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十五）

1998年5月27日

我对门禁的一次“闯关突破”

从赵紫阳给十五大写信后，我已与赵紫阳半年多不能见面了，但我内心却一直愤慨不平，只是因为赵紫阳给中共十五大代表写了一封建议重新评价“六四”的信，认为迟早是要解决的，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而被进一步加强人身控制。其实，这封信完全是为了国家的稳定与长治久安，也是一个党员应有的权利，但却遭到惩罚，不让会客了，实行进一步的软禁。对这封信，不但对全体党代表实行封锁，就连赵紫阳请中

央转给杨尚昆、万里的副本也予以封杀。这难道不是对党员个人权利的剥夺，对中共全体代表知情权

的剥夺吗？而对个人转交信件的这种扣压不是也违反宪法的吗？

正是出於这样的义愤，我要闯一闯。首先，我打电话给赵紫阳的女婿王志华说，我要去看望赵紫阳，问他是否能进去？答称：不行。声言：赵健民曾要求来，经请示，不准许。

我再一想，赵紫阳被软禁，不允许外人见面，但他的老伴，并没有被软禁，没有理由不允许见面

吧！於是直接打电话给梁伯琪，我说明天上午我要去看你，请你在家等候！

於是我邀请了赵紫阳一位在军队工作的老战友，也是他少年时的同学鲍鸿阁会同家乡的一个人，於1998年5月27日上午九时许，按约定的时间到达了赵家住地的大门口。我按了门铃，说明是与梁伯琪约定好的，门卫要我交验工作证，让我等候，他先向领导请示。回来后告诉我，梁伯琪不在家，我又说我带有东西要转交，请她的保姆出来一下，因我与这保姆也很熟悉。该门卫转回来又告诉我，保姆也出去了，也不在家，并随手乒乓一声把小门关上了。我确信她们都在家，显然是不准见就是了。

随后我又想，这需要有个办法，转个弯才能争取进去。於是我们几个去了航空部机关，见到了赵建民，又给梁伯琪打电话，说明刚才的经过情况后，请她自己来到大门口接我们，然后我们又二次转回去，到赵宅门口时，梁伯琪也刚好开门出来了。这样我们几个人也都眼着进去了，门卫也不好再阻拦。

进门后立即出来了一些警卫，其中除门卫外大概还有参谋和秘书人员。当着他们的面，我讲，我们和梁伯琪都是半个多世纪的老战友，都已到晚年，都是八十岁的人了，又有从远道家乡来的人，如果不让我们见见面，於情於理太说不过去了。我这么一讲，这些在场的人员都没有表示什么。

见到赵紫阳后，他首先说：能让你们进来，这就算不错啦！但对此我却并不满足，我还想能同过去一样能经常来，於是我又找到那里的杨秘书，同他个别谈：你是知道我的，我也是气功师，过去是经常来的，我还想和过去一样来这里，他说，我也有难处，过去我说了算，通知一下门卫就可以；现在换人了，由新来的陈参谋负责。我说，既然这样，你能否将这个意见向上边请示一下，说明我和梁伯琪是老战友，又是经常来研究气功的。杨秘书答曰：可以。还说梁伯琪也向他提过，老战友来看看都不能允许，这太说不过去了。不过杨秘书又告诉我，你就用这个办法来，由梁伯琪来接你，你这次不是已经就突破了吗？

赵紫阳说：自向中共十五大写那封信后，当政者曾查问这封信是怎么捅出去的，并打算将驻在这里的所有人员予以调换。还说：已作好了女儿也被赶出去，自己被进一步与外界隔绝的思想准备。我说，还需要作被赶出北京城的准备。

赵紫阳虽然遭到不公平的对待，但是我看他精神仍然是泰然自若，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出。看来他早把个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了，真是胸怀开阔啊！

1998年6月4日

关於印尼专政体制的瓦解

“六四”是个敏感日子，据说每逢“六四”这一天都是戒备森严的，我想试探一下，但出乎意料

的是，我又於1998年6月4日胜利地进了紫阳的住地。

赵紫阳首先从印尼事件铁腕人物苏哈托^①惨然下台谈起，认为印尼学生运动既避免了大规模的暴力流血冲突，又成功地迫使专制独裁者下台。他分析说：这一事变，很可能一是由武装部队总司令兼国防部长维兰托在操纵，二是由副总统哈比比在掌握，再是由身兼国会议长和人协主席的哈莫斯推动的。但维兰托的可能性最大。他要我收集点资料，看国外对这一事件是如何评论的。

显然，赵紫阳是在观察、分析、思考着一个问题，即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制度而政治上却又搞高度集权，实行集中统治的所谓“东亚模式”是否能成立，是否走得通？赵紫阳又明确地说：“什么‘东方模式’呀！就是南韩、台湾也都变了”。

我简单介绍了苏哈托1965年上台以来的政治制度与专制贪污及经济危机情况。

我认为，从印尼事件可说明，实行市场经济而不与民主政治相结台，必然会产生腐败的市场经济，为人民所反对。一方面要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要进行高度集权，集中的政治统治，应该说此路是不通的。因为，既然要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行事。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在发展过程中不承认个人权威，也不承认固定模式；它要冲破一切不适应它发展的上层建筑，过去它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现在正冲破公有制；还要冲破一党专制政体。什么西方模式！什么东方模式！什么又要改革开放、又要四个坚持！这种人为的设障统统都是阻挡不住的，统统都是要被冲破，冲垮的。

市场经济是天生的自由民主派。它的正常发展，必然开出科学、自由、民主之花，给人类社会带来现代文明之果。

国外报导，中国国内有一种论点：正是由於苏哈托当年对号称世界第二大共产党的数百万印尼共党员和数千万支持者群众的一场镇压，使之销声匿迹，才换来了印尼数十年的稳定。因此，认为中国以“六四”的镇压换来稳定也是值得的。

记得江泽民在美国同克林顿公开对话时也是这样讲的，声称没有对“六四”事件的平息，就没有中国今天的稳定。国外评论说：这是“屠夫哲学”。这就是说，江声称：以镇压求稳定是对的，中国继续要走高压政策的道路，要实行专制政治。

但历史是无情的。苏哈托以血腥镇压起家，并以高压统治人民，时间长达三十年，社会矛盾却日积月累，终于像火山爆发那样，一朝终被冲垮。这又该作如何观呢？有一位学者这样评论：“印尼独裁者的倒台，是继东欧、苏联变色后，对中共的又一次强烈的国际冲击波。”

最后，赵紫阳还同我谈了关於鲍彤与国外记者电话采访的讲话，认为应设道保护线，不要被抓住口实，特别是在跟人的接触往来方面应注意。赵紫阳向我表示了他对鲍彤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