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徐友渔：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非常高兴再次来到“三味书屋”跟大家探讨一些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我在各种场合，包括许多大学、国家图书馆都做过讲座，但这里给我的印象最深，很亲切就像回家一样。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三十年的各派社会思潮”。2006年曾被大家叫做“中国的改革反思年”，从2006年以来，大家都在从各个方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进行着反思。而现在刚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日，我们也确实需要从各个方面对30年的改革开放进行总结，这意义是很重大的。总结中国的改革历程，可以从历史的层面、经济的层面、教育的层面，或者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层面等等进行总结。我今天是想从思想文化层面来做一些总结。但是我觉得从思想文化层面来做总结，并不是把思想与工业、农业、经济、医疗作为并列的一个门类来做的。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急剧的变化过程，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经历了一个急剧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中国的社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随着人们利益的分化，思想也产生了分化。代表不同的思想利益、，反映不同社会问题的东西就非常之多，非常之丰富。总结30年来的思想变化时，大家可能是把它作为总结改革开放的一个门类，但我并不这么看，我觉得思想变化处在更高的层面上，整个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各种利益，都会反映到思想上来。我是从这种角度进行思想总结的。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什么叫“社会思想”，其实长期以来中国并没有一种叫做“社会思想”的东西，中国唯一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因为长期以来经过官方宣传机构认可了的、批准了的才是思想。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中国一些有公共关怀的、有独立自主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开始独立地观察中国社会，并对中国社会问题做出独立的判断。因此现在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了自己的思想，当然这种思想可能不像毛泽东思想那样崇高和伟大，但毕竟是自己的思想。它的影响力不会很大，因为它不会见诸于主流媒体，但是我觉得它的优点在于真实性很强，主流媒体不讨论、要回避的问题，它都在讨论。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在南方巡视以后，强力推动了第二次改革。在邓小平南巡之前，改革有停滞的趋向，要不要改革开放？又引起了很多的争论，这种争论从来都是左派挑起的，他们总要质疑中国的改革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所以他们在90年代初的时候就提出“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不要...

布拉格， 2009 年 3 月 11 日 瓦茨拉夫·哈维尔   我要向本年度Homo Homini  奖的获得者表示祝贺，并且很高兴他们从中国来到这里。请允许我讲几句话。 首先，我想，当我说出我们为《七七宪章》启示了中国的《零八宪章》而感到高兴并引以为荣时，我是在代表《七七宪章》的绝大多数签名者说话。 其次，我愿意再次指出我们的经验，这是我们的中国朋友无论如何都应当接受的经验，这个经验就是，人们可能从未估计到成功，可能从未估计到境遇将在明天、后天或十年内发生变化。或许那是不可估计的。如果这就是你们所做的估计，你们将走不了太远。然而，按照我们的经验，不去做出那样的估计，最终就要付出代价，我们发现，改变境遇毕竟是有可能的，而那些被嘲笑为堂吉诃德、不懈努力却又一事无成的人们，结果却可能如愿以偿而令世人惊讶。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事情就是以这种奇特的方式既令人绝望又带来了希望。一方面，我们不知道事情将如何告终，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事实上可能会有良好的结局。 第三，我们的经验还在于——这大概要更多地诉诸于我们的普通群众——国际团结至关重要且弥足珍贵。即便它往往只是一种对我们的鼓励，那也是对我们的帮助，而不光是说服掌权者的一个证据。我们自己有着亲历了极权主义制度和独裁统治的经验，因此，我们有责任去帮助那些尚未能够享有自由的人们。 我的结束语是纯粹个人性质的。到场的各位获奖者以他们能够利用的方式翻译并传播我的文本，这使我深为感动。 谢谢各位。 瓦茨拉夫 . 哈维尔 作家、 捷克共和国前总统

——“右翼知识分子”、修正主义者、维权者     1957年反右运动究竟打了多少右派，有各种不同的说法。1979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五部门《关于继续贯彻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中说：“全国所划五十五万余名右派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定为‘中右分子’，或工人、民警等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因右派问题受株连的家属，数量很大。其中，仅失去公职需要安置的，全国约有十六万人。这些人虽未戴右派帽子，但有的所受处分比右派还重，处境困难”。“此外，当年在农村小学教师和基层干部也划了不少右派，虽然后来中央下令不许在农村小学和基层干部中划右派，但是为时已晚，划和不划已经乱了套。这部分人也不在少数。这两者大体上也有几十万戴或没戴右派帽子，却按右派，甚至重于右派的处理办法处理的‘中右分子’。”这几部分人加在一起，总数不会少于一百万。1991年，丁抒《阳谋》（香港九十年代出版社）一书中说：“根据调查，反右运动总共被打成右派的人是：1，300，000人。”2006年1月，又有香港杂志援引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的数字，各类右派人数竟然超过300万人。     1980年6月，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决定，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仁炳五人的右派分子身份不予改正。此时，除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储安平外，陈仁炳是五人中唯一活着的一位。他曾对友人称自己是“还活着的真右派”。 55万人或130万人或300万人中有多少“真右派”，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按照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的定义——“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来衡量，“真右派”的人数是微乎其微的。即使是当时所谓“章罗联盟”的头子章伯钧和罗隆基，也没有“反共”即推翻共产党的胆识。如果按照毛泽东在修改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添加的“六条标准” 来衡量，“真右派”的人数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因为对这些标准的解释要灵活得多。     本文不采取“真右派”与“假右派”这样的划分方法，因为鱼龙混杂，“真”“假”难辨；而采用“主动右派”与“被动右派”这样的划分方法，因为是主动地登台表演还是被动地揪上台，比较容易辨别。      ...

一 引言 二 事件的经过 三 "六*四"运动是人民和平请愿运动 四 1989年春北京没有发生动乱 五 北京在1989年6月初没有发生"暴乱" 六 "六*四"屠杀的性质不容质疑 七 戒严是非法之举 八 北京市"游行示威十条"是对表达自由的限制 九 20年的反思 十 结论：没有结束的请愿 一 引言： 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让世界人民关注她的不是"四大发明"也不是她的宇航员在空中行走，而是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1989年6月4日只身阻挡针对平民的坦克。1989年6月3日中国当局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强行进驻北京和占领天安门广场，在行进过程中军人们向非武装的北京市民开火，导致了大量的伤亡。那一刻环绕着地球的是这样的声音：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这是中国当局自己的电台播出的新闻，它是其编辑根据其在上班的路上所目睹的情况所写出的新闻稿。新闻播出后不久，即1989年6月4日的凌晨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强行占领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手无寸铁的学生在军人枪口押送下，撤出天安门广场。这就是让世人震惊的1989 年天安门屠杀事件。 有关中国军队向平民开枪造成大量伤亡的报道，以后不断有录像�照片和当事人的回忆证实。中国官方也从未否定军队动用了武力并造成了大量的平民的伤亡。但是他们说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多年后，中国当局一方面避讳提起"暴乱"和"平暴"而讳称说是一场"政治风波" ，另一方面坚持说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