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自己给自己养老的自由吗？

经常与不同的人辩论有关福利的话题，也写了不少文章为我“小政府、大市场”的立场辩护。

我反对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我反对假福利的工资管制（最低工资制），反对罢工……然而，我发现，这些努力的收效甚微。

一旦一个人有了先入为主的立场，你很难通过逻辑和说理马上改变他的立场。也许，辩论不过为双方在未来的大脑里埋下一颗种子。在未来的生活中提供另一个解释世界的视角，改变不在当下，而在未来某时。

（顺便说一句，就我的了解，当下大多数高喊民主自由的革命斗士是或明或暗的“社会主义者”——按弗里德曼的分类。知道这个真相后，真让人悲伤。）

之前谈过免费医疗和教育的问题，今天谈谈我为何反对现在世界流行的养老制度。

中国传统上的养老是家庭养老（或者叫个人养老）。至今，在中国很多农村仍为这种养老形式。这种养老的实质是自己（家庭）的钱自己用，自己（家庭）给自己养老。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以及相当部分民企职工实施的是由西方主流世界传来的另一种养老制度（可称为“社会化养老制度”）：这些单位的从业者每个月被强制性上缴一部分钱入一个公共养老基金，到自己退休之时，再从养老基金里每月领取退休金。

当下西方的养老制度逐渐成为世界的主流。不过，西方的养老制度以前也不是这样的，而是更像中国传统的个人养老。在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才越来越趋向于现在的所谓“社会化养老”。

哪种养老制度更好呢？看起来，传统的养老制度落后，而社会化养老制度先进。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其实传统的个人养老更先进。

首先，我们得明白一个基本原理，政府并不“生产”养老金，政府管理的养老金都是纳税人被强制性缴纳的“养老保险”。既然，实际上我们是用自己的钱养自己的老，为何还要经过增加政府强制我们缴纳养老保险这一个步骤呢？

强制的主要理由如下：如果不强制人们上缴养老保险，很多短视的人在年轻时候会大手大脚把钱花光，结果到老时没有留下积蓄，陷入到老无所依的悲剧境地。

这个理由足够有力吗？难道年轻人真的不能为自己的后半辈子负责，只顾及时行乐逍遥快活？

我并不认为这个理由有说服力。在罗斯福新政之前的世界大部分地区（包括）都是个人养老，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老无所依境况，不用政府操心。难道，当代人整体上比古代人更不能为个人的未来负责？我认为这是个错误的假定。不为自己未来负责、及时行乐的人在社会里总会占一个比较小的比例，我相信这个小比例几乎在每个时代都是恒定的。如果因这小部分及时行乐的人而迫使大部分人接受“社会化养老”制度，则会造成两大不必要的成本。

一个是明显的成本是行政成本。强制人们缴纳养老保险，管理养老金，发放养老金，需要大量的人手，需要专门的政府机构来做，这无疑是额外的管理成本。而且这个过程中还可能涉及到官员贪污挪用带来的成本。

还有一个是隐性的成本。我举例来说。

一个典型职工到了45岁，假设被强制缴纳了20万元的养老金，这些钱放在一个公共的养老基金里面。如果没有这种强制，那么他可以用这20万干点别的更有价值的事情——或者创业，或者投资于自己的再教育，或者投资下一代……，无论如何，他可以自由的支配这笔钱。但是，政府强制性的公共养老基金剥夺了他的这个自由。所以养老基金的经济实质是，政府强行帮助个人理财。

对于那些风险偏好很低的人来说，他们也许愿意接受政府提供的这个理财服务——毕竟有政府兜底吗，即使不赚，也不会亏到哪去。但对于风险偏好稍高的人来说，他们更愿意自己理财，而不愿意让政府帮自己理财。

把上述显性的行政管理成本和隐形成本加起来，就得到了强制性的养老金制度的总成本。计入这些成本后，我们能知道：现在我们缴纳100元养老保险，到老时也许我们只能得到90元或80元（比方说）。

当然，现在的这种强制性的养老制度对于两种人也有好处。一种人是上述所说的极少数及时行乐，不为自己未来负责的人，另一种残疾、先天性的弱势群体。

对于第一类人，我认为，政府并不应该发善心，瞎操心。让生活“自动的”惩罚这类人，这类人的人数才会降低最低。

对于第二类人，我以为可以用更有效率的手段保障他们的养老。比方说，设立针对残疾基金，用直接转移支付的手段保障他们的生活。政府做这方面的工作其实是做慈善。我更进一步认为，即使是做慈善，民间搞慈善的效率也比政府搞慈善的效率高。这又是另外一个大话题了，暂且不提。

无论如何，强制性的社会化养老制度不能定位为慈善制度——因为绝大部分人并不需要政府的慈善。所以，总的来说，我并不认为现在主流的“先进的”养老制度就是一个好的制度。

其实，如果我们换一个问法，更能凸显现在强制性养老保险的荒谬之处：

难道我就没有自己给自己养老的自由了吗？

如果我有这个自由，那么强制性的养老保险制度就应该被取缔。有人愿意加入公共养老保险，你们尽管加入，但是别强迫我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