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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文集: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

徐友渔: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非常高兴再次来到“三味书屋”跟大家探讨一些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我在各种场合,包括许多大学、国家图书馆都做过讲座,但这里给我的印象最深,很亲切就像回家一样。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三十年的各派社会思潮”。2006年曾被大家叫做“中国的改革反思年”,从2006年以来,大家都在从各个方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进行着反思。而现在刚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日,我们也确实需要从各个方面对30年的改革开放进行总结,这意义是很重大的。总结中国的改革历程,可以从历史的层面、经济的层面、教育的层面,或者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层面等等进行总结。我今天是想从思想文化层面来做一些总结。但是我觉得从思想文化层面来做总结,并不是把思想与工业、农业、经济、医疗作为并列的一个门类来做的。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急剧的变化过程,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经历了一个急剧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中国的社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随着人们利益的分化,思想也产生了分化。代表不同的思想利益、,反映不同社会问题的东西就非常之多,非常之丰富。总结30年来的思想变化时,大家可能是把它作为总结改革开放的一个门类,但我并不这么看,我觉得思想变化处在更高的层面上,整个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各种利益,都会反映到思想上来。我是从这种角度进行思想总结的。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什么叫“社会思想”,其实长期以来中国并没有一种叫做“社会思想”的东西,中国唯一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因为长期以来经过官方宣传机构认可了的、批准了的才是思想。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中国一些有公共关怀的、有独立自主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开始独立地观察中国社会,并对中国社会问题做出独立的判断。因此现在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了自己的思想,当然这种思想可能不像毛泽东思想那样崇高和伟大,但毕竟是自己的思想。它的影响力不会很大,因为它不会见诸于主流媒体,但是我觉得它的优点在于真实性很强,主流媒体不讨论、要回避的问题,它都在讨论。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在南方巡视以后,强力推动了第二次改革。在邓小平南巡之前,改革有停滞的趋向,要不要改革开放?又引起了很多的争论,这种争论从来都是左派挑起的,他们总要质疑中国的改革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所以他们在90年代初的时候就提出“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不要...

在天下一家人权电影节开幕式Homo Homini 奖颁奖仪式上的讲话

布拉格, 2009 年 3 月 11 日 瓦茨拉夫·哈维尔   我要向本年度Homo Homini  奖的获得者表示祝贺,并且很高兴他们从中国来到这里。请允许我讲几句话。 首先,我想,当我说出我们为《七七宪章》启示了中国的《零八宪章》而感到高兴并引以为荣时,我是在代表《七七宪章》的绝大多数签名者说话。 其次,我愿意再次指出我们的经验,这是我们的中国朋友无论如何都应当接受的经验,这个经验就是,人们可能从未估计到成功,可能从未估计到境遇将在明天、后天或十年内发生变化。或许那是不可估计的。如果这就是你们所做的估计,你们将走不了太远。然而,按照我们的经验,不去做出那样的估计,最终就要付出代价,我们发现,改变境遇毕竟是有可能的,而那些被嘲笑为堂吉诃德、不懈努力却又一事无成的人们,结果却可能如愿以偿而令世人惊讶。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事情就是以这种奇特的方式既令人绝望又带来了希望。一方面,我们不知道事情将如何告终,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事实上可能会有良好的结局。 第三,我们的经验还在于——这大概要更多地诉诸于我们的普通群众——国际团结至关重要且弥足珍贵。即便它往往只是一种对我们的鼓励,那也是对我们的帮助,而不光是说服掌权者的一个证据。我们自己有着亲历了极权主义制度和独裁统治的经验,因此,我们有责任去帮助那些尚未能够享有自由的人们。 我的结束语是纯粹个人性质的。到场的各位获奖者以他们能够利用的方式翻译并传播我的文本,这使我深为感动。 谢谢各位。 瓦茨拉夫 . 哈维尔 作家、 捷克共和国前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