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石按：以下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的电话采访推特记录整理，她在做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界动员工作，更是在传播学意义上的一个创举。 另，崔的电话采访都已经过事主授权公开。这个创举还在继续中，用她的话说，那就是“从明天起，谁接到我的电话，心里也许就会说‘鬼来了’”。童庆炳之前（含童）是1225宣判前的采访，之后是宣判后。为规避传播风险，我已将里面的部分敏感词做了处理，最敏感的三个字人名都置换为一个字：“他”。 以下记录，请尽快转走： 崔卫平的电话煲 诗人芒克称自己与他“是非常好的朋友，在一起都挺愉快的。从来也不认为他做错什么事情。”在听说了他的近况后，芒克说“但愿他明天没有什么事。” 他八十年代的朋友、诗歌评论家唐晓渡回忆，当年黑马他明明认识刘再复，当面却假装说不认识。但他同时说，对于他近年来的思想发展，越来越认同，觉得他越来越结实。在中国目前语境中，他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担当和理性。 原北师大教授、鲁迅专家王富仁教授今天仍视他为“朋友”，尽管许多观点不相同。王教授听说他近况之后，说：“人在思想上应该是有自由的，在行动上应该是有限制的。思想自由是不能干涉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一直没有解决。” 他念博士的导师之一、北师大教授童庆炳先生，听说他近况之后，想对他说：希望他“珍重”。“毕竟有过一段师生情谊，希望他珍重。” ——20091225—— 钱理群先生刚才在电话里说，比起八十年代，他写的文章越来越理性了。他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五三五的表现，二是坚守国内。钱先生“不觉得他有什么罪。”不一定同意他的所有观点和做法，这是另一回事；但他属于平和、理性的批评者，对他都要判刑，是一种虚弱的表现，觉得很难接受。 汪晖先生来信：谢谢来信和电话。我不赞成他的许多观点，但反对任何以言治罪的方式。我会关注此事的发展，在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后，表达我的看法。 作家莫言同意将他的这句话放在这里：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 丁东的看法：文章自古多奇狱，又添十一载；思想从来要自由，何止零八年。——圣诞中国 乐黛云的看法：一，看过零八县长，觉得其中没有颠覆国家的想法，是希望改善；二、零八县长是一个讨论，如果一个讨论也要定罪，是违背宪法的，不能让人心服口服；三、如果（弄得...

今天（2009年12月21日）上午，哲学所副所长余涌、副所长孙伟平和人事处长许秀婷约我到所，当面宣读了《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关于张博树限期调离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张博树，男，汉族，1955年11月出生，1991年7月到我所工作。今年以来，多次违反工作纪律，未经请假和批准，擅自出境，连续旷工一个多月，累计旷工约两个月。 根据人事部《全民所有制单位辞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暂行规定》之第三条第四款“无正当理由连续旷工时间超过15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30 天”可以辞退的规定和《哲学研究所关于请假的有关规定》第四项第2条“凡未经批准自行出国、休假者按照旷工处理”等规定，经2009年1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张博树调离哲学研究所，自行择业，择业期限为三个月（自2009年12月21日起至2010年3月20日止）。择业期满后，哲学研究所将不再保留张博树的人事档案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盖章） 二00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对以上《决定》，本人特作如下声明： 第一，本人接受日本庆应大学和美国罗杰·威廉姆斯大学邀请，于今年7月13日到7月20日和今年8月27日到10月17日分别赴日本、美国作学术访问，事前均按照社科院有关规定提出出国学术交流申请，但哲学所以“交流题目涉及政治，过于敏感”为由，未予批准。这个荒唐的决定本人当然不会服从。这就是所谓“旷工两个月”的事实真相。 第二，《决定》以“旷工”为由做出“限期调离”的“组织处理”，其实是在掩饰把本人“扫地出门”的真正原因。根据中共中国社科院党组2006年11月 30日决定印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政治纪律建设的决定》，社科院的学者必须遵守这样一些“有关政治纪律的行为规范”，诸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不得公开发表反对和违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言论”，“在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学术交流规定》。我院人员在境外出版书籍、在境外媒体和出版物上发表文章和言论前，须报所在单位领导审阅同意”，“不得编造传播政治谣言和反动、错误观点；不得参与非法组织或个人发起的有政治违纪内容的签名、串联、‘纪念’等活动”，“不得违反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不准发表影响社会稳定的言论”...

刘晓波在被拘禁了大半年之后，并没有象外界所期待的那样，渡过六四敏感时期而获释，而是将面临中国法院的审判，现在香港一家报纸说，他可能被判缓刑，这似乎又在向中国善良的知识分子散布烟幕弹。我回忆起以前所知道的情况，感到凶多吉少。虽然我听到的议论描叙年代久远，时过境迁，支离破碎，或有片面性，但把它组合起来，则会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印象，这体现的是官方对他所下的大慨结论。 原籍在大连，一直受严密监控 我不认识刘晓波，但经常读到他刊登在香港《开放》等杂志上的文章，在曰常生活中亦听到有关方面人士对他的评论。因为刘晓波虽然本人一直与太太刘霞住在北京，并相当高调地活跃在文坛上，并牵引了官方仇恨的目光，但多年来他的父亲住在大连，他不仅经常来大连，而且户口不知何因，亦一直放在大连，按照国内户籍属地分管的原则，他的档案材料也一直存放在大连公安局特殊管理，而旦2000年底以后，与他一样，我的档案亦被大连市公安局外管处做为报备材料存放。 所谓报备，就是有关个人的信息文书，被大连公安国保与当地法院盖了公章，履行了必要的手续，郑重其事地报到大连市公安局外管处电脑室备案，做为对其人出入境进行严格控制的依据。由于目前户口与居民身份证已全国电脑连网，统一管理，所以，类似刘晓波这样著名的异议人士，不论是在大连，还是在北京，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只要想出境，必将返回原籍办理解除报备手续。 2000年12月4曰以前，由于我还在中共严控的新闻界工作，体制内的朋友很多，当然亦包括大连司法界以至更高层次的当地官员，有人谈及刘晓波时，流露出许多无奈与恼怒。显然，刘晓波从六四前开始的不屈不挠地用言论批评时政的行为，使北京尤其是大连当地警方头疼，主要是他经常无所顾忌地接受香港及海外媒体的电话采访，这一点使他们十分生气。由于刘晓波不间断地与大连的家人联系，所以他的父亲虽年事已高，但仍受到监控，特别是当他逢年过节，到大连探亲访友，当地国安与国保人员，均十分紧张充满警惕，用如临大敌，草木皆兵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 大连当地消息人士透露，刘晓波已被为国安部与公安部，列为异议人士中一号极度危险分子，只要他一出家门，便由居所附近的摄像头，监控其行踪，比如他从北京到大连乘坐火车，依据手机信号，即可确知他到达大连的情况。大连国安人员第一时间把信息告知当地国保，国保立即派出警员接应，由此开始，刘晓波在大连一切活动均由当地公安人...

一，引子，他山之玉，可以攻石？ 没错，我没有搞错诗经名句，我只是太珍惜台湾经验了，毕竟台湾的近二十三年无论是司法还是政改都令人惊艳，比为石头，有点委屈，该是亚洲之玉。而，海峡对岸的现实，称之为玉，显然高估，经济繁荣，司法却依然脆弱。在美国期间，认识一个台湾法官，详谈二个半天，渐渐对对岸司法改革的历程更有了解。从网络上搜索到一些文章，台湾司法改革的图景逐渐清晰起来。看对岸，思故土，难免会比较。花了些时间，做了比较，结论无非是常识。 二，台湾司法改革简介 一切重大变革均从解除戒严开始。 “中华民国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总统华总（一）义字第二五二六号令： 准立法院中华民国七十六年七月八日 (76) 台院议字第一六四一号咨，宣告台湾地区自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零时起解严。“ 1987年，蒋经国先生在内外压力下，权衡选择了对的路，不但给自己及后人留了方寸地，还给国民党留了后福，让台湾人民有一个开万世太平的机会。台湾人民显然没有浪费这个机会。 讨论的起点当回到戒严之时。台湾省宣布戒严是1949年5月20日，戒严主要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第三十九条行使。戒严的主要冻结人民权利是，(五)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及游行请愿等行动。(六)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七)严禁人民携带枪弹武器或危险物品。及根据戒严法令制定的，《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惩治叛乱条例》等。 不要小看这种戒严条例，毕竟他还是有法统出来的。犹如中华民国宪法一样，大部分条款其实是不错的，正由于不错，所以国民党要冻结部分宪法才能搞有法律依据的独裁，不然，也可以置宪法于不顾，明目张胆地搞，反正枪杆子还在老蒋手里。如民国宪法第八十条：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第八十一条：法官為終身職，非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或禁治產之宣告，不得免職。非依法律，不得停職，轉任或減俸。虽然，这些宪法没有冻结，但一旦舆论、结社松动，这些活过来的宪法权利，会给独裁带来极大的制衡。 这些条文如对应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可以看到其中的不同之处了。拿同样该是独立审判的条文，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是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涉。有学者分析出党派可以“依法干涉 [2] ”法院审判...

重庆彷佛又变回了中国的陪都，记者云集，国人瞩目。不过，看了薄治渝之种种，感觉，薄治渝已经超出了寻常的地方治理模式，模仿曾国藩，甚至已经超过曾文正，可以说，要是在晚清，料想会激起反弹。如今，世事难料。 众所周知，清朝基于一贯的郡县制，对地方大员的牵制还是不少的。不过，到了晚清，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导致朝廷不得不启用曾国藩之类，自练曾家军，加之惯例，官员可以自己聘请钱粮师爷和刑名师爷，以掌控地方行政。曾手握大军和地方收入后，养了大批幕僚，曾有东南半壁。如今西南，彷佛曾文正再世。 首先，薄从东北空降一个公安局长王立军，以此为把手，启动打黑，因为公安的侦查权是最方便的启动点，以此为杠杆，撬动了许多部门，打掉许多地方官员。之后，几乎没有制衡。王局长可以说是薄熙来的刑名师爷加捕头。 其次，据南方周末报道，王立军又使用薄模式，从辽宁请来王蕴采等数个律师作为公安打黑的首席法律顾问，犹如再请一个私人的刑名师爷。 第三，我原来没有查过，重庆财政局长是否易人，按照推理，应当已经易人。钱粮师爷未必要从辽宁请，但是，必须是自己人。（顺便查了一下网络，重庆财政局长果然08年易人，08年换了6个局长，其中包括广电局长，宣传口的）。08年1月，高级法院院长也换人。 后来，司法局长被抓，法高级院副院长被抓。基本上，重要部门都已经曾国藩化了。 而今朝廷也曾想异地换组织部长，09年1月重庆的组织部长系国家人事部的付部长调任。此人什么来头不知道。即使是制衡，或许棋局已经排定。最近重庆市长易人。棋局变换，也是晚清模式，晚清督抚之间也有些制衡，不过，自从曾国藩任用大量幕僚，这些都是私人助理，这一人之权，已无很大制衡。因此，野史说王闿运之游说曾，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无意问鼎，乃可善终。 如今，薄之治渝，正是曾模式的现代版本，任用故旧为重要官员，如果，国家官员可以变成幕僚一样的私人助理，那么，这个地方政府就容易变成私营公司。完全可以做到人挡杀人，佛当杀佛。曾文正以恢复儒家理学道统为己任，如今薄在重庆推红色经典，何其像也。这些无非是六经注我，道统是为治统所用的。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说薄超过了晚清模式，是毕竟晚清满汉之间的隔阂不是那么容易，因此，曾再厉害，上面也防一手。曾剿灭太平天国后，功高震主，主动解散湘军以获得信任。晚清皇上之大权是无可置疑的，慈溪的对内手段曾是非常利害的...

Your Majesties, Your Royal Highnesses, distinguished members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citizens of America, and citizens of the world: 国王和王后陛下，各位殿下， 杰出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委员， 美国公民及全世界公民们： I receive this honor with deep gratitude and great humility. It is an award that speaks to our highest aspirations -- that for all the cruelty and hardship of our world, we are not mere prisoners of fate. Our actions matter, and can bend history in the direction of justice. 获此殊荣，我深怀感激并深表谦恭。这个奖表达出我们的最高理想——尽管这个世界存在种种凶残困苦，但我们并不任命运摆布。我们的行动是有作用的，能够推动历史向正义方向发展。 And yet I would be remiss if I did not acknowledge the considerable controversy that your generous decision has generated. (Laughter.) In part, this is because I am at the beginning, and not the end, of my labors on the world stage. Compared to some of the giants of history who’ve received this prize -- Schweitzer and King; Marshall and Mandela -- my accomplishments are slight. And then there are the men an...

（原题）改革的异化与政治危机：关于中国改革的有效性和有限性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在2007年1月中旬一家美国智库组织的一次中国问题论坛上的发言记录整理稿。在这篇发言中，作为对‘改革终结论’的补充和深化，作者又提出了‘改革异化论’，并围绕这个论点展开了对于中国政治危机的分析。现在，虽然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但是作者的观察和分析并未过时。今征得作者同意，分两期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中国的现行制度，在一九七零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当中，相当有效地避免了政治危机。当然，这个论断，需要有所限制。首先，它并不是完全能够避免政治危机。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一次重大政治危机。其次，其他的危机还是不断出现的，比较近的，比如说，二零零三年的‘非典’危机。那开始并不是政治危机，但是它可以转化为政治危机。事实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讲政治’的国家来说，无论什么样的危机，最后表现为政治危机，那才真正构成了危机。这两个限制，其实也帮助我们进一步准确判断中国改革的有效性和有限性，这是我们下面要集中论述的。从这两个限制来看，我们开头的判断，需要进一步精确化，那就是：第一，一九八九年天安门镇压之后，并没有再出现重大的政治危机，但是多次出现了其他危机，主要是由于治理问题而导致的社会危机；第二，现政权应对这些危机的能力在不断提高，这一方面表现为避免政治危机的出现，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在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控制它不会蔓延成为政治危机。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讨论，中国目前这一套制度，是靠的什么东西来维持稳定、避免危机？这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中国在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和卷入全球化等各个方面，也都呈现了多种多样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如果应对不当，就会出现问题、麻烦、乃至危机。我们认为，中国的这一套制度，本质上与这些变化有极不相容的性质。可是，至少过去十几年来，它大体上应对有方。以前的讨论当中，我从政治吸纳、政治镇压等这些不同方面，分析过中国的政治发展。现在换一个角度，试着分析中国当局的政治应对和中国的政治危机相互之间的某种辩证互动关系。以前的分析比较集中在学理上讲的那种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state-society relations），这次可能比较注重政治操作的层面；以前的分析也比较多地着眼整个政治发展，这次则准备就政治稳定和政治危机问题比较聚焦地来讨论。 一。强制与收买：当局维持稳定的...

一．大国奇观：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的缺位 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但却是一个没有政治学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不断‘突出政治’、‘讲政治’的国度，但却是一个没有‘中国政治研究’这门学问的国家。经常被民族主义劫持的当代中国政治本身，以及本质上依附政治的当代中国知识界，常常很有一些自恋的癖好，但却对于自身的研究，也就是对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最不感兴趣。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大国奇观：政治学研究在中国极度落后，关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基本缺位。 公平地说，在学界的努力下，在国际学术潮流的激荡下，近年来，中国的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a）已经稍有起色；关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也不能说是一片空白了。但是，这些仍然零散和初级的研究的出现，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前面所述的基本状况。而且，开始在中国初呈热闹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属于政治科学的公共行政、国际政治、对外关系等分支；对比之下，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之冷清、薄弱、浅陋与落后，就显得尤其突出了。 世界的通例却是，一个大国（甚至不那么大的国家）的政治学研究，往往是首先研究本国政治。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主要基地所发展起来的当代政治科学，在美国所呈现的基本分支学科划分，不外乎政治理论、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四大领域。其中，美国政治这一领域，相较于其他几个领域，无论就学术的发展水准而言，还是就实际的社会影响而言，往往独领风骚。当然，这一领域，在其他的国度，就为那一国的本国政治研究所替代。比如说，在英国，那就是英国政治；在加拿大，那就是加拿大政治；在澳大利亚，那就是澳大利亚政治。1 同样，在那些国度，本国政治的研究，也是政治科学的最为重要的分支和最为热门的领域。在大学里，研究本国政治的教授，往往是政治学系人数最多的一组；讲授本国政治及其研究的课程，总是政治学系名列第一的基础课程和必修课程。一个大学，但凡有政治学系（事实上，在比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所有大学都有政治学系，虽然一些规模较小的大学会把政治学和比如社会学、历史或其他学科合为一系），哪怕规模极小，小到很多方面的政治学专家缺位，但却绝对不会没有研究本国政治的教授。极而言之，如果某个美国（或者英国、加拿大）大学的政治系，规模小到只有一位教授，完全不必怀疑的是，这位教授的专业，...

    2009年12月4日——全国法制宣传日。刘晓原律师推出了“ 2009年度民间版本十大法治人物 ”名单。当晚，CCTV也公布了“ 2009年度官方版本十大法治人物 ”名单——说实话，CCTV公布的那十个人，俺一个也不了解——他们或是“人民的公仆”或是CPC塑造出来的法治模特儿——他们跟法治或许有点儿关系，但是，他们与民主法治似乎没有任何瓜葛。     刘晓原推出的“2009年度民间版本十大法治人物”俺在网络上都见过，他们就在大街上人流中，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跟咱老百姓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图片来自网络）： 邓玉娇     拔刀自卫的巴东修脚女。     她无意成为侠女，一把水果刀，书写了弱女子的人权宣言。     在文明与法治面前，无论工作、身份、社会地位如何，都应该一样拥有平等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不受侵犯。黑暗中，不管有没有抑郁症，都应当理直气壮的捍卫最后一道防线。邓玉娇，客观上完成了一次具有伟大现实意义的全民普法。 李荞明     云南“躲猫猫”案死者。     全世界第一个在监狱里玩游戏的男人死了，他就是李荞民，玩死他的那个游戏据说叫躲猫猫，又称瞎子摸鱼。     天下没有不吃腥的猫，也难说会有牢头狱霸完全绝迹的监狱。他们是被监狱里的黑色权力养大的猫，这种猫不吃老鼠，攻击的对象却是人。     李荞民的意义在于，他的死第一次让人们注意到猫的主人，为什么总在顾左右而言他呢？ 孙中界     断指自证清白的被钓鱼者。     “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资本论》中对万恶的资本家脍炙人口的描述，却成了上海市钓鱼式执法的生动写照，据说通过钓鱼，有关部门获利数以千万计。 ...

美国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BLOOMBERG 室 2009年12月1日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今天我来介绍一下中国艾滋病疫情，我所见所闻的真实情况。 远在1982年有专家已发现艾滋病病毒进入中国。1984年北京中科院院士曾毅报道了医院血库的存血“被艾滋病病毒污染”；1988年河北省防疫站主任医师孙永德先生发现库血中存有艾滋病病毒之后，他大力呼吁，自河北省卫生厅，河北省委，直至中央卫生部和国务院等有关部门。这些重要举措，负责人民生死的父母官们置若罔闻，更没有采取对艾滋病控制的措施，反而为了致富，大搞“血浆经济”。 90年代“采血浆站”像春笋一样，仅河南一个省，官办血站200多个，私办血站多不胜数。全国31个省市，没有一个空白点，更增加了艾滋病病毒的传播与蔓延途径，加上各种离奇的宣传：“卖血致富、有利健康，不得高血压”，欺骗无知的农民蜂拥而上，前往血站卖血，把他们推向死亡之路。这个极为庞大的弱势群体，染上了病程漫长（会拖延十多年）的艾滋病，这些地方的医骗子很多，弄得他们贫病交集。他们又没有文化知识，没有写作能力，又不会说出道理，真可谓有苦难言。此时，官员们又使出几件绝招，对艾滋病属于“保密”范畴。压制媒体对真实情况曝光。河南省为此开除、驱走了十几名记者，阻止外来人进入艾滋村，调查了解情况，或救助艾滋病病人和孤儿，并打压敢说真话的人，等捂盖的措施。 因此，全国艾滋疫情的真相被封闭了。十年、二十年过去了，迄今中国大陆的艾滋疫情真相仍未能大白于天下，国内外很多人只知道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有艾滋病病人，其实不然，全国还有很多、很多不被人知的艾滋疫区。 1996年4月7日在一次会诊中我发现一个因子宫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她输的是血库的血，我敏感的意识到库血感染的艾滋病病毒，不会只有这一个人，她全家特别是她丈夫没有感染艾滋病，令人感到奇怪。此事又遭到省卫生厅官员的训斥，他说“就你们大惊小怪，哪有那么多艾滋病叫你能看见呢？”从此把以往我相信的艾滋病吸毒传染，性乱传播的说法产生了质疑。不久前听说，中国艾滋病的感染途经与国外不同，主要来源于“血浆经济”，而政府官员不敢承担责任，掩掩盖盖，花样百出，阴一套，阳一套，一切为了维护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保护自己的乌纱帽为目的，不管小民的死活。同时我开始了解艾滋病传播的情况。 自199...

在上海被拆迁户用燃烧弹对抗拆迁之后，成都被拆迁户以自焚身亡表达抗议，再次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合法性乃至合宪性推向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我们可以从道义上同情被拆迁户，可以谴责拆迁大军（不论是开发商还是城管）不近人情、暴力执法，甚至可以指责拆迁条例本身违法违宪，但是各地频发拆迁悲剧的根源其实并不在此；拆迁只不过是执行政府和开发商联合制定的城市规划方案的最后一步，拆迁悲剧的种子早在决策阶段就已埋下。 综观全国各地的暴力拆迁过程，直接原因无非是拆迁许可来得太容易，只要开发商把当地政府搞定就成了，许多地方的被拆迁户直到政府贴出限期搬迁通知才知道自己的房子要拆了。被拆迁户完全不知情，当然不可能参与拆迁决策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拆迁许可来得尤其快，因为政府和开发商悄悄就把安置补偿标准给定了，当然是往低里定；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开发商有钱赚，政府也有钱赚，拆迁成了两厢情愿的事情，拆迁许可能不快吗？这是为什么中国当前征地尤其多、拆迁尤其多，因为征地和拆迁就等于赚钱，只不过赚的都是被征地户和被拆迁户的钱。等到一切内定了再来通知被拆迁户，他们当然有人不接受如此决定的安置补偿。这样的拆迁过程能不产生“钉子户”吗？能不出现暴力拆迁、暴力抗法产生的拆迁悲剧吗？ 因此，拆迁悲剧的根源不在拆迁条例，而在于整个城市规划和拆迁决策过程；换言之，只要市民仍然被排除在拆迁规划过程之外，只要拆迁对于政府和开发商来说还是一门利用公权无本生利的行当，那么无论如何修改条例，拆迁都文明不起来。要让拆迁文明、让城市规划理性，首先要保证拆迁没有钱赚；没钱赚或至少没那么容易赚，政府和开发商也就不会那么“热心”拆迁了。有时想想某些地方领导的逻辑是挺可笑的：没钱赚？那谁干呀！他们在潜意识里早已将拆迁与发展划等号，早已将地方GDP增长和自己的“政绩”与仕途联系在一起，以至根本想不到也许不拆才更有利于当地人民安居乐业。 如何让拆迁没钱赚呢？拆迁显然是一种财产征收行为，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要求征收给予“公正补偿”，也就按照财产的“公平市价”标准给予补偿；要拆的房子在当地市场上值多少钱，政府或开发商就得给被拆迁户补偿多少钱，付不出这个成本就不能拆，否则强拆必然酿成社会悲剧。拆迁悲剧的制度根源首先在于我们没有从宪法或法律上保证公正补偿。2004年宪法修正案确实规定征收必须给予“补偿”，但没有说明必须是“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