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王小波：中国文人的嘴脸（１）

王朔：我耳闻近几年新起了一批年轻的，特有锋芒，爱谁谁，把一些德高望重的“文化恐龙”都抡了。你了解这些人吗？他们怎么样？

老侠：我看过北大研究生余杰的《冰与火》，号称“抽屉大学”。我特佩服这些年轻人。

王朔：还有你佩服的人？

老侠：我佩服他们如此小就如此工于心计，学会怎样出击，该灭的是谁，该夸的是谁，对什么人塞炸药，对什么人送玫瑰，心里清清楚楚。表现上壮怀激烈，嫉恶如仇，显得特道义、特诚实、特有学问，实际上那点小尾巴于不经意中一览无余。

他要灭的那些人都在切身利益上与他无关，快入土的和早入土的，在他将来的命运上，特别是知识圈中的地位上，不会有任何实质性影响，于是他就不疼不痒地刺一下，并不想真说什么。而对那些直接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学术前途和地位的导师、老师，现在大学里说了算的人，他却极尽赞美、奉承之能事，那副媚态可掬的乖样，非由鲁迅的辣笔才能活现。余杰的那本《冰与火》中，除了他的几位老师外，其余的人都灭。

其中有篇文章叫《先生意气》，夸了陈平原、张鸣、王岳川，这样的年轻学子，夸起人来就再找不出新词了，什么“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文史家之一”。什么在老师夫妇的学术通信中，“读出了一种心心相契的欣悦与温馨。”什么先生的“既然曾经‘独上高楼’，也已经‘望尽天涯路’，知道坟场后面不一定是鲜花……”“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什么先生的特殊魅力像先生给学生泡的茶一样，“令学生‘闻香识先生’。”什么在听王岳川先生的课之前“却早已闻先生之名”，先生不但课讲得满堂彩，让学生入迷，在“睡大觉、读闲书、做白日梦”的九十年代大学课堂，王岳川先生却“次第点燃了”“学生无精打采的眸子”。文章的结尾又上升到历史上的大儒和仁人志士的高度，以《论语》中的师生之谊和东林党人的“一党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相期许。这些优雅的肉麻之谀和他要剥“钱穆的皮”的凶狠恰成鲜明的对比。他鞭尸的激烈、义愤已经在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谗媚中小丑化了。对能够直接影响他命运的、在当前的知识界学院中如日中天的学者，他的底气全无。他才二十几岁，这么小小的年纪，初涉文化界，却圆滑得如同历尽沧桑的商人或政客。

王朔：比我们刚出道时成熟多了。刘小枫怎么样？这几年总听人提到他。

老侠：刘小枫与王岳川、王一川是北大的同学。他主要搞基督教，很早去了国外，现居香港。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的支点是西方的基督教，他以基督教为参照系，抓中国传统中的弱点还是挺准的。中国传统中的人格弱点，很重要的原因是传统中没有一个超越性的绝对尺度，实用得很，一个民族、一个人，没有一种自律或他律的非实用尺度，就没有了底线，什么事都敢做，凶残虚伪且丑态百出。西方文化，从圣奥古斯丁开始，就为人的自我认识树起了一个绝对的尺度，正是在这一神学的尺度下，人世才罪恶重重，人性的弱点才能凸现出来，人才能反省自己，心存敬畏。

弗洛伊德的现代心理学，以及西方近现代关于人性之恶的各种理论，都来自这种神学中的原罪。霍士说人对人是狼，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帕斯卡尔和蒙田也都以神学的尺度来论述人性的弱点。

休谟的观点最精彩，他说，人一进入社会、进入群体关系和政治生活，制度的设计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无赖。人类在制度上所能做的，不是培养或塑造一种高大完美的善，而是尽可能地把人性之恶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人类的制度不可能创造圣徒，但可以使人成为平凡的守法的讲道德的人。“防恶”就是最大的善，相反，由柏拉图经黑格尔到以“扬善”为目的的制度设计中，“扬善”的社会实验所造成的恰恰是最大的恶。凡是企图改造人性重铸新人的政治制度，所带来的只能是人性的普遍堕落，集权体制崩溃后的道德真空，恰是新人理想的必然结果。

王朔：我们这儿也有过重铸新人的试验，而现在，遍地是无耻。

老侠：刘小枫的基督教路数，从对中国传统的批判到对当代中国的批判。但他还希望从传统中挖掘出打通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的资源，他在《拯救与逍遥》中对屈原的论述就是此种尝试。但我以为，中国文化中根本没有宗教情怀，没有神秘主义，无论是楚文化还是后来的儒道佛，皆是实用主义的。屈原的《离骚》是把楚文化的巫术性神秘性纳入儒家的世俗道德的开山之作，他的诗中的神话成分，全部服务于君子美人和昏君小人的道德划分，什么意象代表正面的，什么意象代表反面的。中国的史官文化的诗文，特别糟的一点就是：把远古的传说和神话中的有原始生命力的东西、神秘的东西都变成了一种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礼仪注释，结果丰富的象征变成了简单的比喻，男女的情爱变成了“后妃之德”，人与自然的搏斗变成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明君品德。中国文人喜欢掉书袋子，引典故，那些典故都被先秦的史官文化注释成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彻底阉割了开放的多重性。《离骚》在中国诗歌史上开了一个恶劣的文以载道的先例。楚文化被儒化了，仙女被贞女化了牌坊化了，各种自然现象被道德化了。从屈原开始，“香草美人‘之类，成为中国文人以诗发牢骚的最得心应手的写作技巧。至于《天问》，则是中国知识人推卸责任的开山之作，问了那么广那么远的问题，无非是为自己的悲剧而追究外在责任，但就是不扪心自问：“我应该负什么责任？“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狂妄与自我美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直到现在仍然如此。还有人说《天问》中有科学的预言，这不就跟有一阵子说《易经》中有系统论、控制论、现代足球起源于中国一个德行吗？变着法强调，凡是世界上好的东西，我们中国古已有之。

王朔：牵强附会。

老侠：但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圆滑几乎成了一种本能的身体性反应。无论他的理论有多庄严，一见到对他有用的人，碰上对他有用的事儿，眼睛的光亮度、脸上肌肉的运动、嘴角的细微的抽搐，全向着谄媚的方向聚集。不要相信人说什么，语言最具欺骗性。我相信肉体的反应，言词可以说谎，肌肉的抽搐说不了谎，除非他修炼到卓别林的表演水平。像樊纲、陈凯歌这种大腕儿，搞经济学引经据典，拍电影神圣庄严，但一上中央电视台，背的全是报纸，溜着呢。甚至那张脸那种表情那种语调都是报纸，而且是头版头条。这种人格极为怪诞。原来我以为这是制度性谎言造就的双重人权，后来福柯教给我一个词，这叫“身体政治学”。也就是无耻和温顺是血液中流出来的，不用刻意教导，不用事前彩排，他知道在什么场合怎样表演，本能的肌体反应。过去常说，肉体是灵魂的牢笼，而我们这儿的人反过来了，灵魂变成肉体的牢笼。灵魂一旦驯顺了，就会变成肌体的下意识反应。陈凯歌拍了一部《黄土地》后就一直满脸黄土地。

王朔：其实他们这种硬撑的姿态也挺不容易的。

老侠：最可悲的是中国的文化人当了几千年的奴才，几千年帮凶帮闲者而不自知。古人中只有几个人是清醒的。一个是庄子，他是对社会、文化、政治。人生彻底的绝望，他用曳尾于泥潭的姿态轻蔑仕途。他一眼看穿了政治，那是个祭坛，让你去做官，就像送一条牛上祭坛去牺牲，在献祭之前，把牛打扮得非常漂亮、庄严，而这一切只为了让你成为献祭的牺牲。

三顾茅庐请你出山，也是为了让你做权力的马前卒。所以庄子宁愿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避壁，星辰为珠玑”，以大自然为坟墓，被地下的蝼蚁食，这也要比走上政治的祭坛更像人的活法。要想活得轻松，就做一块冷血的石头。

王朔：我看中国文化人的冷血、麻木也与老庄有关。这点鲁迅看得最深。另两个呢？

老侠：汉代的司马迁。他虽是太史公，但因李陵案受牵连被割了那个玩艺儿，他的声泪俱下的《报任安书》，说自己文不能为皇帝出谋划策，武不能为皇帝征战沙场，自己的角色不过是“倡化所蓄”而已，也就是自己是汉武帝养的那些高级妓女和优伶。但后来的知识分子，连这点起码的清醒的自知之明都没有，读了几本书，动不动就要做王者师。其实，在帝王们的眼中，从来没拿你们当回事。唐太宗登基后，第一次科举考试，看见下面跪着一大堆饱学之士，他哈哈一笑，说天下英雄尽入吾掌之中。还有一个嵇康，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因为山巨源来信劝他去做官。他知道官场的险恶，更知道文人做官顶天了是个高级奴才而已。后来的知识分子一代不如一代。像宋代的王安石、苏轼、朱熹什么的，他们做官与他的写诗、搞学问没什么区别。文章是经国之大业嘛，士大夫心中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是一致的，被一种无所不能的人格所左右。
王朔：全是一腔奴才的得意与当不成奴才的哀怨。

老侠：对。“千万别把我当人”。你不把我当人我还知道怎么活，且活得有滋有味壮怀激烈飘逸潇洒。你一拿我当人，我反而不知道怎么活了，无所措手足，弄到最后，投湖自杀。屈原被楚怀王逐出宫廷，就是给了他一个做人的机会，他可以在反抗中独立中活出人的自尊，可他想不开，投湖了。奴才最大的悲哀是主子不理解他的一片忠心。奴才最大的欣喜，是主人把他奉为座上宾，聊聊知识或经国大计。

王朔：这么值钱的夜晚，恐惧要在坟墓中也继续回忆了。

老侠：我觉得中国的学者们，只要知道谁谁谁要召见他，他会一夜无眠，想着明天穿什么，说什么，握手时的脸部表情该怎样才恰如其分。

王朔：就没有能硬起来的。

老侠：有。陈寅恪、梁漱溟。陈寅恪在五十年代初，北京多次请他从广东北上当历史二所的所长，他提出约法三章，上面不接受他就不去，挨到最后，陈寅恪还是没有北上。他在中山大学，除了“文革”时受到一些冲击外，上面对他基本是礼遇的。大跃进后的困难时期，陶铸在广东主事，保护陈寅恪，给他配了高干级的特供，别人连肚子也填不饱，陈却能吃到鸡蛋、肉、糖等。陈寅恪已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典范了。但要是与法国的现代圣女薇依相比，仍然不够层次。薇依是个纯粹彻底的圣徒，她和萨特、雷蒙等人是同学，毕业于法国高师。

她不是基督徒，却有着任何教徒难以企及的对上帝的虔诚，对人的爱。她是苦行僧，与下层人打成一片，去乡村去矿山，生生地把自己饿死了。二战时，她在美国治病，但她的良知无法忍受隔着海峡在英国享受特供给病人的食品，严格按着国内被占领区的同胞们的食品供应量领取食品。一九四三年八月病逝。我觉得法国知识分子，秉承圣女贞德的传统，代代都有高尚的社会良知，从左拉到福柯，那种仗义直言的强烈社会责任感，非常令人感动。

但是西方也有自称为社会良心的大作家不负责任的瞒与骗。刚才谈到过面对不义的沉默是可耻的，罗曼罗兰就是这种可耻的人。他不是有一本五十年之后重见天日的访苏日记吗？你罗曼罗兰在五十年前就看到了苏联极权主义的真相，却碍于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声誉而把它打入冷宫，好像他已意识到五十年后苏联的解体。

在苏联解体后，极权体制的真相用不着你来揭露也大白于天下。而在人们最需要了解斯大林时代真相的时候，你看到那么多残忍的真相，却沉默，把专制体制的真相保护起来，不让人看，这不但是对那个体制下的受害者＿的犯罪，也是对全人类的犯罪。索尔仁尼琴的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向世界贡献了一个“古拉格群岛”，这个词已成了极权主义的恐怖政治的代名词，如同奥斯维辛成了希特勒的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的代名词一样。而你罗曼罗兰，身为世界知名作家，人道主义者，完全可以没有任何人身风险地揭露真相。但你沉默！

同是法国作家的纪德就不同，他从苏联回来，发表了《从苏联归来》，公开了真相。他从此受到斯大林的嫉恨，再不邀请他去苏联了。二战后，西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对西方失望，走向左倾，到苏联寻找理想的社会。但是逐渐被揭开的真相使人们终于认清了苏联体制的反人性实质。罗曼罗兰作为一个作家，不论你的理想是什么，必须把亲历的公之于众，使人们早一点儿认识到那个制度的非人性，这是你的责任。如果你不沉默，对极权主义的认识就会觉悟得更早。

在此意义上，沉默就是隐瞒，隐瞒就是欺骗，欺骗就是良心犯罪。你就为了自己头上的左派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良知的光环隐瞒真相。当时的法国，正是右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派知识分子论战的时候，罗曼罗兰的日记显然不利于他所属的左派阵营。为了派别的利益，也为了自己头上的光环，他居然隐瞒了那么残酷的东西，包括与斯大林的谈话。这太自私了。最莫名其妙的是，中国出版这本日记时，极尽赞美之能事，那种夸法，完全不负责任。与纪德相比，罗曼罗兰不是个东西。

王朔：他与斯大林谈话的那种口气特别谗媚，而且还带撒娇的意味。你们那个事人民要了解，我们相信苏共的解释。我记得谈到了未成年犯罪问题，少年犯，把未成年的人判了刑。他说：我们很理解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的环境。他先替人家。替别子手想好了杀人的理由。他的意思是说我问你这个问题，听你们的解释，是怕别人对你们产生误解，我知道你们肯定有你们的原因，不知真相的人不明白，你们跟我讲清楚了，我替你们跟他们去解释解释，跟他们说说，别让他们老蒙在鼓里，老那么糊涂。他的这种口气中有种助纣为虐的残忍，和对刽子手的谗媚。

老侠：还有一本写高尔基的书《高尔基传》，作者是想还高尔基的本来面目，还有替高尔基辩护的味道。说高尔基的许多思想和行为在当时的苏联是不合适宜的。

但是，高尔基再伟大，我也无法原谅他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形成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还有就是，在全世界都怀疑苏联的劳改制度的非人性时，他带了三十几个知名知识分子去了劳改营，回来后看到的都是虚假的，只有一个少年犯向高尔基说出了一些真相。但他仍然带着其他作家一起写赞美劳改营的文章，说劳改营如何好。索尔仁尼琴曾就此指责过高尔基。我觉得仅就这件事，无论他在一些细节上多么不合适宜，比如保护了某个知识分子啦，都是不可原谅了。

一个知识分子，世界知名作家，自称代表良知，自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你在这种大是大非的大节上一旦没有了做人的诚实的底线，任何小修小补皆于事无补。罗曼罗兰作为极权体制的极少的几个外来见证人，却在冷战时期知识界一片混乱时，居然隐瞒真相，一隐就是五十年，你的底线就没有了，再怎么辩解皆无用。

小时候读《约翰。克利斯朵夫》还对他有点美好的记忆。但一看了他那本五十年后才见天日的日记，这个人在我心中就被彻底pass掉了。他死了，他的东西我不会再看一眼。因为他做人已经没有底线了。

王朔：是不是也有的人是一时糊涂。

老侠：那是两回事。一九四九年你糊涂，二○○○年再说糊涂受骗上当之类的就是借口了。也有的知识分子会糊涂一时。猛地碰上一种政治巨变，他就发蒙。就像福柯，对西方的弊端看得那么清楚，诊断得那么准确，刺得那么锋利，但当伊朗发生宗教革命，霍梅尼在万众的顶礼膜拜中不费一枪一弹地坐上皇位，许多西方人谴责霍梅尼的政教合一的政权非人道。

福柯却激动得为其辩护，还跑到伊朗去亲历那时候的盛况。他的叛逆心理扭曲了他的判断力、洞察力。还有我不理解的是，像福柯这么反叛的大哲人，法兰西学院那类地方是典型的知识权力的体制化，是他批判的对象。他不该进那个学院，要那份荣誉。但他进了，要了，而且在角逐这个位置的过程中，他对支持的人心怀感激，对反对的人恨在心里。这太让我失望了。

还有海明威，就因为他请福克纳为他的《老人与海》写点什么，福克纳拒绝了，他就从此嫉恨福克纳。

人类的弱点是相通的。

王朔：从名利的角度讲，中国其实对知识分子的考验不太多，没什么大钱，几百万几千万的，也没什么大名，像“布克奖”、“龚古尔奖”、“普利策奖”、“诺贝尔奖”等等。你看人家郭沫若郭老，有人说他晚年痛苦，我去他家一看，那是个王府呀，要我坐在王府中痛苦，确实不好意思。要是在监狱中还说得过去。在监狱里，那时候你要做出什么选择，说经过痛苦的挣扎之类我还信。每个人必须身临其境地去选择，没有进去，你根本不能说站在监狱中如何如何……郭老在那么大的宅子，弄得像在监狱中似的。反过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贱，这种下作就是天生的了。现在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过分的威胁，也没有什么大利，他们仍是这个样子。

老侠：最可悲的是有许多比我们位置好的人，地位比我们高，影响比我们大，出来说几句真话也闪不着腰身，但这些人就是沉默。

王朔：是被以前的噩梦吓坏了吧。心有余悸。

老侠：我觉得不光是他们本人的原因。一是既得利益，吃人家的嘴软、手也软。

再就是这些人的子女。我去一位导师家，他的妻子和其他家人的那种小心翼翼的保护，就像捧个价值连城的古董，生怕一不留神摔碎了。对老人的一切，包括与社会的接触，家属们儿女们就横在那儿，什么人让见、见多长时间，什么人拒之门外，选择是极为功利的。他们拒绝这拒绝那，就是不拒绝某位市长、市委书记送个生日蛋糕，送个祝寿花糕，送副赞美的条幅……

王朔：这些家属们像寄生虫，靠垂暮之人干瘪的身体过活。很可怜。

王朔：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我没什么概念，学院派啦、幕僚派啦等等。

老侠：你指的是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

王朔：全算上，我总想找个明白人儿，理出个大概的头绪。

老侠：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大致可以分为“民间的”、“体制内的”两路，“体制内的”又分为“学院的”和“准官僚的”。

王朔：思想解放运动在当时还是冲破了一些禁忌，牛鬼蛇神纷纷出笼。

老侠：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一大批右派作家重新回到社会中，一回来就鲜花怒放，当时有一本畅销小说集《重放的鲜花》，全是当年的右派们的成名作，像刘宾雁。王蒙。刘绍棠。从维熙等等。这批右派作家的顶峰是第四届文代会，这之后，他们不但是作品影响全国，而且也纷纷进入文化领域的权力机构中执掌实权。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刘心武的小说、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等。这两批人有共同的特点，都以文字风行于世，又以权力接近高层。王蒙最后坐到文化部长，刘心武是《人民文学》主编，王若水、胡绩伟。刘宾雁等人也大都是部级待遇，最低也是司局级。

王朔：这些人是当时的大众文化。

老侠：也是当时的社会思想贫乏所致。

王朔：那学院派呢？

老侠：学院派也分为几拨。像李泽厚、刘再复是一类，走的是哲学、美学、理论批判的路数，但刘再复后来当了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也成了准官僚。他们的黄金期以八六年召开的“新时期十年讨论会”为高峰，那个会上，刘再复、李泽厚被捧为“理论教皇”了，大会的程序有点儿类似党代会，以学习刘再复的人道主义文学观为核心，分组座谈，是一次文艺理论界的“阅兵式”。后来让一匹黑马给搅了。

包遵信、金观涛等人走的是“丛书”启蒙的路数。他们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成了一代青年人汲取新观念的主要来源，影响之大，记忆犹新。后来内部分裂了。

还有一种路数是内参的形式，当时影响最大的是高尔泰的《异化现象近观》和王小强的《农业社会主义批判》，他们的理论超出了“思想解放”派和右派文人群，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

王朔：在这些合法性的知识帮之外，好像《今天》是地下的民间刊物。他们那批人在文学上对年轻人的影响非常大。

老侠：是的。我们上大学时读《今天》和一些政论文章时的激动，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这批人是当时没有任何官方色彩的“民间派”。民间油印刊物中，以《今天》的影响最大。《今天》之所以成为岭天，不是由于这批人多敏感多深刻多有才华，与外省的青年人相比，他们“近水楼台”地接触到一大批外省人很难接触到的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一类是哲学的，如《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一类是文学的。

艺术的，如《在路上》、《麦田守望者》、《西线无战事》。还有一批西方的现代派诗歌，如艾略特诗。还有东欧前苏联的一批“解冻”作品，如《被背叛的革命》、《新阶级》、《斯大林时代》。《人，岁月，生活》、《解冻》等等。特别遗憾的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也是那时的内部读物，但哈耶克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真正影响，从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这都说明当时的“思想解放”没有多少自由主义成分。

王朔：《今天》的那批人在北京，有机会弄到这些书，你们外省就不一样了。
他们的‘优秀“和”影响“也沾点儿皇城的恩惠。

老侠：对。就是因为他们先占有了别人无法占有的思想艺术资源，这也是一种畸形现象。后来，《今天》派浮出水面之后，受到官方刊物《诗刊》的承认，八十年代初《诗刊》召开的青春诗会就有《今天》的几个诗人，北岛后来还进了作协的诗歌组，那是全国诗歌评判的权威机构。而八十年代之后，《今天》的诗人们，已失去了创造力。江河、杨炼跟着阿城寻根去了，北岛在八十年代就没写过好东西。唯一坚守自己的人是芒克。他与北岛是《今天》的核心，最严峻的时刻只有他俩顶了过来。《今天》的文字不仅在观点上，更在形式上突破了右派作家们的载道文学。

“朦胧诗”在理论上的辩护者是“三个崛起”。八十年代北大的民间竞选是又一批民间知识分子，他们成为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祈求政治向合法化的方向走的最早试验。

后来这批人中留在国内的人又办了民间研究所。

王朔：我记得，那时文学上还有一路子，全景式的大报告文学。那时他们的势头非常强，好像代表改革派的最后呼声。

老侠：八十年代的那种东西，咱不说它的观念是否现代，现在看来那种救世主的腔调也有问题。特别是中央台制成了《河殇》的专题片后，解说词全是居高临下式的说教，用朗诵式腔调字正腔圆地去念，给人的感觉像《圣经》的那种命令式的救世主姿态：“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只要这种腔调出现，似乎念的东西就是真理，绝对真理。这个传统来自夏青们的播音，一直到现在《焦点访谈》的主持人的教主式的面孔。那时的文章，从文学到理论，大都是救世主腔调，人人都想当救世主，当教皇。在当时，社会上有“四大青年导师‘之称。当时的”寻根文学“、”黄土地“系列的电影，也有这种俯视的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心态。

王朔：我对学院派特别感兴趣，它是铁板一块吗？放过洋的与没放过洋、国内读完博士的是不是有一些区别？

老侠：八十年代的知识群体没有明显的分化，八十年代初的民间群体与体制内群体的区别，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基本上消失了，民间群体除了极特殊的人，大都进入了体制内，都成了准官方的体制化的知识权力，但九十年代知识群体的分化特别明显。学院派与幕僚派之外，还有脱离体制的个体文化人，这些人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你是作家中最早的有影响的写作个体户。其他的如歌星、影星。但很快，这些人，包括你，又被整合进亚文化体制内——即逐渐丰满成型的大众文化的商业运作体制。

王朔：大众文化体制这块我比较熟，身居其中，深受其惠，也深受其害。我特别想了解的是那些土博士洋博士主教授洋教授的区别。

老侠：九十年代的知识群体的分化，一批人下海经商，一批人漂洋过海，继续学术的人很少。而且，九十年代知识界的最大特点，就是经济学成为显学，取代了八十年代的文学、美学。像胡鞍钢、叶绍光这样的洋博士，看准了宏观调控时期决策者的所好，弄出个“国家能力报告”，从中西的比较中论证中央的经济集权的合法性。称中国的财政现状是强地方、弱中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国家提取财政资源的能力。叶绍光后来与胡鞍钢分手，把国家的财政能力及财政效率与民主制度直接挂钩。还有樊纲、盛洪、刘伟、钟朋荣被称为京城“四少”，他们的理论主要是为上层决策做理论论证的，还喜欢上电视作秀。再有就是喝了美国洋墨水的崔之元、甘阳等“新左派”为代表，他们注重分配上的平等问题。

王朔：我看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这样。

老侠：对。现在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最致命之处在于：面对如此混乱而不公正的经济秩序，他们既没有起码的道义感又没有超过政策之上的理论创新，不敢正视中国经济困境的核心问题：产权的不明确和权力的无孔不久即权力的市场化。

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美国一直有马克思主义者，有左派。他们也是基于分配不公而批判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怎样才能通过现行体制的改革使财富的分配达到最大可能的平等。

但美国已有了完善的自由市场，而中国的市场刚刚起步，且被权力所扭曲。因为自由市场以产权保障为基础。再说，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效率与分配的平等永远是一个悖论。没法在要求自由和效率的同时，还要求分配的平等。市场要求的是公正，而非分配上的平等。

王朔：谁跟权力的关系近谁就捡大的。

老侠：对。在这类知识群体外，也有一批坚持学术自由取向的知识分子，秦晖、刘军宁、雷颐、谢泳、汪丁丁、何清涟、朱学勤、朱大可等等。何清涟写了一本书叫《现代化的陷阱》，敢于触及现实问题，敢于呼吁经济学的道义关怀和人文精神。由此引发了一场讨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生活很清苦，有人甚至连教职都岌岌可危。与那些遵命主义者的生活水平差别很大，那些人依然是学术界的富翁。

王朔：你说学术上也有这种情况吗——谁跟权力近谁的声音就越响亮？

老侠：肯定有，而且相当普遍。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幕僚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声音。厉以宁、胡鞍钢、樊纲等等，他们的声音会成为经济学界的主流。吴敬涟老先生是个例外，他也是幕僚型，但他坚持自己的独立的批判性立场。另一种是投其所好的跟风派，这是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分搞什么专业的。学术界提出本土化、规范化，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突然走红，搞经济学的盛洪、社会学的邓正来、法学的朱苏力，以及崔之元、甘阳等，甚至连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指导者李陀从美国回来后也成了民族主义者。还有王一川、张法、王岳川、张颐武这些以研究西方现代美学、后现代理论著称的人，也长篇大论地谈起“中华主性”与“中华他性”。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嗅觉极灵敏，嗅出点味儿就一拥而上，抓住东方主义，抗拒西方的文化霸权、语言霸权，这与抗拒西方的政治霸权、经济霸权正好吻合。几个书商也赶上了这个潮头，一本《中国可以说不》风靡海内外，据说这本书的策划者之一张小波现在还在吃版税。

王朔：听说知识权力这玩意也是西方人提出的。西方就没有知识权力吗？

老侠：有。提出知识权力、语言权力的人是法国学者福柯，他是一怪杰，具有极强的颠覆性。当代西方的思想家，对人们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提出“证伪理论”的波普尔，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还有福柯。他是通过研究被西方哲学、史学。社会学遗忘的东西，发现了知识权力以及一整套制度的，在福柯那里，历史的碎片成为西方对人的制度性控制的考古化石。但中国的知识权力与西方不同。西方的知识权力。语言权力有着单独发展的演化史，一整套独立的知识系统以及知识权力的制度化（学院啦、研究机构啦、疯人院。医院、保育院。监狱。兵营、工厂，以及生物学。地理学、语言学……），越到现当代，知识、语言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越间接、越暧昧，以至于知识及其制度成为独立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之外的一大独立权力。而在中国，知识权力一向跟政治权力联姻，从汉代的“独尊儒术”开始。

王朔：中国的传统中真的就没有什么好东西吗？比如“四大发明”之类的。

老侠：孤立地看四大发明是好东西，但在中国文化的整体中。结构中，好的东西无法升华、成熟。指南针在中国用于测风水，但一进入西方的文化结构中，就变成了磁现象，不仅有远洋的新大陆发现，还有法拉第等人的电磁学，一套完整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科学。

王朔：有一阵子新儒家大谈东亚经济奇迹，是由儒家思想来的，包括日本，余英时、杜维明等人是“新儒家‘吗？

老侠：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主要的动力并不是儒家伦理，而是体制的自由主义化。香港的背后是英国，台湾。韩国。新加坡、日本的背后是美国，自由主义世界的观念、制度、技术、教育、市场才是东亚经济奇迹的根本政力。

像日本，“明治维新”就是在“全盘西化”的口号下完成的。二战后的经济起飞有赖于美援及美国的市场，日本二战后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发生了整体性变化，美国人给日本人写的宪法。整体的结构根本转变之后，日本本身的特性、儒家伦理才会发生积极的作用。余英时、杜维明等人都是在美国完成的学术训练，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解释用的也是西方的方法和概念。余英时论述中国佛、道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理论的应用而已。不过是犄角旮旯东拼西凑地找些资料，论证明清两代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根本没有说服力。余英时无法用这种论述推翻中国古代没有资本主义这一事实。再如杜维明，和李泽厚一起倡导中国文化拯救人类，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抛开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究竟能不能保证一个学者的公正不谈，我们想问，享受了全部自由世界恩惠的杜维明，为什么不回到他怀恋的中国文化中来生活？大陆不行，还有台湾和香港。

无论是海外的华裔学者，还是国内的学院派，他们的本土化、规范化用的全是西化的方法与概念。一种文化连整理自己资源的概念与方法都找不到，还奢谈什么本土化？！他们的语言也是译文体的。维特根斯坦说，选择什么样的语言，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思维，选择什么样的思维，就是选择什么样的生存方式。中国的传统中找不到我们走向现代自由社会的理论支点，找不到方法，还有什么资格大谈文化重建？！比如北大法律系教授朱苏力，这几年专门谈法治的本土化，说中国的乡村有习惯法，靠宗族的权威解决纠纷。并抓住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和一个叫什么《山杠爷》的电影，来论证他的本土化。

多可笑，《秋菊打官司》本身就是张艺谋用最写实的手法撒的一个弥天大谎。

中国的法律的根本问题是立法精神的问题，从古至今。法等于刑。没有立法精神的根本转变，其他的一切问题都是细枝末节。作为法学专家，回避实质性问题，在枝节问题上搔痒，简直就是昧良心。

王朔：我个人很早就离开了体制，当兵复原后什么都干过，结果干什么都砸，最后逼到了“码字”上。干别的饭碗都成问题，但“码字”居然有了饭碗，还混了个脸熟。学院派的那些知识分子摔的是体制内的饭碗，要进入这个体制，要饭吃，而且混出点儿体面来，比如在单位，要是不奉承，那职称、房子就没你的，这些压力都是很直接的。

老侠：有人讲过一个笑话。工厂里提工资，一个钳工因为没给他提就罢工不干了。他每天来上班，不上车床，在车间的众目睽睽之下，用油石磨他的三棱刮刀，谁问他什么，他也不说话。车间主任见了，心里怕了，知道这人急了，怕出点什么事，就想办法补了个名额，给他提了。这跟那些大学教授的钻营、撕破脸皮、急了满校园贴小字报、对骂，没什么区别。老北大老清华培养了一批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后来经过思想改造和各种政治运动，他们就变得农民了，而且是狡黠的农民。爱因斯坦曾说过：“我不相信，高尚的为人态度，在大学和科学院城，要比默默无闻的、沉寂的普通人所在的店铺里发扬得更好”

王朔：你刚才说到钱钟书等人，提出做人的诚实问题，知识上的诚实和道德上的负责，我怎么就感觉不到学院派知识人有这种东西。

老侠：知识上不诚实，道德上就不会负责任。普通人不诚实决没知识分子的不诚实的危害那么大。因为知识人宣称“社会良知”。实际上在学术界的背后有明显的利益动机，他们的下作和小气是掩饰这类动机，为点儿不大的利益就撒弥天大谎。

有些人的智慧就是小聪明、小计算、小阴谋、小陷讲，用个堂皇的理由，只为了捞半根稻草。你之所以受到正统派与学术界的双重围剿，就一个原因，你诚实。诚实这种东西，很坚固，很有力，一句大实话足以让几千年的他历史观原型。比如鲁迅，从几千年的历史中只读出两个字：吃人。

王朔：在咱这儿，做人的诚实、知识的诚实、钱的诚实，从上到下都没有。就是大家在一起骗来骗去，你给我抛个媚眼，我给你送个秋波，我给你挖个陷讲，你给我下个绊子。

老侠：像余秋雨是用传统文化骗，一帮学院派用舶来品骗，他长篇大论，说来说去，就是不进入主题，费了那么多口舌，诚实的话一句就说透了。与这些人对话也好、聊天也罢，他们之所以觉得困难，没力量，就是他们面对的是个诚实的人。

人的不诚实，特别是学术界知识界的不诚实，几乎就是一种生理状态，是福柯所说的“身体政治学”。他们自称是“灵魂工程师”。“启蒙者”，实际上他们的灵魂是身体的牢房，社会的陷阱。像一些经济学界的大腕儿，赶着本土化、民族主义的潮头，硬说西方文化是“恶”，中国文化是“善”，西方崇尚物质。机器、武力，中国崇尚人文、道德、和平，所以中国一旦遭遇西方，必然衰落。这个说辞他自己都不信，他自称是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科斯的中国弟子，卖完了洋老师，就卖祖宗。

这种撒谎与《中国可以说不》的撒谎毫无区别。书商撒谎是为了赚钱，盛洪撒谎既赚钱又赚名。我知道一群八十年代的文人诗人，现在都做书了，与他们接触，觉得堕落了，每天就是赚钱喝酒嫖女人，他们觉得这样愉快幸福。堕落得真实。而那些学院派假模假式的，他们看中的不光是钱，还有人格利益，不但要混成体面的中产阶级，还要混成良知的代表什么的。

王朔：有些人在公开场合装装孙子，但朋友之间的私人聊天还是酒后吐真言的。

老侠：这是一种双重人格，像陈凯歌、樊纲、刘恒之类的“大腕儿”，一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就会像背报纸一样慷慨陈词，而与朋友吃饭聊天也会骂这骂那，这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技巧，既得到公开的利益，又在私下里，在朋友中保持人格尊严，让人觉得他们还良知未混。这是一种做人上的惶恐和狡猾。中国人常说老外特傻，其实决不是智商高低的问题，而是一种做人的单纯、诚实，“NO”就是“No”，“YeS”就是“YeS”。要说小心眼、小计谋。小陷阱，谁能玩过中国人呀。

如果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吉尼斯大全，我们别的不行，说谎和狡猾肯定能有一号。

所以说，中国的知识界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诚实”是什么。知识上的诚实的背后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敬畏和谦卑。

他们动不动就讲大众的无知。愚昧。麻木。这类知识分子，最大的盲点不是知识上的无知，而是做人上的人格上的无知。知识的无知对一个人的道义立场不是特别重要，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可以非常善良、诚实。但一旦在做人上无知了，就会利用知识去无耻，去瞒天过海，这个境界的顶点就是狂妄。北大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博士，居然说中国的经济学在二十一世纪，将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这也迎合了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潮流。心中无一丝敬畏，只有利益与时尚，除了对肉体痛苦的恐惧外，什么都敢干，灵魂的无知，是最大的盲点。

王朔：知识界的这种无知也有点儿近似于我写的那些“痞子”了，“我是流氓我怕谁！”

老侠：你的流氓起码还有“咱也是个俗人”的自我认识，而他们却把自己当作精神贵族来自我欣赏、自我怜爱。学院派啦、王蒙啦，说你“拒绝崇高”，让人觉得可笑。我们何尝有过崇高？连诚实这种最起码的做人底线都没有，谈崇高不是太奢侈了吗？村姑谈论贵妇人还有人性的根据，骗子谈论诚实或人格的高贵，就什么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