管他们所得税很高，最高至40％一50％(瑞士这些地方比他们还高)，但企业交了所得税后，终究还有部分盈利，数量还不小，可用于扩大再生产。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回来后就考虑到我们的统收统支体系，连折旧费都统收，更新改造也都统一支出，这个办法有问题，太死了。回来后，就和经委袁宝华那里一起试验利改税。同时和财政部吴波商量，他们在柳州全市实行利改税。这些试点证明效果是好的。这就为后来利改税，改变统收统支的办法做了准备，起了好作用。

九 为企业生产经营制度改革培训干部

访日(1978年10月到11月)、访美以后，就考虑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经营制度改革的问题。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统收统支，一个是企业只管生产不管经营。那时从中央到地方有一个强大的批发系统。每个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由这个批发系统收购，甚至调拨，然后批发系统转向零售。批发系统成为中间环节。工厂生产出产品，交给批发系统，它的任务就完成了。究竟这个产品或商品到了消费者那里有什么反映，工厂可以不管。这样一对照，我们感到这个制度不改不行。工厂不但要管生产也要管经营，不但要管生产过程，也要参与流通过程。上述访问及经验对我们企业的改造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们从日本回来，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委员会，接着又成立了企业管理协会，为了研究这方面问题，推广有关的经验，经委组织了干部轮训班。介绍国际经验，并结合我们自己的经验。商量我们哪些工作可以改进，哪些经验可以吸收。这方面工作做得很好，先是省部级，轮训了一遍，然后扩大到企业和厂长。几年一直坚持这样干。办厂长轮训班这是企业管理协会成立以后最有成绩的一项工作。一些大厂厂长都参加了这样的轮训班和学习班。
结合这样的学习和讨论，书记处研究室编出了两本东西，一本是《陈云文稿》——那时只从解放后编到1956年，以后又编了1956年至1962年的；还有一本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摘编本《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这在前面已经说到。两本书同时在参加企业管理协会轮训班的干部中进行学习和讨论，起了很好的作用。国外的经验有了，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有了，又有了理论的指导，对再生产过程是怎么回事，应注意些什么问题，对各种平衡关系，如陈云同志的四大平衡，马克思的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要达到平衡，应该怎么看待，怎么处理，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十 宣讲《陈云同志文稿选编》

在这个基础上，我在1980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在中央党校讲了四次，总的题目是"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介绍和学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年一1962年)》。讲的题目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在安排好生产的基础上安排基本建设》、《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计划工作和综合平衡》、《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等。1981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出了一本小册子《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编文集时去掉了第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③上举五个部分作了修改，分五篇收进了《邓力群文集》。
讲过以后，我听到一些反映。一是王惠德他们办了一个宣传部门干训班，听了我讲的课，于光远听到一些学员的反映，表示不同意我的意见。但他的意见究竟是什么，我也没问。另一个反映是：不知什么人向薄老谎报军情，说我在宣传陈云著作时，称赞陈云，批评薄一波。薄一波对此很重视，特地把我在党校的那个讲稿拿去看了，发现根本没有这回事。
还有人反映到邓小平同志那里，说我在中央党校宣传陈云思想。为此，在一次小会上，小平同志对姚依林同志讲：听说邓力群在党校讲课，说要学习陈云思想，这不对嘛，学习仍应是毛泽东思想嘛。他让姚依林转告我，以后再不要这样提了。小平同志还说：我本人还要和邓力群讲，以后不要再讲陈云思想。实际上，我根本没讲陈云思想，不知是什么人传到小平同志那里去了。
不过，从我的讲话中看得出来，认为经济工作搞得好的是陈云同志，这是确实的。我讲到：经济一遇到困难，毛主席就把他请来；困难一过去，又让他靠边站。
吴江在他那本《十年的路》里说我在讲话中说：陈云掌握了经济规律，毛泽东不懂经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吴江说，他建议我在整理讲话记录稿时把这个意思删掉。吴江还说，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把有关的意思删掉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给我提出过那样的意见，我也没有删掉我认为陈云同志经济搞得好的那些话。

十一 拥护、支持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当总书记、党中央主席，我是全心全意拥护的。我也尽我自己的力量支持他的工作，给他一些帮助。这就要说到1980年前一两年的事。那时，话剧《女贼》、《假如我是真的》这两个戏不是很受"欢迎"吗？这两个戏的倾向是不好的。后来，召开一个剧本座谈会，胡耀邦要在这个会上发表意见，他找到我，让我帮助他准备稿子。我专门组织研究室的同志，把马克思他们论述流氓无产者的文章、观点收集起来，供他参考。马克思他们的主要观点是：革命以前，我们不能依靠流氓无产者，革命成功以后，更不能崇拜、宣扬这些人。耀邦同志认为这点对他有帮助。后来，他在这个座谈会上的讲话反映不错。
耀邦同志很热心搞经济，而且很想搞得高一点、快一点，因此他就要批评妨碍他搞多、搞快、搞大的一些思想和主张。他有一次和我交换意见，他说：在计划工作里的综合部门有一种观点必须批判，即消极平衡论，应该主张积极平衡论。我听到这个意见之后，就和他讲：你这个意见，不是新意见。实际上，毛主席在五六十年代，就和陈云同志争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陈云是消极平衡论，毛主席自己主张积极平衡沦。胡听到这个话后，噢了一声，很惊讶，他不知道此事。这不奇怪，因为他那时没有接触过经济工作。我又说：“大跃进"运动之后，毛主席已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了。其实陈云同志的平衡论也不是消极平衡论，而是考虑："到底是以短线平衡，还是以长线平衡？"按着长线去平衡，怎么也平衡不了。按着短线平衡也不是消极平衡，认定了某几种产品是短线，如实地了解这些情况之后，还是要采取积极的办法，例如钢材、水泥和木材是短线，了解了之后，还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增加生产，只要有可能，就尽可能多生产。这是一个表现。另一个，除了自己增加生产外，还可以考虑增加进口。能进口多少。就进口多少。这不又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和做法吗！在采取了这些积极的做法之后，来平衡我们的各种产品和部门。这样做之后，我们有些长线东西，就富余出来了，等到下次有条件还可再用嘛。或者增加出口嘛。我说：陈云同志的短线平衡是这样一个意思，把它当做消极平衡，不符合他的原意。我还向耀邦介绍了恩格斯的哲学论述，其内容大体是整个天体是平衡的，相对来讲是静止的，而实际上平衡中间有很多不平衡，静止中间有很多运动。我请他看看这些有关的论述。后来有一次他对我说：在这个问题上你对我的帮助很好，是原则性的帮助。
耀邦同志热衷于生产目的的讨论，和于光远搞在一起，走偏了方向，把大寨的先治坡、后治窝也批了，把大庆的头顶青天、脚踏草原，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也批了。后来，我向他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生产目的的讨论当然应该搞，应该搞清楚生产目的，但不能这么搞嘛。
还有一件事，1980年搞经济特区，开了第一次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会前他和我交换意见，说他准备在会上讲话。我向他建议：在发言以前，最好先把毛主席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那篇讲话好好看看。主要意思是：没搞起来之前，主要是要批评、防止"左"的和僵化的思想，搞起来之后就要注意右的倾向。我向他讲，毛主席那时的经验，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也有指导意义。后来他在会上作了一篇讲话，主题是：要做一个坚定、清醒、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篇讲话应该说讲得不错。
在1980年以前，乃至1981、1982年反对精神污染之前，我同胡耀邦同志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是很好的，我们合作得很好。他在有些问题上做得不妥，我可以毫不客气地向他指出来。他在任总书记之前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叫我去做副教务长，找我谈话，我没有同意。他认为我是不愿意做汪东兴的部下，所以不愿意去。当了总书记以后，他不想再当中央党校校长，找宋任穷，宋不愿意。有一次开会，我提出王震可以当，后来报告了陈云，陈云同意，同时提议让蒋南翔当副校长，协助王震。他们俩合作得很好。陈云写信给蒋，要求蒋"把我们的党校要办成像广东黄埔军校那样”。中央党校办了《理论动态》，吴江协助，发了一些好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谈关于解放干部的问题。胡耀邦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有一次，警卫局长问：毛主席批了的也平反吗？胡耀邦说，只要错了统统解放。
    1980年，我发现有糖尿病，住院检查，先念同志来看我，耀邦同志也来看我。他一进门，我说：你怎么也来了。他说：别人有病，我可以不去看，你老邓有病，我不能不来看。那说的是真话。他这番话，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确是好的，那不是应付的，是真诚的。因为我拥护他当总书记，帮助他考虑一些问题，帮他做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他讲了话，作了整理，都让我和乔木看看。我们也一直是积极地帮助他修改，他一般也是采纳我们的意见进行修正和补充的。这种关系一直到他被免除总书记职务。说我要把他拱倒，这是没有的事，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但我们之间有不同意见，那是真的，而且愈到后来愈尖锐。

十二 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翻案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给少奇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我写了一篇为《修养》翻案的文章：《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驳<《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在1980年6月23日的《人民日报》，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一卷。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影响还不小，反映也还好。我写这篇文章很主动，很有写作激情。一是对少奇同志本人受到这么大冤屈很同情；二是对《修养》本身的遭遇，它的曲折的命运，感到不平；三是对王力、关锋对《修养》的前后变脸很生气。当时少奇同志编《文选》，我亲自听到他们两人不止二次称赞《修养》：王力是这样的，关锋也是这样。关锋是搞中国古代哲学的，其中也包括研究孔孟之道。他还替刘少奇辩护，说《修养》引用孔孟的话是经过少奇同志改造了的，这不是孔孟思想。"文革"前，他们不止一次这么讲。"文革"一来，听到毛主席要批判《修养》，他们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觉得他们这种作法无非是为了自己，为了上去，不惜迎合吧。我对这种为了个人私利，翻脸不认人的行为，很生气。所以我当时不是因为少奇平反了，可以写这样一篇文章了，而是出自内心创作的冲动吧。这里面也联系到对毛主席的印象。因为在延安时，把《修养》选成整风文献之一，不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意见，而是主席自己的意见。怎么到了"文革"一来，就完全变了，说《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我很不理解。这个命题当然不是毛主席的，是关锋他们拟的，传出来是讲《修养》不讲阶级斗争。我听到以后，就常常想这个问题。那时不是早请示、晚汇报嘛，要背诵老三篇嘛，几乎每次背诵时，我都要发生一种怀疑：老三篇也没讲阶级斗争啊，却每天都要背诵；而那个《修养》没讲阶级斗争就被说成是背叛。这些我都很不理解。
究竟是什么引起毛主席批《修养》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最初的《修养》中，引列宁《左派幼稚病》时，删掉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话，那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时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写过批驳无产阶级专政的话。1962年对《修养》重新修改定稿时，没有人想起把这些当时删掉的话加上。对此，我们这些人是有责任的。修改、定稿后，当时吴冷西当《人民日报》总编辑，抢着登。我想，这可能会成为触动毛主席的因素。因为当时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修养》却反其道而行之。除此之外，找不到什么理由，因为《修养》是整风时毛主席亲自选中作为整风文献的。因为有上面说的这一条，毛主席就可以说，过去民主革命时，可以容忍啊，现在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又重提阶级斗争，你这时再版，还是把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话砍掉，是什么意思？是故意和我作对嘛。当然这里说的是我的一种推测。批刘可以批其他的嘛，为什么要找自己肯定的来批，又批得那么厉害。我觉得过分了。因为有这种激情，有这种创作的冲动，所以，《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驳(《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是有感而发，不是一篇应景文章，现在来看也还站得住。

十三 一篇别具一格的悼词

我在田家英追悼会上致的悼词，是一篇别具一格的悼词。悼词中，叙述、悼念田家英的好处、优点是如实的，同时在悼词中也指出、批评他的缺点。这是以前的悼词中没有过的，以后的悼词也没有发现这样写。送给胡耀邦看，他把批评田家英的文字还加重了一点，他对这篇悼词很欣赏。宋任穷看了也很称赞，他说：所有的悼词都说好，只有这个悼词也说不好。后来还叫卫建林就这一点写了一篇评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想提倡一下悼词、生平不要说得太满，不要只说好话，更不要说假话，同时也说点不好听的话，批评的话，当然也得是善意的，要与人为善来进行批评。但实际上没有起到这个作用，也无法起到这个作用。在这点上，他的家属能够接受，这很不容易。章蕴老大姐还对董边说：写悼词怎么还写批评啊。董边思想境界高，她同意、并接受了这篇悼词。
注释：
①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O月版，第291页至第293页。
②邓小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93页。
③第一部分题为："陈云同志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者"；最后一部分题为："陈云同志是实事求是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