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十七）

1998年8月19日

江泽民传话给赵紫阳：“这是你自己造成的！”

1998年3月，一年一度的人大将要召开，我曾写信给赵紫阳，建议他是否就关於个人自由，恢复公民权利问题，向人大会议提出来，同时，我也将安志文的看法一并作了转告。安认为提出恢复个人自由，容易得到党内外老同志的同情，若提“六四”问题牵动面太大不好办。后来，社会上又传言，赵紫阳写了第二封信，我也得到一份，但不知是真是假（因为社会上流传的事也多），鲍彤对外声称，这是真的，完全像赵紫阳的文笔语气，为了核实起见，我就於1998年8月19日去赵紫阳那里，见面后，首先将这封材料交他看。文中主要提了这样四个问题。其原文如下：

一、关於国有企业的产权股份化改革的问题

国有企业的经营不善和巨额亏损现在已经成了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机制能否正常运转的关健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同时会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少数人利用经济改革中发生的产权不明确而上下其手，化公为私，制造人为的社会不公。我认为，厉以宁^①等同志多年前就提出的逐步进行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革的意见是正确的。必须大刀阔斧的进行在法律保障下的产权变革，经由国家立法的形式，把国有企业的股份化纳入法制运行的轨道。比如，是否可以先试点，通过由国家向国有企业职工发放有价证券或股票的方式，尽可能使大多数职工在这一改革中得到实惠和基本生活的保障，以减少产权变革过程中造成的社会震荡。我以为，只要党的决策层不犹豫，不动摇，争取在三四年内完成这一根本的、关键性的改革是完全可能的。

二、关於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

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经济基础发生变革的过程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否则，经济改革既不能持久，也不能彻底。粉碎四人帮以后，是小平同志鉴於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第一个提出进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的。他正确地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使这一制度不因领导人的变更而改变，也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只是由於后来出现的一些不正常情况，才延宕了这一改革的进行。然而这一耽误却使党和人民蒙受了重大的伤害，其中包括发生像八九政治风波这样历史性的失误。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建议，党中央在起草十五大政治报告时，专门补充关於政治体制民主改革的章节。党向全国人民承诺有阶段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步骤。我以为，当前开放县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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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厉以宁（1930—），江苏人。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

政府首长直接民选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必须坚持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宪法规定的公民权

利必须得到确实的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真正落到实处，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必须是公开、公平

和公正的。为了确立宪法的权威，我建议可考虑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建制下，设置独立的宪法法庭，公

民可以通过宪法法庭追究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宪行为。

在关於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我建议同志们重温毛泽东同志五十年前的一段话：他说：“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只有坚持这个原则，我们才有勇气迈出政治体制改

革的步伐。

三、关於建立健全的党内民主制度的问题

回顾我投身革命事业的六十多年中，我认为，对党的事业伤害最大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违反党内民主原则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几乎把我党几十年来经由无数奋斗牺牲得来的革命成果毁於一旦。为了防止重犯这样历史性的错误，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我党於1980年制定了《关於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在党内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之后在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废止了党的主席制，规定党的总书记在党的会议上只能以平等一员的资格参与会议和进行表决。这些规定对防止党内权力过分集中於个人和发扬党内民主起了积极的作用。事实证明，执政党只有坚持党内民主的原则，才能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贯彻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但是，在小平同志晚年，囿於传统和现实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党内的集体领导没有得到坚持，党内一再发生违背民主原则的现象。在处理耀邦同志辞职和八九实行戒严这两起政治事件中，我党迁就小平同志个人的意志，未能严格按照党章及《关於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办事，在处理耀邦同志的问题上，我本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离开中央领导岗位的七年中，我有机会重新反省我入党以来的全部生涯。我发现，只有我们坚持党内民主原则的时候，我们才可能问心无愧地履行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义务，当我们因某种功利的原因而放弃原则时，我们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和良知的遣责。

鉴於上述认识，我冒昧建议中央可否考虑废止关於以个人为“核心”的提法。按照毛主席的教导，

“核心”只能是党，是党的领导集体，任何个人，不管才能有多高，贡献有多大，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党的“核心”的，以个人为核心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於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学说的，客观上也会助长党内的个人迷信。

列宁指出，“阶级一般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而政党通常由被选举出来的少数最有经验的、最忠实的、最富有牺牲精神的党的领袖集团来领导的。”列宁认为党的领导核心应该是集体而不是个人。列宁毕生为反对个人崇拜和领袖个人专断而斗争。遗憾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集体领导的民主原则往往被违背和遗忘。这也是我党历史上产生像文革这样无法弥补的重大错误的主要原因。

四、关於坚持革命人道主义的问题

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向党提出最后一个建议，即我们应该弄清楚，我们共产党人究竟为什么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问题。解放战争快结束的那一年，我的父亲因为被划为地主，被我家乡的土改工作队镇压了，（宗注：这非事实。）当时我作为党和军队的重要干部，坚持革命原则，说服自己相信镇压地主是必须的、应该的。

今天，我回顾这段往事，我遗憾我没能尽力按人道主义的精神挽救我父亲和其他许多罪不致死者的生命。因为即使为了革命的理由，也没有必要从肉体上来消灭那些没有反抗行为的剥削阶级分子，当小平同志宣导改革，我们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以来，更促使我对党在历史上长期实行的消灭剥削阶级分子的政策有所反思。实际上，这是要不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原则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并不是要无谓的增加人类的牺牲和痛苦，而是为了增进人类的文明和幸福。马克思说，“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自由发展的前提”，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革命过程中可以避免的流血，即便流血者不属於我们同一个政治阵营。我想我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於无产阶级不仅要解放自己，也要解放全人类的原则的。当我认织到这一点之后，我就把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当做我的一个基本行为准则，这就是我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为什么坚持反对戒严的主要原因。因为按当时的形势，我意识到，实行戒严的必然结果是流血，遗憾的是尽管我竭尽所能，也未能制止事态向我最不愿

看到的方向转变。这就是我被指责为“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由来。也许我没有完全按党组织的

要求来行动，但我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人道主义原则来行动的。

1989年5月16日，我对来访的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党有决心面对快速改变的外部环境，我们党将能顺应历史的潮流。”今天我还是认为，我们党能不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关於按事

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的原理，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是我党能不能再次得到人民认

同的关键。

以上就是我在小平同志去世后向党的十五大筹备组提出的四点意见。我再次申明，我是一名忠实於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员，我向党写这封信，是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完）^①

赵紫阳大致翻阅了一下，随即说，这是假的，不是我写的。我说这却反映了社会上人们的心态、一些看法和政治需求（注：故特收集於此，供参考），就是鲍彤也对外界声言是真的。赵紫阳说：我写了一封信是不错，但不是这个内容。随即他将列印的信稿交我阅看。据我回忆其内容全是针对江泽民的一句“这是你自己造成的”传话而写的。

由於赵紫阳在1997年中共召开十五大之际，写了一封建议重新评价“六四”的信，触犯了江泽民，

始则批评赵紫阳不照顾大局，继则进一步实行软禁予以惩罚。当赵紫阳提出这样限制一个人的人身自由对一个党员和公民权利的剥夺是违反党章，违反宪法时，江泽民则又怒言相加：“这是你自己造成的！”

我看了之后，心里也憋气，一直在沉思：一个国家领导人怎么能这样对待问题呢？好像是在表示说：谁叫你赵紫阳乱说乱动啦！对你限制自由，进一步软禁这个苦果，自然应由你自己去吃！这显然是一种毫不讲理的做法，也说明了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心胸太狭小了！作为一个政治家太没有风度了！倒不如明确地说，对你赵紫阳就是在进行专政，不准乱说乱动，如今你乱说乱动了，我江泽民握有专政的权力，就是要对你执行制裁！这样，倒显得有点政治家气概和风度说的话；其所以如此，也只能表明他自己是理屈词穷罢了！

1998年9月18日

“第三次思想解放只能是政治改革”

我上次曾送给赵紫阳一本北京的畅销书《交锋》^②。今天（1998年9月18日）赵见了我，他首先说：“这本书我看了；第三次思想解放只能是政治改革，而不是姓公姓私的问题”。

一般看法是：文革后第一次思想解放主要解决个人崇拜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毛主席的问题。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那时，“左派”一般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市场经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认为实行“特区”就是殖民地化，引进一个外资，就是多一分资本主义；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基础。江泽民也受此影响，大讲“反对和平演变”。如果不从姓“资”姓“社”这个思想枷锁下解放出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被扼杀，就会半途而废。

那么，第三次思想解放是什么呢？应该怎样看呢？《交锋》认为第三次思想解放是姓“公”姓“私”的问题，中共十五大明确了“抓大放小”，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的确有所突破；因而《交锋》认为这是第三次思想解放。然而，经济学界认为，仍属於经济范畴。

赵紫阳对我说：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解决市场经济问题不行，不解决所有制问题也不行，这乃是市场经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赵认为由於经济改革与政治政革不同步，腐败愈演愈烈，发生了机体性的腐败，使市场经济在向畸形的方向发展，已成为突出的问题。赵对我一再说：“第三次思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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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信已收入吴国光、张伟国、鲍朴主编的《紫阳千古：赵紫阳纪念文集续编》，题为：《赵紫阳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委员的信》，时间是1997年10月13日。②《交锋》，马立诚、凌志军著《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1998年北京出版的畅销书。

放只能是也应当是政治改革。”在这个问题上，他说：“自己的思想也有个认识变化过程。开始认为

群众吃的还没有解决，谈什么进行政治改革。后来认为这个问题不结合进行，社会腐败无法解决。”

我说：政治改革滞后，这大概是全国上下人们的普遍看法。但据我所知，江泽民对此却不以为然，对政治改革滞后这个说法是颇为反感的。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权力市

场化”现象一直在发展，形成权钱交易，大量侵吞国家财产，再加上乱摊派乱集资，敲诈勒索而使民

怨沸腾，形成了特权阶层和两极分化，使社会矛盾越积累越大。这都是由於政治改革不配套造成的。

我又说：国外有人评论说：“江泽民的机遇是政治改革。”

我认为这确实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如果说毛主席抓住了历史机遇，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抓住了历史机遇，实行了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开辟了新的航道。那么江泽民就应当抓住机遇进行政治改革，把中国推向民主化现代化，实行向民主政体的转型。

遗憾的是，江泽民不是利用这个历史的机遇，进行政治改革，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使之走上现代化，而是在上台后一再声明：党的前两任总书记“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他大讲：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要大力反“和平演变”，这就是对外仍要坚持“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对内则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变，限制私人经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后又提出反对“西化”，不能学西方政治那一套，这就是所谓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不能动摇。这也就是说，经济上要继续实行改革开放，推进市场经济，政治上则仍要高度集权，实行专制政体，亦即邓小平确定的“四项基本原则”一定要坚持下去。

因为市场经济是天生的自由派，它要求公平、自由、有序地进行，它不承认任何特权和个人权威，只接受民主与法制的引导；它要求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自由、民主与法制的新秩序，来扩大发展自己的活动空间，这是世界的潮流。

在1989年批判他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赵紫阳曾说过这样的话：“在实际工作中，我还深深感到

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时代的潮流……人们的民主观念已经普遍增强……而且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不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条路，我们与其被动的走，不如自觉的主动的走。”

赵紫阳根据自己的体验一再对我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革命胜利后不可能立即建设社会主义，只能为社会主义创造和准备条件，应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他认为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即使实行私有化，发展资本主义也没有什么可怕，也没有可责难的。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走向共同富裕。赵明确地说，这就是改革的理论。也就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赵的思想是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而使中国转向民主政治。

赵从历史的回顾对我说：中国百年来，为在中国实行现代化，自戊戌变法开始，许多仁人志土所争论的想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老办法，来解决并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办不到的，就是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容纳不了市场经济。

赵紫阳很欣赏李泽厚^①有关“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提法，他认为要实行现代化，就是要西化，就是要实行西方那一套。它乃是世界现代文明的主要潮流，要与之接轨。他认为西方的议会政治还是比较成熟的，是一种好形式；国会可以制约总统，议员又受选民所制约，无论总统或议员，你不代表人民说话就不选你。

从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出发，赵又对我说：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社会矛盾多，人员素质差，容易发生变乱动荡，如在中国实行多党制，可能会产生上千个政党。然而目前中国实行的一党专制政体也专政不下去，实行民主政治应采取逐步渐进的方式，如强调人大、政协的作用，予以制衡；实行地方自治；发挥工会、妇女团体和社会各民主党派的作用，并让有各自利益的代表予以制约；应逐步实行民主政治，建立民主政体。

赵最后又说：中国的改革，虽然经过曲折的道路，但总算走上了市场经济的轨道，这是值得庆幸的，随之而来的必须是政治上的改革开放。自己有这个使命感，也有此抱负。要把改革事业进行到底，

可是未能如愿。实在是遗憾，甚感伤怀！此时他指着自己住的四合院，对我的小孩宗培英说：“我就

这么大的活动空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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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泽厚（1930—），湖南人。哲学、美学名家。倡“告别革命”说，1992年旅居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