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可能是在1988年的某一天，那时我正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我从北京东部的十里堡来到了北京西部的双榆树，挤进狭窄和慢速的电梯，然后用手指的关节敲响吴滨的家门。当时吴滨刚刚发表了一组《城市独白》的小说，意气风发地和王塑他们搞起了一家名叫海马的影视创作公司。现在我已经忘记了自己当时转了几次公交车，忘记了是在秋天里还是在冬天里从东到西穿越了北京城，只记得自己是独自一人，还记得自己那时留着胡须，而且头发遮掩了耳朵。我坐在并不比电梯宽敞多少的客厅里，从下午一直到深夜，我忘记了和吴滨刘霞说了什么话，也忘记了这对十多年前就分手的夫妇请我吃了什么，我只记得中间看了一部让我铭心刻骨的录像带电影，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 这是我有关八十年代美好记忆的开始，录像带电影美化了我此后两年的生活，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去朱伟在白家庄的家，当时朱伟是《人民文学》的著名编辑，后来他去三联书店先后主编了《爱乐》和《三联生活周刊》，白家庄距离鲁迅文学院所在的十里堡不到五公里，认识朱伟以后我就不愿意再去遥远的双榆树欣赏录像带电影了。我曾经在街上遇到刘霞，她问我为什么不去看望她和吴滨了？我说太远了。然后我问她：你们为什么不来看望我？刘霞的回答和我一样，也说太远了。 那时候我住在鲁迅文学院的四楼，电话就在楼梯旁，朱伟打来电话时经常是这样一句话：“有好片子。”这时候他的声音总是神秘和兴奋。到了晚上，我就和朱伟盘腿坐在他家的地毯上，朱伟将白天借来的电影录像带塞进录像机以后，我们的眼睛就像是追星族见到了心仪的明星一样盯着电视屏幕，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我和朱伟是当时录像带电影的绝对粉丝。我们一起看了不知道多少部录像带电影，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等等现代主义的影片。这些电影被不断转录以后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且大部分的电影还没有翻译，我们不知道里面的人物在说些什么，模糊的画面上还经常出现录像带破损后的闪亮条纹。我们仍然全神贯注，猜测着里面的情节，对某些画面赞叹不已。我还记得，当我们看到电影里的一个男人冷漠地坐在角落的沙发上，看着自己和一个女人做爱时，我们会喊叫：“牛！”；看到电影里一些人正在激烈的枪战，另一些人却是若无其事地散步和安静地坐在椅子里看书时，我们会喊叫：“牛！”。当格非来到北京时，盘腿坐在朱伟家地毯上看录像带电影就是三个人了，喊叫“牛”的也是三个人了。我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第一次见到苏童，那是...

中国异见作家刘晓波疑因起草《零八宪章》，被正式逮捕三个月后，律师接获公安机关消息，其案件要二度延长侦查期，律师指，延期合符法律，但质疑案件是否需要延期。有香港团体到中联办示威，要求释放刘晓波。（海蓝报道） 9月23日，香港六个团体共二十多名示威人士，游行到中联办抗议，要求释放刘晓波。（照片由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提供） 刘晓波自六月二十三日被正式逮捕，他的案件巳侦查三个月，公安再度延长期限。刘晓波的代表律师丁钖奎表示，周三接获预审处警官口头通知，按照法律规定，刘晓波案件延长侦查期两个月。丁钖奎指，他曾要求安排与刘晓波见面，但所得答覆是，承办该案的警官出差，暂时没法安排。 前代表律师莫少平表示，从法律角度，公安有权三度延长侦查期七个月或以上。另外，公安也可以刘晓波在法定覊押期间，没法查清事实作为延期的理由，但他郤质疑刘晓波案件并不复杂，不明为何延期。 他说：就所谓现在涉嫌的煽动镇覆国家政权罪，围绕他所写的文章，我们从律师角度来说，认为非常容易查清，不是说非常疑难复杂。你写的什么文章，在什么地方发表，内容是什么，据我所知，刘晓波发表文章，都不会匿名，用回真名，应该非常容易查清。 刘晓波律师透露，公安机关正审查他在零一年至零八年．向境外发表的廿多篇文章，其中包括“民粹主义是独裁的温床”，及“地方官权黑社会化，对维权人士的迫害”等文章。 对于刘晓波案件再度延查，北京预审处一名公安指，负责案件的警官不在，没法回应，并嘱记者应致电公北京巿新闻办公室查询。 刘晓波妻子刘霞则表示，对其案件现阶段没法判断，但早巳预料会延期。刘霞又指，临近国庆，她将离开北京到外地度假半个月。 记者：关于刘晓波案件，现阶段你觉得怎样？ 刘霞：现在又延期，就等著吧。但是这原来巳经预料到。 记者：临近国庆你是否像六四时被限制外出？ 刘霞：不会，因为我25日便跟朋友们到南方去。 另外，香港有六个团体包括独立中文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及支联会等，共廿多人，周三中午到中联办游行抗议中国逮捕刘晓波。游行人士有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及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等，他们沿徒高呼“建国六十年，要求释放刘晓波及所有政治犯”，并“废除煽动镇覆国家政权罪”等口号。示威人士在中联办门外，朗读刘霞致刘晓波的诗，然后绑上黄丝带及递交请愿信后离去。 五十三岁的刘晓波，曾是八九民运中“六四四君...

法兰克福太遥远了。 虽然我的德文译本正好在那儿的书展上推出，虽然柏林的世界文化之家（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早就发来邀请，但是管理我的警察说廖亦武你去不了。我说我有护照，为什么去不了？警察说你自己清楚。我说我不清楚。警察就嘿嘿笑了。 和许多专制国家的流亡者一样，我做梦都想出国。1989年6月4日凌晨，我在长江中游的家里，与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Michael Day）一道，同步写作并朗诵了针对北京天安门惨案的长诗《大屠杀》，我在诗中预言道： 中国人没有家了！谁都知道中国人没有家了！ 家是一个温柔的愿望。让我们死在愿望里！ 让我们死在自由、平等、博爱、和平这些缥缈的愿望里！ 让我们变成这样一些愿望，站在地平线，引诱更多活着的人去死！ 这首最具有象征性的汉语诗，被录制成磁带，在地下广为传播，划开一道文学、勇气与良知的分水岭。当时，我的许多著名的文学同行，在全国性通缉追捕中，逃亡到海外，有的后来客死海外。刘宾雁、王若望、郑义、北明、高尔泰、苏晓康、孔捷生、一平、康正果、贝岭、杨炼、北岛……我可以列出极长的文学流亡者名单。 在令人窒息的红色恐怖中，我也制定了逃亡的计划，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还千里迢迢跑来我家，为我提供具体的路线图，以及台湾歌星侯德健的秘密联系方法。在一封后来被警方查获的友人通信里，我写道：背起行囊，在船头回望两岸的鹅卵石，这个该死的祖国已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 随后我被捕入狱。判刑4年，受此案牵连而坐牢的地下诗人达20余名。酿成六四之后最大的"反革命案件"。事隔多年，我回顾被抓的那一幕，仍浑身哆嗦。我手里紧捏至南部边陲的火车票，包里藏着几本诗集、几本小说、散文和通信集，正激动万分呢。可突然间，命运就被隆隆飞驰的火车拦腰辗断。 在法庭上，我的诗歌、小说、散文、通信以及电影，统统作为"罪证"，一一展示。我两次申辩说我不懂政治，竟两次引发哄堂大笑。 另一种人生开幕了。 我被转来转去，进过4个监狱。亲密接触过成百上千个刑事犯，还目睹过20多个死刑犯被绑赴刑场。我曾经与杀人放火、贩卖人口、强奸盗窃、越狱亡命、算命诈骗者交朋友，一遍又一遍听他们的口述。出狱后，为了糊口，我也曾四处流浪卖艺，在黑吃黑的酒吧里，吹破洞箫、唱破山歌，与社会最下层的老百姓一样讨生活。...

一、前言： 1996年5月30日，我去台湾参加由台湾《中央日报》主办的“百年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6月3日中午，“海基会”副会长焦仁和先生请吴祖光、北岛以及我三位会议代表在台北的馥园吃饭。“海基会”的副秘书长李庆平先生也在座。席间，焦仁和一开始就对我说：“沙先生上次访问台湾写的文章在《中央日报》转载了，他们复印了给我，我看了。”焦仁和只是说看了我的文章，并未加以评论。 在整个宴请过程中焦仁和好像只是在对我一个人说话，这也许是因为吴祖光先生年事已高，而北岛先先生又闲静少言，只有我爱听爱问，就自然成了焦仁和先生的主要话伴。但说到后来，我感到惊奇的是焦仁和对我这个作家不谈文论艺，只说两岸关系，好像我是大陆“海协会”的代表。这使我想起两年前，我做为大陆戏剧家代表团成员初次访问台湾时，台湾《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章益新（梅新）先生曾托我牵线搭桥，以便能够采访江泽民。那次返回上海之后，我即刻便向有关方面汇报，而且很快就在我家通过传真机和章先生直接联系。我估计此事焦仁和先生不可能不知道，这也很可能给他造成一个印象，好像我是“通天”的，至少是个“渠道”，可以通过我传递他们的某些信息。 须知自“千岛湖”这一悲剧性事件之后，汪辜会谈已经中止多年，“海协”“海基”两会也没有任何的接触，至少没有公开的接触，一时呈火热之势的两岸关系突然冰寒。尤其是此前大陆在3月份进行了火药味极浓的对台军事演习，而台湾方面李登辉刚刚就任总统，发表了并不示弱的“就职演说”，两岸的对敌态势愈加张狂。其实在我看来，双方完全是装模作样，似真实假，都在像儿戏般地“斗气”；相互之间谁都不敢真刀真枪（后来果然证实如此），谁也不愿意落下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千古罪名。所以我认为在这特殊的时期，做为“海基会”副会长的焦仁和，不论文学论两岸，可能有些特殊意义，也许是一种路径试探，期望我传递某种信息，打破目前僵局，重启对话之门。我认为我的估计不太会是天真的“自作多情”。虽然我并非最适当的人选，但我第一次访问台湾时就对焦仁和的印象很好，我乐意为他更为两岸的沟通效劳。 我非常支持在平等的基础上的一个中国的和平统一，为了使大陆深切地了解台湾，为了促进两岸关系的友善和发展，我返沪之后，即将焦仁和的谈话整理出来，托人转交给曾庆红。我相信细心的人会从焦仁和的这番谈话中可以看出一些重要的信息，但我不知道对台关系的决策人和执行者阅...

4月27号，一批当年89民运的参与者在纽约中华公所举行记者会，发布了今年纪念89中国民运20周年的活动安排。其中包括倡议民众在六月四日这一天身着白色衬衣，以悼念当年事件中的死难者，并抗议当局20年前出动军队坦克镇压平民。主持本次记者招待会的是当年的学生领袖王丹。因六四事件，王丹曾遭到通缉和关押，后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被遣送出境，目前生活在美国。 德国之声：首先请您谈一下4月27号的新闻发布会，你们今年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呢？ 王丹：新闻发布会主要是强调四点，等于是对外做四点宣示，"示"就是指示的"示"。第一个，我们从今天开始呼吁全世界，尤其是中国人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参加到这个悼念活动中来，表示对"六四"死难者的追思。第二个，也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呼吁，我们发起一个叫"白衣行动"的计划，呼吁中国人在6月4号这一天穿白色的衣服来表达到悼念。第三点，我们建议4月27号定为中国的民主节，以后每年都能够来记住历史上这个时刻。最后一个，我们对外发布了一个《六四白皮书》，主要是由当事人集体撰写的。 德国之声：你作为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后来遭到通缉，又坐过监狱，那么作为一个像你这样的当事人，在六四即将满20周年之际，您的心情怎么样呢？ 王丹：心情是比较复杂的。 德国之声：比如说有一些当时的学生领袖像乌尔凯西，他当时是非常乐观的，他说最多不用3年我们就会笑着回大陆，可是现在已经20年过去了… 王丹：这当然是很遗憾了！是啊，已经20年了，"六四"还没有得到历史的公正评价，没有被平反，只能说很遗憾！但这就是现实，我想我们从事民主运动就是要能够面对现实，还能够坚持。一方面当然很遗憾，一方面对这种遗憾用一种平常心来看待。 德国之声：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事件居然20年还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至少还没有得到官方的公正评价，主要原因在哪儿呢？ 王丹：中国的很多事情确实是比较复杂的，其实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例子，像"二二八"其实也是过了40年才得到平反的。中国的情况就更复杂。尤其包括近20年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转移了注意力啊，包括中共一党专政的方式还是集中了国家暴力啊，等等。中国本来民主化的路，我预期也就会走一个比较曲折、相对漫长的过程。 德国之声：刚才你谈到了经...

作者：陈子明 十八年前，笔者在《谁是历史的罪人----我的辩护书》中写道："'八九学潮'......它的整个氛围，整个进程，整个结果，都笼罩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它的悲壮的美感将永远值得人们赞叹，并极大地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悲剧中充满了偶然性。本文拟从分析八九民运中的必然与偶然入手，进一步阐释八九民运的悲剧性质，并在新的历史情境下，总结它的历史教训。 一、 学运一触即发，"四二七"、"五一三"出乎意料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从这段话来看，邓小平是个八九民运必然论者。他前面的话有真有假，后面的话纯属捏造，需要仔细地加以辨析。 所谓国际大气候，无非是指西方和苏联东欧对中国的影响。如果说当时美国对中国民间人士有影响，主要是文化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始于基辛格访华和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见，又因为邓小平的访美而成为时代风尚。至于苏联东欧的改革，首先受到影响的也是邓小平本人。1980年邓小平"八一八"讲话因为陈云、胡乔木、王任重等人的抵制而被雪藏，正是在戈尔巴乔夫鼓吹"公开性"、"新思维"受到西方朝野的好评后，才得以在1986年重见天日，并掀起了新一波的政治体制改革热。 事实上，国际形势对于八九民运的影响是非常间接的，直接影响运动的是国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大气候是国内各阶层民众的情绪。邓小平说，"对方......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这是他为了给镇压辩护而信口开河。"六四"之后抓了成千上万的人，官方没有指控其中哪怕一个人是文革造反派。笔者后来在监狱中遇到许多官方所谓的"暴徒"，都是正经的工人、农民、个体户，而不是邓小平口中的"社会渣滓"。到1980年代后期，改革已经不是几年前那种几乎人人受益的"帕累...

2008年春夏之交，谢泳从厦门出差到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早茶。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无主题地东拉西扯。坐在身边的谢泳低声对我说：“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 我问：“吃惊什么？” 他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我瞠目结舌，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谢泳说：“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难以置信！我的脑子全乱了。 一年后，我在2009年2月刊纪实版《中国作家》杂志上，看到了谢泳所说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简称“聂档”），全文十余万字。作者寓真，系山西省资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实说话，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系统又完整地揭示出聂绀弩冤案的真相。“去马来船相上下，长波大浪与纵横”（聂诗），我一口气读完，大恸，大悲。泪如大河，决堤而下。文中之人，我大多认识，甚至很熟悉。但一部“聂档”使他们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陌生起来。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 诗人邵燕祥看了“聂档”，内心非常沉重。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今天的年轻人，看国外警匪片、国内电视剧，处处有线人、卧底、‘无间道’，谍影重重，英雄孤胆，看得紧张过瘾，甚至心向往之。他们想必是想象自己处于‘正方’，才能这般心安理得。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兄一不是杀人放火的黑道，二不是走私贩毒的帮伙，却在很长时段里，曾经生活在被监控、被告密的恐惧之中……”（《牢头狱霸的前世今生》，载《南方都市报》2009.3.5） 聂绀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于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为是从1962年开始的。也就是说，聂绀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通过身边的人及时汇报上去，并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的。长年累月的告发检举，聂的问题性质日趋严重。依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湖北人，电影家）、向思赓（湖北人，曾参加左联，1949年后为中学教师）、吴祖光（戏剧家）、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钟敬文（教授，民俗学家），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往来，到了“文革”时期，...

一     再过一个月，就是二十年。二十年了，我的孩子已经开始四处求职；而熊召政的儿子则早已移民加拿大——我们看来确实老了，老得都快淡忘恩仇了。这些年来，我常常质问自己——你真的不能宽恕他吗？你为何不能超然于伤痛，彻底遗忘你的所谓祖国和朋友对你的加害？一个不能释怀于仇恨的人，又怎能真正轻松和快乐起来？     今年两会时，一个湖北的巨商代表——我和熊召政当年共同的朋友，突然来电婉转对我说——你们还是和解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虽然连办案的人都说是他负你，但作为你们共同的朋友，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化解过去。     这位兄台的好意，我渐渐听明白——名利双收的熊召政，现在开始谋划要当全国政协代表了。他以为世人皆已淡忘二十年前的历史，但深知我不会。对我来说耿耿于怀的往事，想必对他而言也会如鲠在喉；也许他需要拔出这个刺了。     我对这位热心帮忙的兄台说——我和他，以及我和这个时代，都无法握手言和了。相逢一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将面对历史。刺已经扎进我们肉里，需要剥皮或许才能拔出。请转告他，干完脏活的人，没有如此轻松就能洗底的。只要想到我尸骨无存的母亲，我就不可能就此饶过这个长年卖友求荣的帮凶。 二     熊召政和我曾经是好朋友。80年代他是湖北的著名诗人，《长江文艺》的主编。我在湖北青年诗歌学会时，算他家的常客。在武大，他是高我一级的师兄。在社会上，我们是一个圈子的酒友。1988年我分配到海南警局时，他曾两次去玩。总之，在湖北文坛多数人都对他小心提放之时，我却算他过从较密的小兄弟。     1989年初夏的半夜，我泪如雨下地写好辞职报告，次日上午递交局里。【事见拙文《 革命时期的浪漫 》，著名作家王梓夫和至今仍在警界的同事皆能作证】之后我辗转赶回武汉参与营救学运领袖。武汉高自联以武大学生为主，我和K君去动员其中的几个跟我们逃亡。     那个6月我在湖北奔忙之时，只听说湖北作协副主席祖慰【当年湖北最优秀的作家，现在已被遮蔽遗忘】宣布退党了，还听说熊召政也在他的激励下，跟着宣布退党。两人皆是我的兄长朋友，我当然高兴看见他们和...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09年10月1日） 胡锦涛 全国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周年。在这个喜庆而又庄严的时刻，全国各族人民都为伟大祖国的发展进步感到无比自豪，都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向一切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的革命先辈和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向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爱国同胞，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关心和支持中国发展的各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６０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近代以来１００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具有５０００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从此进入了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６０年来，在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党中央领导下，勤劳智慧的我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战胜各种艰难曲折和风险考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谱写了自强不息的壮丽凯歌。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新中国６０年的发展进步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也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们将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 我们将坚定不移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这一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而奋斗。 我们将坚定不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

邓小平（原名邓先圣、字希贤， 1904年 8月22日 － 1997年 2月19日 ）， 出身于 中国 四川省 广安 的一个 客家 家庭，中国 政治人物 ， 中国共产党 、 中国人民解放军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81年 至 1990年 担任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被中国共产党称他是伟大的 马克思主义 者， 无产阶级 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旗手，中共和国家的 第二代领导核心 ， 中共八大元老 之首。 邓小平一生从来不曾拥有中国共产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头衔，但他被认为是 1978年 至 1992年 中国大陆 的实际最高领导人，直到他去世时仍保持着影响力。他是 改革开放 及 一国两制 提议者，中国共产党将以他的政治理念为核心的理论称为 邓小平理论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政策几乎影响到了 20世纪 后期每个中国人，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他曾共八次被选为《 时代 》周刊的封面人物，并分别于 1978年 和 1985年 两次当选该刊“ 年度风云人物 ” [4] 。 留学生涯 1919年 春天，邓小平与只比他大3岁的叔叔邓绍圣一起离开广安，到 重庆 就读一所由 吴玉章 筹建的赴 法国 留学的预备学校。他是当时班上年龄最小的学员。经过18个月的努力学习，在 1920年 9月上旬他和其他378名学员乘船沿 长江 到达 上海 准备赴国外 勤工俭学 。 9月11日 ，年轻的邓小平和其他85名学员一起被安排到法国勤工俭学，他们乘坐法国的 安德烈·莱蓬号 轮船从上海出发，驶往法国 马赛 。个子矮小的邓小平在这批留学生中被选为领头，他在这个期间表现出了出众的组织能力。经过将近40多天的旅途，在 10月 底，他们抵达了马赛。短暂停留后到达了 巴黎 。 邓小平在法国的时光非常奔波忙碌，生活很少有安稳的时候，而且他常常没有工作，经济上也非常拮据。实际上当时在法国的外国留学生，如果能够维持生活就已经很不错了，真正从事学习的希望几乎等于零。 邓小平在法国橡胶厂的就业卡 邓小平在法国的第一个居住地是 卡昂 以西的小城 贝叶 。在这里，他在 法华教育协会 开办的一个 法语 训练班学习了3个月的法语。由于缺钱，他在 1921年 4月1日 到 克娄梭 的一个工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