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十二）
1996年10月29日
同杨继绳、张广友的谈话纪要
他们二人因需核对一些历史材料，要求和赵紫阳见见面。经同意后，今天由我带领，由杨继绳整理叙述如下：
赵紫阳开始谈到他的健康状况和日常活动，赵说，除了眼睛，身体很好，一个星期打两次高尔夫
球（他的写字台上有一本《中国高尔夫》杂志）。同意我去打，但只能在指定的地方打，别的地方不
能去。看看电视，爱看历史剧，不管写得好坏。看书少。看些闲杂书。《国内动态清样》①看不到了。资讯也不灵，国事已经很淡了。不能说不关心，的确是淡了。对当前事想得少。想多了也没什么意思。
谈到境内外写他的书时，提起《赵紫阳传》的作者赵蔚②，赵说：我不认识。他是抄报纸写的。我的家庭情况他也写得不对。在谈到《赵紫阳的崛起与陷落》这本书，问他看过没有，他说，我没看过，听都没听说过这本书。吴江的《十年的路》我看过，再版了也听说过。他的书我很不高兴。对我评价好坏无所谓，但事实不对。他说1984年我给邓写过信，告了耀邦的状。没这么回事。我是写过信，但信中根本没有讲耀邦。我不认识吴江。听说他很严谨，是个学者。不知道他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分析评价无所谓，重要的事实不能编造。这一点我对他不大谅解。我处在这样的处境下，编造更不该。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开说清楚。他曾是耀邦周围的人，他说的话有影响。我给邓那封信是灵机一动写的。陈俊生在人大会上发言有个简报，谈到长治久安问题。这就引起了我的动心，写了这封信，当中说要实现长治久安，需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指政治局及中央常委的领导制度问题。要建立制度，不因人的变动而变劲，真正在中央领导集团实行民主集中制。
这封信，除了看了陈俊生的发言以外，因为领导制度问题我过去想过，我当总书记的第一件事就是搞书记处和常委的议事规则。我主张重大的事情必须一人一票。否则谁赞成谁不赞成，多少人赞成，不清楚。事情一过，就会说“我当时就不同意”。我主张重大事情举手或投票。但这个想法没能实行。党内要有制度，还要遵守制度。《关於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③很好，就是没有执行。我们人治的传统、特点太厉害了。粉碎“四人帮”后，叶帅④出来进去地说“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党内生活
不正常”。问题在没有制度。有制度就好办。我写的那封信就是这个意思。信送上去后我没有再问，
也没有回音。
杨问：有人说，“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是您先提出来的，是不是这么回事?
赵答：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有个发言，其中有这个意思。我在经济领域是改革者，在政治领域是保守者。现在有改变。在四川工作时，一位陕西工人给我写了一封信，说“经济上您是反左的，政治上您是反右的”。后来我跟别人说过这封信，说这两句话有道理，承认我是有这种想法。到北京工作后，还是不赞成政治上搞得乱糟糟的。有人说我赞成新权威主义。不知道这个人说的新权威主义是怎么回事。（宗插话说，新权威主义是吴稼祥提出来的。）我不认识吴稼祥⑤。有几个学生到台湾中央研究院，他们很欣赏美国的民主，认为台湾比大陆民主。一位台湾教授教训这几个年轻人说：“你们应当了解一下台湾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一段时间的强人政治，获得一个稳定时期，使经济得到发展，台湾就没有今天的民主。
1988年，有一次我去小平那里，小平提到方励之⑥。我就把上面说的事讲给他听。有一种新权威主义，就是政治强人稳定形势，发展经济。他说：“我就是这个主张。但是不必用这个提法。”我的确主张过政治上不要慌慌忙忙搞改革。现在我的想法有改变，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要配合，如不配合，经济上搞市场经济，政治上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这两套很难长期在一起，矛盾会很多。但是我也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过急，要渐进，要考虑社会承受能力。不能搞得天下大乱，不能像走马灯一样换领导人，今天你在台上，明天我在台上。西方这样可以，社会照常运转。中国不行，几个月换一次领导人，什么事也干不成。台湾地方小，人的文化教育程度同
我们也不同。他们经过了一个过渡时期，现在他们一个大党，一个小党，目前还不能形成轮流执政，
但有合法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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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内动态清样》：新华社编印的内参文件，刊载国内重大事件与党内高层重要政策，每天1－2期。保密级高，发至省级。俗称“大参考”。② 赵蔚，中国青年学者。1988年在香港出版《赵紫阳传》，1989年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再版。③《关於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9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基於文革教训，准则强调党内民主反对个人专断的重要性。④ 叶帅，叶剑英（1897-1986），广东人。中共军事家、元帅，逮捕四人帮的主谋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⑤ 吴稼祥（1955－），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倡导新权威主义。⑥方励之，（1936 —），浙江人。物理学教授，著名天体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1986年学潮的精神领袖之一，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党籍，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后，逃入美国大使馆，被中共通缉，一年后流亡美国。
谈到“六四”。赵说：“《许家屯回忆录》①写的“六四”那一段是符合事实的，大体是那么回事。”
我们的话题又转到十三大中央的人事安排上。赵说，外面传说，十三大时议论万里当总理，我不赞成，说宁可让李鹏当总理也不让万当。这是胡说八道。耀邦下台后没有中常委，只有一个由我牵头的五人小组，五人小组主管日常工作。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小平委托“七人小组”，七人小组由薄一波牵头。七人小组直接对小平负责。我这一层也在七人小组议论之列。常委名单中，除了后来定的五个人外，还有万里和田纪云。这两个人大概是小平提的。“七人小组”在征求老同志意见时，坚决反对万里进常委，姚依林说：“万里如果进常委，国家一旦有事，他就会带头起哄。”陈云也反对万里进常委。“七人小组”向邓汇报这个意见，邓才同意万里不进常委。剩下田纪云。姚依林突然提出田纪云有什么什么问题。邓小平说：“万里不进常委了，又说田纪云有什么问题（这不一定是事实），但时间很紧了，田纪云也下来吧”这就定了五个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这一段情况有些我是从邓那里听到的，有些是从薄一波那里听到的。所传说的万里当总理，实际上从来没有这个说法。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下一届总理必须比我年轻。万不能进常委后，邓曾同我交换过意见，议万里当人大委员长。邓把这个想法告诉薄一波。“七人小组”也不赞成。这时邓就找万里谈话，批评他：“你是怎么搞的，人事关系搞得这么紧张。”邓要万里挨门挨户去访问,做自我批评。万里到我家来过一次，他说还去过宋任穷②家。
人事安排邓委托“七人小组”搞，不是邓一个人定的。“七人小组”还要向陈云汇报。
在问到：李鹏怎样当上总理的?
赵答：总理人选只有李鹏一个人。当时比我年轻的只有李鹏和田纪云。田纪云嘛，没有人提他。
我也不好提他。有人说我提过田纪云，没那么回事。对李鹏当总理有些人有不同看法。邓说：“他年轻，知识面广”。不知道小平怎么会认为他知识面广。（杨问：邓大姐起了什么作用?）邓大姐起了什么作用我不知道。在考虑李鹏当总理时，有人担心他只懂电力，不懂经济，就提姚依林。小平否了，说姚年纪太大，身体又不好。
话题又转到“六四”。赵紫阳说：大概是5月3日，在万里出国前，我到万里家和他长谈了一次。
谈得比较好。我主要向他讲了学生的事怎么看。现在开放搞了这么多年了，外面什么东西学生都有印象，学生们觉得什么话都可以说。老一代人的思维方式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学生说我们不好，不能就认为是要颠覆我们。这样，本来不是对抗性的就搞成对抗性了。有的人把学生的话，收集起来，往这儿送，往那儿送。往邓那里送，说矛头指向邓了，把邓激怒了。我说这事没有什么了不起，采取对话疏导的方式可以缓和下来。我说时代变了，思维方式也要变。不能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学生的言论，否则就不可能理解今天的青年，反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万同意我的看法说：“对呀，李瑞环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太软了，主张中央要坚决一些，李瑞环不对呀！”万也认为，开放时代的青年思想变了，我们还是老思维方式不行，一听到不同意见就说反党。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的看法比较一致。
“六四”以后没有把我送上法庭，是因为我在国外有影响。不能像鲍彤那样秘密审判。鲍彤有什么事?查清了，什么事也没有。说他反革命煽动和泄露机密。什么机密?起诉书说，有人问他“赵是不是不行了?”他回答：“一个星期以后就知道”。这也算泄密?就连这件事鲍彤都说没有。说他反革命煽动，一是议论了朱琳（李鹏爱人）出国时丢了一个假项链，紧张得不得了；二是议论了戒严。反革命宣传和泄密这两个罪，这样随便就可以加上，审判鲍彤连证人都不让出庭。现在说是把他放了，但还是不给他自由。天天讲法，这是什么法?
原来搞鲍彤是为了搞我的问题。以为我和学生私通，还通过鲍彤跟外国人私通，结果什么也没有。
他们查所谓索罗斯基金问题。索罗斯是匈牙利人，一个大富翁。他出资金支持体改所的研究工作。他有没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我不知道。对这个人，公安部和安全部看法不一致。公安部认为他有这个
背景；安全部认为没有这个背景，他是安全部的客人。公安部1987年7月给我写了一封信，说索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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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许家屯回忆录》，中共驻港领导人许家屯流亡美国后，1999年由台湾联合报出版的回忆录。②宋任穷（1909—2005），湖南人。解放军上将，曾任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中组部长，政治局委员。
反共老手，支持匈牙利事件，支持波兰团结工会。我比较慎重。把公安部的信批给了安志文（当时安是体改委党组书记），让体改委同这个基金脱钩。我的意思是社会上对体改委的议论已经不少了，不要再增加议论。
鲍彤的事是先入为主。李鹏对邓说过鲍彤是坏人，说我受了鲍彤的影响。在老人家脑子里留下了印象。
赵紫阳接着又对胡耀邦下台和万里的一些事进行解释。他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都没有。“七人小组”也没有决定权。他们只能到几个老人那里听取意见。小平、陈云二人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毛主席当年也是这样。“赵孟能使贵之，亦能贱之。”这是东方政治，更是中国政治的特点，历来不容改变的。
我当总书记时，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对宣传部长王忍之①我很不满意，我还駡了他一次。只能骂骂而巳，换不了他。因为有人支持他。耀邦一下台，他很快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我问他：“拨谁的乱?反谁的正?拨胡耀邦的乱?不能全算是胡耀邦的问题吧?”我还说：“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於你”。他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偶尔失言。”我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和他在一起听批评的还有王维澄②。我骂他时胡启立也在场。
这一层人都不是在前台的人所能决定的。总书记胡耀邦不能决定我能不能当总理。在最高领导层的人事上，我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陈），第三位（先念）有
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只要两位老人达成了一致，就成了。稍微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不会相信耀邦
下台我起了作用。
吴江讲的几件事情都不符合事实。说耀邦赞成邓退休，邓就让他下台。耀邦决不会说“我举双手赞成”，邓也决不是在这件事上对耀邦有意见。耀邦下台前，邓从来就没有对我说过他退不退的问题。外国记者问我邓退休问题，我从不回答。
小平对耀邦很好。有这样的结果是两个人政见不合。主要是对知识分子问题。从反精神污染沿下来，到同陆铿谈话。同陆铿的谈话是导火线，86年学潮也是导火线。仅这次学潮小平不会把耀邦拿下来。小平跟耀邦分手与跟我分手不一样。“六四”前邓对我是信任的。他认为“六四”看清了我，说我是“自己暴露的”。小平跟我分手没有耀邦那么长的过程，只是“六四”，他同耀邦是几年的积累。他对耀邦的信任一年一年地减少，最后到完全不信任。
耀邦下台我没有为他说话，也没有落井下石。为什么不为他说话?说也没有用，我也认为耀邦再也无法干下去了。
耀邦下台后，在我脑子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对待反自由化问题。搞不好就会伤害很多人。耀邦一下台，邓力群一批老人劲头大得很。他们一搞就会伤很多人。我跟邓力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裂的。他恨我胜过恨耀邦。我把他的研究室撤了，不让他管意识形态。耀邦不敢做的事我做了。这是因为他们劲头太大，没有周旋的余地，我在国务院工作时不知道耀邦的苦处。我一当总书记就怕意识形态这件事。我说我这个人对意识形态没兴趣，也不大懂，只喜欢干些实实在在的事。反自由化上有小平，下有邓力群，还有中纪委，我很难。开名单啊，一批一批地往上送啊。中顾委一些老同志一说反自由化，就认为过去几年都错了。还好，我把我的想法同小平彻底谈了一次。他这根神经（怕否定改革）比较紧。我跟他谈了一次，他转过来了。说，不能这么搞。这就产生了我的“五•一三”讲话。我不愿
当总书记，但是，在反自由化的情况下，我认为我在这个位置比别人要好一些。要让别人当总书记更
不好办。
小平在政治上决不放松，经济上他无所谓，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行了。这也是你提的“政治上反
右，经济上反左”那个问题吧?我现在认为，长期政治上专权，经济上放开，不行。现在社会上很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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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忍之（1933—）,江苏人。曾任红旗杂志副总编、中宣部长（1987—1992）,社科院党委书记,全国政协常委。②王维澄（1929—）,浙江人。曾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共中央政研室主任、全国人大常委。
题归根结底就是在这里。再这样搞十年，中国社会成什么样子很难说。
现在要找到政治体制如何逐步适应经济基础的办法。现在这个问题是禁区，不允许讨论。这就找不到建设性意见。
腐败啊，社会风气不好啊，问题都在这里。解决这些问题原来的办法不灵了。不研究新办法只好用老办法。整风，整党，教育，培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另外的原因。只有完全回到过去，所有的都由国家安排，离了国家饭都没吃的，老办法就有效，能回到那个时代吗?又想搞市场经济，政治上又想搞老的那一套，不行。怎么办呢?这个很重大的课题，要允许讨论。闭着眼睛不看现实，只搞思想净化运动，是不灵的。有人说现在的办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我看连标也治不了，都是空话。
现在社会上这些问题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如何改变?过急了不行。完全照搬外国的也不行。但是，怎么走，要允许讨论。他们怕一说可以讨论，就收不住了，还是搞舆论一律。
杨问：听说1975年您去四川时，小平同您有一次重要谈话。1976年您在这个问题上保护了他。这是他后来起用您的一个原因。是不是有道回事?
赵答：1975年我去四川时，小平是同我谈过一次话，主要内容是要大刀阔斧地干，不要怕人说你是“还乡团”。那时派贾启允①到云南，小平也同他谈过这样内容的话。在批邓时贾启允慌了，沉不住气了，把这段话说了出来。“还乡团”②就成了邓的一条罪状。我当时觉得这是口头谈话，就没有说出来。
杨问：外面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北京风波时，邓之所以没有采纳你缓和矛盾的意见，是因为那时邓对你不信任了。而不信任的原因是陈毅元帅的儿子③让您跟邓划清界线，您接受了，您下面的人还按
照这个想法有些活动。有这么回事吗?
赵答：你说是陈小鲁吧?他曾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工作过。北京风波时我没见过他。我下台前没
同他接触过。他当驻英国使馆武官时，我在英国见过他。我下台后，他来看过我一次。我说：你还敢看我?他说，我已经下海做生意了，怕什么?
杨问：前一段时间外面传说，杨尚昆今年曾表示，趁老同志还在，把“六四”问题搞清楚，他可以承担责任。有这么回事吗?赵答：不可能！
此外，在此我附带说一下，随后杨继绳还想要求核对两个问题（由於时间原因，没能核对成）。
1997年1月10日晚，在北京鸿翔大厦，安志文对杨说，1989年春，邓、李鹏等在上海时，有人向邓反映了赵紫阳不少问题。邓听完后，态度很明确地表示：不能倒赵。李鹏回北京向赵紫阳转达了邓的这一态度。赵对李说：“不要在会上传达，个别说说就可以了。”④杨又听传说：邓回北京不久，邓向赵提出，要把军委主席职务让给赵，自己完全退休。赵不同意。（经宗核实，赵的确对邓说过：改革任务很重，还是你担任一段时间好！）
1997年3月21日，朱厚泽对杨说，倒赵的风声不是1989年春，在1988年秋就有，物价闯关失败以后，内部就出现了倒赵的舆论。这时倒赵实际是反邓。因为价格闯关是邓决定的。
1996年12月13日
一、从挂出第三代领导核心画像谈起
我说：最近我看到安志文，见面后，安问我：现在部队里并排挂起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幅画像，听说了没有，我说还不知道。
安志文对我说，看来是在树立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形象。自邓定下“江核心”之后，是在各方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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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贾启允（1914—2004），山西人。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贵州、云南省委第一书记。② 还乡团，国共内战时期，被赶走的地主土豪及其武装，随国民党军队反攻得势而卷土重来，被称为“还乡团”。③ 陈毅元帅的儿子，即陈小鲁。④作者注：后由安志文核实，李鹏回北京后，向薄一波转达。薄对李说：“不要在会上传达，个别说就可以了”。
了布置的，如让二杨兄弟的下台；对顾委会的撤销；让万里不要逞英雄、少管闲事的交待；并使江泽民身兼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总书记三要职。而江泽民本人又在各方面作了布署，如，对部队上将的提升①，加军衔军薪；对武警部队的扩充，已达一百三十多万人，相当於正规军的三分之一，并予以现代化装备；对地方干部大加调整，省委书记、省长撤换百分之六十以上；对民运分子抓捕，严加制裁；对新闻报刊更是严加控制。安志文说，目前在领导层内部没有力量予以制衡，在地方上没有人敢於出头挑战的。对外政策上争取了主动，对美国敢於说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有了进展；国内则是生产增长，物价得到了控制。
安又说，因此，江认为局势得到了稳定，核心地位已经形成。江也就以核心自居，在竭力树立自己独立自主决策的形象，挂出了第三代领导核心的画像。“政治智囊”王沪宁②也在策划为江泽民树立
大国政治领导人的形象，酝酿第三代理论，建造江泽民思想体系而努力。据称，汪道涵③也在说：“第
三代领导核心，要有（不同於毛、邓的）自己的东西”。
安说，江泽民所以强调讲政治，是要树立中央权威，也就是要树立个人权威，一切服从他。
据称，在1994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上他就提出：“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
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大问题。”
接着光明日报发表的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的文章提出：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充分肯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充分肯定领袖人物对於政党的作用；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成功的找到了民族解放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又成功的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主持中央工作以来……，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信赖，……；实践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全党全国人民爱戴的党中央，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是对党的利益，对人民利益的爱护……；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维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我说，这就是在进行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的吹捧。毛主席也只说过，核心只能是党，是党的领导集体，任何个人不管才能有多高，贡献有多大，是不可能也不应成为党的核心的。
杜润生、李锐认为江泽民一切是从稳定统治、保住权力出发，其它都是套话。
我的看法是：毛泽东、邓小平的个人权威，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也就是说，今天已没有这种条件来建立这种个人的“权威”了；谁如果以主观任意性，还想谋求个人权威或人为地制造个人权威，势必会被潮流和社会需求所抛弃。过去华国锋曾制造过，结果以失败告终。因为时代不同了，人们思想上同过去那一套告别了，不会再接受那一套了。在今天的时代里，只有建立民主法治的权威，实行民主政体，才是合乎潮流的。
赵紫阳听后说：反正《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是适合了当政者的口味。
二、经济增长必须保持百分之十
赵紫阳说，既实行市场经济，又坚持集中领导，还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使政企不分；如果将它作
为一个模式固定下来，可能是最糟糕的一种选择。
赵又说：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进行改革，跟一般发展中国家还不同。那里虽然是市场经
济，又是集权制，但却不是公有制，财产不能随便侵吞。像中国、古巴、越南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社会转型的，必须把握这一特征。也就是说，有了市场经济这个机遇，大小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都在捞一把；从而产生社会性、机体性的腐败，使市场经济向畸形的方向发展，变为腐败的市场经济。这些人有了钱就挥霍，浪费掉，或存入外国银行，来进行个人享受，这同过去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原始积累资本不一样。虽然他们野蛮抢占掠夺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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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任职军委主席八年，共提升上将七十九位。② 王沪宁（1955—），山东人。复旦大学教授，受江泽民器重，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是江氏三个代表论的主要设计者。③ 汪道涵（1915—2005），安徽人。曾任上海市长，1991年起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1993年在新加坡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举行历史性会谈。
并对童工和妇女进行残酷剥削，但他们积累了资本后还是用於再投入发展生产；而在中国这些人却不是这样。
赵接着说：问题还在於强调公有制、强调公有制企业占主体，为了维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即使企业亏损也要投入，产品积压也要生产，即所谓“在为仓库而生产”。在这种形势下，导致企业有了钱，有了贷款，或吃喝挥霍，或搞投机炒房地产，炒股票，不想还也根本还不了债。这样拖下去，银行无法改革，也商业化不了；财政包袱越背越重，而企业效益却越来越低，税收越来越少。为支付利息，每年还必须发票子；银行存款又是人们的储蓄，如果发生通货膨胀，银行也得垮台。因此，赵紫阳说，应当抛弃公有制、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框框，认为公有制不过是一种手段，应当允许有个人财产；马克思也不是反对个人所有制，而是反对个人垄断。赵肯定地说：没有什么特色模式，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统一的；所谓东方的家族式企业，西方也经历过，后来也起了变化，成为股份制，现在家族股份比例也很少。
我说，我们不能一方面坚持实行市场经济，改革放开；一方面又坚持集权制这种专制政体。清朝就是因坚持专政政体，腐败不堪而被推翻。国民党也因实行专制政体，腐败问题无法解决而垮台。难道我们还要步其后尘吗?
此外，我们又谈到经济增长问题。赵说，中国资源少，增长靠投入，资源消耗又大，经济增长必须保持在百分之十才能支持下去（据称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使300—400万人员就业）。国外是效益型，只增长2—3％就可以支持。所以，在中国经济问题不能只看效益，还要看增长速度。
随后又谈到鲍彤问题。赵说，对鲍彤这样严重的处理，又关押这么多年，以这种办法对待，真没有料想到。在目前只有忍耐，要乐观，要健康竞赛，将来总有一天会看到公道处理的。
我看到：赵紫阳对鲍彤是很关怀的，也很重情义，到年节总要通过我去给他家属送点礼物，表示一下慰问。认为鲍是为他受牵连，内心过意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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