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翰林的一则寓言，我们该交革命税吗？

大约10年前，我跟同事聊天，提出一个“权利基金”的概念。这个权利基金与通常的基金有非常大的区别。

我的逻辑如下。

1. 权利是公共物品，具有普惠性。比如，一旦一些维权者争取到了言论权利，此国的所有其他人也因此得到了言论权利。

2. 勇敢的维权者付出的成本与收益不对称，维权所得乃全民共有，非维权者私有。所以，没有参与维权的人实际上是坐享其成。

3. 所以，若成立一个权利基金资助勇敢的维权者，每个人都必须交纳一部分钱放入权利基金，则可以克服坐享其成问题。

（书生气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希望解决的是著名西方学者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提出的坐享其成问题。）

这个权利基金与一般商业基金和慈善基金的区别在于，它具有强制性。它被称为“权利基金”实际上并不恰当，叫“权利税”更妥。

我的同事基于常识，觉得此权利基金概念甚为恐怖，自然反对我的设想，此事不了了之。好事者可深入探讨我这个权利基金概念缘何“恐怖”。

下面我说一个“正在发生”的政治寓言，此寓言的核心要义与上述“权利基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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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国某朝末年，民意汹涌，很多人预料大厦将倾。

朝中一些有识之士对此局面忧心忡忡，其中，一于姓名建荣的翰林脱颖而出。与其他夸夸其谈的翰林不同， 先帝时代深受迫害牵连的于建荣持人道民本立场，深入底层调查访谈，痛彻于底层之疾苦。

常年累月，于建荣博得大名。于是上门求助者众。一方面，于或凭舆论，或拉庙堂关系，或资助底层状师费用，或主持发起慈善基金，努力解决一个个弱势冤屈者之痛；另一方面，于建荣利用其朝廷翰林身份，对全国官僚巡讲，痛陈当下朝廷之腐，体制之弊，力主改革。

朝廷既得利益者，保守一派自然不认可于建荣立场，千方百计阻挠其发声。这自是瓷器国几千年之惯性，不足为奇。

然，庙堂外之激进革命势力也对于建荣贬斥有加。其理由是：

1. 于建荣之努力乃重蹈先朝末年改良派之覆辙，无济于大势；当下，最要紧的是尽快推翻腐朽朝廷。

2. 而要实现推翻腐朽朝廷之目标，自然不应该使得朝廷越来越好，而应该让它越来越烂。

3. 于建荣的改良行为使得朝廷向好，弱化了朝廷与民间之矛盾，所以是小骂大帮忙，“客观维稳”，延续朝廷命运，推迟其崩塌到来时间。

更有甚者，某些革命者道德指责于建荣的人品，讥讽其乃沽名钓誉之徒，两面讨好的投机分子，一面借帮助冤屈者，弱势者博得大名，一面又食朝廷利禄，获朝廷维稳经费。

恰逢此时，西洋传来互联网技术，在瓷器国掀起国人思想交流之浪潮。众人现在于网络空间激辩国事，朝廷虽设层层阻碍，然已难违民间自由沟通之大势。

不难想像，网络空间逐渐极化，除却闷声发大财，极力维持权力的朝廷贵族外，网络言论空间大致分为两派。

一派主张渐进改良派。其支持理由主要为“历史教训主义”。

一百年前，先朝崩塌38年间，无数痛苦血泪并没有换得太平盛世；38年间诞生崛起极端激进势力，此激进势力依武力终获统治地位，然新立之朝比先朝更为暴虐。究其教训，一是社会自治未有根基，王朝崩溃，民间再无维持秩序力量，不免混战，生灵涂炭。二是极度混乱之下，激进势力总能取得最终领导权，激进势力所立新朝也必然走向极端控制社会之极端，甚至生灵涂炭更烈。无论东方西方，暴力革命的后果往往如是。所以，不如希翼于促进发展社会自治，而这又需要健全的经济，以及众多经济自立的个人，平和且积极的社会组织；若社会自治有了根基，则良善社会也有了根基。日拱一卒，不期速成，变革反而水到渠成。

此派的代表人物除于建荣外，还有朝廷任姓贵族，大理寺顾问贺未方，南方退休历史学者袁伟诗等人。由于此派切合民间商贾意图稳定赚钱之义，也受到大部分商贾巨富的支持。

一派主张激进革命。其支持理由主要为，朝廷已全然为任何社会良善之阻碍，必推翻之才能图建设；社会自治的希望是虚假希望，现已无再进一步可能；求渐进改革不过是延续痛苦，甚至增加痛苦。

此派的理论依托简单直接，归为“两个凡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两个凡是”的另一个变种为：凡是有利于推翻朝廷的，我们就支持；凡是不利于推翻朝廷的，我们就反对。

为争夺民间舆论话语权，此派自然视前派为敌人。前派的温和态度为其争得了部分公开的言论空间，同时又有商贾巨富的支持，使得激进派相形见绌，此为两派交恶之根本原因。

另外，从年龄结构上看，改良派中坚大抵依年近花甲，或耄耄之年之“老头”居多，而激进派中坚以少壮青年居多。

以上种种乃下面故事之背景。

今年之春夏之交，于建荣的京城“东书房”面临强拆。于在网络上爆之。

不出所料，于建荣的爆料引来一干声援者。

同样不出所料的是，一干少壮激进革命派也于网络撰文，不加掩饰的表达其幸灾乐祸之情。更以此例证明，于渐进理论、虚假希望之破产。

若于翰林乃一平民，诸革命党的表达必然截然相反，自然不会有幸灾乐祸之语态，反而会激烈诅咒朝廷之暴虐——鼓动被强拆者以死相搏，乃至效仿郑州范屠夫·华·培举刀刺杀。

革命派讥讽于建荣的文章一出，引来网络无数支持者。改良派虽有作于建荣辩护文章，然声势远不如前者。于是有人说，于建荣大势已去，已无群众基础，并引申出一个结论：改良派日暮西山，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

我怎么看这则寓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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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代，就一个政治议题，大体都有支持革命的革命派、支持改良的改良派、反对改良（更反对革命）的顽固派、冷冷围观的吃瓜群众（其实更多的是连围观都没兴趣的群众）这四类人。

假设，革命派和改良派已经就“什么是美好社会”的大目标达成了一致——两者的分歧主要在于到达彼岸的快慢和手段，那么，革命派和改良派其实是同盟军，他们的对手是顽固派；为达成集体性行动，此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应该争取更多的吃瓜群众的支持。

然而，革命派指责改良派，其逻辑是：你们不支持我们革命，客观上你就是帮助顽固派维稳的盟友。同样的，革命派也骂吃瓜群众，其逻辑是：你们不支持我们革命，你们就是奴才和猪一样的人，客观上也是帮助顽固派维稳的盟友。

从另一个角度看，革命派的逻辑和我10年前提出的“权利基金”的逻辑类似——简而言之，应该强制向不革命的人收“革命税”——革命若成功，得利者是所有人（除了顽固派之外），所以所有人都应该为革命付费，交“革命税”；如果这样，坐享其成者就会大大减少，积极争取者就会大大增加，美好的社会就会尽快到来。

对于不太熟悉历史的人，这种收“革命税”的逻辑看似天方夜谭——暂不提改良派，难道我们吃瓜群众就没有“不革命”的自由了吗？ 可是，黄巢，张献忠，洪秀全，以至20世纪的某些团体，切切实实的以此逻辑向人们收革命税——吃瓜群众被强制出钱出力，如果不交革命税，那就是反革命，要被杀头的。当然，也不仅瓷器国，不少其他国家的革命者也向人们收革命税。

对于革命派来说，上述寓言的主要含义是：于翰林，你没有不革命的自由，你应该交“革命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