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8)

一九八一年的两件大事和日常工作

一 宣讲《历史决议》

1981年，我主要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宣讲《历史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第二件是主持起草赵紫阳的政府工作报告。
先讲第一件大事。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历史决议，是从1980年延续下来的，一直进行着讨论、修改，费了很多心思，直到这次全会通过。邓小平在29日的闭幕会上作了比较高的评价。他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还说："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六中全会通过这个《历史决议》稿以后，还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到这时，可以说华的问题已完全解决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任务全部完成。
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我的事情就是到处演讲。讲刚通过的《历史决议》和会议精神。关于《历史决议》，在全会中间，我在西南组讲过一次，反映较好。六中全会秘书组立即把它列为“六中全会参阅文件八”，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全会结束之后，我在中央党校系统地做了一次介绍，又在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做了介绍，又在团中央讲了一次，又在党史征集委员会回答了几个问题。6月21日至7月30日，专门到河北演讲。组织了一个班子，其中有吴江、袁木、李洪林、胡德平。这是胡耀邦给的任务。
那个时候，河北省两个省委书记(第一书记金明和第二书记江一真)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势同水火，各把一摊，谁也不服谁。他们那里从省委到地委，都是老同志，谁也不让谁。胡耀邦给我的任务是：把《历史决议》的精神传达给他们，不必去介入他们的内部争论，用《历史决议》的精神帮助他们达到思想上的统一。
我们到河北之后，了解了一些情况。听到的最主要的反映是，省委大院多数干部对邓小平不满意。理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社会上、在省里出现“非毛化”，掀起一股否定毛主席的思潮。多数省委干部认为：非毛化的背景就是邓小平。了解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分头宣讲《历史决议》，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我在省直机关传达，袁木在石家庄市，吴江到保定市，基本上每个地委都有人去。我们都有共同的提纲，带的材料也比较多。我讲的次数最多，连续讲了四次(每次或半天或整天)，后来又回答了一-次问题。河北省录音整理得很好，几乎是一字不漏，大约有7万字。现在再来讲，也讲不了那么仔细、实在和准确了。因为那时刚亲身经历过，参与了起草和讨论。
讲的内容大致如下：首先讲中央的人事变动。华为何要下来，用事实说话，华不下来不行。然后讲《决议》起草的指导思想。针对下部思想状况，着重地、有针对性地回答：究竟邓小平是不是非毛化的后台。原原本本地讲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的十六七次谈话、讲话。他对《决议》的写法提出三条原则，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说：“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阐述、发挥，对各种模糊认识和反对意见，反复进行严肃而又耐心的说服教育，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用这个说明邓小平同志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同那些自由化分子全面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完全不同的。这样讲，很解决问题。
讲过总的指导思想后，又分段介绍了《决议》的内容。最后是由他们在听完以后提出一些问题，我逐一作回答。这些内容整理成两篇文章：《中央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指导思想》、《问题和回答(六则)》，已编入《邓力群文集》第一卷。这些讲演不是照本宣科，是根据大家提出的问题，以自己的理解，使用自己的语言和说法来讲，来进行回答的。这两篇东西同介绍邓、陈指导起草历史决议的那个材料比，更能体现我的认识，是我的作品吧。前面那个材料是传达性的，作为研究历史有参考价值。这两篇东西是讲我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从中也可以看出，《历史决议》发表以后，干部中间有些什么疑问。
从河北回来以后，我形成了一个想法，同耀邦同志谈了。我说：在干部里面，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搞非毛化，这种看法影响很大，要用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河北和石家庄的经验表明，把邓小平的历次讲话、论述、包括答记者问，原原本本地给干部摆出来，这样最解决问题。胡耀邦同意我的看法。于是，着手做了几件事。
第一，总政把我引证的邓小平讲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的十多次讲话，都整理出来，经我看过后，印发军队，作为学习《决议》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文件。
第二，由乔木同志负责，着手编辑《邓小平文选》。这件事情也是我从河北回来后首先提出的。报告了小平同志，得到同意后就开始工作。后来，编选工作交给了文献研究室，选文、编目、修订多次，并经过他本人审阅。
第三，我们书记处研究室主编了一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经文献研究室核对以后印了出来。编这几本书，在那一段时期里，对党的思想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第二件大事，是为赵紫阳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1980年2月，中央全会增选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8月，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赵替代华国锋当总理，赵便调到北京。1980年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1980、1981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报告是姚依林做的，赵没有做。到了1981年，赵当总理已一年了：需向人代会亮相了，这次会上要由他出面做政府工作报告了。这个报告，由我负责组织人起草。
1 胡乔木对精神文明建设部分作了修改
我们采取了流水作业的方法。第一轮，由国务院研究室袁木、计委研究室王忍之组织几个人搞出一个稿子，把上届人大以来，主要是赵紫阳当总理以后讲过的一些意见，陈云讲过的意见(这一年多里面中央主要是陈云讲得多，邓讲得不多，先念也讲得不多)，还有国家计委在编制和执行国家计划中问遇到的问题、酝酿的意见，综合起来写一个稿子。写好一部分就送给我，我就组织马洪和梅行及研究室其他几个人，请他们搞第二遍。我们第二遍搞完了，又交给林涧青搞第三遍。第三遍回来，我又同梅行、马洪和王忍之从头到尾改一遍，然后再交给林涧青在文字上整理一遍。前后用了大约一个月时间，把稿子搞出来了。然后交给那时在杭州的乔木再看一遍，做些修改。乔木对有关经济的部分基本没改，他主要是对精神文明的部分做了修改和调整。他把精神文明建设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为文化建设，包括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一部分为思想建设，包括政治思想和伦理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这一方面的问题正在更加突出，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多方面的工作，通过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我们的社会成员愈来愈广泛地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风尚和劳动态度，树立高尚的思想情操、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树立自觉的守法精神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坚持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祖国。
这个稿子与叶帅国庆30周年讲话比较，大大前进了一步。1979年叶帅讲话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概念。他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列为重要议题讨论。邓小平在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概括为两个基本内容："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这是一个进步。
到了十二大，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阐述又进了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的新论断，形成了关于两个文明关系的新看法：“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至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得到基本确定和全面阐述。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可是到了1986年，胡耀邦在讲精神文明建设时，就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删掉了，把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搞成是公共道德。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对十二大的一个大倒退。这个问题，后面再细说。
乔木的稿子回来后，我们又稍稍做了些调整，其间每个稿子都送给了赵紫阳。可以说，从头至尾，一直到他讲，他没有在其中加任何一句话。当然，由他讲出来，也就反映和表述了他的一些好的意见。这个报告可以说是赵的就职演说吧。
2 重点和中心是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
当时已提出到本世纪末要翻两番——这好像是邓首先提出的。前十年是打基础——这是陈云提出的，即把各种比例关系调整好，以便为后十年做好准备。也有一种说法是：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起飞或腾飞。这个报告的重点和中心是讲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共十条。这十条在今天来看，也是站得住的，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十条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原来不是讲加快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投入吗？这时加上了科学，后来变成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
第二条，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在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以农轻重为序，这就把三者的关系说清楚了。
第三条，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一直到今天仍有这个问题)，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指出能源、交通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我国国民经济今后能不能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能不能出现一个新的发展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交通问题能否得到恰当的解决。
第四条，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过去，扩大再生产主要靠建设新厂，这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时期是必要的。现在已经有了几十万个工业交通企业，今后扩大再生产必须主要靠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不要一股劲地搞外延性的增长。
第五条，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的改组。为了发掘现有企业的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财政收人。必须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整顿劳动组织；加强劳动纪律，严格执行奖惩制度；整顿财政纪律，健全财会制度。这是特别要做好的几项工作。
第六条，讲究聚财、生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增产节资的潜力是很大的，事在人为嘛！
第七条，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的自力更生的能力。我们要利用两种资源，首先是国内资源，其次是国际资源；开拓两个市场，首先是国内市场，其次是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一是管理国内经济的本领，二是开展对外经济贸易的本领。这是胡耀邦在他的对外贸易的文章中首先提出的。
第八条，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我们按照服从调整、促进调整、配合调整的要求，在农业、工业、财贸等领域，在所有制形式、计划管理形式、经营管理形式、分配形式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
第九条，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带根本性的建设。我们的教育、科学的发展还是很落后的，教育、科学和国民经济其它部门之间的比例也是很不合理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四个现代化就无法实现。
第十条，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持续地提高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总的来说，就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处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关系时，首先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这是今后必须坚持的原则。

3 胡赵分歧与邓陈合作

在这个报告以后，或者是在这个报告期间，胡耀邦陆陆续续地找各个部委谈话。也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他的谈话精神和赵的报告是两个调子。胡就是要快，就是要高速度。胡、赵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分歧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胡一直这样继续下去，鼓吹高速、快上，他在会上讲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这些人干不了几年了，要用这几年多于点事，多承担点责任，以便为下面接班的人——他点名讲是胡启立，少留点包袱。我们给他们背起来，他们接班时就少点包袱。而不要采取相反的方式，我们能干的也不干，或者能干的也不多干，结果使他们干的时候，肩上有一大堆包袱。在赵紫阳做政府工作报告前后，特别是到了1982年，要起草十二大报告了，此时争论明朗化。表现在胡耀邦与乔木起草小组的争论上。本来这个报告要与赵的报告衔接起来，胡耀邦就说：你们这个报告是以效益压速度。胡主张把速度放在第一位。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的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从1977年至1984年这一段工作搞得好，邓小平、陈云的配合合作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起草《决议》和解决华的问题，以及逐步解除华的权力，要赵接替华的总理职务，要胡耀邦接替华的主席职务，邓接替华的军委主席职务。在这些问题上，邓、陈合作得很好，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在解决华的问题上，他们是互相配合的。前不久，朱佳木还说到：在解决华的问题时，胡耀邦稍微客气些，还想给华在领导集体中保留一个位置(十一届六中全会时华保留副主席位置)，邓、陈不同意。在调整问题上，1980年直至1981年邓是支持陈的。到了198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1980年调整以后，经济增长指标定在3-4％，所谓"保四争五"，后来都完成了，而且超额比较多，实际到了7-8％。到了1983年，邓小平就说：老是这样，指标定得很低，超额完成那么大的幅度，这样不好。这样，邓就有点回过头来对"保四争五"的指标有所怀疑了。这个东西出来以后，我和房维中对邓1983年的这个讲话做了一点文字上的调整，使之能和以往的调整衔接起来，不致互相矛盾。从这以后，邓、陈的矛盾就逐步显露出来。最主要的差别是：一个急于求成，一个稳步前进。愈到后来，愈加明显。

三 日常工作十一件事

除了上面讲的两件大事，1981年处理的日常工作也不少，主要有十一件事。
1 参与解决民族矛盾问题
    (1)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2)"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个离不开”。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3)胡耀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当然啦，在"文革"期间，在内蒙地区搞内人党确实搞得不好，包括在西藏、新疆存在的这类"左"的危害，可能给他的印象太深。于是就要纠正，就要拨乱反正，而其他的问题就都不放在脑子里，结果就出了问题。后来在西藏问题的座谈会上，他也多次强调反"右"。说明接受了教训。
2 批《苦恋》和反对错误思想倾向
当时，在文艺界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出现了一些歪曲历史和现实、丑化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被拍成了电影《太阳和人》，准备在全国上映。《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这件事招来了不小的风波，国内外有些人借题发挥，歪曲批评真相。国内一些人不但不批《苦恋》，反而热衷于批军报的文章，写信给《苦恋》的作者表示同情和支持。周扬和作协、文联的人对批《苦恋》也不满。后来，经过做工作和说服教育，作协才算写了批《苦恋》的文章。
邓小平对《苦恋》很不满意，他亲自看了电影，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在1981年7月17日找中央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谈思想战线上的问题。小平同志说："六中全会以前，总政提出了批评《苦恋》的问题。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惊。有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放肆地讲了一篇话。有的学生反映：党组织在学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学校党委注意了这件事，但是没有采取措施。倒是一个女学生给校党委写了一一封信，批评了我们思想战线上软弱无力的现象。"还说："那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以后，有一部分学生说，这样下去要亡国的。他和我们是站在对立的立场。《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
胡德平特别吹捧这个电影，胡耀邦也支持这个电影。于是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以往是批“左”为主，现在以什么为主，反“左”还是反右？这是实际工作中提出的问题。邓小平同意黄克诚的意见：不要搞什么公式，有"左"批"左"，有右批右，都要实事求是。
邓小平同志要我把他7月17日这一篇谈话的记录加以整理，我只是在文字上作了一些调整，内容没有增减。又给胡乔木改了一遍。这篇讲话标题是《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活》，收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里了。
3 向中央反映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我们在社科院时，经济所、哲学所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在过渡时期完了以后，还没有进到社会主义，原来搞三大改造搞急了，现在看来要补新民主主义的课。在1982年以前，看到，王惠德两次讲话，把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社会主义相比。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到《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社会主义，中国现在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就中国的现实生活而言，搞社会主义革命搞早了，强凋只有在生产社会化的经济基础上，才有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枪杆子里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里出不了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应从这种角度来考虑过渡时期的问题。王惠德非常尖锐地提出：从建国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应该使其进一步发展。从我们取得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那一天起，就进人了过渡时期，实践检验表明，一度想把资本主义消灭，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好处。他提出的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直至今天仍然存在，其基本的调子就是：拿《哥达纲领批判》的框架来衡量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认为这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用这种理论来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直至1980年的这一段的历史进程。这种论调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走的苏绍智也是这样一个观点。到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的说法和论调就更厉害了。
研究室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书记处，书记处回答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值得研究，也需要有分量的文章来对此做出回答。这个问题，便是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也值得思考。
4 成立农村发展研究组
恢复高考以后，一批下乡知识青年考上了大学，在北京的人不少，在学习期间，他们还互相联系。其间，调回来的陈一咨，起了一定的纽带作用。他和这批人比较熟，平常也有来往。他向我反映，从农村回来的这些青年，大学毕业以后还想做农村工作，为农民服务。因此便考虑，在这些人先后毕业之后，可以把他们聚集起来，成立一个组织，继续调研农村工作问题。后来搞了个文件，要成立一个农村发展研究组，放在社科院农业经济所，书记处研究室和这个组发生一定的联系，给他们一些调研上的方便，同时对他们搞的调研材料及时收集、整理并上报。这个决定提交给书记处讨论，原来是想把尽可能多的人收集到这个组里。讨论时赵紫阳提出：国务院的各个部门也应该吸收这样一些人，这些部门能有这样的新鲜血液是有好处的，对于他们来讲，能够参加一些部门工作，可使接触面更宽一些。这是书记处的一个议题，后来形成了一个决定，即书记处1982年2月25日决定。我和这个研究组在1981年春节有一个专门的谈话，这个谈话在现在来看仍然站得住。
这个研究组的看法，和当时全党对农村工作的意见，都是讲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但后来只是调研包产到户、家庭承包这一种形式，其他形式涉及得很少。另外一个，还强调了包产到户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的，不能只讲包产到户，不讲土地公有。杜润生后来加了个"主要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这一条是个基础。开始时，农民想回过去搞单干，搞过的地方，实际证明也搞不通，又回过来搞土地公有。这一条在搞包产到户的几年里可是重要啊，没把土地公有搞掉。如果那股风把土地公有搞掉了，现在是什么样子，就很难说了。实际上，农民在搞的过程中也发现土地分了搞不下去，还得回到上地公有。在农村发展研究组存在的期间，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很好的作用。赵紫阳、万里、杜润生都很重视这个组的调研。后来这个组发生了分化。
    5 对妇联工作的一个建议
宋任穷同志要我帮他管管妇联的工作。我提了个建议：妇联应把儿童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一件重要工作管起来。从小孩出生起，一直管到小学毕业。在这个范围里的儿童各方面工作都应纳人妇联工作。我还就此讲了一番道理，社会生产中，有物质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培养后代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我还介绍了一点访问日本得到的认识。日本的孩子教育搞得好，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母亲一生了孩子就回到家里。虽然这些母亲很多都是高等学校毕业的，但她们也不愿丢下孩子到社会上去工作。这样，一个高等学校毕业的母亲，知道怎么管孩子，对儿童成长起了很好的作用。儿童的教育，不仅要有社会的、学校的教育，也要有家庭的教育，而这主要靠母亲。我对此讲了一篇道理，我现在觉得还是站得住的：
    6 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办公厅主任会议上讲文件处理和行政后勤工作
中央办公厅召开了全国省、市、自治区办公厅主任会议，我作为中办副主任，讲了两次话。一次讲如何帮助中央处理文件，一次讲行政后勤工作的意义，纠正了一个不正确的观点：行政后勤工作是伺候人的，因此被人看不起，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我讲：按我们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相互伺候，搞行政后勤工作的人伺候非行政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反过来也伺候搞行政工作的人员。为人民服务不是单方面的，不是一部分人为人民服务，另一部分人不为人民服务，而是我为你们服务，你们也为我服务。同时，我也讲了后勤工作的社会意义，以及要逐步把后勤工作社会化。并同当时开始知道的第三产业作了比较，说这个工作是很有前途的；搞后勤工作、第三产业的人日益增多，当时日本的从业人员中这部分人已占到50％还多。
    7 协助经委建立职工教育委员会
当时和国家经委袁宝华那里的工作联系比较密切，经多次商量，认为企业管理工作要加强，就要加强职工的在职教育，这要成为开发职工智力的重要环节。所以经委建立了一个职工教育委员会，我负责起草了一个职工教育的决定，并就这个问题在职工教育委员会上讲了一篇话。
8 代中央起草关于学大庆的文件
文件主要讲：学大庆起了好作用，中间虽然有点毛病，这些毛病纠正了就好。不能因此否定大庆的好经验。这个文件对大庆起到了保护和爱护的作用。所以，后来我到大庆去，大庆人说：邓力群与大庆有缘啊。《论总纲》表扬、宣传了我们；粉碎“四人帮”后，大庆受到一些人的非议，又替我们大庆人说话。以后，还有第三次，即“渤海事件”，我也为他们说了话。那次把他们的部长都撤了，康世恩也辞职了。在书记处的会议上，乔木特别激动，说：出了这样的大事情，不能容忍。语气很厉害。后来调查清楚了，问题主要不是出在管理上，而是海流和冰把平台撞倒了。在当时的会议上，还不知道是自然灾害，我说：出了这样的事，领导上应该承担责任，接受教训，但不能由此否定大庆油田的经验，还是应该发扬好经验。陈慕华在会上说：我们常常自己否定自己，这次可要接受类似的教训。后来大庆人讲，邓力群三次保我们。因此，邓力群在大庆的名誉较好。
    9 做树立革命人生观报告
在“五四”六十二周年的纪念会上，我做了一篇要树立革命人生观的报告，针对当时青年的思想，回答了一些问题。在当时起的作用还不错，现在看当时提出的问题也还站得住。
    10 解决中青年待遇问题
这是陈云同志批转的一件事。他提出：解放后参加工作的人，到1981年时，工资收人还只有七、八十元，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特别困难，要把这些人的待遇提高两级，达到一百元。他说：只靠评职称解决不了中青年的待遇，因为评上职称的人终究是少数人，评不上、轮不上的人终究是多数，而这些人都是我们工作上的骨干，他们工作和家庭的负担太重，国家和政府应该关心他们，解决他们的困难。我们便和劳动部门、宣传部门的人合作，把陈云同志提出的这件事办了。这件事起了很好的作用。那时增加二、三十元，能解决好大的问题啊。
    11 书记处研究室的工作
中央书记处成立于1980年，约在6、7月问，把中办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合起来，成立了书记处研究室。我是主任，王玉清、梅行、林涧青是副主任。从《红旗》挑选出来的一大批干部，包括直到现在起重要作用的一批人，如王梦奎、滕文生、卫建林、卢之超、有林、蒋振云、张云声等。估计了一下，从《红旗》出来担任副部级以上职务的有十几个人。当然，也还有从其他部门来的人。彭真同志曾对有林讲，邓力群培养了一批人。平心而论，在几十年工作中，我是一直注意培养干部的。
当时，书记处研究室主要有四项工作。
一是承担中央交办的工作，主要是起草文件，替中央领导同志起草报告，包括中央随时交办的任务，大体上在那时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多数是由书记处研究室负责组织起草，也吸收一些别的部门的人参加。国务院的文件，我们一直负责到1983年，不仅赵紫阳1981年的"就职演说"，1982年、198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我们起草的。1984年以后就由他们自己去搞了。当时的工作量不小，有的工作延续的时间很长。
二是除了军事、外交以外，系统地调查、研究、搜集、整理有关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情况。
三是办了四个刊物：一个是向上的，叫《情况简报》，即经过调研，认为有哪些情况需向上反映，就把材料搜集起来搞成“简报”，铅印发出。向下的有三个，一个是《情况通报》，中央领导或有关重要部门领导的讲话或专题报告不是公开发表的，也没有登正式文件，整理好后，需要向下通气的，一般发到省市自治区、中央部委一级，这对上下通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受到了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欢迎；还有一个刊物是《调查与研究》，是我们研究室在调研基础上写成论文，对材料进行整理，也发表一点自己的见解；还有一个是《经济问题研究资料》。前两个由理论组负责，后一个由经济组负责。《经济问题研究资料》是就经济领域各方面的问题，整理材料，发表意见。
第四个任务是：在调研和学习中央指示的基础上，接触一点理论问题，写一点理论文章。即把调研和学习马列理论结合起来，考虑一点理论问题。像前面提到王惠德所提出的观点，我们就写了一篇不同观点的文章，当时还起了一点作用。
书记处研究室作为中央的一个机关和中央的助手，在当时的确做了不少事。
    1981年9月间，胡耀邦找各个部委谈话，其中他找到煤炭部谈话，谈到《情况通报》(实际上不是《情况通报》，而是《情况简报》)。这里面登了一个陕西省委书记王任重对包产到户有点保留，对集体化、合作化要坚持的意见。胡耀邦对这事很不高兴，由此引发了他的一通议论。他说：研究室里的《情况通报》采用蒋介石的办法，是以数量压质量，文化人就喜欢搞这一套。我看了他的这段话，就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现在还留着。这封信坦率地表示了我的不同意见，他收到此信后，就叫他的秘书郑必坚来见我，说：他(胡)看到了这封信，认为此信肝胆相照，有意见就说，这很好。这封信，我也没有给研究室的同志看，提也没提。胡后来为了安抚研究室，就找了我们研究室的三十几个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对研究室的工作给予肯定，同时也提了一些希望。到1981年底，胡耀邦同志和研究室的关系基本还是正常的。

一九八二年纪事

一 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1982年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里搞起了"五讲四美"的文明礼貌活动。当时我没有参加这个事。我听说：当时黄克诚对其中用的话语有不同意见，黄说："心灵美"是基督教的语言，我们何必搞这套东西呢？但后来这项活动还是搞起来了。2月28日，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和公安部等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1982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宣部《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并且提出，从1982年3月起，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应该说，在城市里面提倡一点文明礼貌，总还是有好处的。在十二大之后，乔木感到"五讲四美"提法有缺点，就补充了一个"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内容，把十二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进去了。从此以后，称之为"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3月30日成立了一个机构"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万里是主任，邓力群、黄玉昆是副主任。

二 吴江造谣诬陷邓力群收容造反派

    1 吴江的诬告信
    1982年6月末，我读到习仲勋6月26日批"请王震、乔木、力群、野苹同志一阅"的吴江6月22日致胡耀邦、习仲勋的信。9月中，又读到吴江9月7日给胡耀邦、宋任穷的信。吴江在信中检举、揭发书记处研究室邓力群收容了批造反派。吴指名道姓地讲，这个人是小野心家，那个人是危险投机分子。
这里所谓的造反派，就是在《红旗》造邓(力群)、胡(绳)、范(若愚)的反的人，运动开始时当然也烧了一些编委。其中卢之超原来是吴江的研究生，可以说是吴的得意门生，卢是经吴介绍来《红旗》的。"文革"一来，卢之超认为有几件事吴江做得不对，贴了大字报。事情不大，但上纲高了，由此结了仇。从这事看，吴江这个老师的心胸也未免太狭窄了。当时，陈伯达控制着《红旗》的运动，先整邓、胡、范，后抬王、关、戚。后来王、关、戚垮台了，又把张凛抬出来。后来又不知因为什么事，又把张凛这一茬人搞下去了。最后，陈把一个女校对抬出来，成立了勤务组。①陈和此人关系不正常，在《红旗》尽人皆知，有好几次都被人看到过。张云声、卢之超这些人就在下面议论：《红旗》再没有人，也不应把这样的人抬出来。以这位女士为首的勤务组便整他们，直到把他们下放到干校。整他们的根据就是：反对她就是反对陈伯达，反对陈伯达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张、卢这些入被整得可苦了。这时吴江被军代表吸收到专案组，负责邓力群的专案以及上述那些所谓"小集团"的专案，那时批邓、胡、范已经过去了，主要是批小集团。先称之为"5•16"，后叫"小集团"，再后来就叫"反革命小集团"。小集团越搞越大，到后来搞了三、四十人；干校一共不到一百人，结果小集团却占了近一半。专案组的人，一开会，就提供这个人、那个人的所谓黑材料，使大家对专案组又气又恨。
等到九届二中全会把陈伯达揪出来，《红旗》就乱了套，军宣队、工宣队都慌了，搞“小集团”的人(包括吴江)也慌了。这时，由于陈伯达是我的对头，陈一垮台，我也有了一点发言权了。我说：吴江、陈茂仪这些编委可以"解放"。那时陈伯达在台上，吴江等人要维护无产阶级司令部，只能跟陈伯达；所以对这些人跟随陈伯达应该给予谅解：由于我说了这些话，吴江、陈茂仪这些人先"解放"了。同时，我还说，是不是他们认为运动初期是陈伯达把他们"解放"了，所以他们对陈伯达有感恩图报的意思。在这点上，他们是否也有值得检查的地方。这句话把吴江他们得罪了。吴江和关锋都是有仇必报的人，你得罪他一点，他就永世不忘。
在“文革”结束以后，我把卢之超、卫建林这些比较努力、有一定水平、又有一定文字能力的人陆续吸收进来，先是在财贸小组，后是到研究室。从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也吸收了一些人。以后机构一合并，这些人都到了书记处研究室了。
    2 我澄清事实的回信
事实就是这样，我感到我有责任说明真相，澄清事实。为被吴江不顾事实一再向中央指控的这批中青年同志说话。于是我草拟了一封回信，把这些情况加以说明——所谓的造反派、野心家、投机分子是怎么回事，张云声是怎样一个人、卢之超是怎样一个人，都做了说明。其中吴江的信中还点名说到滕文生。滕文生在“文革”时帮关锋做了一些事，主要是看人民来信、内部材料，看了以后选送给"文革小组"看。就是这么些事。
我草拟的回信稿全文如下——
吴江同志六月二十二日给耀邦、仲勋同志和九月七日给耀邦、任穷同志信遵嘱阅过。
吴江同志曾长期在我领导下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一道在五七干校、吴"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审查，自然不会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他及其他原红旗杂志中层领导干部工作中的错误，我当时都承担了责任。关于我所了解的吴江同志的情况和我对吴江同志的看法，过去向耀邦同志谈过，去年中组部向我调查时也谈过，如他有一定理论修养，能写文章，但和同志团结不大好，不宜担任很高的领导职务，等等。我仍坚持这些看法，但似应再做若干补充才更周全。
一九六九年夏到干校，机关运动中的专案组改称材料组，人员也有所变化。比如吴信中点名的许多同志，非但不能再参加材料组工作，自己反而成了审查对象，运动初期受审查的同志，有的却参加了材料组工作。吴江同志就曾以材料组工作人员身份和我谈话、核对材料，但对不符合实际的材料仍允许我申辩，这是我至今犹记不忘的。
吴称“在干校时遇到的唯一的一桩是非问题，就是参加批判‘小集团’”。吴信所开名单中特意注明“现在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位，以及未上名单而目前同样在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吴江同志与他们之间同样心存芥蒂的几位，相当一些就曾以“小集团”一案受过吴江同志的批判。这都是原在红旗工作的一般干部、中青年同志。一九六七年《红旗》十二期社论经陈伯达修改而陈矢口否认，特别是一九六八年陈伯达公开支持一个叫×××的女人(原红旗校对)出面领导红旗的工作，在广大干部中引起严重不满。陈利用×××和军宣队整这些同志，罪名是"反对陈伯达同志"、"反对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的冤案。因我在交代少奇同志《修养》一书重新发表过程中如实地涉及到陈，陈说邓专案是"黑专案"，原专案组成员无一得脱(包括吴信点名的徐道河同志、涂先珍同志)。在吴江等同志的批判中，"邓力群专案"被指责为"小集团"的"思想基础"，我也成了"小集团的精神领袖"。除像我这样因"走资派"问题和其他因历史问题一直在受审查的同志外，此案涉及干校学员半数左右。参加批判"小集团"的同志多属被迫，但吴江同志和原红旗另外几位中层领导干部确实很积极。陈伯达倒台后，此案已显然无法维持。包括吴江同志在内的一些同志阻挠平反，反说陈伯达是"小集团"的后台，批判者是上了"小集团"的当。几经周折，才由军宣队勉强作过一个"这是陈伯达的罪行"的结论。这的确是红旗杂志五七干校的一桩"是非问题"。在陈伯达一系列罪行日益暴露之后，许多一般干部、中青年同志起而怀疑陈伯达、表示不满，吴江同志这样一些担负过领导职务、长期受党的教育的老党员，非但没有和他们共同战斗，却和×××一道整他们，而且长期不承认错误，实在令人失望。我在干校无非是种地、喂猪，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有发言权，在这样的是非问题面前当然不能沉默。我为此对吴江同志当时的政治表现提出过批评，即吴信中所称邓力群"批判批判者"。至于我的批评没有被接受，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小集团”一案已成历史，本来可以不再重新翻腾。此案涉及的中青年同志，均系“文化大革命”前到红旗工作的。其中有的系根据中央批准由各地推荐调进，有的系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来。其中有的曾是吴江同志的下级。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已做了不少工作，有些“文化大革命”初期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但觉悟较早，综观十年，表现是好的。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时普遍进步更快。其后积极参加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批判“两个凡是”，坚决拥护和努力宣传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近年来参加一系列中央重要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报告的起草工作，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年富力强，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写作能力。几年来，至少现在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位，弃前嫌而专注于工作，并未计较吴江同志整过他们的往事。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他们无愧于党的教育，是经得起考验的。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理应光明磊落，出于公心，为这些中青年同志的进步感到高兴，理应热情地和善意地对他们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理应实事求是地在中央同志面前对他们做出正确评价。但吴江同志却一再给中央同志写信，继续指责这些自己整过的同志“写过一些坏文章”(像一九六七年十二期《红旗》社论这样的文章，罪责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陈伯达，这是已成定论的事，不知吴信为什么还要归罪于一般干部)、有"小野心"(不清楚吴信根据什么使用这种带有严重政治性质的术语)，进而认为这些同志"过分集中于中央身边，不一定恰当"。即在吴江同志叙述问题的范围内，有些也不合乎事实。如吴点名滕文生、贾春峰同志"分别任王力、关锋的秘书"，就属子虚乌有。吴自称他在"公平地说"。坦率地说，从吴江同志对待这些中青年同志的态度中，实在看不出公平何在。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以前，红旗及干校的运动一直由陈伯达控制。陈自一九六四年底开始就不断向一些同志说我的坏话，"文化大革命"初又说我系刘少奇派来向他夺权。一些同志不了解情况，批判中说过头话，我从未计较。我和吴江同志相识、共事的时间不算短。作为共产党员，作为比较老的和比较负责的干部，吴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我，现在向中央写信、和中央同志谈或当面批评我，无论是否事实，无论是否过头，我都认为是可以的。向中央反映其他同志、包括中青年同志、包括自己下级的错误亦无不可。但是正因为是共产党员，正因为是比较老的比较负责的共产党员，就更应严格尊重事实，何况有些事情真理并不在吴江同志一边。吴信在中央同志面前点了一系列同志的名，而这些同志尚无在中央同志面前与吴江同志平等地说明情况和为自己申辩的机会，这于了解事实全貌不利，不知能否有补救办法。乔木同志建议由中组部召集，再找一二有关同志将此事谈清楚，我是同意的。
我对自己这封信中提供的情况负责。如看法有错误，请中央同志并请吴江同志指正。
这封信稿写成后，感到给中央领导同志说明情况，不必这样具体，故又加以精简。正式的复信于9月18日发出，全文如下――
耀邦、王震、任穷、乔木、仲勋、启立、野苹同志：
看了吴江同志九月七日给耀邦、任穷同志的信，谨作如下说明。
    1、据我所知，吴江同志确实不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只是1969年6月下干校以后参加了军代表主持的材料组的一部分工作。他曾和其他材料组同志同我谈过一次话，核对我的一些材料，态度不算坏，对不符合事实的材料，曾经允许我申辩。去年中组部向我调查吴江同志"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时，我曾向他们如实讲过上述情况。也有个别同志向我问起吴是不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我也如实向他们讲过上述情况。
    2、红旗杂志"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同别的单位不同的特点主要是，作为总编辑的陈伯达，亲自发动和组织全社干部向邓力群、胡绳、范若愚造反。他自1964年下半年起就分批和一些同志谈话，说了我不少坏话。本来是他动员我去红旗工作、我不愿意，他又请求少奇同志让我去红旗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竟说是刘少奇让我去红旗向他夺权的。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种各样帽子都加在了我的头上。他的地位和活动，使红旗的干部很难了解事实真相。在批判斗争我的时候，不少干部说过一些过头话，我也从未有过任何计较。
信中说到，现在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个同志参加了当时的专案工作。当时，除林杰、周英外，其他同志都没有列我进行追逼。如徐道河同志，还在一定场合负责地为我说明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这在当时的空气下，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
    3、吴江同志六月二十二日信中说，"文化大革命"初"写过一些坏文章"，"个别的也有小野心"的同志，中间不少在书记处研究室，认为"过分集中使用于中央身边，不一定恰当，对这些同志本身也未必好"。乔木同志看了这段后批了几句话，说"这种提法至少不利于团结"。我曾要求，与耀邦同志谈谈吴江同志信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因为忙，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谈。我再次要求，在耀邦同志不太忙的时候，抽空和我谈一次。在我看到的关江同志的这两封信中，他对自己"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一句诚实的自我批评也没作，却对一批中青年同志一再进行不顾事实的指控。我觉得有责任向组织上把我知道的真实情况讲清楚。组织部门还可向被指控的本人及了解情况的同志调查。
邓力群
            1982年9月18日
我的回信送给了胡耀邦。胡耀邦还不错，也没再追查。他说：吴江的检举信和邓力群的说明都存档。

三 吴江在《十年的路》中造的谣言

1 关于王震当党校校长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原来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第二副校长是胡耀邦。到了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华的主席和汪的政治局委员都免了，党校实际上是胡耀邦在兼着，日常工作是冯文彬在管。胡曾经想让宋任穷辞掉组织部长的职务，到党校去当校长，胡自己从党校解脱出来。宋任穷不愿意去党校，报告了陈云。陈云也不赞成。这个情况，我是最近听朱佳木讲了才知道的。后来在一次书记处的会议上，胡耀邦说：党校的事，我不想再兼了，是否找个同志去当党校校长。他提出的这件事，事先并没有列入议程，是其他议程完了以后才提出的，这时没人吭声。我忽然想起，此时一些老同志退了下来，如聂帅、蔡大姐，王震辞去了政治局委员，没什么事，中顾委当时还没成立。胡一提这事，我随口就说：让王震当党校校长不挺好嘛。胡耀邦马上说：挺好、挺好，大家有什么意见？结果大家都没意见，我的提议就通过了。这件事，一直到王老去世，我都没和王老说过，只有参加过会议的人知道。这是我提议的。王老去世之后，我才和他的秘书李慎明说过此事。所以王老不知道是谁提名的。吴江在他的《十年的路》第138页讲："书记处决定王震任命的当晚，邓某就跑到王震家中长谈数小时。"这是造谣，根本没有那么回事。
    2 关于立案审查三个人
王老到了党校以后，立案审查三个人：阮铭、孙长江和吴江。吴江那本书上说，是王震要审查他们三人。其实是邓小平指名要审查这三个人。这也是最近朱佳木告诉我的。既不是我，也不是陈云，也不是王震点名，而是邓小平点名让王震对这二人进行审查。邓为什么要审查这三人，搞不清楚。在审查中间，有这么一说：吴江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组织部和党校来找我调查此事，我都否认了。我说：吴江只是军代表负责的专案组中的一个成员，不是专案组组长。在审查过程中，有一部分专案涉及到邓力群，这是事实。
这里就涉及到陈云为什么会生气一事。在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了一篇和冯文彬商讨的文章。这篇文章被陈云的秘书王玉清发现之后，送给陈。陈看了就质问胡耀邦，为什么要发表这篇东西。胡耀邦说不知道此事。吴江所说的文章和当时王玉清或者是朱佳木在《理论动态》上看到的文章不是一回事。那篇文章说：有的人平常不说话，小病大养，韬光养晦，一见机会来了，就要说这个那个，指手画脚、提出很重要的意见。这篇文章被王玉清他们一看到之后，就引起警惕，认为这是不是在影射我们的陈老爷子啊？他们把文章送给陈云，陈也感觉到确实有点像在影射自己，这样就引起了注意。执笔写这篇文章的是阮铭。
按照吴江《十年的路》中所写则是：王震到党校事先有酝酿，通过之后邓力群又去彻夜长谈，做出计划，然后整他们三个人。两个开除党籍，一个另行分配工作。吴江因此而离开党校。当时党校和组织部找我调查，我还为吴江说了好话：这个人有缺点，但做理论和文字工作，确实还是用功的。
后来，朱佳木跟我说，1982年9月的一天(23日)，王震同志去中南海见陈云同志，谈话中讲到吴江、阮铭不断写信、写文章骂邓力群同志，而力群同志却总是为吴江说好话时，陈云同志说：邓力群是个正派人。乔木同志、力群同志是经过考验的。我们还是要靠他们，不能靠吴江、阮铭那些人。11月9日，陈云同志还在一个材料上批示：“吴江同志是风派人物，不能重用。”

四 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

    1 云南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责任制
    1982年春节之后，我去了云南，约一个月。那时安平生同志是云南省委书记，先是他亲自陪我转了昆明以西、以南的大半个云南，从昆明到玉溪，然后是西双版纳的首府景宏，看了原始森林、亚热带植物园；然后往西-走，看了瑞丽。又北上到了腾冲，这是艾思奇的老家，这里育-个在农村来说是相当好的图书馆：然后到了大理，回到昆明。开了几个座谈会。云南确实是个好地方，其中有二十几个少数民族，比新疆还多。在少数民族中间，经济发展水平很不一样，有的地方还保留着原始公社--母系氏族社会，有的是奴隶社会(农奴社会)，有的是封建、半封建社会。经过解放以后的改造，到现在也都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生产责任制的形式也不一样。由此，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和安平生同志商量后，把不同社会形态的责任制各选一至两个点，把以前的情况搞清楚，把以后发生的新变化每年调查一次，类似于费孝通的几访江村。每年搞一次，如果长期坚持下来，可成为研究社会发展很重要的资料。他们还同书记处研究室取得了联系，很可惜没有坚持下来，我们也去了人，搞了有两年吧。后来因为没有经费，也就没有能再搞下去。
顺便说一句，从云南回来，我还帮助云南省解决大规模开采磷矿所遇到的困难，使这件事列入国家计划。
    2 土地公有制和生产责任制
我从云南回来以后，这时农村发展研究组已经成立有一年了。我找他们谈了一次，也介绍了云南的情况。那时他们滁县的调查已写出来了，在《经济研究资料》上登了，赵紫阳和万里都很重视，而且还介绍中央其他同志看这份东西。我记得在听他们汇报和谈话中间，他们还讲到这么一个事情：在包产到户中，有些地方的农民想分田、恢复单干，也有的地方确实分了，结果呢，问题更多。经过反复，农民认识到：经过合作化实行了土地公有制，再把公有制的土地分到每家每户，农民觉得不行，越搞越复杂；结果还是维持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包产到户。我们研究室的林子力、吴象，他们也到贵州等几个省做过调查，回来也反映过这类情况。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事。在包产到户中间，有人想回到老路上，分田单干，搞了一阵子没搞好，也就放弃了。可以说，在全国，经过包产到户没有瓦解土地公有制，而是坚持了土地公有制。这件事的意义很重要。农民经过自己的尝试、经过反复，证明还是维持土地公有制好，主要生产资料也还是坚持公有制的好。
在这个问题上，原来邓子恢的意思，我也是现在才搞清楚。邓老的“包产到户”是简称，实际上他是主张在“五统一”基础上，对田间管理实行包产到户。他的“包产到户”有两个前提：一是“五统一”、合作化，一是只限于田间管理。当时毛主席说，邓予恢说的所谓包产到户是经营管理的办法，是骗人的，是变相单干。也可能邓老就没给主席讲清楚；也可能讲清楚以后，毛主席把“五统一”、“田间管理”去掉了，只剩下了包产到户。实际上，“五统一”前提下的“田间管理”“包产到户”，确实比初级社前进了一大步。因为初级社还有土地分红，牲口、生产资料也分红，只是集体劳动部分实行按劳分配。邓老的“五统一”、“田问管理”都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的。所以，这已经把土地私有制变成了土地公有，因此，比初级社前进了一大步。但其与高级社的不同之处在于，劳动的方式变了——集体劳动，所谓大呼隆。现在退回到“包产到户”，即每家每户自己干，其中包括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家庭投入，改变集体劳动为以家庭劳动为主。这也适合当时中国以手工、畜力劳动为主的生产力水平。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种家庭劳动的效果比那个大呼隆、大锅饭要好。
那种集体劳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要改变这样一种方法。陈云同志曾讲过，其意义不亚于三大改造。从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一点讲，在实行包产到户后，每家每户都普遍出现了剩余劳动力，这证明了他的估计是对的。他说：三大改造是去掉剥削，生产责任制也是去掉“剥削”。这就是说，干坏的、干少的、不干的人占用另一部分人——于多、干好的人的劳动价值。
    3 生产责任制应有多种形式
现在回头来看那几年，说是生产责任制是多种形式，但推广的结果主要是一种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制。搞得好，有"五统一"、田间管理、双层经营；搞得不好，五统一没有，双层经营更没有了，实际上是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半私有制。而对于当时坚持集体经济的好典型，如刘庄、华西、窦店等，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当时也没去也没提。在那股风潮底下，这些单位能够坚持下来，可不简单啊。那一年我去刘庄，问他们：人家都散了，都搞包产到户了，而你们坚持下来，靠什么？他们说：散的原因，一是上面胡折腾，二是下面没有好班子。我们这里不同，得到上面的一点支持，另外我们的班子好。我们党的风气就是一股劲、一股风太厉害，到现在还是这样。不过这也难怪，由于文化水平低、理论水平普遍较低，头脑清醒的没有几个，能不跟风的也就少了。

五 坚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

    1981年底，我在企业管理协会干部轮训班里讲了一次课，题目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一卷)。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强调要搞好农业，强调要重视轻工业、多生产消费品，因此在思想、理论界就产生了一种偏向，认为过去优先发展重工业搞错了。当时廖季立就提出一种主张说，今后我们的工业应是轻型工业结构。薛暮桥也写文章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搞重工业建设，现在看来搞错了。我的讲课就是针对这类意见表示了不同的看法。那个时候轮训班正好在学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是普遍规律。资本主义是这样，社会主义也还是这样，当然优先增长要有两大部类的平衡，而陈云的四大平衡的理论是马克思两大部类平衡的具体化。我当时讲的这篇话，中心是不能因为重视农业和轻工业，而否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这篇话讲完之后，对企业管理界更好地学习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的摘编起了好作用。
这件事应该感谢有林。他有较好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我那篇讲话有个记录，大概几千字。有林觉得重要，他把那篇讲话扩充成为一个小册子，分三期(1982年3、4月)在《红旗》上发表。后来企业管理协会还专门出了小册子。这个讲话能够写成这样一个规模，确实应感谢有林的帮助。

六 驳斥否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谬论

    1982年2、3月问，我从云南回来，就遇上北京地区召开的一次理论工作座谈会。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最活跃的是王若水，还有其他几个人。会上发了一份材料，叫《理论研究参考资料》，搜集了当时理论界关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社会性质，即我们究竟处于何种历史阶段的各种各样的议论。在这个材料的中间，一个是搜集了我在团中央的讲话，说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我肯定了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前面我提到，关于王惠德否认我国处于社会主义阶段的观点，我们曾给书记处写了个报告，当时书记处研究室指定段若非写篇文章，回答王惠德所提出的问题。段用了很大的功夫，写出了一篇文章，文章写得不错。他的文章说：尽管我们进入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属于幼年时期，同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相比，还是低级的，不完全、不纯粹的，但终究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幼年时期。会上的那个材料搜集了我和段两人所讲的摘要，放在中间。前面引用郭罗基的话，说我们是老牛破车式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南京的人说我们是农业社会主义，这些东西放在那个材料的打头部分。然后是我们两人的观点，最后是反对我们两人观点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当时大家的议论是：前堵后追，围攻邓力群和段若非。
我看了这个材料后，就把王惠德、李洪林找来，说：你们在搞这个材料时，为什么不说一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们社会的性质有了回答、有了结论，为什么提都不提一句呢？他们说：忘了。这完全是诡辩，实际上完全是有意这样干的。这样就促使我要讲一篇话，这就是我在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上讲话的背景。讲话的题目就是《我们的旗帜是共产主义》(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对有关的问题和谬论进行了回答。这篇讲话引起了我的老师--李维汉(在延安当过党校校长)的注意和重视，特意给我写了封信说：听说你有一篇发言，我想看看。我派人给送去了。他看得很认真，说很高兴看到这么一篇文章。还提了很多意见。对讲话中引用"铁的纪律"提意见说：在我们的历史经验中，"铁的纪律"是指一种不好的、过头的做法，是否改掉。后来这篇讲话整理出来了，是否在全国发表了，我不知道，反正在北京一发，全国也就知道了。当时反映还不错，总算有人出来，对那些谬论，正式发表一些我们应该、也能够发表的一些意见。王任重看了这个讲话，也很称赞，好像让宣传部登在了他们的刊物上，这个记不准了。

七 就任中宣部长

    1982年4月份，通知我到中央宣传部当部长。中间是怎么酝酿的，我不清楚。可能是胡耀邦提出的。为什么要换人呢？在我之前，是王任重当宣传部长，王以前是胡耀邦。王当了一、两年吧，开头身体还好，还能够管事，后来发低烧，怎么治也治不好，到处作检查也搞不清楚原因。所以在后来的大约一年时间里，宣传部的事情他就没管。在我去之前，宣传部内部有一种普遍的议论，即"四三左右"之争。所谓"四三"是指：一个是三中全会解放思想；一个是四项基本原则，既批"左"也批右，主要是批右。一部分人就讲：现在解放思想还不够，还是坚持三中全会的原则；另一部分人就讲，已经有这么厉害的右倾，应该及时讲话，巩固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即三中全会和四项原则的争论，三中全会是批"左"，四项原则主要是批右。在我去之前，宣传部还没有一篇文章来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人民日报》勉强写了一篇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实际上软弱无力。而相反的，李洪林连续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大讲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坚持什么样的人民民主专政，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唱反调，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搞成百家争鸣的对象。后来有人批评他，他又补了一篇：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后来李洪林还出了一本小册子。胡乔木很敏锐，看得透彻，他说：你说坚持什么样的四项原则，就这个问题写文章，实际上你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否定四项原则，把四项原则作为一个争论的问题，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的，各走各的路。
这时周扬已是宣传部的顾问了。在《历史决议》通过以后，中央开了一个思想工作的座谈会，邓小平有个会前的谈话，胡耀邦有个发言，乔木有个发言，周扬也有个发言。听了周扬的发言后，地方上的同志普遍有个意见：关于思想问题的意见，北京就不统一，那我们回去后就很难办了。
王任重当部长时，曾想让王若水去宣传部理论局当局长，兼副部长。他征求我的意见，我说：王若水这个人靠不住。尽管这个人书读了不少，文章也写得不错，但从这个人参加理论务虚会，集中攻击毛泽东，而且把这样的文章送到香港去发表，登载，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为人。我当时用了这样的话来评价：这个人有异己性。王任重接受了我的意见。但总要有个人来管理论啊，我向他推荐了王惠德当副部长。结果王惠德到了宣传部搞出了那么个东西，即前面提到的否定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关于过渡阶段问题的理论，后来他又和李洪林搞了那个《理论研究参考资料》。实际上，宣传部的理论局和王惠德等几个人搞在一起，成为“四三”“左右”之争中的主要对立面。这恐怕是一个不能不承认的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胡耀邦感到，让宣传部思想这么混乱下去不行；王任重的身体一下子又好不起来，总得有人去主持经常工作。可能出于这样一个考虑，所以在我出席了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发表了上述那篇讲话后，4月就接到了让我去宣传部的通知。我当时调了郁文来当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他是建国初期我在新疆的老搭档(当时分局的宣传部长是我，郁文是副部长)，原有的副部长都没变，有个廖井丹后来和我合作得很好，还有贺敬之、王惠德，以后教育口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归宣传部管，又增加了个曾德林。顾问还是周扬。除了王惠德以外，我们正副部长之间合作得很好。我上任后，还是老办法，找宣传部的各个单位听汇报、了解情况，都轮了一遍；少的半天、一天，多的两天。八九个单位用了一个多星期。在这个基础上，4月13口召开了一个部务会议的扩大会议，我讲了一篇话，重点是讲中宣部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这篇讲话是有针对性的、旗帜鲜明的。我首先讲：在中宣部工作的同志首先要想到我们是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的任务就是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无论发文件、讲话、写文章，以及开展有关的业务活动，都必须牢记这一点。要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你能够这样做，才能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否则就不能在中宣部工作。这篇东西虽然讲的是纪律问题，实际上讲的是政治问题。部里的也好，中央的也好，一切没有做决定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时，或者制定方针、政策之前，都可充分发表意见，高度发扬民主，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可以反复讲，可以争、可以吵；一旦做了决定，就必须执行。如仍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在行动上--发言或写文章，必须执行部里的和中央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要互相监督，首先大家要监督部长――邓力群，是否遵守了决定。同时还讲到，顾问也要接受监督。②
这个报告约有二、三千字，现在看来，还是有声有色的、很有分寸的。既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又使反对派挑不出毛病，不大容易啊！
    4月13日关于"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的讲话整理出来之后，在整个部的范围里讨论，要大家提修改、补充意见，也包括提出不同意见；各个单位都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直至5月7日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补充修改并通过，形成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务工作计划和安排，这一下子就把那些人镇住了。
然后就是进行各个局的机构调整和人事配备。到了年龄的退下去，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也作了一些安排；把中青年干部提上来。在这期间，对理论局进行了调整，免了李洪林的副局长职务。理夫也是我介绍给胡耀邦的，他也和王惠德、李洪林搞在一起，但理夫暂时还留着。这时乔木出了个主意，说可从书记处研究室调几个人到宣传部。后来把卢之超调来当理论局局长、贾春峰当副局长。来了之后，两个人就分化了，贾春峰和王惠德等人搞到一块去了，弄得卢之超后来很难办事。

八 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实践

1 一九八二年下半年召开的十次会议
按照胡耀邦的意见：党中央各部要安排指导各部门的工作，一年最多开两次会议就行了，宣传部的工作不同，一年至少要开十几次会，甚至要开几十次会。各个领域的思想问题很多，一个问题就可以开一次会。据此，我布置了下半年的八次全国性会议。实际开会不止八次——
    8月17日，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有各省市的宣传部长和北京有关部门参加。
    10月13目，宣传部同社科院、国家教委合作开了一个全国社会科学的规划会议。
    10月22日，中宣部与教委、经委的职工教育委员会讨论职工的文化补课。
    10月27日一11月5日，中宣部同书记处研究室、农村政策研究室合作召开了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11月1日一8日，与有关部门(教育、文化......)合作召开了整个文教系统的干部管理工作会议。
    11月13日，召开了全国新闻出版处处长的会议，布置准备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
    11月23日，同中组部一起在山东济南开了一个党员教育工作会议。
    12月17日，开了全国高校图书馆长的会议。
年底共青团换届，参加了共青团代表大会，我作了一个题为《中国青年的道路：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报告(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
    2 五次重要会议讲话
计算起来，从8月17日--12月28日，同有关部门合作、或参加有关部门召开的会议，包括青年团的会议(因为青年团的思想工作也归中宣部管)，共有十次。其中重要的会议有五次(见上文中文字下划线的会议)。我在这五次会议上的讲话同乔木的意见是一致的。乔木在准备十二大的报告时，曾在一次会议上做了一个发言，题目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我在这五次会议上，分别从不同的工作角度，宣传、解释和发挥了如何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例如，8月17日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是十二大召开前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这时十二大报告的基本轮廓和稿子有了，为了在十二大召开以后，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部门学习、宣传十二大的方针、政策、路线，召开了这次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会上，我讲的主要内容是：十二大的报告是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分析当时的历史情况，制定有关的方针、政策的。这实际上把十二大报告的要点，与全国宣传部长通了气。在会上还请人做了有关问题的发言。如请国家计委房维中同志讲十二大以后我国经济工作的发展规划(考虑了什么问题，提出了什么要求，如何实现，等等)。还请了其他一些同志讲话。我在这次会上有一篇讲话，其中重点是解释毛主席根据中国现实情况所说的话：共产主义制度是要在将来才能实现的，这是我们的最高理想，不管经过多少艰难困苦，我们都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但这是将来的事，眼前就是要经过历史的进程，一步一步地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分析每一阶段的形势，制定每一一阶段的任务，然后一步步地往前走。不论任务有何不同，但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了解情况，制定政策；既为当前的利益而奋斗，同时又要体现将来的利益。
在农村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我讲的是：我们现行的政策是按劳分配，但我们共产党员以及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广大的职工中，已经有不少人走在时代的前面，他们自觉自愿地进行不计定额、不计报酬的劳动。这就叫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对此我们应该加以提倡。这个同现行政策——按劳分配，既有区别，又有一致之处。
我讲得比较好的是党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题目是《新时期要做好党员教育工作》(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还有在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青年的道路：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我用历史的经验和历史人物说明：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要爱国就要用共产主义思想做指导。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就必然成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以至于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列举了鲁迅、郭沫若、宋庆龄、何香凝的经历。一共讲了十条，我最近又重新看了一下，到今天仍然站得住：但令人奇怪的是：我的这篇讲话被团中央放在《中国青年报》的报屁股上，用很小的字分好几天才登完。这表明了一种态度。那时团中央的书记是王兆国，祝词是胡启立做的。他们专门约我去讲话，我讲了差不多半天，当时会场上的反映还挺好。为什么他们会用这样一种冷淡的态度来对待？这是他们的态度，还是胡耀邦的态度，搞不清楚。与后来的事情联系起来，很可能这是胡耀邦采取的淡化处理的方式。到1986年，胡耀邦就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抹掉了。
    3 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学风
我在上述几次会会议上讲的第二个重点是改进学风。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风气。在宣传部里反复讲，在很多次会上也反复讲。《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我介绍了陈云同志的作法，在每次做决策之前，要用90％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在调查的基础上有10％的时问做决策就行了。我也介绍了张闻天的经历：在遵义会议上，他从政治上转过来了；但思想作风的转变是到延安整风以后，特别是他出去晋西北、陕北调查回来以后，写了《出发归来记》标志着他的学风才真正转到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
在这个期间，我针对社科院存在的问题，讲了一次话：《增强党性，改进学风》。语言、提法都比较尖锐。这个讲话我看到现在也还站得住。增强党性主要是讲在政治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我说：到这个时候，我们社科院有的人在发言和写文章时，还相当放肆；中央的决定反复重申，他就根本不放在心里。在学习问题上，我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有很多进步，特别是农村工作，面目一新，创造了很多新经验。我们组织了社科院的同志到农村去了解情况，进行调查，去作调查的党政人员多。研究人员很少。我认为，这些人还习惯于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不重视从生活中学习。

九 在中央党校作学习十二大精神的报告

十二大开完会以后，我在党校讲了一次，题目是：《开创新局面的党代表大会》。从三个方面对邓小平同志的开幕词和十二大报告的体会。
现在重新看了一下，其中第二部分：《走自己的道路》，没讲出什么新的道理。第三部分：《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四项最重要的保证》，也可以说是照本宣科。比较有点意思的是第一部分：《关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问题》。这部分中的道理也还是那些，有什么新意也很难说，但解释得比较好，把我们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结合进去了。
比方说，我用毛主席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关于从胜利和失败的比较中认识革命规律的论述，用斯大林在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回答别人提问时关于"规律"的解释，来说叫"对规律的认识要有正面的经验，也要有反面的经验"；用通过建国三十多年的历史人们才逐步认识应该学习陈云观察经济现象、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说明"认识规律的，开始总是少数人，然后才有较多的人，再后才有绝大多数人"。我还说明，"我们党是一个战斗的党、行动的党。我们党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应该体现为制定和领导人民群众实现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像我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一样，也要有个过程，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很正确、很完善。而是逐步正确、逐步完善。"有了“大跃进“的挫折，毛泽东同志才讲出一篇道理，指出，无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我们党都要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样才能教育干部和群众，统一他们的认识，工作才好做。我通过历史经验的分析、比较、总结，令人信服地指出，十二大的总路线和具体方针、政策、办法，是在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制定的，是基本上符合我国当前的客观实际的，所以，说十二大将引导建设走向胜利，这个判断是站得住的。
回想起来，1982年的事情不少，有些至今还令人欣慰，有些却让人想到某些人的"不善"的居心，令人不悦。
注释：
①勤务组是“文革”初期机关、单位党组织瘫痪后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
②邓力群：《宣传部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问题》。《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2页至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