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9）

一九八三年三个部门的四个会议和两件突发的事情

一 三个部门的四个会议

1983年1月至8月底，主要分两个部分来讲，一是三个部门的四个会议，二是两件突发的事情。中间插一个文物工作。
    1 全国出版工作会议
第一个会，是1月初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
在出版工作会上，1月8日，我有一篇讲话《把宣传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这个题目就是我讲话的中心。出版工作要服从这个要求，各种出版物要体现热爱社会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思想。不但社会科学的著作要努力这样做，就是自然科学的著作也可以从这方面来组稿、出书。例如，李约瑟就写了七大卷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明创造的书，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中国人民在世界科学史上的贡献。这件事引起了出版社的重视。
出版工作会议之后，我在几个会上都反复讲了这个意思。其中在广电部和记协联合召开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我提出了：如何通过广播电视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并提出了九条建议：第一，反映祖国新貌、建设成就、英雄人物、先进事迹。第二，广播电视中仅有《祖国各地》还不够，应该与旅游部门介绍中国三千多个旅游点的"旅游词典"项目联合起来，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分片包干，在若干年内，把三千多个旅游点，一个点拍一部电视片。第三，表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教科书不同，我们的电视及电影、戏剧、小说等，应该着重从人物出发，围绕人物展开与他联系的历史事件。第四，从古代到现代，大诗人、大作家、大画家、大音乐家、大戏剧家、大表演艺术家、大书法家等，他们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代表著作，他们的爱国主义事迹，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宣传。第五，从古到今杰出的科学家、学者、思想家，为了祖国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做出的巨大贡献，应该让人民知道，对人民进行教育。第六，历代文物的介绍。我们的文物数量之多、工艺之精美，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可以选择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有世界影响的文物，拍成电视进行宣传。第七，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各具特色的工艺美术品，以及歌舞戏曲、著名演员、舞蹈家、表演艺术家的介绍。第八，建议对55个少数民族的历史、现状、解放前后比较，对每个民族美好的文化、特产，优良的传统、道德品质等，把它们搜集起来，拍成片，每个民族至二步一部。第九，国外爱国者的事迹、著作。鲁迅、茅盾等人曾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应该继续搞，并且加以丰富、扩大。广东电视台有一个《名著与名画》，这样的形式很好。
不久，中国历史学会首次学术年会暨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会长周谷城)，让我去讲话。4月11日，我在讲话中发出呼吁："请求大家从不同的方面，采取不同的方法，向我们的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史学工作者，"不但有责任而且有更好的条件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我国史学界本身就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通过历史研究、教学和写作等方式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史学界的同志能够发挥独特的、重大的作用。"①
在此之前，我曾要书记处研究室搞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文件，一直写不成熟。在我这三次讲话之后，特别是我对各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让他们以此为基础修改那个《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几点意见》的文件，经过修改后的文件应该说比较好。7月2日，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名义发出这个文件，在报纸上也公开发表了。《意见》指出，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各族人民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所提出的三大任务，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目前社会条件下，振兴中华，就是要切实完成这三大任务。《意见》提出做好十个方面的宣传。就是我上面提的9条建议的内容。这工作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还在不同的会上多次发表这个意见。在高校、北京电视台、高教思想工作先进人物会议上都各讲了一次。由此接触和结识了李燕杰这样一批人。应该说，这些人有一定的演讲水平，也有内容，方向一直也不错。开始时，他们人还较少，现在他们的全国教育艺术研究会约有六、七百人了。在这13年中间(1983--1996年)，我和他们这个团体联系比较密切，大家关系都不错，在倒霉时，他们也和我患难与共、命运相通，成为海内外一个有影响的团体。李燕杰的书在台湾出版了，郭海燕也去香港呆了半年，他们几次去澳门演讲，效果都挺好。这些人多数是好的，有少数人表现不太好。
在全国出版工作会上，通过了一个由书记处研究室、宣传部和文化部共同起草的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的决定，最后报请国务院和中央通过，后来也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从1983年起直至宋木文不当出版总署署长、于友先接任时，宋木文讲这个文件直到他下来时，一直起作用，管了十几年，直到九十年代也还管用。
    2 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第二个会，是1月7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这个重要会议是中宣传、中组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国家经委等7个单位联合召开的。这是建国以来首次举行的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18日，成立了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因为鉴于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工人起来造反把当时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给推翻了。当时，陈云同志讲了句很有名的话：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了，经济工作搞不好要翻船，宣传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当时宣传部的文件体现了这个精神。到了1983年，大家觉得波兰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共产党执政以后搞不好的话，工人阶级会造反，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搞掉。我们现在还没出现这个情况，但搞不好，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所以大家凑在一起，认为应把这个问题抓一下，即帮助各级党委和行政部门共同做好这件工作。
参加这个研究会的人员中，除了任现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党政干部(如党委、学校、工青妇的领导)之外，还广泛吸收退下来的、热心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同志也来参加这个研究会，共同负责这样一个工作。当时有一个说法：现在的党委、工会、企业领导处于第一线，我们这个研究会的多数同志处于第二线。第一线要应付经常性工作；第二线的人就要超脱一些，时间也充裕一些，从现实出发研究一点比较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向那些任现职的同志提出建议或从研究会的角度帮助他们做些工作，第一线和第二线互相配合。还有一种说法，称之为热线和冷线，即冷热结合，使我们对职工的工作做得好些，其中也研究一些我们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那时正起草工会法。7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
搞工会工作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即在三大改造之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里的工会工作发挥得好，真正起了监督的作用；三大改造以后，工会工作起的作用显然比以前降低了。工会的同志在参加国际活动中也有这个印象：好像中国企业里的工会作用还不如苏联的大；甚至在有些人去了西德之后。袁宝华他们的印象：西德工会在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比我们工会在企业里的地位、作用更大、更重要；西德企业里的监事会有三分之一是工人代表，在企业决策中，工人的发言权很大。以我们的私营企业来说，在三大改造之前，实际上是工会说了算；在三大改造之后，很多工会的干部都成了公方的代表了，因为公私合营了。同样一个人，在三大改造之前，可以代表工人管理资本家、监督资本家守法、执行三大改造任务；在此之后，他们就觉得我就是公方代表，可以代表一切了。而工会里面的人也都是他们提拔起来的。这样，他就很自然地不把工会的作用放在眼里。至于国有企业，在根据地时就没有解决，就是一个党委、一个厂长。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之前，在东北时期是学苏联，搞的是厂长“一长负责制”。后来，毛主席坚持主张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此后，实际上党委说了算，有些地方是党委书记个人说了算。原来是厂长个人说了算，后来是党委书记说了算。在1980年曾经要实行厂长负责制，我们搞了一些试点，普遍地都不赞成，还是认为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仍未解决。在企业里，说起来工人是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搞得好一点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确实起了好的作用，搞得不好的地方，职代会、工会是个陪衬。
因此，在企业职工思想政治研究会成立之后，还专门做了调查，如：工人阶级状况，企业中如何做政治思想工作，……。调查应该说搞得还好，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研究会中的人，都觉得能参加这个工作，尽自己一份力，很高兴，很愿意。但到后来，把原来由7个单位联合组织的这个群众团体，实际上变成了宣传部底下的一个局级单位了。其他的单位都没份了，发言权也没有了；现在名义上还有，实际上的工作就比以前差多了。
厂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为核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三句话在文件里都有，话也到处讲；实际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句话是陪衬。党委领导和厂长，有的地方合作得还好，多数地方都不理想。在赵紫阳时期，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厂长说了算，用他话说就是：一个槽里拴不住两个叫驴。赵紫阳明白地反对“三个加强”、“三个积极性”的提法，他说：我就是要加强一个(厂长)、削弱两个(党委、职代会和工会)。后来，在有些地方实行厂长兼党委书记，配个专职副书记。在1989年，赵还提出要改造企业政治思想工作。改造的结果就是，党委成为企业或工厂的附属品。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批评了一下赵的说法，企业政治思想工作稍有振作，但时间不长。所以说，共产党当政以后依靠工人阶级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即共产党帮助工人阶级，使之成为真正的领导阶级，发挥其应有的领导作用--国家、企业主人的作用，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少数企业搞得比较好，多数企业都做得不好。现在也很难说，应从哪个方面入手来解决此问题。最近几年，我也没再兼顾这方面的事了。会议我也不参加了，也不好发表什么意见了。
    3 编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会议
第三个会，布置编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会议。
当时乔木提出，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编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为此，给上面写了个报告，经书记处研究同意，然后召集各部委的党政部门开会布置。书记处同意之后，负责组织布置工作的是中宣部。自此之后，开始出版《当代中国》丛书。这个工作一直到现在，总算延续下来。到1997年上半年，大概出到150卷。这里面包括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后来还增加了一个《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后来还搞了一个《地方简史》丛书。人物传已出了八大元帅和《张闻天传》，《王稼祥传》不久可以出来，最近中央又批准出版《彭真传》、《王震传》、《胡乔木传》、《马文瑞传》......。人物传已出的九种发行量不错，影响也很好。《当代中国》丛书，在搜集、整理、核实材料、保证材料的准确性、重要材料不遗漏这方面的要求，各卷都基本上做到了。在此基础上，写得、编得比较好的，恐怕不能说是多数。比较起来，军队那十卷，下的功夫比较大，写得也比较好。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十几年，各部委的有关材料总算做了一个初步的整理。在积累材料方面，应该说完成了一个大工程。这是我主编的各种书里的第一部，如算上"人物传"，就有两部大型丛书，后来还有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大全等。这对于中外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提供了确实可靠的材料，这个作用是明显的、也是好的。
    4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这个会议在1983年1月、7月先后召开了两次。
第一次是1983年1月，会前搞了一个1983年宣传工作要点，有三个：一是学习、贯彻、宣传十二大精神；二是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大造改革的舆论，大造尊重知识分子的舆论；三是为1983年下半年开始整党做准备工作。
    (1)公安工作不能没有敌情观念
这里有一件事，要说一下。企业政治思想工作会议请胡耀邦讲话，题目是：《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中心是讲改革。我听了他的报告，对他的报告提纲作了一些修改。在他的讲话中，说到各方面都要改革，经济体制要改、政治体制也要改，其他各方面都要改革。在讲到政治方面的改革时。他讲政法、公安工作也要改革。具体怎么说，我记不住了，但他的要点我记得很清楚，即政法和公安工作要适合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这段讲话给我的印象是将来的公安工作只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没有解决敌我矛盾的问题；现在的公安工作不适应，需要改革只是表现在这个方面。我给他提出意见，也对他的稿子进行了修改，我说：不能没有敌情观念啊，事实上不能否认还存在敌我矛盾、公安工作者的脑子里，议程中没有敌我矛盾，那这个公安工作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稿子改后退给胡耀邦，我没有存底。后来乔木从上海开会回来碰到我，说：稿子问题很多，你改得太少。他说他提了很多修改意见，也退给了胡耀邦。乔木修改的稿子是不是给我看了，我记不得了。因此，胡耀邦的这个稿子就没有下发。现在如果再来看他那个东西，里面的思路怎么样，我看很成问题。
    (2) 中共中央党校正规化教育之争
从这一年开始，职工要进行文化补课、短期轮训最低要补到初中程度吧；各级干部也要进行正规轮训，而且强调正规化教育，中央党校也进行正规轮训。这时王老在党校，后又调去了蒋南翔。一年内要达到什么水平，进行正规化教育要达到什么要求等等，都提出来了。后来，王老不当校长了，高扬去了，批评正规化教育，他根本不知道这是当时党中央的要求。为此，蒋南翔与高扬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
    (3) 关于《共产主义的实践活动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
在1983年1月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大家让我就宣传十二大发表一点意见。好像在会议之前，就开始酝酿，在这次会上，我就把一些想法归纳起来，讲了点意见，题目是：《共产主义的实践活动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就现行政策列举了十几个问题，每项政策如何体现共产主义精神，怎样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来制定和执行政策，讲了一遍，后来整理出来，发给各省市，征求意见；准备作为研究提纲，发给有关单位，主要是宣传部门、文教卫生部门来进行研究。这是一月会上的事。
    (4) 我对《邓选》的评价
    1983年7月17日，召开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议题有两个：一是讨论、研究上次会上发的提纲，经过讨论、修改，作为一个研究提纲，在这次会上定稿、正式通过，发给各省、市、自治区进行研究。我记得好像在报纸上也发表了。后来，我们宣传部分别约了一些水平高一点的人，分头写了一些文章，出了一本书，约三十多万字。二是学习、讨论《邓小平文选》(这时《邓选》已正式出版)。
我在这个会上做了一篇发言。当时，《邓选》出来以后，中央发了个通知，要全党学习；而且通知里讲，学《邓选》作为全国整党的思想准备。我这篇讲话把中外和党内外对《邓选》出版后的反映，概括成四句话：一，《邓选》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国大纲，这是日本人的语言；二，《邓选》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这是党内的话；三，《邓选》是实现四化建设各项任务的正确指针，这是我去西北，他们那里在学《邓选》时提出来的；四，《邓选》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是我自己加的。不论是别人讲的还是外国人讲的，我觉得这四句话归在一起，表明了我对《邓选》的评价。这是当时的评价。这四句话实际上是说，邓小平是新时期的代表人物，《邓小平文选》是新时期最重要的著作。我的评价是否站得住？总之，这四句话表明了我对他的一个态度吧。应该讲，这是出自我的真心，讲这个话时，我心里没有怀疑，没有犹豫。今天来看，究竟是否讲对了，我看，应该说基本站得住。
现在不都在讲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吗，究竟是以第二卷作为代表，还是把第三卷都包括在内。当时《邓选》出来之后，由我经手还搞了一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收了22篇文章，其中包括提出反对精神污染的那篇讲话，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那篇讲话《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这本书1987年又出了增订本，增加了1984年12月以来的论述22篇，全书共44篇。我对十二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作了两次传达，传达的内容收入了我的文集第二卷。《邓选》第二卷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两本书的编辑是我经手的。后来的第三卷，我和乔木都没有经手。
    (5)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在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是我在宣传部讲话的重要部分，后来正式收进《邓力群文集》第二卷，用的题目是《试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里面一开头讲了上述那四句话，然后接着讲："《邓小平文选》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在1975～1982年这关键性的八年中走过的道路，内容涉及国际国内，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非常广泛，非常丰富。总结起来说，《邓小平文选》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邓选》和学习的通知发下去以后，部委和地方纷纷进行学习、讨论，有各种各样的提法和发挥。四川省委搞了一个宣传学习的提纲，从理论上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哪些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李琦介绍他们在学习《邓选》时，列举了《邓选》中的十个内容。我这次讲话和四川、李琦的都不同。我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讨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这三个方面来讲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所提出的问题，所制定的政策，和实际生活里存在的问题。我最近又看了这篇文章，感觉还有点意思。讲主要内容或主要特点把理论和实践联系得比较密切，对实际生活里发生、出现的问题进行阐述，显得生动活泼。可以说，比较浅显地作出了理论说明，夹叙夹议，用家常话、日常用语来浅说理论，不是那么干巴、枯燥，在当时生活里头和理论原则里头的问题，都谈到了。这就使我想起，江泽民在“八九风波”以后，好像是建国40周年纪念会上，讲了一次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也是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谈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与我的讲话相隔好几年了，是大家集体创作的，讲得比较规范。我讲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广泛的统一战线，他那里是讲多党合作，互相监督；文化方面他讲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这里没讲到。
    (6) 第一次区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我在讲话中提出区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包含国有为主导，公有为主体，非公有制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但讲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能把个体、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而包含进来。可以说，在这里我结合当时社会实际生活的进展，第一次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或国家)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

二 考察文物工作及其他

开完这个会后，就为即将召开的全国文物会议做准备。为接触一下一些省级文物工作的情况，看看存在些什么问题，我出去考察、调查了四十几天。这四十几天实际也不单是看了文物工作情况。
    7月27日我离开北京，先是去承德。在承德参观了避暑山庄、外八庙；又到围场去了一下。接着到山西大同，先看煤矿，又看了云岗石窟。然后到雁北，了解农村情况和生产责任制在那里的实施情况。记得日本投降以后，我从延安出发，在晋西北转了好几个县，那时尽管是解放区，但人民生活仍非常贫困。这次去看了，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后又到呼和浩特，参观了昭君墓，了解了一些牧区情况。
在呼和浩特，正好碰上华北6省市在这儿开新闻工作会议。我在这次会上讲了一篇话，讲的是《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批评了胡绩伟的所谓人民性。他认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中央就要服从全国党代表大会；全国党代表大会就应服从全体党员；全体党员就要服从全国人民。这样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处理一切重大问题的唯一原则，可以代替一切的原则。按照这个逻辑，就要求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全民投票表决。另一个王若水，与他的观点相仿，认为党性来自于人民性，因此，人民性高于党性。在讲话中我都作了分析批评。
离开呼和浩特后到包头，去成吉思汗墓看了一下，还看了包头的军工企业和其他工厂。然后到河套，又到银川，看了西夏留下的几个墓、遗迹(几个塔)，看了一个山。又到中卫县，看治沙。又到刘家峡水电站去看了。然后去甘肃，在兰州碰上他们正在开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学术讨论会。我在会上讲了话、题目是：《知识分子的成长和在新时期的光荣职责》(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到敦煌，士酒泉，然后又从兰州去青海，参观了文成公主进藏路线，经日月山，去炳灵寺、塔尔寺，到龙羊峡，这时水电站已截流了。然后又回到甘肃，经天水后，看了麦积山石窟；然后去陕西西周遗址--岐山，到咸阳，在西安参观了一些文物点，其中包括玄奘译经的大雁塔，然后去延安，这是我解放后第一次回延安。然后又回到西安，去三门峡，到临汾、运城、平遥、太原，看了晋祠。一路上看了这些文物点，对文物的收藏、挖掘等事情有些感性知识，为后来的文物工作会议做了点准备。知道了文物工作中有哪些事情，是含什么状况。
这次共花四十来天，有些收获。第一，接触了文物工作中的问题；第二，了解各地区学《邓选》情况；第三，在延安、西安提出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以往提此，只重视艰苦奋斗，后来彭真讲延安精神主要有两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艰苦奋斗。我觉得把实事求是加进来很好。第四，一路上接触了不少在艰苦条件下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很重要的贡献的知识分子，表扬并提倡发扬他们这种精神，这集中表现在我在敦煌吐鲁番学会会议上的讲话中，后来在《红旗》发表了。第五，提出西北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在这样条件下，要重视广播事业的发展。第六，提出要重视师范教育，那时是搞好小学6年义务教育(后来是9年义务教育)，全国三个指标：入学率90％，巩固率60％，合格率30％，西北情况很差，合格率只有20％，这里的关键是师资水平太低，小学毕业教小学，初中毕业教初中。我提出：普及6年、9年这当然对，但重点应把师资搞好。现有师资要培训，新的师资要正规培养，有了合格的师资，普及才能合格。没有师资，勉强上学，但毕业以后不合格，也没有用，这就等于硬性推广和普及，老百姓也不干，长期下去也坚持不住。后来就这个问题以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认真抓好师范教育是普及教育的关键》。我在几个地方都讲这个问题。应该说，这个问题提得比较好，合乎实际啊。
    9月6日回到北京，9月7日邓小平同志找我谈话，说：二中全会就要召开了，准备在二中全会上讲一篇话。要我们替他整理，他似乎很有准备，提出了一个讲话要点：一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二是组织上的巩固要力求纯洁，把"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干部，清除出党。这在后面再细说。

三 两件突发的事情

    1 经济决策程序的变化
按时间顺序，先讲第一件，经济工作里的问题和经济决策程序的重大变化。
    (1) 3月17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策
在1983年3月问，开了一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专门谈经济工作的问题。我列席了会议。会上发言的主要是赵紫阳和陈云同志，先念、小平和耀邦也讲了话。发言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是批评胡耀邦的。
在这个会议之前，胡耀邦一直在找各个部委谈话。在十二大报告准备的过程中，胡就在找各部委谈话；十二大之后，他仍在这样做。他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搞高速度，他批评乔木、赵紫阳以效益压速度。鼓吹加速增长，要在第一个十年里提前翻番，免得为后人留下包袱。他还指名道姓地讲：我们这些人要多干一点，就可以为启立他们上来创造条件，使他们的包袱轻一点，好轻装上阵。他这样一讲，对国务院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十二大以后，差不多一年时间里，国务院的计划做了向下的调整，要“保四争五”。胡对这个速度不满意。那时，生产责任制在农村普遍地推行了，确实农业情况一年比一年好，粮食产量和农产品产量都比计划规定的指标超过将近一倍。到了1983年，胡耀邦讲：现在发愁，粮食消费不了余下的怎么办。他还做出了非常乐观的估计：将来中国很可能成为粮食出口大国。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也有点坐不住了。1982年"保四争五"，超额增加很多，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突破7％；1983年"保四争五"，实际结果也超出不少。邓小平找国家计委的人谈，说，"保四争五"超过很多，超过部分会不会形成积压、派不上用场，造成浪费。当然，这是他的一种担心。鼓吹高速度的主要是胡耀邦。
当时，国务院的计划刚刚颁布实施，胡就找各部委谈话，讲什么有水快流，到处发动农民开矿山。这样就使赵紫阳、姚依林很为难，宋平他们也很难，姚、宋还给邓小平和政治局常委写了信。本来是想少数几个人谈，邓、陈、先念，加上胡耀邦和赵、乔木、姚，对胡在小范围里做些批评。邓小平说：做些批评可以，他也愿意听。但又表示担心：批评了胡耀邦，他如果表示不干了，怎么办。结果就没让胡参加，只有赵、姚、乔木到邓小平那里谈。陈云不知因为什么事，没参加。事先几人相约，由赵向邓主谈。但赵很鬼，到了邓那里，他缩在后面，把乔木推在前面，自己扮演帮腔角色。胡乔木发言时说，胡耀邦对社会主义信念有所动摇。小平同志认为这样说过头了。对胡乔木不高兴。几个人向邓汇报之后，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3月17日上午开会，第一个是赵讲，讲历史的经验是：每次都是这样，几年顺利发展，就坐不住了，头脑发热，高指标，浮夸，折腾，搞不下去了，再调整。他还列举了解放以后的几次这样的过程，说明1980年以后，经过调整，1981年情况好了。1982年、1983年更好，于是现在有的同志头脑发热，又想折腾一次，没点胡耀邦的名，但很明显，听得出来，是说胡耀邦的(我有一个专门的记录)。赵讲了四个问题。接着陈云同志讲了十条意见，然后是先念同志讲，然后是耀邦讲，最后是小平同志讲。这个会议确定了一条，即以后的经济工作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就交给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付诸实施和指挥，或者由财经小组提出意见，经过政治局、书记处做出决定，交由财经小组组织实施。后来陈云讲，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是明确了经济工作决策的程序，主导权由书记处转到了中央财经小组，换言之，就是由胡的手里转到了赵的手里，帮了赵的忙。会议结束之后，乔木和陈云商量，把会议记录、发言整理出来，然后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会议，进行传达和讨论。在这个事情上，可能有点疏忽，陈云同意之后，乔木没有向邓小平请示、报告。邓小平知道了此事之后，说：这个会不要开，已经整理的东西，全部封存存档。
    (2) 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发生的事情
    3月17日上午开的政治局扩大会，恰好当天下午，我到新华社的分社社长会上讲话。我没有请示，就做了传达。一开头，我讲：你们这个会，我本来早就要来参加，因为临时发生了一件事，遇到一点麻烦，把日程推迟了一两天。那件事办完了，正在发愁，来这里讲什么。恰好上午开了政治局扩大会，我就把会议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进行了传达。当时记性好，因此可以说把上午的会议原原本本地全部传达了。会后，胡耀邦不知听什么人给他传话，说邓力群在会上传达了一些话，很多话都是很好的，但有一句话，说中央最近出了一点麻烦。胡耀邦当天晚上就向邓小平做了报告。
    3月18日上午，小平同志就把我找去了，我还以为是为了周扬的事。我说：我最近惹了点麻烦，刚处理完，正在给中央写报告做汇报。邓小平同志说：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听说你在新华社讲了一篇话，说中央最近出了一点问题。我说：我没有这样讲，我说的是：出了点麻烦，指的是周扬讲了一篇话。小平同志说：胡乔木最近讲了一篇话，其中有一个说法：耀邦对社会主义信念发生了动摇，这个话就讲重、讲过了嘛。我说：乔木的这个话，我确实没听到过。但中央出了点问题这个话，我没讲过。我说：我的讲话有录音，上面有我的原话。这次传达，没向中央请示，这点是我不对。但那句话我没说过。后来，请新华社根据录音把我的讲话从头到尾整理出来，把我的原话划出来，一看就是指周扬的事。另外，我写道：我没有说过最近中央出了点问题。我把上述东西送给了胡耀邦，他是否给小平同志送，我就不清楚了。上述两件东西，现在我还留着。后来我还在《红旗》的联络员会上，扼要地讲了一点精神，比新华社讲得少多了。
    (3) 胡赵争论
    1983年之前，邓、陈之间一直合作得很好。由这件事可以看出来，到了1983年，胡、赵争论，以及邓、陈分歧，开始显露出来。到整党时，胡又采用了另外一个办法，在书记处的会上，要各部委一个一个地汇报整党情况，但实际上是汇报经济工作的情况。他后来讲，经过这个汇报和整党，要端正中央各部的业务指导思想，还是那套高速度的道理。所以说，胡、赵的矛盾一直到1986年。在1986年做精神文明的决定时，他俩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我，不知是什么道理。在1986年以前，在整党过程中、在反对精神污染的过程中，赵对我还是比较关照的。这主要是因为反对精神污染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他不能不跟、不能不维护。后来到了1985年，又出现了一次跳跃性的增长，新的折腾又来了，一直搞到后来的"闯关"。这算是一件事。
    2 周扬讲人道主义和异化引出的事情
第二件突发的事情，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讲人道主义和异化引出的一连串影响巨大而深远的事情。这对于我来讲，也是突然的。这件事放到下一篇《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中去讲。
注释：
①邓力群：《一个呼吁，一个请求》。《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