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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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与邓小平晚年历史的相似性

首先,我谈了安志文对解决“六四”问题的看法,安认为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安说:

1. 东欧巨变,苏联瓦解,更增强了邓自己对处理这一问题的坚定性;认为只有采取这一手段才能稳住局势。

2. 对赵紫阳的问题,几位老人没有人出来说话的,而且意见是一致的;都怕引起风波,引起不稳定,影响了大局。

3. 李鹏不用说了,江泽民也是“六四”上台的,人们评论,他们是“六四”事件的受益者;他们不会解决赵的问题,而且是阻挠解决的。

4. 邓的性格一贯就是这样的,只要是他定的问题,他不会改变。邓这次在首钢的讲话,对新领导班子虽然也作了批评,但声称不对外发表,说是对这个领导班子要帮助,这说明邓还是支持这个班子的。

安又说:这次十四大开会,已向各代表团打了招呼作了布置:关於赵紫阳的问题不讨论也不列入议程,赵紫阳的问题原是中央全会定的,这次会上不讨论。肯定也不会改变。但给赵紫阳以有限度的自由还是可能的。

赵紫阳听了之后,完全同意安志文的这个分析,认为是符合实际的,也完全符合自己所考虑的。接着又分析说:现在人们一般对邓的期望高了,估计也高了,如认为邓对领导班子还有第二道防线,还有二手准备。

我插话说:人们常拿邓小平做比喻,不是先被毛泽东打下台来,后来又复出了吗?为什么邓小平对

赵紫阳不可以这样办呢?

赵接着说:实际是邓在人事安排上周旋余地也不大了,如同毛主席晚年一样。当时毛不敢用“四人帮”,由於“四人帮”不得人心,那样会使中国大乱;当然,更不敢用邓,因为那样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同时,也不能用周总理,这是由於周总理同毛的主张不一致。因此,只能用华国锋来维持,实行过渡。至於自己去世后,政局如何,他就管不了了。现在邓小平同样,既不敢用邓力群这些人,这样会把改革开放事业翻过来。更不用胡耀邦、赵紫阳,因为观点不同,他们已为邓小平等老人所不能容。同时,也不能用杨尚昆、万里,因为他们与邓的主张不同,特别是对新领导班子看法有分歧。

在此,我又插话说:杨尚昆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声称有的人公开反对改革开放路线。譬如,把引进外国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都当成姓“资”……这还有什么开放政策呢?有的认为现在应该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六四”是阶级斗争的最大反映,社会上反对党的政策的人,也是阶级异己分子,所以要重新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在全国搞大运助,搞大鸣大放。那不是又回到“文化大革命”吗?有的对三资企业问题说成是多一个三资企业,就多一份资本主义,多一个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阵地。收集起来,真是吓死人。他们甚至对毛泽东讲的资产阶级在党内也说成是对的。杨尚昆又说:还有“和平演变”问题,在报纸上天天谈和平演变,搞得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反对和平演变,比改革开放还重要了。

我说:杨尚昆这些讲话,既是针对“六四”后发生的逆转形势,江李体制向左转,偏离了改革开放路线;更是针对江泽民1991年在党校的一次讲话说的,江声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要大力反“和平演变”。

接着我又说:杨白冰也提出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口号来,这针对性更强了。

赵紫阳含着笑说:这个口号的提出,是太露骨了。

赵紫阳又说:杨尚昆对江(泽民)是有不同看法的,万里对李鹏也有看法。万里是主张搞民主的。万里出国前,大概是5月3日,我到万里家和他长谈了一次,谈得比较好。我主要向他讲了学生的事怎么看。我说,现在开放搞了这么多年了,外面什么东西学生都有印象,学生们觉得什么话都可以说。老一代的思维方式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学生说我们不好,就认为是要颠覆我们。这样一来,本来不是对抗性的就搞成对抗性了。有的人把学生的话收集起来,往这儿送,往那儿送。往邓那里送,说矛头指向邓了,把邓激怒了。我说:这事没有什么了不起,采取对话疏导的方式可以缓和下来。我

说时代变了,思维方式也要变;不能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学生的言论,否则就不

能理解学生,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万里同意我的这些看法。

赵继续说道:邓小平如同毛主席一样,毛主席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对第一件事毛主席说反对的人不多,对第二件事就不敢说了。同样,邓小平也是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改革开放,人们都是赞成的;第二件事就是“六四”。这是他最大的隐忧,也是他神经最敏感的事。而江泽民是“六四”上台的,人们称之为是“受益者”;李鹏则是因“六四”地位才得到巩固的。因此,他们决不会翻“六四”的案,并且是要大力阻挠“六四”事件的解决的。

正因为是这样,赵紫阳说:邓小平虽对目前的新领导班子不满意,但是考虑来考虑去,大概是为了“六四”问题,认为目前这个班子还是不动为好。同时,也正因为“六四”问题,怕自己身后杨尚昆做太上皇,顾虑对“六四”会发生变化,才对杨、万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有些事情根本不找他们两个谈,而是直接找江、李。据称还捎信给万里:以后不要逞英雄。有些事情邓小平则是听自己孩子的。这和毛主席晚年极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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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恩来(1898—1976),江苏人。1949—1976年连任四届国务院总理。历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等职。

②华国锋(1921—2008),山西人。1976年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1980年冬卸任,2008年8月在

北京病逝。

二、邓明确提出要赵接军委主席

我说:人们在议论说,毛主席过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批评了江青,接着邓小平组织了对江

青的批判:其实毛主席对江青是信任的,认为邓是靠不住的,结果导致了邓小平的下台。那么,这次邓的南巡讲话对新领导班子的批评,是否也是考验杨尚昆,将来可能要当太上皇而靠不住呢?

赵紫阳只是笑了笑。

我谈到:我听到的消息:因杨白冰进不进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问题,杨尚昆跟江泽民在常委会上公开进行了争论。江泽民没办法最后只好说:杨白冰不进常委是邓定的。

接着我又谈到,如果邓走了,人们对中国政局的一些议论:有的说江李压不住台;有的说还可以稳定几年没问题,但以后就不敢说了;还有的说搞不好会发生变乱,青年人则认为共产主义思想是瓦解了,没有吸引力;今后各省自治倾向大,适合自己的就听,不适合就会不听,各干各的。现在各地方都在说:中央何必管这么多!给你纳税就行啦,也有的说:实行地方自治有什么不好呢?

赵紫阳说:企业和各地方省、市有了自主权必然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即政治上的自主权。

我又转达了安志文的一点看法,安认为:如果重新评价“六四”,那说明邓小平错了,邓自己打击自己;实际上形成邓与赵处在互相对立的状态了,“六四”问题把赵与邓有机地联在一起了。邓小平就是那样性格的人,看来赵紫阳当时不应提出与邓相左的意见来。

赵紫阳说:我作为总书记,必须有明确的态度,这是我的历史责任所在。当然,那时跟着走,也会保护一批人,但以后不好办,必然还会以反自由化不力而受批判,也不会有好下场。如果那样下台还不如这样下台。相比之下得失权衡还是这样好,我不后悔!安志文的分析是正确的,“六四”问题最后实际形成我与邓的对立,“六四”事件把我与邓有机地联在一起了。

在此我插话说:你与江、李也是因“六四”而联在一起的,也处在对立状态。正如安志文所说:有你的合法性,就没有他们的合法性。

另外,我也转述了1988年物价闯关时,就发生过“倒赵”之说,继而有赵紫阳要下台的传闻,不知是否属实。

赵紫阳说:中国的政治就是这样,工作上一出现点波动,就有人在起哄。那时可能有人在向我射箭,但我并没有理睬,我只知道在我去朝鲜之前和邓有一次谈话,他曾明确地提出军委主席这一职务要我担起来,他不再担任了。我当时也明确地说明:现在改革任务很重,为了稳定局势还是你继续担任一个时期好,谈话都是实实在在的。我看不出邓小平有什么其他考虑。而且过去合作都是很好的,只要我提出来的问题,他一点头同意,我就干起来,工作都是很顺利、合得来的。没有发生什么分歧,分歧就是在“六四”问题上。这是焦点。

三、在四川工作时曾钻研过经济学

我说,在你刚到北京任总理时,我曾听到传达你的一次讲话,说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只能靠把

商品经济发展起来才能解决。当时,我不懂,在那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对这句话我也摸

不着头脑。在以后改革的进程中,你一再强调并声称: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使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

十亿农民就是广阔的大市场;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城市安排待业青年发展集体企业,以及三资企业和个体户,这就大面积地开放了体制外经济的市场。这样,无论在农村或城市,就能形成市场,从而便於把国营企业也推向市场。你并且一再说明,发育不了市场,没有市场竞争机制,国营企业是改造不了的。我问他,你这种以发育市场、发展商品经济来进行改革的思路是怎么形成的?

我又说,人们的公论是: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是总设计师,当然你是总施工师了,在你任职期间,我国的财富有了巨额的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台阶。邓小平也评价你“功劳不小”,使改革开放也走上了一个正确的发展道路,得到全国经济理论界的普遍赞扬与全国人民的拥护,你这个经济思想从哪里来的?你没有上过大学学经济,但掌握经济工作却能得心应手。

赵紫阳只是含笑地说:我在四川工作那段时间钻研了一下经济学,看了些有关经济发展方面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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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青(1914-1991),山东人。毛泽东之妻。1969年任中共政治局委员。1976年被捕,1981年判刑死缓,1984年保外就医,1991年自杀身亡。 ②杨白冰(1920—),四川人。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军委秘书长、上将。中共

政治局委员,1992年被迫辞去军职。③赵紫阳1975年10月至1980年2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联系过去考虑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愿意干些实事,跟上世界的潮流。

接着我说,这次十四大已经确定将提出“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来,这乃是一个突破。从1978年开始回避“市场”这个词,继而发展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后又发展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发展成“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但“六四”事件后又退回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直到这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才得以确立。这就最终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了。

赵说,他听到的情况,原定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这也是江泽民所主张;但在常委讨论时,乔石等提出市场经济怎样去计划呢?感到说不通,才把有计划的几个字删掉。

我说,在你执政时,企业实行的是厂长负责制,学校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这样,行政领导起中

心作用。江泽民上台后,又强化企业的党委领导,提出政治思想工作的核心作用,就造成了混乱。人们在议论:两心(厂长、书记)不同心,结果是无心。

接着,我根据自己亲身的体验,发表了以下的议论:过去我们正是把工厂当作政治上的统治基地,“文化大革命”时,是作为专政基地来看待的。一个职工如果是离开单位或被开除,简直就没法生活,因77、78两年粮食增产,蜀中大治,民间传出“要吃粮,找紫阳”的佳话。没有生存的余地,使你不得不服从,不得不从命,逼得你只能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或者把大部分精力用於对上搞好人际关系,去搞“关系学”。

在工人那里,由於有铁饭碗的“保障”,人的惰性发展,不求进取:上班懒洋洋,出工不出力;下班喜洋洋,拼命干私活。所谓“共产党是我的爹,工厂是我的妈,工厂有啥我有啥”;损公肥私,大家都躺在工厂身上坐吃山空。我所接触到的工厂领导人,往往是宁使生产受损失,甚至贷款,也要满足工人的生活福利要求,以取得工人的支持和赞扬。这就使工厂去吃银行的大锅饭,贷款越多,负债也越来越重,形成恶性循环。……对上述种种问题,我在工厂工作期间就深有感受,感到在工厂越来越困难,始终走不出一条路来。

也因此,后来我争取到了国家体改委研究会工作,使我有机会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并和国内外专家学者接触,经过学习和反思,使我认识到,现在是世界上各地区、各民族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在走向大融合时期,是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时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在互相依赖,互相依存中共同发展。因此,我们这一套办法是不行的,我们应该跳出旧的意识形态束缚和旧的社会主义模式,来看待世界的新变化。

我就是这样将个人的亲身体会和认识,向赵紫阳作了一番叙述。虽然我与赵紫阳的谈话,只是对某些理论性问题的探讨,并不涉及其他,但紫阳仍把我领到另一个小房子里去交谈,而他的夫人粱伯琪,则是在门外小心地观察有无侦察性的照相取影。由此可见他们的谨慎心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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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乔石代表中央向赵紫阳宣布三条处理

开始时我转述了安志文的两点看法:

一是对鲍彤问题的处理。安说:原来对鲍彤是不起诉的,现在却加重了,判七年徒刑,是很重的。这就是,上边对“六四”问题的态度是不能改动的,同时表明对赵紫阳的问题也是不会变的。

一是希望你淡化一下对你的两个结论。安说:希望你与老同志谈话时回避一下“六四”问题,以

防被抓住口实,限制个人今后活动的范围。安又说:李鹏这个人很厉害,又“抓权”,又结帮拉夥。

(李锐曾对我说过:李鹏这个人“想置赵紫阳於死地”;并说这个人报复心也很强。)

安志文还说:对“六四”这个问题,全国人民都很清楚,对赵紫阳的观点,人民也都清楚,都是心照不宣的;根本用不着申述,将来会慢慢地水到渠成得到解决。

我谈完之后,赵紫阳接着就说:前天乔石、宋平、李铁映、丁关根来了,向我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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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鲍彤(1933—),浙江人,曾任趟紫阳政治秘书,中共政改研究室主任。1989年5月底被捕,1992年判刑七年,刑满出狱后,被软禁家中。②宋平(1917—),山东人。曾任甘肃建委主任、省委第一书记,1989年任中共政治局常委,1992年推荐胡锦涛为江泽民接班人。③李铁映(1936—)湖南人,李维汉之子。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体改委主任,社科院院长。④丁关根(1929—),江苏人。曾任国台办主任,中共统战部长,1992—2002年任中宣部长。

一、审查结束;

二、两个结论不变和过去一样;

三、恢复自由。

还谈了要我顾全大局、遵守纪律等语。还提出希望我十四大期间不外出。不要接见记者,而行动

(自由)也要一步步来。乔石说,这主要考虑是为了稳定。这是邓和常委决定的。

赵紫阳说,这都是乔石讲的,只谈了几分钟,看起来他们谈话、行动很拘谨。当时我也谈了三点意见:

一、保留意见,四中全会如此,现在仍然如此。

二、这次不争论,不申辩。

三、将结论事实及审查结果,在适当范围内公布,向人民及个人作个交代。

赵还表示:三年多来实际对我是软禁,不能出去打球(高尔夫球),也算是一大损失。并说:我十四大期间可以不外出,不接待记者,但记者来找,我没办法。

赵紫阳说:在来之前,据说:他们把情况估计严重了些,认为宣布对赵紫阳审查结束后,如果记者都去,并作为头条新闻报导,影响并冲淡十四大怎么办?如果赵紫阳本人要出来走上天安门,引起群众性的轰动怎么办?如果赵紫阳坚持己见,形成了僵局如何办?

赵说:我这个态度表示,他们向政治局传达后,表示了满意。但对我要求公布审查结果始终未答复。

我说:领导层的出发点是力求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六四”问题是最敏感的问题,最怕引起波澜,而你的行动又最容易引起波动,所以对你的行为表现也就十分注意。

对赵紫阳所谓恢复自由,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可以去郊区公园,但市内繁华地区不能去;可以去内地城市,但沿海地方不能去;还有不能接见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实际是人们所说的有限度的自由。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是违背宪法的。据说曾反映到江泽民那里,江声称:这是为了进行保卫,为了安全。

据我所知,有一次赵紫阳要到养蜂夹道胡同(即中央部长级娱乐场所)去打台球,经请示不准许。赵硬是步行到养蜂夹道胡同去了。后来规定,每星期的休假日,也就是人们都不去的时候才准赵紫阳去这个地方。同时规定,趟紫阳去的时间,均是在人员散去之后的暂短时间内。

此时赵又颇带幽默地对我说:只戴帽子,没有事实,就处理人,真是一大发明。

我说,我听到的组织传达说:对赵紫阳的问题处理是定性准确,实事求是。赵很气愤地说:简直是胡说。

接着,我把北京市高级法院对鲍彤的一份终审裁定书,交给了赵紫阳。裁定书说: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92年)中刑字第1582号刑事判决,认定鲍彤犯洩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判决宣告后,鲍彤不服,以其没有犯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诉”。

本院“认为……原审对鲍彤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式合法,应予维持。鲍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赵紫阳说:这个判决书是矛盾百出,审判鲍彤时连证人都不让出庭。

赵又说:“六四”以后,没有把我送上法庭,是因为我在国外有影响,不能像鲍彤那样秘密审判。

鲍彤有什么事?查来查去什么事也没有。说他反革命煽动和泄露国家机密,什么机密?起诉书上说,有

人问他:“赵是不是不行了?”他回答:“一个星期以后就知道”。这也算泄密?就连这件事鲍彤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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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作者注:事实是,鲍彤在1989年5月28日是以通知参加政治局常委开会名义,被送进秦城监狱的;直到1992年1月才发布逮捕证。

说没有。说他反革命煽动:一是议论了朱琳出国时丢了一个假项链紧张得了不得,引出笑话;二是议论了戒严。反革命宣传和泄密两个罪就随便给加上了。

赵继续说:本来搞鲍彤是为了搞我的问题,以为我和学生私通,还通过鲍彤跟外国人私通,结果什么也没有。他们查索罗斯基金会,索罗斯是匈牙利人,是个大富翁,他出资支持体改委研究所的工作;他有没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我不知道。对这个人,公安部和安全部看法不一致:公安部认为他有这个背景;安全部认为没有这个背景,他是安全部的客人。公安部1987年7月给我写了一封信,说索是反共老手,支持匈牙利事件,支持波兰团结工会。我比较慎重,把公安部的信批给了安志文,让体改所和这个基金会脱钩。赵强调说:无论怎样,这件事都涉及不到我。

我插话说:我在体改委听说,索罗斯曾向中国政府质问,索罗斯基金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何关系?请拿出你们的证据来,安志文对我说:鲍彤是个冤案,但又解决不了。

赵紫阳接着说:鲍彤的事,是先入为主。李鹏对邓说过鲍彤是坏人,说我是受了鲍彤的影响。

最后,赵气愤地说:总之,对鲍彤这两个罪名都不能成立,他们是应负历史责任的。对我,这样压下去,也会越来越被动的。

二、邓小平的“模糊政治学”

人们对赵紫阳的问题都是很关切的,对以王任重为首的赵紫阳专案小组,经过几年的审查,结果如何?都想了解究竟。但只是在干部中流传说:“查无实据”,却始终没公布过,党内也未作过传达,都是闷在葫芦里,谁也“不知情”。

我听了赵紫阳所说,乔石代表邓和中央常委向赵宣布的所谓三条,更令人糊里糊涂。我认为这简直是在捉弄人,哪像一个政党对人的处理所持的郑重态度呢!

有的老同志知道了我去赵紫阳那里,就想通过我了解一下,对赵的审查结果是怎样宣布的?

赵健民和杜星垣约我去他们那里一谈。他俩说:这样只谈结论不变,不说事实;只说明审查结束,不宣布问题;更不说明究竟赵紫阳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也没有个明确交待;就是行动自由也不作个说明,是什么样的行动自由,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呢?都表示纳闷。

杜星垣说:对一个总书记就这样不清不白的宣布了事,太不像话!不过杜又说:他们没有事实,也拿不出事实来;十四大要召开了,又不得不作个交代。只能如此,也不必将他们的军。

赵健民说:这是邓不耍政治手腕,在耍权术,到北京后,我也很少和邓接触。

杜星垣又说:对国外留学生有反政府行为的,还声明不作追究并来去自由,对赵紫阳更不应该这样限制了。杜认为邓定了恢复赵紫阳的自由,第一线的当政者大概没办法,给赵紫阳以有限度的自由,来继续压赵。

杜润生说:对赵紫阳实行这样不三不四的对待,乃是缺乏真理的表现,是虚弱的表现。

安志文说:这只是给予了有限度的自由。

问题的关键是所谓“定性准确”。赵紫阳“支持动乱”、“分裂党”,但赵紫阳到底是怎样支持动乱、分裂党的,到现在也未拿出材料来予以公布,只有“帽子”没有“事实”,不能让人信服。其实真正的问题只是,赵紫阳提出,要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和民主法治的轨道上来解决问题,不同意戒严出兵,提出个不同意见就加以治罪,这在党章党纪上是史无前例的,也是违反党章党纪的。

人们在议论说:哪有因提出不同意见就治罪的?不可思议!哪有不根据事实就来作结论的?不可理解!事实则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出,究竟是哪些人对“六四”事件进行了有计划有纲领的反革命活动;凡此种种,皆没有作个澄清,自然人们有理由说,这是主观的臆断,是对广大青年学生强加的罪名,是莫须有。

此外,我顺便谈了安志文关于赵想办基金会的看法。安志文认为,与经济改革无关的基金会组织,

一般意义不大,而组织上如果不同意也不好办。应该看一看再说。安说,过去世界银行驻华代表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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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琳,上海人。前总理李鹏夫人。神华集团(能源)大股东。②索罗斯基金会,由金融家索罗斯(Gcorge Sorosl930—)1979年创办开放社会基金会始,总部纽约,逐步在欧亚非数十个国家建立分会,宗旨推动民主开放价值观。1989

年中共保守派捏造索罗斯基金会被中情局操纵,攻击赵紫阳通过陈一谘勾结索罗斯,企图颠覆中共政权。后索罗斯作出澄清。

耕曾提出,要在中国成立中国体改研究院,赵紫阳曾指示同意,但李鹏不同意。现在(“六四”后)

林重耕还想以赵紫阳的名义来搞。

关于改革问题,安志文说,对于价格放开,现在认识一致了,可以向市场经济推进了;就是国有

大中型企业“大锅饭”不好办,企业的社会负担也重,企业经营机制很难转换,对工人失业又怕引起不稳定。而且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都关联到国民经济的整个体制问题,改变都很难。这跟乡镇企业改革是不同的。总之,国有大中型企业还没有走出一条路来。

赵紫阳说:改革开放与政治上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有矛盾的。抓了这一方面,必然影响那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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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赵紫阳:没有想到会被软禁

赵紫阳说:关於我的问题,他们早在半年内在内部都已查清,本来去年就说要结案的。但有的老人却说:现在才平静,而眼下又去处理赵紫阳的结案问题,那不是又会引起风波来吗?就这样又拖下去了。

关於鲍彤的问题,赵说:大概是乔石表了个态度,由公安部、司法部、监察部共同打了个报告给中央,说明不够起诉条件。对这个报告中央常委都已圈阅,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来。后来,这个报告又转到邓小平那里,据说对这个报告,邓看也没有看,就说:为什么不可判刑呢?鲍彤是个坏人么!就这样,对鲍彤判了七年徒刑。

赵紫阳又说:在“六四”问题上,我只是提出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和意见,就对我加以治罪,实行软禁,限制我的自由,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谈到这里,赵紫阳有些气愤地说,这是违背宪法的,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到一定时候,我要诉诸於社会。

他的夫人梁伯琪有一次也对我说:总书记不让干,就不干呗!甘愿让位,没想到这样子来治罪於人!我看到梁伯琪的神态,很是伤感,我当时只能以同情的眼光向她作些表示,其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感叹的是,人治的国家,专制的政体,就是这个样。法形同虚设,是摆样子的;对总书记尚且如此,对一般人民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上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统治的需要和利益关系来定问题,是以言来代法的。不但如此,而且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其政治气氛也是如李瑞环在一次讲话中所指出的:“往往是谁在台上,什么都是对的”,也就是说大家都是捧的;“但一下台,又什么都不对了”,不仅如此,我认为甚至还把一些错误向下台人身上推,对其历史功绩更是一字不能提,更有甚者,还似是而非地在进行所谓“揭露批判”;当然也有为讨好领导,为表现自己而进行趁火打劫的;而被批判者却没有任何申辩的自由,弄得是非界线不清,这就把社会风气搞坏了,还有,虽然公开声称不涉及子女及亲属,实际上“六四”事件后,赵紫阳在总参工作的女婿被调离,且始终未再分配工作。据我所知,这件事先是由迟浩田提出,经江泽民批准执行的。赵在医院工作的一个亲属,本应该晋升的竟也被排斥在外。这不是典型的以人划线吗,完全是搞封建式株连,哪里是现代文明呢!

赵继续说,我还有一个没想到:就是全国人民寄予我以这样大的信任与厚望。

我随即说:“六四”事件后,你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望,不是低了而是高了。并顺便谈了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几件事:

一是,有一次我去一家照相馆取和赵紫阳合影的相片,对方看到了是赵紫阳的照片,当即说:洗赵紫阳的相,不要钱,他是好人。

一是,有一个来访的中青年,在我处看到了赵紫阳的相片,就马上激动起来,并流下了跟泪。

一是,一次我去海南岛参加国家体改委研究会的年会,有个气功师得知我与赵紫阳相识,马上走到我面前向我说:一定代他问赵紫阳好,并说,他非常敬佩赵紫阳。会结束后,我在飞机场餐厅吃饭候机时,一个华侨得知到我与赵紫阳相识,便当即买了筐芒果送我,并要我转告赵紫阳,他想邀请赵去西安自己开办的公司参观指导。就这样,我的身价好像也被提高了似的。

一是,山东莱阳一个乡镇企业家,见了我一再声称:没有赵紫阳,就没有我们乡镇企业,一定要我转告赵紫阳,他想去看望赵紫阳。北京四川饭店总经理也要我转告:赵紫阳给四川做了不少好事,他要以最好的饭菜,宴请叙待赵紫阳全家去吃饭。但你现在受限制,不自由,不能赴宴。众所周知,四川人民早就流传“要吃粮,找紫阳”。

再是,我在香港的一个亲属孙书玲在我家看到赵紫阳的相片,得知我同赵紫阳熟悉就要我予以引

见,声言:她全家都敬仰赵紫阳,尤其她爱人,是个外国人,在中国工作学习过,提起赵紫阳他更是

五体投地,敬佩得不得了。后来我把赵紫阳送我的一瓶龙泉酒转送了她,她声称一定好好保存,并在

家中展览起来。随后不久,她从香港寄来一首诗:

龙泉玉液赵君赠,

鸣兄惜饮赐书玲;

识韩念切酒意浓

乞见引阶诲书玲。

我也曾将我经历的这些事同杜润生谈过,他说:这是全国人民的民心所向问题,是对正义与真理的表达。

记得哲学家王若水曾对我说过:如果实行全国人民直接选举,人们肯定是选赵紫阳,而不是李鹏。这大概是客观的结论吧。

我认为,不管赵紫阳今后处在什么位置,软禁也好,复出也好,甚至坐牢也罢,他的形象、旗帜始终会存在着。在此,我引证一下《谮龙八动》一书作者开颜的一段评论:“赵紫阳不但在经济上全力推进改革开放,而且在政治上也突破了邓小平的僵硬立场,成为中共内部推进民主政治的代表人物。”“在经济方面,赵紫阳是邓小平改革路线的先锋,是中共内部市场经济最新锐的代表。”“赵紫阳在党内也创造新的赵紫阳模式,展示了真理和信仰的价值,展示了个性的价值”,认为中共党内“从彭德怀到刘少奇,从邓小平到胡耀邦……这几位领导人当时的所作所为,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却一再认“错”认“罪”。“这就极大地助长了党内是非不分、盲目主义、唯上是从的弊端”,“赵紫阳改变了这种错误的传统”。“但他冒了极大的风险”,“甚至有身死非命的可能”。

的确,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破了例”的!需有非凡的勇气!赵紫阳认为是正确的,就坚持不动摇;认为是正义的,就勇於坚持,不怕丢乌纱帽;为正义而不要“宝座”,甘受囹圄而不惧!据我所知,赵紫阳自己是作了坐牢准备的。在他写完那篇对四中全会的答辩词,交身边的人看完后,说及是否会进监狱的问题,都作了考虑。为了“真理和信仰的价值”,宁愿牺牲自己的一切!

正如香港寒山碧著书评论赵紫阳所说的:“在‘六四’事件上,赵紫阳才算是真正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风度,使他的形象更为高大,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使人赞赏敬佩他的风骨。”正如唐朝高适的诗句云:“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这恰是很适合於赵紫阳的一个写照。

从更根本来说,我以为,这乃是赵紫阳终身所抱的理念精神的大发扬。

二、邓小平的悲剧

赵紫阳说:邓的最大隐忧是“六四”,这是他考虑的首要问题。对领导班子的安排也是从此出发。由於杨尚昆和万里对新领导班子的看法与邓自己不一致,顾虑以后会发生反复,进而怕影响“六四”问题。因此邓与杨尚昆、万里关系疏远了,据说,他们都不能见到邓,根本与邓说不上话了。让杨、万二人靠边站了。不然万里从人大委员长下来,去就任国家主席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赵说:邓从来是不接电话的。邓晚年生活,他的秘书王瑞林起很大作用,王瑞林与迟浩田的关系好,但同杨尚昆的关系是疏远的。为了使军队听新领导班子指挥,只能用刘华清和张震。至於能否掌握住局势,这些也不再加以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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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识韩,李白诗“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识荆,识韩,即指仰慕初识的人。②开颜,《潛龙八动——中国未来十年政局》作者之署名。该书由台北世新传播学院1996年出版。香港开放杂志社代销。③寒山碧,香港作家韩文甫之笔名。著作有《邓小平评传》、《香港传纪文学发展史》等。现任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小组主席(2005—2007)。④高适(700—765),唐朝诗人,以边塞诗著称。⑤王瑞林(1930—),山东人。曾任邓小平办公室主任。总政副主任、上将、中央军委委员。⑥迟浩田(1929—),山东人,曾任中共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上将。

赵还说:邓的指导方针是,经济上无论怎样改革都行,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都无所谓,但党的领导权力决不能放。就是说,只能单纯地进行经济改革,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绝对地不能动摇,这是邓的绝对定律。

我说:这就是共产党定要实行集权制,权力是不能分享的。邓小平大概是接受苏联瓦解的教训,认为正是由於戈尔巴乔夫宣导民主化、公开化,实行政治改革,才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瓦解。因此,政治上必须实行集中。邓小平大概也借鉴於中国历史上的教训,认为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生“权力真空”,那么中国一定会出现大的内乱,像清帝退位后的军阀混战局面那样。

我说,现在不少人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是自相矛盾的。人们说,邓小平在1980

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反对“高度集权”,反对“个人凌驾於组织之上”,反对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反对“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但他却让薄一波捎话给陈云说:“只能有一个婆婆”。1986年底,他以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和军委主席的名义,把总书记胡耀邦整下台;1989年,他又以中央军委会主席的名义,把第二个总书记拉下马,并把自己的第三个接班人又封为“核心”,实行高度集权。这样,他自己反对的东西,自己拣回来了。他反对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反对毛泽东当“太上皇”,但又把自己摆上了“太上皇”的位置,实行“垂帘听政”。对两个总书记的不同意见,况且是正确的意见,也不能相容,——予以罢黜。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如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一方面宣称:“天父”、“天兄”、“天下一家”,一方面太平天国领袖们又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一方面宣称:“平等”,“平均”,“天下皆兄弟”,一方面又制订等级森严的特权制度,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形成新的王朝。结果是,要推翻别个皇帝,自己又当了皇帝,所谓“天道轮回”又回到了原点。现在大家都明白了,这主要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专制意职形态根深蒂固,如不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薰陶,不经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洗礼,谁处在这个位置上也大都会一样。而邓小平自然也不能例外。当然,如果思想不僵化,从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出发,适应时代潮流,情况也会另一样,人们公认胡耀邦、赵紫阳就是这后一代表人物。

赵紫阳最后说,邓基本是被自己制定的“四项基本原则”束缚住了自己,而不能解脱出来,这也是他的悲剧。

我的看法,从根本来说,邓小平认定威权政治思想,主张个人说了算,自然抱有个人专政的意识形态色彩。

据李锐谈:邓曾对江泽民交代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这就充分说明了邓的意识形态。具有这种意识形态是推行不了民主政治的。

最后,我还转达了童大林(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经济学家)的意见,他说:赵紫阳今后是否可以独立的个人身份对外活动,如同基辛格、撒切尔夫人那样的国际人物,从国际上来影响国内。

赵紫阳说:他们不可能让我外出活动,怕扩大我的影响。同时,在国际上活动,个人也不一定适应。他认为自己今后有三条路可以考虑:

一是写回忆,特别是最近十年的。

二是搞点研究,但在国内难发表,只按国内观点也没啥意思。要研究出点东西也不容易,也是很费劲的。

三是两者都搞,但怕精力不行,来不及。这些都是需要费很大劲的。

可见,赵紫阳虽身在“囹圄”,又至晚年,但还愿有所作为。至於对时局,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是:“只观潮而不弄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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