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春节假日结束了，中国新的一年又开始了。在新的一年里，就如年前所见到那样，房地产市场各种各样的消息也会纷至沓来。比如，年前有“房地产市场不是暴利”的报告，有地方政府用户口诱导外地居民购买的政策，更有不少的煽动居民进入房地产购买住房的舆论，以及那声嘶力竭地叫喊要恢复房地产的信心的意识形态的操弄等。过了年后，这些消息同样会铺天盖地来涌来。不过，不管有多少房地产的消息，这些消息目的往往就是一个，就是如何来扩张不景气的住房销售，如何来恢复他们所要见到的市场。 但是，这些人就是没有看到，2009年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核心就是2009年的房地产已经完全成了是以住房消费者为主导的市场。既然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消费者为主导的市场，房地产市场发展与繁荣，用老的办法、老的方式、老的政策、老的论调，甚至老的舆论想改变目前房地产市场态势是不可能的。因为，以消费者为主导的市场，并非是消费者之外的他人或企业、政府或专家来告诉消费者购买不购买住房，什么时候进入市场购买住房，而是，钱在消费者手中，消费者购买不购买住房完全就在消费者有没有意愿、有没有支付能力来购买相应的住房。钱在消费者手上，购买不购买住房进不进入房地产市场完全由消费者来做主。 有些地方政府总是以为，只要给住房消费者一点蝇头小利，或以往十分见效的方式就能够让消费者进入房地产市场。但是，这些地方政府就是没有想过，对于这种蝇头小利，消费者就没有能力来识别吗？比如什么蓝印户口来诱使外地居民来当地购买住房。但是，如果房价过高，居民为了获得这个蓝印户口，外地居民愿意多出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来购买一套高价房吗？在目前的环境下，各地城市户口正在不断地取消，这个所谓蓝印户口值钱几何，外地居民连这个帐也算不清吗？更何况，如果房价下跌，外地居民在这个城市购买了住房，这个城市难道可以让这个居民不能够居住这个城市吗？地方政府所谓的蓝印户口所起到作用早就是十分有限，地方政府还想用这个政策来保护其利益已经事过境迁。同样，地方政府的其他政策能够左右购买住房者进入更是微不足道了。 因为，想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购买者，在这种爆炸性的信息大潮中，早就知道了全世界各地物价水平都在下降，都知道全球房价快速下跌。他们更是用自己的亲眼所见所闻了解到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发生了什么，以及将来会发生什么。因此，不仅房地产任何的弥天大谎早就没有市场，而且那...

一连串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下，中国几无还手之力。 表面上看，咱们确实理亏，难以理直气壮去应对。 因为相对于发达国家，我们更多的是知识产权的使用者而不是创造者，“盗版”“仿冒”成了代名词。但就现阶段而言，这种保护对我们的损害是很大的，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需要。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审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如何维护自身利益呢？ 终极目的：保护使用者 通常，大家以为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为了保护知识创造者的利益，发明者的利益， 但我认为保护知识产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用者。 那么，就已经发明出来的知识而言，是不是最好不收任何保护费，大家随便使用，这样对全世界的百姓最为有利呢？但是这样做对于正在发明过程中，以及还没有开始的发明就非常不利。发明是有成本的，有的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如果使用知识不付费，谁还有积极性去搞发明呢？最后受害的是全体人民，正因如此，知识产权需要保护。 但是要记住， 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是鼓励知识的创造 ，让大家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享用知识。否则，如果我们实施了保护，但大多数人却因此而享受不到知识；或者价格奇高，使消费者吃了亏，我们就没有保护的义务。 不合理保护的误区 首先，并不是所有知识产权都应得到保护的。 我国每一次的技术大突破几乎都会招来美国的指责，从说中国盗窃了其原子弹技术、导弹技术，一直到现在的航天技术。那么试问：如果我们愿意承担保护义务，他们会将这些技术转让给我们吗？显然不会。美国有专门的法案限制对华出售高新技术。他们经常的借口是尖端的技术秘密，或者涉及国家安全。既然如此，我们显然也没有保护的义务，这时候的知识产权不是保护与否的问题，而是彼此竞争的关系。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知识的使用价格不合理 。知识是一种垄断性产品，因而容易被卖方任意提高价格，这就有可能损害全社会的总体福利。目前知识产品却没有这种政府的管理，反而还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来强化其垄断。 最经常发生的是关于专利权的保护 。过去我们只是强调了保护专利的一方面，忽视了使用者的权利。大多数国家对专利权的保护期限都有不同的规定。其实，设定保护期限就是对使用者的保护。而保护期限的长短就体现了对知识创造者的利益和知识使用者利益的适当平衡。 国际间垄断产品的管理几乎是没有的，因为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国际政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垄断性产品获得暴利，这是极不公平的。比如微软的操作系统软件，明明是一...

前言 《二十一世纪》决定在今年刊出戊戌百年“的专号，邀我参与盛举，义不容辞；但因迫于时限写不出研究性的史学论文，只 能从一个普通读史者的角度对戊戌维新这件大事进行一些零星的反思。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体制改革的第一次尝试，不幸以悲剧收场。今天中国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体制改革的始点，面对的困难则远比一百年前复杂而深刻。这真是历史的恶作剧。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我们今天重温百年前戊戌的往史，无论怎样力求客观，终不能完全不受当前经验的暗示。事实上，读史者以亲身经历与历史上相近的事变互相印证，往往可以对史事引发更深一层的认识，这已是史学上公认的常识。下面所论间有以今释昔之处，即取义于此，既非附会，更无 所谓影射。读者幸勿误会。又本文的重点在重新理解戊戌维新最后失败的一幕，并非对变法运动作全面的评论，所以题目中特标”政变“两字。这也是应该事先说明 的。 一 戊戌维新百年来不断激动着读史者的遐想。辛亥革命以后，不满意中国乱象的人常常发出一种慨叹：如果戊戌维新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地成功了，中国也许早就顺利进入了现代化的建设历程。这种感慨是很自然的，但也隐含着一个历史判断，即认为戊戌维新未尝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最近二十年来，由于“革命”的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退潮，渐进的“改革” 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以我所知的史学界的情况言，1989年西方史学家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其基调与百年纪 念时（1889）的热情赞扬已截然不同。法国革命所追求的理想如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虽然仍值得肯定，但革命暴力则受到严重的质疑。沙码（Simon Schama）著《公民：法国革命编年史》（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更强调革命以前的法国贵族及官僚中的改革家对于法国的现代化有重要的贡献。“改革”与“革命”不是互不兼容，而是延续不断的 一系列的体制变动。革命中的暴力恐怖只有毁灭秩序的负面作用，决不应再受到我们的继续歌颂。不用说，史学家之所以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主要也是因为受到了 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历史经验的启示。 中国自然也参与了这一新的思潮，于是80年代以后“改革”的正面涵义又重新被发现了。在学术思想界，戊戌维新的评价因此也发生了变化。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对话录...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發表時間：1/26/2009 左派，在国际上惯常指比较强调维护劳工和穷人利益的政治派别，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相干（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属于非常边缘的异端）；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左派与右派并无本质区别，两者都认同和维护宪政民主，两者的区别通常在于：左派主张政府对经济更多的干预、政府在政策上更多地照顾穷人；而右派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强调自由竞争。 中共国的左派，则是指信奉马列毛斯主义的政治派别，他们既与崇尚自由民主的中国右派本质不同、水火不容，也根本上有别于国际上的左派；中共国左派高举维护穷人利益的幌子，实际其诉求与维护穷人的利益并不相干。主要由于对“文革”看法不同，当今的中共国左派分为老左派和新左派两大阵营： 老左派奉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统、高度评价文革、全盘否定中共1978年之后的路线…老左派不仅容不得政治改革派，甚至连邓式跛脚经济改良都不能容忍，他们视邓小平为中共的头号“叛徒”、为中国和平演变的总后台。 新左派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为真理、高度评价毛共的“建国”和“社会主义改造”，但对文革持否定态度、全面否定1992年之后的中共权贵私有化路线…相比老左派，新左派阶级斗争色彩较淡、国家主义色彩突出、国际争霸意识强烈，他们对1992年后中共当权派大力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深恶痛绝，把江泽民、朱镕基斥为汉奸买办。 但无论老左还是新左，都共同地反对中国宪政民主转型、都共同地反对市场经济、都共同地敌视体制内外自由派：他们曾经把赵紫阳当作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总代理、现在把温家宝视为“赵紫阳余孽”、把王沪宁斥为潜伏在党内的美国特务、把刘晓波、刘军宁、贺卫方、袁伟时、茅于轼、焦国标、徐友渔、曹思源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统统打成“美帝国主义走狗”、“西方反华势力的工具”。 由于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共当权派继续以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正统，至今仍然高度评价毛泽东，中共坚持“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使思想观念符合中共意识形态正统的中共国左派，三十年来一直据有对自由派（右派）的话语权优势和结社、集会的优势。 2000年前后，在话语权上优越惯了的左派对“三个代表”公开猛烈批判，江泽民恼羞成怒之下，不惜采取“反党”措施来进行压制——偷偷摸摸地查封中共旗帜性党刊《中流》、《真理的追求》，首...

在过节上，我们这些旅美华人有一个特大的优势，那就是除了美国的节日比如感恩节等，我们还有中国的节日，相当于在节日上比当地的美国人多了一倍，我们还有端午节、中秋节，当然最重要的节日就是春节了。春节对于我们来说，除了吃饺子等过节的形式以外，还有春节蕴藏的文化内涵，以及通过春节这样的中国节日显示自己的文化背景。每年春节，我们这些旅美华人都要热热闹闹地过年，中国城要舞狮子，人们要在春节期间相聚，为的不是一顿美食佳肴，而是因着春节的名义，家庭、亲朋好友有一个有中国文化味道的团聚。 过去几年来，国内春节的节日气氛似乎越来越淡漠，一些人甚至提问春节还有多大特殊的意义。在我儿时，过春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粗茶淡饭甚至是饥饿了一年后，人们可以在春节大吃一顿油腻的食品。后来，春节里还加上了一个春晚，毫无疑问，春晚是中国通俗文化以及电视文化的一大创举，许多年来，春晚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春节的娱乐，并成为春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可是，在近些年春晚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魅力，一场必看的晚会成了一个可以选择的节目。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春节会越来越淡，最终失去其特殊的意义、失去中国节日之冠的地位？ 一些保卫中国文化的志士为捍卫春节，号召人们要热热闹闹地庆祝春节，那样就是对春节的最好的保卫。河南大学教授高有鹏曾撰写一份《保卫春节宣言》指出：“面对西风盛行、西方文化的日益渗透，我们必须树立传统民族文化意识，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保卫春节，保卫传统文化遗产。” 从表面上看，高有鹏说得有一些道理，的确这些年来一些西方的节日在中国开始流行，但那并非是危害春节的“罪魁祸首”，高有鹏等保卫春节的倡导者可能不知道的是，春节需要保卫的并非是那些文化形式，也不是对外来节日“入侵”的抵挡，需要保卫的是中国人的家庭，尤其是保卫那些分离的家庭，因为家庭团圆才是中国春节的核心，这并非只是在中国大陆，就是在海外，家庭成员的团聚也才是春节的主题，那些文化形式包括春晚也就是点缀而已。事实上，我们全家与其他的朋友一起在海外吃年夜饭，并不需要春晚的节目为我们助兴，在春节最需要的就是家人、亲朋的团聚。 在今天的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因为工作不得不与自己的家人分离，最突出的群体就是那些在外地工作的农民工，他们在外一年，年终的盼望就是回家过年，回家与家人团聚，不管他们工作的地点有多么热闹的春节气氛，他...

二○○五年一月十七日，紫阳同志在北京逝世。此时，我在美国，无法赴赵家弔唁。从北京来的消息，富强胡同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因为人们都拥向富强胡同了。人民爱戴自己的领袖，这本来是好事，应该高兴的。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同年十一月，胡耀邦九十诞辰，中央决定纪念，但规格一再降低，规模一再缩小。参加纪念的人严格控制。此时，我已回到北京，胡家也提名给我发请柬，但是我没有收到，被剥夺了参加纪念的权利。不只是我，许多耀邦同志的老朋友，老部属也都不让参加。对两位为国家民族建立了卓越功勳的总书记为什么要採取这样的态度呢？连接这两位总书记命运的就是“六？四”，胡耀邦逝世引发了举世瞩目的“六四”；赵紫阳对“六四”所坚持的态度导致他的下台直到终身软禁。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一个章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段哀史。就在这个时间段里，闻名於世的邓力群先生，把他的“自述”《十二个春秋》公诸於世。他的本意在标榜自己的一贯正确，却正好为两位受人民拥戴的好书记所受的冤情提供了许多有力的佐证。短短的时间里，哀悼赵紫阳逝世，纪念胡耀邦九十寿辰，加上《十二个春秋》连在一起，把历史浓缩了、凸现了，使人深受教育。 怀念伟人，最好的纪念是尽力瞭解他们，全面瞭解他们，不仅自己瞭解，还要让更多的人瞭解，这是我们活着的人的责任。想到这里，我提笔写下了这篇拖得太久的纪念文章。 赵紫阳对胡耀邦的评价 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傑出领袖，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是他们两位性格不同，有些思路也不一样，存在着矛盾，甚至有一段时间有传闻：胡耀邦的下台赵紫阳起了重要的作用。对於这种传闻，赵紫阳很不以为然，也很在意。十年前（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日、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二十二日），他和我有过断续的三次长谈，详细分析，介绍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当时没有录音，我把他的讲话记了下来，经他看过并做了修改。 赵紫阳说：耀邦这个人优点是待人宽厚，心胸坦荡，可以争论，不整人，不记仇：弱点是太喜欢出语惊人，喜欢提口号，喜欢标新立异，不受约束，重大问题随便表态，不是有意想凌驾於组织之上，是喜欢即兴就发表一番意见，而这些和原来大家讨论的又不一样。“关於胡耀邦下台赵紫阳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传说，最近我才知道，无非是三件事：一件事是八三年陈云讲话批评耀邦，有人说陈、赵联手倒胡；第二件事就是八四年我给邓写过一封信；第三件事就是八七年生活会上我的发言。现在，我一件一件说给...

    1989年5月19日凌晨四时许，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以后，赵紫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随同下，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下面是赵紫阳的讲话。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覆。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覆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H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麽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麽一股劲，年轻人麽，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麽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這個時候的趙紫陽已是心力交瘁，長時間的精神高度緊張和巨大心理壓力，使他失眠、頭昏、胸悶，心臟供血嚴...

   不久前，我偶然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上看到北大法学院教授朱苏力的一篇文章，题为〈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的比较 〉1。由于这些年我也在北大法学院给研究生讲授与法治有关的专题课，对朱苏力的文章从 题目到内容都感到很荒谬。为了确认原文并找出「原出处」，通过首次进入中共中央政法委主办的「中国平安网」才了解到，原来这篇文章来自2008年6月17日朱苏力以「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头衔在中央政法委主办研讨班上所作专题讲座内容。除了大法官们、大检察官们外，「中央政法委机关全体同志及中央政法各部门有关同志听取了讲座」 2。可见，此专题讲座对中国司法界或政法界高层领导的影响应当是很直接的。 又据200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以及其它官方媒体相关报导，由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司法部及中国法学会联合举办「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重点对各省党政干部、政法干警进行法治宣讲活动。朱苏力作为「百名法学家」之一，已到全国各省市巡回演讲了与上述讲座基本同样的观点。因此朱苏力在中央政法委的专题讲座内容并不是他临时发挥而是精心准备的结果。然而，由于朱苏力在有关法治及人权这些重大问题上有许多明显违反常识的错误，恐有误其长官和误人子弟（至少对北大法学院学生而言）之嫌，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指出几点。 一、法治理念是随消灭封建制度而产生的吗？ 朱苏力认为法治是欧洲消灭封建主义地方秩序之后才产生的，他这样说道： 「各自为阵「的小型社会秩序和法律无法满足商品交换对更大范围内的统一市场的要求，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障碍。新兴的资产阶级要实现其经济利益和政治理想，必须消灭封建主义地方秩序，在更大区域内形成统一的国家，并形成不矛盾的、明确的和普遍适用的规则体系。由此产生的法治的理念，隐含的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公平效率等等理念。 然而在欧洲历史上，法治（rule of law）的理念并不是在消灭封建制度之后产生的，而恰恰是在中世纪封建时代的英国出现的。1215年的英格兰《大宪章》（Magna Carta）被公认为法治原则的最重要历史渊源 3。《大宪章》主要是由封建大贵族及教士强迫滥用权力的国王约翰签署的文件，因而也是一个确认封建习惯和国王封臣的各种自由或权利的封建契约性文件。但《大宪章》首次明文规定了国王在法律之下并须服从法律的原则。英国宪法史学家梅...

一眨眼的功夫，紫阳先生逝世，已经4年了。一个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绝非我们这些受困于历史的局限性中的人所能给个定论的。不过，一个历史人物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总会有意无意间，给离他或近或远的人们，留下点滴的记忆。或许这记忆是零碎的、微不足道的，但这些记忆，或许对后来的那些超越了历史局限性的人们去重构过去一段历史的经验，不无帮助吧。 那是70年代末，我的一个同事来到一家政府部门的招待所上班不久，一处破旧的青瓦小平房的一间屋子是安排给他的宿舍。那些年，业余生活普遍比较单调乏味，而这所招待所，又远离城市，孤悬于一片广袤的乡野之中。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我这位同事下了班除了靠看书、听广播打发时间外，实在没有别的什么事可做。一天晚上，这位同事正在寝室里看书，突然有人敲门。他想，估计又是某个小青年来找他“摆龙门阵”（闲聊），一开门，他惊呆了。敲门的不是什么小青年，而是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 他忙把赵书记请进屋。他知道，赵书记因为开会就住在招待所里。赵书记对他说，自己闲得无聊，听说他这里书比较多，就找了过来，想借本书看看。征得我这位同事的同意后，赵书记借走了一本《唐宋诗词选》。 三十年过去了，我这位同事所住的，仍然是一间破旧的小屋子；仍然过着单调而乏味的业余生活。但自上次省委书记的造访后，就再也没有科长级别以上的官员来看过他了。 70年代末，我生母在四川宾馆餐厅实习。一次，他们为准备一场宴席忙得不亦乐乎。正忙着，赵紫阳来到厨房里，向大家递烟，以示慰问之意。他向我妈递烟的时候，我妈说“不会”。旁边的人忙提醒我妈收下。那人事后对我妈说：“你咋个那么傻，省委书记敬烟，都不给面子？”2003年，我家被拆迁，拆迁办拒绝按我家的实际面积赔付。我妈不服，到处上访。各类的衙门，跑了无数趟，我妈发现，处级以上的官老爷真是面难见、脸难看。直到现在，因为拆迁而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是悬而未决。有人对我妈说：“为什么当初不送礼？”我妈答不上来。我想，那是因为，对于经历过70...

余英时先生2006年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享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被誉为"胡适之后最杰出的中国学者"。从普林斯顿大学荣休后，余英时先生隐居"小书斋"中著书立说，笔端深含中国情怀，思想影响华文世界。时代周报创办之际，余英时先生欣然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 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国学"大师"太多了 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贬值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时代周报：现在的"国学热"似乎越烧温度越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余英时：我觉得没有真正的"国学热"可言。真正的学是不能热的、热不起来的，只有五分钟。学是要冷冷清清长期做的，如果要带一个"热"，就可以不考虑了。等于是流行歌曲，大家都狂热，流行歌曲能流行多久，就不知道了。我看"国学热"本身跟国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有些人的思想被挖空了，要找东西代替：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很好的，我们不用向国外求什么，光老祖宗的东西已经用不完了。无非就是这样一种想法，才会搞出"国学热"来。 时代周报：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所以必须倡导"国学"，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余英时：我想"人心不古，物欲横流"的说法，每个时代都能听见。古代就有了，汉代可以这样说，唐代可以这样说，明代可以这样说，现在还是这样说，什么才是把人心复古呢？从前提倡经学的人，就以为经学可以解决一切，中国人念经学念了几千年，去翻翻清朝《四库全书》提要，经学有多少书？每一代都有发展，还不是继续"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我想每个时代都有问题，没有任何一种万灵药可以通治所有的病症，只能对症下药。 时代周报：在现代学术史上，"国学"一说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背景？ 余英时："国学"基本是日本的名词，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就有了。最初就是要恢复日本的国粹，先是对抗中国的汉学，后来又对抗西方的东西。这个"国学"后来就传到中国来了。当初也经过许多演变，也有"国粹"的说法，同样是日...

也许年纪太大，也许忙于给新华社写稿，我一般是不上网的。只知道网络媒体管得比较松，后来也看过一些网络上的文章，发现尺度放的确实比较开，如果不是年岁大了，总是觉得电脑这种东西很别扭，我也许会转到网络部工作。虽然没有到网络部，但对网络一直怀着很大的期待，当然网络很杂，也很开放，鱼龙混杂，应该有相对完善的管理，也说得过去。 在国外新华分社工作了九个月回到北京，感觉到不上网真的不行了，因为在海外看到的纸媒，也是我过去九个月主要的新闻源的报纸，在国内没有了，要上网才能找到。女儿听说我要上网，很热心地帮忙，更新了我的电脑，连接了最新的宽带，为了进入海外网站，还给我装了代理，说是可以突破网络封锁。虽然有点慢，但毕竟又看到了国内看不到的报纸。 晚上吃饭，儿女和我谈起了国内对网络的管理，她提到上个月在饭桌上认识的一位北京网络管理办的叫陈华的领导，女儿说起这个人眼睛就亮了。我一开始没有兴趣，结果才听了几句，就放下筷子让女儿讲下去，女儿反而有些迟疑了。最后我答应她，不写新华社内参，她才继续讲。 女儿说这位四十多岁的陈华大概是北新办的网络管理官员，他正在追求女儿的一位好友，女儿的好友和女儿同岁，今年23岁。陈华不但有老婆，而且本来就有几位不清不楚的女朋友，还在办公室里和新大学生调情，这些都是他自己在酒桌上吹嘘的。女儿的朋友之所以没有答应他，当然不是因为这些，反正现在的年轻人都是玩玩，只要你有钱，就无所谓。 听到这里，我有些好奇，我问，一个管理网络的小官员，怎么会有钱？女儿表情很夸张地说，这你就不知道了，女儿的女朋友告诉她，为了追求年轻女子，这位四十的陈华不但请女孩到最昂贵的餐厅吃饭，而且还一掷千金。陈华还在吃饭中透露自己不但有钱，而且权力非常大。女儿的朋友当然半信半疑，然而，陈华开着豪华轿车可没有错，陈华在吃饭时说，我的车比北新办和所有网络管理领导的车都好，你说，我靠那工作，能买这样的车？ 女儿透露，这位陈华已经不是一次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生活富裕，再养活几个女孩也没有问题，但他要养就要养自己真正喜欢的。他还在一次聚会中说，现在中国的经济不好，但我们是公务员，旱涝保丰，而且，越是经济不好，来自北京以外的女孩要价就越便宜，他还说，这就是市场经济，所以我支持市场经济，但我不支持资本主义那一套，否则，我这个网络管理者就没有工作了。 就是这个陈华，在追求女儿的朋友失败时气急败...

在福州市台江区法院开庭审理“纪斯尊”一案之当日（2008年12月5日），公诉人所举证者漏洞百出，不是逻辑上出现“断弦”，就是证据上无法“堵漏”。重演了不久前出现在黄浦江边那令人熟悉的一幕。更其严重者，是我们在庭审笔录速记稿中再次发现了公安于审讯中刑讯逼供的披露，以至公安内部“政策水平较高”的领导得知消息后恼羞成怒，为自己手下之所为深感不安，生怕如此丑闻泄露入世…… 纸，当然是包不住火的，墙也绝对没有不透的，更何况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尤其是中国人民正在觉醒的公民法制意识已如风似烈。 下面摘录的，是两段纪案审理实地记录。对待纪案的公正与否（事实已经证明纪案遭到了斜刺里杀入的领导意志干扰）已经是二审中正义与邪恶的最高较量。 关注纪案，关注中国司法的历史进程！ 第一段—— 纪斯尊：我的所有供述全部不具有证据力，不能作为认定我有罪的证据使用。因为，这些供述，都是福州市公安局刑侦7大队干警使用严重非法威胁手段取得，都不具有法律效力。 审判长：被告不要在我这里讲公安机关对你逼供取证的事情，我这里是法院，不管这些事情。你要控告公安部去控告。 纪斯尊：我要说的是，福州市公安局对我违法威胁取证，我的供述统统没有法律效力！ 审判长：我已经对你说了！你不要在我这里讲公安人员对你刑讯逼供问题！你不要再讲了！ 纪斯尊：审判长！你要尊重我的答辩权！你不能剥夺我的答辩权！ 审判长：我没有剥夺你的答辩权，你说。 纪斯尊：福州市公安局刑侦7大队对我存在两个严重违法取证行为。第一是对我采取疲劳战术的车轮大战，严重违反公安机关连续审讯时间不得超过12个小时规定。9月23日对我连续审讯时间长达13个小时。第一次更严重，连续审讯时间长达25个小时…… 审判长：这不可能！25个小时，是整整一天一夜。 纪斯尊：对！就是整整一天一夜！从20日上午10点多钟一直到21日中午12点半，连续不间断审讯。我疲惫不堪…… 审判长：这不可能！在福州市第二看守所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公诉人，你查一下这份审讯笔录的时间地点。 公诉人：时间是2008年9月25日，地点在福州市第二看守所审讯室。 审判长：（无言以对） 纪斯尊：当时，连福州市第二看守所领导也对福州市公安人员大发脾气。23日晚上，公安人员将我送回看守所时，值班领导当我的面...

大約十年前，我便讀了《一滴淚》的英文原本 A Single Tear 。當時感受很深，至今猶在記憶中。這是我讀到的第一部「右派分子」的自述。運用高超的文學剪裁，把二、三十年的苦難——從個人、家庭到親友——生動地勾勒了出來。作者文筆的流暢自然，顯示出他在英美文學與語言上的深厚造詣。他將三十年的坎坷人生歸結為“I came. I suffered. I survived”(「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尤使我為之擊節。在中國文史傳統中，這正是所謂「春秋筆法」。當然，作者的雋語是從凱撒（Julius Caesar）的名言：“I came, saw and overcame”(拉丁原文是veni, vidi, vici)脫化而出的，經過莎翁的引用（ As You Like It V.ii），在西方早已家喻戶曉。但作者融合中西的文學修養和匠心獨運，即此可見。 這是我在未識作者之前對於《一滴淚》的認識，應該說是相當客觀的。我當時對作者Wu Ningkun的中文姓名也茫無所知，更不必說他的身世背景等等了。但在讀《一滴淚》原本時，我發生了一點懸念，使我渴想一見作者其人。什麼懸念呢？作者是應燕京大學的西語系教授趙蘿蕤電召，回到燕大任教的，而我則恰好於一九四九年秋季考入燕大歷史系二年級，讀過一學期的書，當時教我英文的便是趙教授。一學期下來，我感到她是一位既熱心又親切的老師。我記得她曾請全班同學去她家中吃過一次餃子，也見到了她的先生陳夢家。後來我的專業使我時時有機會閱讀陳夢家有關甲骨、金文、漢簡的著作。閱覽之際，我總不免懷念在她班上受教的情景。陳夢家不甘受辱而自殺後，我更想知道趙教授的處境。我曾聽說她一度陷於精神崩潰的狀態，但傳聞不詳，終成為我的一個懸念。我想《一滴淚》的作者一定會告訴我不少關於她的事情。 幾年之後，我偶然在《吳宓日記》（第九冊，頁八六、一○八）中發現了「巫寧坤」三個字，下面註語說：「成都空軍第三路司令部翻譯」，我才確定了作者的中文姓名。但是我還是不知道他究竟是在大陸或海外。二○○五年十月我在華府國會圖書館讀書期間，由於高克毅先生的介紹，我才有幸與巫先生同席，這給我帶來了意外的驚喜。接談之下，我不但知道了關於趙蘿蕤老師後半生的遭遇，而且更欣幸結識了這樣一位才華洋溢而宅心仁厚的前輩作家。當天聽巫先生談論，真有「咳唾成珠玉」之感。他心直口快，表裡如一；一席話之後，我...

一眨眼，我来到美国已经三个多月了。虽然，信息时代资讯发达，随时可以通过电话和网络跟故乡沟通、交流，但总是隔了一层，就像心头笼罩了一层淡淡的愁雾 去国 腊月二十三，是故国的小年，跟朋友去机场接了两个学生，喝了点酒，半夜醒来，打开电脑，不知不觉使用卫星地图去寻找那触不到的故土，那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庄，那条缠绵回旋、不舍昼夜的河流。 美国是美丽的，有蔚蓝的海、清清的河、彩色的树，有蹦蹦跳跳的松鼠，有鸽子和各种漂亮的小鸟随时落在你的脚下。这一切都让疲惫的我感到温馨，让我宁静。美国的马路上也有警察，他们大都体态臃肿，制服也穿得随随便便，没有我家乡的警察那么帅气，那么威严。但是他们不会随便打扰我的生活，不会突然登门请我去“喝茶”。我如果有了麻烦倒是可以去找他们，我在机场找不到登机口的时候，他们会不厌其烦地带我走三层楼一直送到要去的地方。甚至有一次我和朋友酒后驾车，被警车追上，那个可爱的小个子警察认定我们是初到美国，不懂规矩，居然只教育了两句就挥手放行了。 这里还有许多可爱的人、可敬的人和有趣的人，当然，这些主要是我的中国朋友。 一下飞机，来接我的当然还是小鱼儿姐，她算是老相识，她还带了个小巧而美丽的美国姑娘，是五月份我来美国给我做翻译的那个。那姑娘跟我拥抱，然后幽幽地说，我给你写信，你不回，我好伤心。我很尴尬，我的邮箱经常被祖国的“有关部门”占领，这姑娘的来信真的没有看到。 小鱼儿是个热情、爽快、直言不讳的人，她把我安排在曼哈顿，把其他来访的人安排在法拉盛，她说，这几天都是我陪你，你有什么事就找我好了。 我嘴里不说，心里很感动。她20年前是天安门广场上的英雄，现在也是一个重要组织的副主席，她有自己的公司，还在中国人权兼职，工作千头万绪，而我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浪费她的时间和精力对我来说实在是一桩罪过，但是我英文不好，纽约又不熟，还实在离不开她。在曼哈顿住了十几天，几乎都是她开车来接送我，陪我逛街、陪我吃饭，一直到我去了南方。 美国梦诞生的地方 我要去的那个美国南方的州叫阿拉巴马，许多美国人都从来没有去过，但是那却是一个有名的地方，著名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 金博士曾在那里发表过闻名世界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 很多人来美国都是怀着一个五彩缤纷的梦，但是我没有梦想，我只是被命运推着，随波逐流。我去阿拉巴马也不是...

      1999年3月9日上午10时20分—11时50分 地点：北京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华国锋家中 问：从上次(1997年11月)见面至今已有二年多没有见面了，再来看你，身体怎么样？现在社会上出现一些书，专门写粉碎四人帮的经过，有的是有事实根据；有的是互相传抄；有的则是胡编乱造、歪曲事实、添油加醋，弄的真假难辨、混淆听闻。特来看看你，并澄清一些重要事实，以正听闻。我并从书店买了两三本书送给你看看，就可看出这方面情况。去冬纪念三中全会20周年以来，有些书讲的比较符合实际了，例如于光远写的这本专讲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的经过，是从实际出发的，特送你一本看看。当然，他对你也有批评，但基本上是肯定的。 华国锋(以下简称华)：我身体还可以，糖尿病天天打针吧，高血压好了，但心脏有些问题，有时心绞痛，所以不能多外出了。毛主席1976年因病逝世，我们全党都很悲痛，但是四人帮不顾全党全国人民的意愿，在这一时期他们更疯狂地进行阴谋篡党夺权活动。这一年周总理去世了，朱总司令去世了，邓小平又被打倒了。他们认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拉又打。我心中很明确，绝对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 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而且在七六年(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他(指叶帅——编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上述这么一句。我估计这和江青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1970年林彪搞的第一号命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广东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专门叫我去参加见面。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势不两立，我早已考虑很久，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9月10日，先找先念同志交谈当前形势、四人帮动向，认为与他们的斗争要早日解决，这是没法避免的，早比晚好。请他去看看叶帅交换交换看法。9月13日，先念去参观植物园，顺便去西山看叶帅，开始叶帅对李来的意图搞不清楚，也不...

2008年第12期 炎黄春秋杂志      20世纪80年代，是中华民族充满蓬勃生机和创造活力的年代，是一个民心凝聚、民气顺畅，上下同欲、刷新历史的年代。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伟大的转折。 1982年，党的十二大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序幕。 从农村改革发轫，随之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继而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个全方位的改革大潮在神州大地骤然兴起。 在那个年代，邓小平同志作为总设计师，高瞻远瞩，掌舵导航；胡耀邦、赵紫阳披肝沥胆，全力推进。我那时在他们领导之下，按照中央的部署，全过程主持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文件的酝酿、调研和起草工作。 教育改革问题，是小平同志最早提出并始终高度关注的问题。早在1975年，他第一次复出，看到教育被“四人帮”糟踏得不成样子，就痛心疾首地提出：“教育也要整顿。”试图纠正被“四人帮”搅乱了的政治是非和思想理论是非。可惜，历史没给予他机遇。他奋力整顿的结果是，教育界的乱象非但没有制止，他自己反倒被扣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罪名，重遭罢黜。教育界一些跟随他搞整顿的同志甚至被迫害致死。教育界因此也更成为沉疴难愈的重灾区。 粉碎“四人帮”之后，小平同志再度复出。在整个国家百乱待理、百废待兴的局面下，他自告奋勇，主动要求抓教育和科技。1983年，他鲜明地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小平同志给予高度肯定和赞扬，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是一大发明，一大创造”，同时他又特别强调说：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第九条最重要。第九条说些什么呢？中心说的是知识和人才，说的是科技和教育。文件中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和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 可见，作为一个战略家，小平同志对科技教育问题一直是牵萦于怀、记挂于心。 当时，中央对教育改革的认识是明确而清醒的，决策是坚定而有力的。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1984年10月20...

我很小就患口吃。我的口吃是吓出来的。我小时调皮，父亲就叫一个像门神一样的山东汉子手执板斧吓我，我一见到他便惊恐万状，口不能言，久而久之，说话就结巴了。口吃最怕人耻笑，越怕，口吃越厉害。记得上初中时，寒假去南京成贤街的市图书馆借书，面对图书管理员我就是开不了口，因为“同志”的“同”字怎么也说不出来。憋了老半天，非要重重地一跺脚，才能说出。每次跺脚时，“砰”的一声巨响，声震四座，总是把管理员吓一跳。管理员对我说：“你要是对我们工作有意见，请好好提，不必要采取这种惊人的方式。”上高中之后，因为发表了诗歌和小说，很受同学的尊重，自信心也随之增强，口吃居然也逐渐地不治而愈。到了大学，更是踌躇满志，不但自信甚至自负，口吃更是消逝得无影无踪。 可到了“文化大革命”，不行了，今日挨批，明日挨斗，魂飞魄散，一日数惊，不但不再有自信，连起码的自尊也没有了。精神的紧张，内心的惊恐，使得我又再次口吃。当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有三个著名的结巴，一是剧作家王炼，二是化妆师朱士场，三是我。三人的结巴似有分工。朱士场是一句话的开头结巴；我是中间结巴；王炼最妙，是结尾结巴，话都快说完了，他还结巴！比如骂人，他骂起来是这样的：“滚你的蛋……蛋……蛋……噢！”其实后边三个“蛋”完全可以省略不说，说到前边第一个“蛋”字便可戛然而止，可他老人家为了语气的完整，为了那最后一个“噢”字，非要结巴三次不可。 “文化大革命”期间，虽日坐愁城，但大伙碰在一起，也会苦中作乐，偷偷说笑，其中也会说到我们三人和别人口吃的笑话。最精彩的有如下两则。一则是说有一青年沪剧演员，说话结巴，唱戏倒一点也不结巴。某日，家中失火，他急忙奔至父亲的单位处，大叫：“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他越急越结，怎么也说不下去。父亲见他急得满头大汗，便举起手做了个音乐指挥的姿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