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崩溃之谜——中央朝廷缺钱和GDP增长为何同时发生
世界第一的GDP和穷光蛋的中央朝廷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在中华帝国时代，每个王朝的末期，社会生产率是最高的。用更现代的语言表述是，中国王朝后期的GDP是最高的，世界第一高（清末除外，那时世界GDP老大是英国）。
而从社会财富的控制看，中国两千年王朝更替里一个最重要的、反复发生的现象是每朝每代的中央朝廷到了王朝末年都变成了穷光蛋。
很明显的矛盾出现了，有钱的中华帝国和极其缺钱的中央朝廷同时发生了！从纯粹的政治逻辑上我们也容易理解王朝末年中央朝廷一定是穷朝廷。通过反证法我们一定可以知道中央朝廷在崩溃末年极其缺钱：如果中央朝廷不缺钱的话，那么它就有能力镇压内乱，抵御北方蛮族入侵，那么它就不太可能崩溃。
为何每朝每代中后期GDP世界第一
不少学者认为，东汉末年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还有学者认为，唐朝末年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相当明显，而南宋末年、明朝末年的资本主义经济特征已经非常明显——可惜的是，这四朝末年的GDP增长随着北方野蛮少数民族入侵和内乱而中断。无论如何，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中华帝国每朝每代中后期的经济发展比同期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好。即使在西方工业革命发生后，从经济总量看，中国最后一个帝国清王朝的中后期的GDP也长期世界第一。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其实比较容易理解中国王朝末年的经济增长为何是最好的。
经济发展的最基本、也是最大的动力来源于人们创造财富，拥有财富的天性。中国很早就建立的中央集权的上层政治结构，统一了文字、度量衡，消除了中国境内各地区之间的贸易壁垒，这些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形成全国性的市场。
所谓自然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它具有自然野蛮生长的特征。只要一、不发生大的战争；只要二、朝廷抵制住发展国有经济，与民争利的冲动；在全国统一市场的条件下，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庞大的人口基数形成了极其重要的规模效应，促进了劳动分工和经济效率，因而中华帝国的经济增长远远超过同期的世界其他地方。
从地理条件看，中华帝国地处亚洲边陲，太平洋之西端，远离世界战争的漩涡中心西亚和欧洲，大的战争发生的频度比西亚和欧洲小得多，是世界版图上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顺便说一句，二十世纪的美国也因此而得福。于是第一个『只要』条件得以满足。
从西汉开始，虽然每朝每代都有不少皇帝和大臣试图发展国有经济，控制民间资本的发展——越是有为的皇帝，搞『国有制经济』的冲动越强，然而他们的努力全都不可避免的失败了。越到王朝的中后期，朝廷基本上无力限制民间资本的蓬勃发展。国有资本从来竞争不过民间资本，其故事曲折复杂精彩，然而其中的道理却异常简单——任何道德、宗教和制度安排都斗不过人的利己之心。于是，我们解释了第二个『只要』条件。
无论如何，历史事实就是中国每朝每代的中后期可以很轻易的达到GDP世界第一。呵呵，历史又要重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又要GDP世界第一了。
为何中央朝廷变成穷光蛋
优秀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早就注意到了王朝后期中央朝廷财政极度困难这一中华帝国的通病。黄仁宇总结到，中华帝国不可避免的崩溃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帝国的上层政治权力制度安排过于『超前』，二那个时代的通讯等技术条件制约使得维持帝国权力所必需的、精细化的『数目字管理』不可能实现，所以中央朝廷在中后期不可避免的会陷入到财政危机之中，以至于最后失去控制政权的能力。我大体认可黄仁宇的观点。不过，通过现实对比，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中央朝廷缺钱的逻辑更为有益。通过分析中央朝廷的收入和支出分类，我们能够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类似中华帝国的权力结构，周期性的自我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即使技术条件具备，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GDP越高，即使维持原有的税收比率，中央朝廷的税收收入也会水涨船高。中央缺钱，一定是支出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因而，我们从支出开始考察。中央朝廷可以分为以下几大块。
一、皇室开销
有学者认为，皇室人口是随时指数增长的，中央需要负责皇族的开销（现在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把退休和没退休的部级干部视为现代皇室），因而，开销也就会指数增长。有人认为，皇室开销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大，是造成中央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
这个论证的问题在于，即使认为皇室人口的增长速度可能超过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但也超过不会太多。考虑到随着近亲结婚，中后期的皇帝生育能力下降的因素，我们可以认为，皇室人口的增长和全国平均人口增长差不多，那么全国人均对皇室生活花费的负担最多只有略微增长，甚至还可能下降。
二、对外战争开销
无疑，对外战争开销是一笔大的开销，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下面两个事实，我们可以认为对外战争开销并不是导致中央财政困难最重要的开销。
第一，对外蛮族的战争在王朝初期有为皇帝的野心下，是进攻型的，花费巨大，而在王朝中后期，大多数皇帝没有那么多心思开拓疆土，不太喜欢打仗，所发生的对外战争一般是被动防御性的，花费没有进攻型的战争大。据估计，进攻和防御的花费大概是四比一。
第二，在GDP世界第一的情况下，中华帝国比北方蛮族具有人口、技术、经济资源压倒性的优势。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其他特别的原因，以中华帝国的综合国力，打败几个人少、贫穷、落后的北方蛮族还是绰绰有余——当然，事实上，每个王朝的中后期，GDP越高，然而帝国对北方蛮族战争的失败率却越来越高，其原因一定不是而某一个朝代特有的军事弱点——像很多人强调的南宋的军事制度弱点，文化上不注重军事的弱点等等，而是由于帝国体制本身通有的弱点。事实上，中华文明并不是一个只重文不重武的文化，在世界文明里，『孙子兵法』，『武术』，『武状元』（军事人才招考制度）等都说明中华文明并不比其他文明更加爱好和平。
从概率上看，没有理由认为北方蛮族入侵在王朝初期的概率比中后期的高，所以对外战争开销的增长速度大于GDP的增长速度似乎是很难成立的。
三、维稳开销
维稳开销包括帝国官员的工资，官员的腐败支出，对内镇压起义战争等等开销。下面我将详细论述，在帝国体制下，这个维稳开销的增长速度一定大于GDP的增长速度，也即大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所以一定会出现中央朝廷极度缺钱的状态。
在宪政民主制度出现以前，不独中华帝国，世界上任何帝国的维稳开销一定随着帝国持续时间的增长而增长，并且增长速度快于GDP的增长，这一定会导致中央朝廷财务困难，最终导致帝国崩溃。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律称之为『帝国崩溃原理』。
为何维稳支出的增长会大到不可控制？我们首先从细节上分析下，人们为何要造反。
- 饥荒年代，没饭吃了会造反。
- 社会不平等程度过于大了可能会造反。
- 有了冤屈，得不到公正处理会造反。
- 地方诸侯绅士不满中央朝廷会造反。
- 宗教信仰受到打压会造反。
- 不能自由恋爱会造反。
- 想当皇帝会造反，宫廷内斗，权力争夺中的领袖人物会领导不明真相的群众造反。
- 黑社会势力和地方衙门不能和谐相处，会造反。
- 没有批评和造反的自由，会造反。……
是的，我们可以继续列举下去，我们可以发现，人们有无数条理由造反。人的天性当中，就有『造反』的基因——我们把『造反』这个词换做『自由』， 『不服管』，『改变现状』更容易理解人性的这个特点。
每时每刻，都有无数人对现状不满，想造反。处理造反最好的办法是防患于未然，防止大家不要造反，其次才是用武力镇压造反。无论那种情况，都需要开销。
最关键的逻辑推理来了。
首先，无论在宪政国家还是在帝制国家，即使两种制度下，人们造反的意愿和造反的概率是一样的，但是有意愿支出维稳开销群体却不一样，在帝制国家，维稳开销一定由中央朝廷出——因为国家的政权不是我们的，而是如皇帝自己所宣称的，是他们家族的。所以除了皇族以外的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意愿承担维稳的开销——即使皇族雇佣的『公务员』也不例外。而在宪政国家，国家不是某一个家族的，那么从逻辑上讲，维稳支出应该由社会分散承担。
考察中华帝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镇压农民起义的花费绝大部分由中央朝廷支出，只有在中央财政确实没有钱的情况下，中央朝廷才会求助于曾国藩，李鸿章这种地方豪强组织地方武装镇压造反。而一旦这些不由中央朝廷直接指挥的地方武装组织起来，接下来又要支出另一笔可能更大的费用，防止这些地方武装造反。唐代『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安禄山和史思明就是剿匪起家的地方武装。另一个例子，民族英雄岳飞的岳家军也是剿匪起家的地方武装。
结论是，无论是有中央还是由地方来直接镇压造反，最终承担成本一定是中央朝廷。
其次，在宪政体制下，从逻辑上讲，人们造反的意愿和造反的概率会比帝制下的要弱得多，因为，现有的制度安排是经过你同意的（至少逻辑上是大多数人同意的），所以大多数人如果要造反的话其实是造自己的反。没有多少人愿意造自己的反，所以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并不会高。而想要造反的少数人会因为从众心理而被大多数的不想造反的人所同化，两种效应结合起来，可以得到，宪政体制下造反的意愿会比帝制下大大减少。因而宪政体制下的维稳开销也会比帝制下小的很多。
最后，为何GDP升高了，按理说，人们更加安居乐业，不愿意造反，为何帝国中央朝廷维稳开销的却增长的更高以至于中央朝廷亏空？
解释这个问题最关键因素有三个，一是，随着GDP的升高，人们的自由行为的能力增加，不服管的能力增加，所要求的权利也就越多，政治野心也就越大，反而在王朝建立初期，人们刚饱而不太饱的时候，人们造反的能力和意愿都不太强。简而言之，饱暖思自由，饱暖思权利。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没有人愿意交税，这是人的天性。在百姓没有多少钱的时候（也不是太穷吃不上饭），朝廷反而比较容易收税（以征税比例计）。当百姓的普遍收入提高时，抗税的能力也就随之提高，反而难以征税（以征税比例计）。因而，当GDP达到一定程度，中央税收和GDP的比例不仅不会上升还会下降。既然这个国家不是我而是你们赵家的，我为何要交这么多税给你们，这个想法是天经地义的，不过只有在随着收入的增加，抗税能力随之提高以后才能付之行动。
顺便说一句，统计中国王朝时代的税收数据，我们应该可以发现两个结论：1. 随着GDP的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小于GDP的增长率。2. 对富人的征税比例（以财产计）小于对穷人的征税比例。已经说过了，理由很简单，富人的抗税能力大于穷人。
事实上，我猜想，上述结论不仅适用于中华帝国，而且适用于世界上任何时代的任何地方的帝国。或许，只有在宪政制度下，上述结论才会失效。
二是，GDP的增加，提高了人们的自由流动的能力，有意愿造反的人流动性更大，造反的组织能力更强，使得集团化造反的可能性增加，镇压造反的成本也随着增加。
三是，造反的意愿是随时间积累的。对朝廷的不满会随着时间积累起来，比方说，朝廷处理一个案件不公正，这个不公正不仅影响这一代，还会在下一代留下不满和仇恨的记忆，慢慢的，不满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当有能力造反的时候就会起来造反。
我想，通过以上的叙述我大致解释了中华帝国时代王朝中后期中央朝廷的财政困难与GDP增长的相反趋势之谜。
我们目前的GDP快世界第一了，而我们的中央似乎又开始越来越缺钱了。诡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