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维基百科条目）

邓小平（原名邓先圣、字希贤，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

出身于中国四川省广安的一个客家家庭，中国政治人物，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81年至1990年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被中国共产党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旗手，中共和国家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中共八大元老之首。

邓小平一生从来不曾拥有中国共产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头衔，但他被认为是1978年至1992年中国大陆的实际最高领导人，直到他去世时仍保持着影响力。他是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提议者，中国共产党将以他的政治理念为核心的理论称为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政策几乎影响到了20世纪后期每个中国人，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他曾共八次被选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并分别于1978年和1985年两次当选该刊“年度风云人物”[4]。

留学生涯

1919年春天，邓小平与只比他大3岁的叔叔邓绍圣一起离开广安，到重庆就读一所由吴玉章筹建的赴法国留学的预备学校。他是当时班上年龄最小的学员。经过18个月的努力学习，在1920年9月上旬他和其他378名学员乘船沿长江到达上海准备赴国外勤工俭学。9月11日，年轻的邓小平和其他85名学员一起被安排到法国勤工俭学，他们乘坐法国的安德烈·莱蓬号轮船从上海出发，驶往法国马赛。个子矮小的邓小平在这批留学生中被选为领头，他在这个期间表现出了出众的组织能力。经过将近40多天的旅途，在10月底，他们抵达了马赛。短暂停留后到达了巴黎。

邓小平在法国的时光非常奔波忙碌，生活很少有安稳的时候，而且他常常没有工作，经济上也非常拮据。实际上当时在法国的外国留学生，如果能够维持生活就已经很不错了，真正从事学习的希望几乎等于零。

邓小平在法国橡胶厂的就业卡

邓小平在法国的第一个居住地是卡昂以西的小城贝叶。在这里，他在法华教育协会开办的一个法语训练班学习了3个月的法语。由于缺钱，他在1921年4月1日到克娄梭的一个工厂工作了3周。在这里他掌握了钳工的技术，这个本领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再次派上了用场。他也在这里初步认识了法国的无产阶级，并且结识了一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之后他又作过饭馆招待和火车司机的副手，这期间他一直住在拉加雷讷克隆布。1922年2月14日邓小平来到沙莱特的哈钦森橡胶厂从事制作胶鞋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上过夜校，以及蒙塔尔纪学校。10月17日他辞去了这里的工作，在这一年的冬天到夏蒂荣又学习了4个月的法语后，又回到原来的工厂工作。根据这个工厂的领导评价，邓小平此时显露出了倔强和反抗的精神。1923年3月7日他因为拒绝工作而被工厂开除，失业几个月后他去了巴黎。他这段时间的经历对于他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1985年时他还派他的儿子邓朴方拜访此地。

早在1922年邓小平就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6月的第二次青年团代表会把他选为了青年团的领导，和周恩来以及其他3名干部一起担任领导职务，但是他并没有具体的任务。从此，他开始了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政治生涯。1924年，由于人员变动，邓小平补选进入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从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员。随后，邓小平进入了宣传中国革命的杂志《赤光》的编辑组。他负责印刷工作，所有的文章都由他刻在蜡纸上再进行油印，这个工作使他获得了“油印博士”的称号，而且专门负责宣传工作。随后左倾的革命者和右倾的中国青年党之间发生了论战，邓小平也发表文章参与了这次争论。此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人陆续回国，给邓小平提供了很大的机会。在1925年秋天，他成为了新当选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傅钟的助手。而且他还被选为中国国民党内的代表共产主义者的监督代表。

1925年在中国发生的五卅惨案让巴黎的中国人发起了一次未经法国当局同意的抗议集会，6月21日他们冲击了中国驻法使馆，并且逼迫大使在抗议信上签字。这次行动带来了严厉的逮捕和遣返浪潮，大批的中国共产主义者被遣返回国，留下的人包括邓小平在内都被法国警察严密监视。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根据中央的指示离开法国前往苏联，到位于莫斯科的专门培养中国革命者的中山大学学习，同班同学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5]。他在这里学习了俄语、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列宁主义和军事学。他在这里又获得了一个称号——“小火炮”。9月16日，根据中央的指示邓小平作为访问苏联的冯玉祥将军的陪同回到中国。

渐露锋芒

回国后邓小平奉命同冯玉祥回到内蒙古，并在冯玉祥手下担任第7团的政治委员。此后，政治委员的职务他一直担任了2年。1926年11月28日，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冯玉祥攻下了西安。邓小平在西安由冯玉祥成立的军事学院担任教学工作。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7月8日邓小平返回武汉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邓小平”的名字正是在这个时候改的。并参加8月7日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一年的夏天，他去上海从事地下活动，一直呆到1929年夏天。1928年6月底，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副书记，帮助新的中央书记向忠发展开工作。由于他从来不引人注目，而且很快就学会了上海话，因此成为了地下活动理想的接头人。

1927年冬天，邓小平在上海与也是共产党员的张锡媛结婚。但是这个婚姻只维持了18个月：张锡媛死于产褥热。

1929年，邓小平奉命到广西的右江和左江地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经过秘密的准备，他和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等人一起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第一次表现出了他的军事才能。1930年2月，他领导建立了左江和右江两个苏维埃政区，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1930年夏末，邓小平接到中央新的指示：解放中国南部。这个命令在当时很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甚至是自杀性的。由于这个命令，右江和左江苏区在1931年左右就被国民党全部消灭了。由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领的大部队则向柳州挺进。经过沿途的一些战斗后，邓小平意识到国民党军队占有很大优势。因此他违反了命令，放弃攻打柳州，而向江西的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进发。经过不断的战斗，当他们到达江西时，2万人的队伍只剩下2个团不足2000人。邓小平则又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邓的离队后来被一些领导批评为“组织上正确，政治上不成熟”。

第一次下台

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

1931年8月，邓小平被派往江西瑞金担任党委书记。刚到任时就凭其出色的调解能力和裁决能力平息了当地政治迫害性质的肃反运动。不久，瑞金成了苏维埃政府的“首都”，邓小平离开了党委书记的职位，而成为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还担任过红军报纸《红星》报主编。1932年初，他被派到会昌担任县委书记，很快在那里扩展了共产党的组织。随后又担任了江西省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邓小平积极推行毛泽东的“富农路线”，组织地区性的武装力量，是当时党内毛泽东的支持者之一。邓小平此后也长期是毛泽东亲密的战友之一，他与周恩来的关系也非常好。

1932年夏天，邓小平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婚姻。他与在会昌认识的金维映结婚了。1933年，邓小平被第一次打倒。李维汉等左倾势力抨击罗明、邓小平的政治路线，实质是批评毛泽东的战略方针。邓小平被一步步剥夺权力，从省党委书记的职位上被撤职。邓小平迫于压力，做出了自我批评，并被关进了拘留所。而他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也与他离婚，而与李维汉结了婚。

不久邓小平从拘留所放了出来，并且被派到处于前线的南村担任观察员。半个月后又被调回红军的总政治部。随后派他去红军军事学院教课。很快，他又恢复到了4个月以前的政治地位。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在1934年10月被迫长征。长征初期，邓小平负责出版《红星》杂志。年底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邓小平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在贵州省遵义县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被正式选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次会议也决定了邓小平将来的政治道路。

1935年4月，邓小平被派到第一方面军主持宣传部的工作，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则交给了刘英。在党内同张国焘的分裂发生后，邓小平承担了了红军右翼方面军的重要工作。1935年10月29日长征部队到达陕西北部时，邓小平患上了严重的疟疾，经过静心的休养和很好的照料才得以摆脱生命危险。

前线岁月

1941年时的邓小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邓小平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与周恩来等人到太原搞统战工作。1938年任129师政治委员，同师长刘伯承一起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抗日斗争。在随后的13个年头里，邓小平和刘伯承一直并肩战斗，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即二野、中野）后来也被称为“刘邓大军”而载入史册。

1938年刘邓二人率军在河北南部的平原地区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在1月-9月之间运用刘邓二人共同创造的“麻雀战术”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时来访的美国海军少校，驻中国国共军队运动的观察员卡尔逊这样评论邓小平：“是一个矮小、健壮和健谈的人，他对事物的理解就像对待芥末那样敏锐。”

从1937年-1945年，刘邓开辟了晋冀鲁豫根据地，邓小平同时担任根据地党的第一书记，成为了这片根据地的政治首领。在这片根据地里他实施土地改革，宣传共产党的思想，并实施毛泽东的政策。在1939年9月，邓小平和卓琳结婚，这是邓小平的第三次婚姻，也是最后一次婚姻。卓琳（本姓浦）是云南人，出身于富商家庭，抗战后从北平奔赴延安求学，在延安与邓结识。

1940年8月，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对日本军队发动了百团大战，打死打伤日军4.4万人。由于战役的胜利，毛泽东从延安发来贺电，蒋介石也从重庆发来电报嘉奖彭德怀。但是这次战役在文革中成为了红卫兵抨击邓小平的口实，指责邓小平是毛泽东游击战术的敌人。

1942年末，邓小平回到延安，并支持了毛泽东的整风运动。周恩来后来说，邓小平是这次运动中几乎或完全没有犯错误的人。1943年，邓小平被提拔为中共北方局书记。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

1948年淮海战役时，邓小平同中共淮海战役总前委其他领导人合影

抗日战争结束后，又爆发了国共内战。邓小平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为中原野战军 、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抗战开始时只有9000人的129师，现在已发展成为近30万人的强大的野战军。1945年9月，刘邓大军在上党战役中成功运用口袋战术歼灭国民党军队3.5万人，随后发起平汉战役，并同样取胜，配合毛泽东的重庆谈判。这次战役胜利后，刘邓大军一直休整到1946年夏天。

1946年8月刘邓大军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邓小平也同时被任命为中原局第一书记。1947年6月30日同刘伯承一起率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地区，开始了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性战略进攻。在对解放战争具有重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1949年4月21日，他和刘伯承、陈毅的部队渡过长江，旋即攻克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

1949年10月1日，邓小平作为中原局第一书记和第二野战军代表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并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委员和中苏友好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随后，他又和刘伯承率军一起夺下了云南、贵州、西康等西南省份。1949年底，邓小平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还是西南地区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任期间，他彻底清除了遍布云南的鸦片烟馆、平衡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大搞土地改革等。

建国初期

1950年，邓小平在第二次全国军事和政府委员会上提出立即没收地主财产，加强对农民的思想和文化教育；1951年在第三次全会上又提出搞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业。这些建议受到了中央的肯定。当时有一些人批评合作化运动走得太快，而毛泽东则认为一切太慢了，号召用15年的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邓小平和周恩来坚定的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虽然从以后的发展来看，他们过高的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当邓小平在1960年代认识到这个错误后已经太晚了，而这个认识也导致了他的第二次下台。

1952年8月邓小平被调派北京，担任国务院（当时称为政务院）副总理，全家也住进了中南海，一直住到1969年。此时，他还作为经济专家进入了国家计划委员会。1953年2月还被选为政协副主席。从1953年9月18日起邓小平又担任了1年的财政部长。1954年4月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4年还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选举法委员会和中央选举委员会，邓小平是唯一进入这3个委员会的领导。同年9月15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邓小平还被选为了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并担任人大副委员长。

在1954年发生的高饶反党集团事件，高岗和饶漱石两人企图与刘少奇、周恩来夺权，邓小平专门负责对饶漱石的调查，在4月接管了饶漱石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并且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党内会议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另外据邓小平后来所说，他曾将高、饶私下密议中央副主席的事向毛泽东汇报，并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1955年4月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与林彪同时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补任弼时、高岗之缺）委员，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以及当时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攻击，指出中共已经是执政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但这次报告只是抽象的批判了个人崇拜，没有触及毛泽东的权威和权力。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成为排名第六位的领导人，开始与刘少奇一起负责日常工作。

1956年5月，毛泽东宣布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邓小平却不大赞成这个运动，他认为这将可能引发一场反对共产党的群众运动。几个月后，毛泽东也放弃了这场运动的初衷，而将这场运动变为了将反革命分子引出来并进而改造他们的手段。随后在1957年到1958年间，中共开展了反右运动。这场运动让全国80万名党员被打成右派，290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在这场运动中，邓小平又和毛泽东站在了一起，并亲自主持和积极推行这场运动。虽然在23年后他对此进行了自我批评并承担了一定责任，并且为300多万无辜的人平反，但是他仍然认为这场运动的本质并没有错。他在1980年时曾说：“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简单的说，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过分扩大化了。”

1957年11月，邓小平和毛泽东去莫斯科会见赫鲁晓夫。虽然同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但是对于苏联的建设成就还是感到钦佩。一直到1963年，邓小平还多次赴莫斯科同苏共领导人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开展论争。

1958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开始了大跃进。邓小平也极力赞成。1959年，邓小平在一次打乒乓球时意外的折断了腿，恢复了很长时间。这也使他免于陷入庐山会议的漩涡，而只是发表了一篇流于形式的文字来表明自己反对彭德怀，拥护大跃进的立场。但是到了1960年，他对大跃进产生了疑虑，经过到基层的视察以后，他和刘少奇成立紧急委员会，搞了“农业六十条”，提出三自一包，开始调整国民经济。但这使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开始破裂。之后在1961年9月又提出“工业工作七十条”，将经济发展从浮夸的理想主义引向了实用主义。毛泽东很明显感到了刘、邓执行了一条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受到挑战。1962年毛泽东曾点名批评邓小平的经济措施。

总的来说，从1956年到1966年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期间，在推进执政党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他为探索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第二次下台

1964年初，北京大学发生的聂元梓和陆平的关于教育方式的冲突中，邓小平支持北大校长陆平的观点，并且在3月3日的一次集会上批评了左派的学生和教师。1965年11月，围绕《海瑞罢官》的论争使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红卫兵运动使整个中国都陷于混乱。邓小平试图平息混乱局面，维护安定秩序。他和刘少奇组织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禁止游行示威和贴大字报。然而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并命令撤销工作组。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选为中共中央的唯一副主席，而邓小平虽然保留了总书记的位置，但是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只排在第六位（刘少奇更跌至第八位）。10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但是遭到了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而他的书记处也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架空。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评，邓小平被说成是刘少奇之外“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二号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

从1967年开始邓小平就不公开露面了。3月底召开的常委会上他被免去了总书记的职务。之后红卫兵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和攻击：认为他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代表；反对毛主席；生活作风腐化（主要是指责他喜欢打桥牌）。到8月对邓小平的批斗已经升级到武斗，红卫兵到邓小平在中南海的家里开批斗会，邓小平被逼着下跪，坐“喷气式”。后来他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邓小平的三个孩子被送走，只有夫人卓琳与邓小平的继母和他在一起。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随着邓小平的倒台，他的家庭成员也受到了迫害。1967年3月15日他的弟弟邓蜀平因为绝望而自杀。9月邓小平一家搬离了中南海。1968年9月，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邓朴方在被批斗时，从四层楼跌下来。邓朴方被在场的红卫兵及时送到医院，但因胸椎压缩性骨折导致邓朴方从此腰部以下瘫痪。

1969年3月中苏发生珍宝岛事件。由于担心苏联攻击中国，10月邓小平被送到江西南昌，被软禁在新建县望城岗的一个步兵军事学校里。1970年夏天开始，邓小平和妻子被下放到县拖拉机厂劳动。

1971年政治局势改变，毛泽东原定的接班人林彪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乘飞机出走时失事死于外蒙古温都尔汗。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听完传达林彪事件后第3天，写了一封托江青转交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说：“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并要求恢复工作。1973年2月，邓小平离开江西，回到北京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众多的外交场合重新发挥出了他的活力。在8月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2月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再次进入领导核心。

1974年4月他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首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5月份以后，由于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恶化，他代理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同时，1974年初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致使邓小平与四人帮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1975年1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三副一长），着手对当时极端混乱的局势进行整顿，并同当时拥有很大权力的江青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毛泽东几次在党内批评四人帮，王洪文也被调回上海。

随后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邓小平和周恩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将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但是这很快遭到了激进的左派的攻击，他们批评邓小平喜欢资本主义的东西，企图“资产阶级复辟”。

第三次下台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在1月15日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而毛泽东鉴于邓小平和四人帮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害怕其死后邓小平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将最有可能继任总理的邓和张春桥排除在外，任命华国锋为总理。

2月初，江青攻击邓小平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随后华国锋也批评邓小平不坚持阶级斗争。3月底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重要的日程就是批判邓小平。四人帮为批邓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却未在群众中取得多大效果，4月份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中，群众有人贴出大字报要邓小平接班。

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批邓”运动，并再一次将毛泽东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6]

4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将参加四五运动的群众说成是“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称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7]

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写作组梁效的文章《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写道：“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它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党内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一场表演。”“这次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以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为旗帜的。...他们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原来他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日”，就是红旗落地、资本主义复辟之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邓小平代表的资产阶级，已经是日薄西山的腐朽力量。”[8]

之后在没有邓小平参加的情况下，党中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作出如下决议，邓小平被第三次打倒：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就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作了讨论。可以肯定，邓小平问题已变成了敌我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建议，大会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允许他保留党籍，视其以后的表现。

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后，躲在北京东交民巷十七号。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逮捕了四人帮。10月10日邓小平即向华国锋表示拥护，并在信中写道：“我同全国人民一样，...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但是华国锋回应：“...你犯过错误，必须继续接受批判。”

四人帮被捕后，党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关于为邓小平的平反，中央却发生了分歧。华国锋说：“...邓小平同四人帮有显著区别，但他和其他人仍是修正主义...粉碎四人帮并不意味着不批邓小平。”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已经有人提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并认为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4月10日邓小平再次写信给华国锋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并绵里藏针的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政治局讨论了这封信，同意了邓的建议。在当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他的支持者胡耀邦、万里、赵紫阳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同年8月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进入邓小平时代

1979年邓小平在出访美国期间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在1978年底以前，邓小平还不是党内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的身份继续领导中国发展，邓则是党内四个副主席之一（另三人是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华国锋被认为与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相左：华国锋虽解决了四人帮和停止了文革，但文革时期的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包括自1958年以来数百万被划归右派的共产党成员和文革时被打倒的大多数人，他们和他们的家属、亲人没有停止过对这些本质性问题的追究。华国锋基本维持了文革后期的政治思路，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2月7日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此话即是后来被中国共产党所批判的“两个凡是”）作为其政治理念。“两个凡是”的演变结果则是华国锋遭到了党内以邓小平为首的人抵制，并成为邓小平在接下来近两年中对华国锋所批评的最主要观点。

1977年，邓小平以主管科技文化的国务院副总理身份恢复了日后对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高考，令中国所有学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在1978年初，邓小平在当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将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从文革时期的底层扭转称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改变了自文革以来知识分子饱受歧视的现象。此举由于在实质上是改变了共产党在文革时期的一大政策，因而在党内引发诸多不同声音，邓以及他的支持者在政治局的支持和华国锋的默许下平息了党内分歧，也令自己的政治地位大幅提高。

1978年2月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在本世纪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们国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但邓小平在实施自己的战略前，必须先解决他和华国锋之间的路线分歧。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由邓的亲信胡耀邦进行审定后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明显是在批评拥护“两个凡是”的华国锋与汪东兴。这篇文章在全国被广泛转载，为邓小平上台做好了舆论基础。此后不久，包括中国各大军区、各省市在内都进行了广泛讨论。深具现实主义特点的政治理念被人认为是邓小平赢得这次政治博弈的因素。在党内，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人宣布支持邓的理念，而华国锋、汪东兴一部则成为少数。这最终导致中国共产党内决定在本年度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由叶剑英、邓小平接管了中国的政治大权。

同年4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开始为1958年以来错划右派的人进行平反。这个由胡耀邦带头的行动得到了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赞许，也令胡耀邦的改革者身份的到广泛传播。此次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在1980年基本结束，将原来97%以上的原“右派”进行了平反。平反活动中质疑共产党的声音被更多的赞许声所压制，因而改革取得的进展和成效都令人满意。

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华国锋依照传统形式进行了自我批评，结束了他的最高领导生涯（华辞去其全部领导职务是在数年后）。这次会议确立了邓小平实际最高领导者的地位，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由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中国共产党不再以阶级斗争为政策中心，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会议再度重申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与“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会议结束前北京市委又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次会议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央副主席，胡耀邦、邓颖超、王震等邓小平的支持者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

1979年，著名的西单民主墙被清理，随后逮捕了人权主义者魏京生，邓小平认为魏京生等人代表的只是反民主的思想。为了贯彻干部队伍年轻化的路线，邓小平辞去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提名他原来的部下杨得志继任。之后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胡耀邦和赵紫阳进入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还决定改革军队，裁军100万。并且开始进行法制化建设。1980年8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赵紫阳取代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也辞去了副总理的职务。1981年，华国锋的党主席职务又被于1980年2月已任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取代。

改革开放

位于深圳特区深南大道的著名宣传画“邓小平画像”

1981年2月，虽然在长沙等地有人用大字报批评邓小平搞资本主义；但是，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他主持和指导下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关于经济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这次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决策人和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他指出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克服个人崇拜，同时正确地和充分地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年8月，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

从1982年以来，邓小平致力于国内的改革。2月20日，党中央通过老干部的退休规定，以保证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建立“顾问委员会”来安置这些老干部。同时开始精简机构，裁减政府工作人员。1982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他主持并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在8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学生运动

参见：六四事件

当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时，邓小平对中国在政治领域的开放十分谨慎。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人开始更多地接触西方民主人权思想，很多知识分子开始公开提倡人权与民主，许多学生更是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这方面的诉求。对于这些主张和活动方式邓小平是明确反对的。他公开批评这些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坚持认为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应继续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坚称中国发展最需要的是社会稳定，“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

在1986年9月28日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1987年1月，原本被邓小平选定为接班人的胡耀邦被迫下台，罪名就是指违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对游行采取有效措施。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由邓小平另一位助手赵紫阳接任。此后，中共党内反改革的“保守”势力，利用胡耀邦下台的机会，又掀起一股反右浪潮，实际是反对改革开放的政策。邓小平于1987年4月30日又放言“左是主要危险”，坚持了改革开放，击退了左派势力的反扑。对此，有人将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政策形象的概括为“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

胡耀邦下台等政治事件很快就平息了。1988年，中国人普遍讨论的已经不再是自由化，而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在1989年春天，发生了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在4月8日入院的胡耀邦在4月15日早上因急性心肌梗塞去世。当晚北京学生就举行各种悼念活动。4月17日，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事件成为导火线，很快就蔓延并演变成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游行活动。4月22日，官方悼念会举行，邓小平等全体中国高层领导人出席。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又被称为四·二六社论），由于人民日报在中国官方舆论的权威地位，社论在当时引起广泛游行参与者的愤怒、反对和恐惧。据称将这次风波定性为动乱是邓小平决定[9]，也有人认为[10]邓受到当时向他报告事件动态的高层领导人（指李鹏等中央领导和陈希同等北京市领导）的影响。总的来说，由于互不信任和缺乏理性，学生和官方的失败互动使之走向不可控制的局面。

6月4日凌晨，军队开入广场，强行清场。；这被外界认为是[来源请求]邓小平的决定。；很多史学家[来源请求]认为六四事件是邓小平晚年的遗憾，令他改革形象受损。但也有人认为邓小平的决定是不得已作出，；例如经常被拿来与邓小平比较的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就曾公开赞扬邓小平敢冒政治风险通过流血镇压学生来维护政权[来源请求]，持续中国经济发展而不是又走政治斗争的老路。

六四事件导致邓小平的另一个接班人赵紫阳（以及据说是原定接任赵紫阳的胡启立）下台，继任人问题又浮上水面。邓小平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中作出妥协：他决定不在现有的北京高层中选择一名接班人，而是从上海召来当时的市委书记江泽民任总书记。据说当时总书记的人选有两个，天津的李瑞环和上海的江泽民。“江任总书记，在5月31日或这之前就决定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册，301页）。从此江泽民成为中共下一代领导核心。不久邓小平又将年轻的胡锦涛提升成为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常被认为是邓小平为江泽民安排的隔代继任者。

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南方考察（南巡）

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所乘坐的军舰

邓小平主导了六四事件。此后中国的形势严峻，在国际上被孤立，党内则有“保守”势力抬头，他们的纲领是“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左”的势力在“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旗号下，试图把中国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运动来解决国内的重重矛盾。1992年秋，要开中共十四大；如果，左派的政治主张在十四大占了上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便会付之东流。

在此紧要关头，1992年春，已辞去所有正式职务的邓小平考察了武昌、广州、深圳、珠海与上海，依靠他昔日的威望，在考察各地发表一系列的讲话，他强调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批评那些怀疑改革开放的人，明确表示“左”的东西对中国而言比“右”更可怕。“南巡”期间，邓小平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他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的南巡与讲话使得中国重新步入改革开放的轨道。不少人认为，南方讲话是邓小平对六四错误的一种补救；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南方讲话是邓小平“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的一贯政策的发展和延续。

同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基本路线”（即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被写进中共党章，中共还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5年后（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当时邓已去世），邓小平理论被正式确立为中共全党的指导思想并被写入中共党章。从此，中国的各派势力都很难再从根本上挑战“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这一政策。

南方考察后邓小平完全退出了公开的政治活动。并绝少在公开场合出面。但是邓小平的理想理念与政治方针以“邓小平理论”之名始终得到贯彻，他被官方誉为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自己却说，改革其实是“摸着石头过河”，其理论是“不争论”。

在官方报道中，1993年10月31日，是邓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他乘坐刚刚全线通车不久的北京地铁，饶有兴致的走遍了半个老北京。但他恪守了当年他辞职时的承诺，并没有在这次活动中发表正式讲话。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仅仅是在一些会谈中人们谈及“改革开放”与“邓小平理论”时，才会成为人们的焦点话题。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中共官方为他举行盛大的追悼会。自此，中国大陆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他的影响力仍继续存在着。

个人生活

邓小平一生共结过3次婚。但是，只有最后一次与卓琳的婚姻才有了自己的孩子：

大女儿邓林1941年出生，是一位艺术家；
大儿子邓朴方1944年出生，在文革中导致下半身瘫痪，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残联第五届主席团名誉主席。在80年代后期是康华公司的负责人；
二女儿邓楠1947年出生，原科技部副部长，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
三女儿邓榕（小名毛毛）1950年出生，著有《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
二儿子邓质方1952年出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后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曾参与首长四方的营运。[11]

邓小平是桥牌好手，打牌时虽然不爱赌钱，但是非常守规矩，输了也能和其他人一样钻桌子。世界著名的桥牌冠军杨小燕说：“在牌桌旁，可以感到邓是一个伟人。他的打牌技术是又稳又精。”此外，他的烟瘾很大。

邓小平抽的烟是“熊猫”牌香烟，由上海卷烟厂特制，以味道淡著称，“熊猫”牌香烟因为邓的缘故，价格异常昂贵。晚年的时候邓把香烟戒掉了。

主要贡献

主条目：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的主要主张和理论被中国官方称为邓小平理论，基本上都以讲话和谈话的方式收录在三本《邓小平文选》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大学（包括自考）的必修必考科目，该科目现更改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编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深圳的邓小平雕像

邓小平主张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要坚定不移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认为，中国依然处在（而且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不是任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而是中国特有的。中国共产党的职责是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把这种社会主义叫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3--252页），这种新的解释降低、乃至消解了在经济问题决策中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更注重政策的实际效用。邓小平也指出，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共同贫穷。邓小平不会像华国锋那样，只因某一政策与毛泽东的指示相违背就不执行，也不像党内保守派（如陈云等人）那样，只因某一政策多为资本主义国家采用而不执行。

邓小平为中国的改革提出了理论基础，但是他本人并不是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很多的改革措施是地方政府首先实施，当成果显著时则会被广泛采用。很多的改革政策也借鉴了国外的经验。

邓小平的改革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很不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多是由他本人制定，由上而下贯彻。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此外，邓小平首先推行的是渐进的经济改革，而戈尔巴乔夫却过早的推行政治改革（而且是激进的政治改革）。邓小平的政策保障了共产党专政的地位，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却最终导致了共产党政权的瓦解。

邓小平的改革还包括由政府对宏观经济的主导和调控，这主要是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机制。但是宏观的调控并不影响在微观经济层面上的市场化。邓的经济改革措施也最早在农村施行。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实施了毛泽东视为“资本主义”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由家庭承包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政府也鼓励农村工业化，很多乡镇开始进行轻工业生产。

轻工业对于资本较缺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往往是发展初期的重点发展项目。轻工业只需少量资金，而且资金周转期短，却能产生巨大的外贸出口利润。通过轻工业产生的利润随后可以进一步对高科技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进行投资。但是与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等国的改革相比，中国的成功之处在于，这一类的投资并不是由政府主导的[来源请求]。改革以后轻工业迅速发展，90年代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则超过了轻工业。投资重工业的资本主要来自银行体系，而银行的资金来源则是储蓄。邓小平的改革项目中首先就确保利润只能通过税收或银行再分配；因此，国有企业的利润再分配是间接的，也保证这些企业多多少少脱离了政府的介入。

邓小平还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闭关锁国”状态，主张对外开放。他的这一政策与毛泽东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相违背。中国通过加大对外贸易加快现代化步伐，中国的经济可以被认为是出口导向的。另一方面，中国也从日本和西方国家购买了大量的机器。邓小平在1979年就提出要搞经济特区，吸引外商投资。通过吸收国外的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中国加快了自身的经济发展速度。

一国两制

邓小平在外交方面的作风也与毛泽东不同，他对革命谈的较少，而是更强调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一个例外是针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邓小平的外交政策也是更务实的，认为外交就是国家增进实力与影响力的手段之一。中国在加强与美国关系的同时，也逐渐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但是根本上，中国的外交政策还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的。

邓小平很重视国家的统一。“一国两制”最早是针对台湾问题而设计的。1981年邓小平曾向一个美国代表团表示，统一后台湾可以保持自己的政治制度、政府和军队，台湾领导人甚至可以担任全国性的领导职务，条件只有一个：承认北京为中国的中央政府。这就是“一国两制”的雏形。

至今，“一国两制”应用于香港与澳门，而台湾并不接受这一方案。1984年12月，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86年，中葡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香港与澳门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回归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