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朝鲜人民不推翻金·三·胖王朝？
朝鲜是目前世界上最差劲的国家之一，它如此差劲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统治它的金氏家族是世界上最顽固、最封闭、最自私、最腐败的家族。对朝鲜抱有好感的左派朋友们不要怀疑这几个『最』字是不是太过份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我有金三胖的权力我不会比金三胖好多少，貌似有正义感的小山很快就会和三胖一样顽固、封闭、自私、腐败，或许只有发型会稍许不同。
为什么被压迫的朝鲜人民不起来推翻金家王朝？无论从人数还是从实力上看，被统治被伤害的大多数（包括由普通百姓构成的军人）起来反抗的话，他们就很可能推翻金二胖金三胖，为什么他们不反抗？
老毛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其实不然，很多地方有压迫却没有反抗。为理解这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们先看一则故事。
大巴被三个歹徒洗劫的故事
三个拿刀的歹徒可以成功洗劫一辆载着40多个乘客的大巴，虽然这40个乘客里有20几个壮汉。如果这20几个壮汉里哪怕只有少数几个人奋起反抗，这三个歹徒的抢劫也不太可能得逞。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反抗不会发生。基本上可以说，大多数情况下，歹徒可以轻而易举的抢劫成功。
这种故事不独在朝鲜，也不独在中国发生。这种故事的翻版几乎在全世界各地真实上演，包括发达的西方国家。有压迫，但无反抗，有时候甚至连一丝反抗的动静都没有。
正是由于集体反抗的事件非常稀有，所以当2015年三位美国大兵在法国高铁反抗歹徒时而受到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嘉奖，获得英雄称号。——可怜的歹徒很不幸运的偶遇了以拯救世界自居的美国大兵！
仔细分析这种极少数歹徒就能控制多数人的故事，可以启发我们回答暴·政·为何能够长期延续这个问题。
非合作博弈、囚徒困境和外部性
假定大巴上的乘客互不认识。在面临反抗还是不反抗的决策时，作为一个理性人，我会怎么衡量呢？
如果我是一个武林高手，那么我的决策很简单，把三个歹徒拿下，顺便展示下自己的身手，同时获得大家的尊敬与赞叹。歹徒遇到武林高手的概率非常之小。大概率情况下，我不是一个武林高手，我是一个凡人。
作为一个正常的凡人，我会仔细考虑反抗的可能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如果我不反抗，其他人都和我一样这么决策，那么没什么好说的，我的损失是我的财产。如果我要反抗，那么大概可能出现以下几个情况：
- 如果我奋起反抗，而其他人不反抗，那么我死定了。生命无价，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损失趋向于无穷大。
- 如果我奋起反抗，引发其他少数几个人也参与反抗，那么，反抗获胜或失败都有一定的概率——毕竟歹徒有武器。A. 如果反抗大获全胜，我没有受伤，那么我的收益是：保全了我的财产；获得了其他人的尊敬；还有我自己对自己的肯定（我不会自我否定为懦夫）。B. 如果我们少数几个的反抗也失败的话，我们也死定了，因而损失也是趋向于无穷大。C. 还有一种稍微复杂、却最可能发生的情况。虽然最终我们的反抗取得胜利，但是由于我自己是第一个反抗者，因而会受到比其他后来反抗者更为最严厉的镇压——只要歹徒不是太笨，那么他们一定会使用『枪打出头鸟』的策略对第一个反抗者施行严厉的镇压，以防止第一个人反抗者引发连锁反抗效应。我死翘翘的概率比其他反抗者的概率大多了，甚至可以说，几乎是死定了的——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故事告诉我们，革命先驱基本上会成为革命先烈。所以，如果我作为第一个反抗者，即使反抗胜利我收获了一个英雄称号，但是我死了而无福消受，我的损失也是趋向于无限大。这个难题可以称之『最先反抗者损失最大』难题。除非我相信还有死了之后还有来世，能够上天堂等等。这个时候，宗教的作用体现出来了！伊斯兰教的人肉炸弹策略之所以能够让人肉奋不顾身，最重要的是它激发了人肉的来世信仰。
- 最后一种情况，如果我奋起反抗，迅速引发了大巴里所有人的反抗，那么我们获胜的概率是百分之百，我也几乎不可能受伤。我的收益和第2种A情况一样。不过，大巴里所有人都迅速起来反抗的概率应该相当低，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可能。最可能的情况是，大巴里的乘客不会迅速反抗，而是等着看看，看看反抗者和歹徒的搏斗哪一边更有可能取胜，等到反抗者的看起来快成功了，那个时候大巴里的乘客才会『迅速』加入反抗的行列。看过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的朋友一定会明白这个道理。不能责怪人们普遍的投机心理，人性如此。
我在头脑里紧张迅速的比较、计算这几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以及与之相关的收益和损失，从而做出我的决策。
大部分如我一样比较有正义感的人，很快想到的最优决策是——我将反抗，如果有其他人最先反抗的话。由于所有有正义感的人都这么想，把自己反抗的条件设定为需要其他人最先反抗，那么反抗在大多数时候并不会发生。对于那些没有彻底没有正义感的人，他们基本上没有反抗的可能性，可以略去对他们的分析。
经济学上把上述情形称为非合作博弈下的囚徒困境。严密的数学分析基础由那位获诺贝尔奖的传奇数学家纳什给出的。
当然，这个大巴歹徒故事和典型的囚徒困境还有些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反抗者的反抗行动具有所谓『外部性』影响，也就是说，如果反抗成功了，反抗所得的收益不仅由反抗者所得，那些没有参加反抗的人也跟着收获了反抗所得——保全了自己的财产；如果反抗行动失败了，参加反抗的人承担了失败的额外惩罚/身体受伤甚至死去，而没有参加反抗的人却没有承担反抗失败的额外后果。由于反抗行为具有外部性，反抗发生的概率比没有外部性的囚徒困境情形更小——人们都有公平心理，凭什么让那些人坐享其成呢。
我们把上述例子中的三个歹徒换为金三胖，把大巴里的乘客换为朝鲜人民，我们大致上可以理解朝鲜人民为何没有推翻这个暴君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把金三胖换做别的人，比方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古巴领袖卡斯特罗等人。
朝鲜维··权人士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大巴』，若维··权成功，由于权利的普适性特点，不仅是少数维··权人士受益而且全体朝鲜人民（或许金三胖家族统治者除外）跟着受益；若维··权不成功，失败的损失却只由少数维··权人士承担。这种付出和收益对象的不一致造成了真正有担当的维··权人士非常稀少。
改版的大巴歹徒故事
上面对大巴故事的分析推导出了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那就是面对歹徒时暴，即使集体反抗一定会成功，但是却几乎不可能发生！没错，事实正是如此，集体反抗确实很难发生。
如果我们把大巴故事改版一下，反抗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通过改版的故事，我们也能够更深入的理解金三胖之类歹徒的策略。
我们一般可以看到，大巴上的歹徒一旦发动抢劫，首先禁止车上的乘客说话，他们甚至可以允许乘客走动，下车大小便，但是第一禁止的却是禁止乘客说话。
假定某些歹徒比较笨，允许乘客说话，乘客有『言·论·自·由』，那么乘客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就可能转化为『合作博弈』，有意愿反抗的乘客之间有可能悄悄沟通出一个方案以克服『最先反抗者损失最大』的难题。比方说，某几个乘客可能商定同时做出反抗的行动，这样就通过均分反抗成本解决了『最先反抗者损失最大』的问题。
当然，如果这几个乘客是陌生人，互相不认识，那么这个商定很可能是不可信的，实际上可能大家都不会去执行这个同时反抗的商定。只有傻子才会最先去反抗，结果他死翘翘。
如果碰巧这几个有意愿反抗的人相互认识，那么这个商定有可能是可信的，那么同时反抗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2015年巴黎高铁上美国大兵的反抗就属于这种情形。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规律性结论。所有的金三胖式歹徒都有极强的意愿阻断被乘客之间的沟通，把他们变成原子化的个人。这也是在朝鲜，w·e·i·x·i·n公·众·号经常被··销··号的原因。
——防止有害信息传播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控制目的，更重要的目的在于防止潜在的反抗者共同商议出一个分担反抗成本和收益的方案，克服囚徒困境。只要把乘客保持为原子化的个人，囚徒困境就会使得集体反抗不可能发生。
不说了，再说这个号也保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