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当民粹主义遇见民族主义 : " 没有人会怀疑，中美关系，即便还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中美两国各自的重要性，而且也是因为中美各自并不视对方为朋友，双方充斥着不信任和不理解。 你也许会觉得这么重要的双边关系，两个国家应该彼此十分了解。这没错，双方确实都花了大功夫琢磨对方。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形成机制之后，中美两国的财政部都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有专职的人员来筹备对话中涉及经济的部分，双方都有相当高级别的官员直接过问，任何消息几乎都是直接“通天”的。我碰到过中国的官员，能够随口报出美国的某份可能针对中国报告的预定公布日期和可能的口径。我也碰到过美国的官员，能够随口报出国务院某个部部长的名字甚至某委一个副主任分管的是什么。 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双方的了解程度还远没有达到彼此关系所要求的那种水平。这里面有语言和文化上的因素――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鸿沟；这里面有先入为主的成见――直到今天“共产主义中国”和“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样的提法仍然还屡屡出现；这里面有人力资本上的缺口――美国政府里有一些中国通，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过，能讲中文，但即便对这些中国通而言，因为中国的政府和政治缺少足够的透明度，他们的知识也是相对有限的。在中国政府里面情况可能反过来，虽然美国的政府和政治相对透明，但中国的官员，除了外交部以外，很多人都是一直在中国工作的，真正的美国通比较少。这里面有媒体的因素――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质量不低，但视角经常会比较偏，以负面新闻为多（虽然，这不是只针对中国一个国家的）；中国媒体对美国的报道，数量不少，但质量不高，经常只是报道简单的事实（虽然，这也不是只针对美国一个国家的）。不管怎样，双方的缺乏理解，有时候能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我听过中国的官员抱怨，中国一位部长到美国访问，前前后后见了几十个国会议员，给这些议员们讲中国，得从最基本的 ABC 讲起，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也就是当天华盛顿邮报上关于中国的新闻。我也听过美国的官员抱怨，中国的很多官员似乎缺乏最基本的对白宫和国会，联邦和州关系的理解，很多事情不是白宫说了算的。 然后，最麻烦的是，当美国的民粹主义遭遇中国的民族主义。今年，双方的外交恐怕最后都不能被称作外交，而只能叫做“内交”。随着美国失业率的居高不下还有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的政客们...

刘晓波（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过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转折时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我的读书生涯是一帆风顺，毕业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讲台上，我是一名颇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同时，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过引起轰动的文章与著作，经常受邀去各地演讲，还应欧美国家之邀出国做访问学者。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要活得诚实、负责、有尊严。那之后，因从美国回来参加八九运动，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投入监狱，也失去了我酷爱的讲台，再也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和演讲。仅仅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和参加和平民主运动，一名教师就失去了讲台，一个作家就失去了发表的权利，一位公共知识人就失去公开演讲的机会，这，无论之于我个人还是之于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都是一种悲哀。     想起来，六·四后我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居然都与法庭相关；我两次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都是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开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现在。虽然两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实质基本相同，皆是因言获罪。     二十年过去了，六·四冤魂还未瞑目，被六·四情结引向持不同政见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监狱之后，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国公开发言的权利，而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发言，并因此而被长年监控，被监视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劳动教养（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现在又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对这个剥夺我自由的政权说，我监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包括现在代表控方起诉我的张荣革和潘雪晴两位检察官。在12月3日两位对我的询问中，我能感到你们的尊重和诚意。     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

我们是八九十岁的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看到北京市法院关于刘晓波的判决，感到困惑不解。 这份判决书认为刘晓波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主要罪证是提出了“联邦共和国”的口号。年轻的同志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些老同志都记得：“联邦共和国”的口号是早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就提出来的，“七大”党章党纲又重申的正确口号（注）。我们党正是依靠这个正确口号和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方针政策，才赢得各族人民的支持，从而打败了国民党反对派，一九四九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六十年后，如果北京法院的法官把赢得政权的正确口号，颠倒是非，错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证，那么，把我党“二大”、“七大”的党章党纲、党的统战政策、民族政策置于何地？你们把我们党和国家的老一代领导人置于何地？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这些老同志认为，年轻的同志对党史不了解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是，无知不能成为侮辱和亵渎党的历史、党纲党章、党的方针政策的理由。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向现领导同志提出建议：重新审查北京市法院关于刘案定罪依据的合法性问题。 如果法官违反宪法，不懂党史，是非不分，知法犯法，制造冤假错案，则严重损害国家形象、党的形象、很难证明中国是法制国家、和谐社会。如果我们为之奋斗一生的民主、主义、法治、人权都被抛之东流，我们这些老同志于心不安。也将死不瞑目。区区此心，敬请见谅。 注： 1，1945年6月2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中提出“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而奋斗”。 2，1936年2月17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苏维埃组织法》第五章第二十四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规定如下：……20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境内各民族订立组织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条约。” 3，中共二大党章中有关联邦共和国的资料。 联署人：（欢迎联署） 胡绩伟 李普 戴煌 何方 二0一0年一月十五日 附：九十四岁胡绩伟亲笔修改的联署信打印件及签名 知情人有关报道：中组部十六日下午通知李锐老人，明天常务副部长将登门谈话。 十五日，公安部官员专程去了中央党校，一位副校长负责与杜光先生谈了话，传达了公安部的意思。 另：姚监复先生使用的电脑十六日受到攻击，不能使用了。以前曾经发生过一次。

二十年前，我们见证了赵紫阳拒绝镇压学生的事实。去年《改革历程》面世，又使我们听到了这位总书记内心的声音：“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不镇压”是赵紫阳做总书记的原则──对学生不镇压，对一切公民不镇压，对知识分子，对农民，对工人，对资本家，对行使法定权利的同胞，不论上访还是请愿，游行还是示威，批评领导还是表达政见，一律不可镇压，不得镇压。 赵紫阳口袋里没有“敌我矛盾”这种武器。尽管军委主席判他犯了“分裂党”罪和“支持动乱”罪，但是，作为国务院总理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没有给任何人戴过“敌我矛盾”的帽子。──这是我自愿提供并且乐意接受检验的证言。 决定敌我，是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本人，就是靠在划分敌我界限和发动敌我斗争中崛起的。夺取政权以后，共产党继续有计划地长期地大量地制造各种敌对分子，全面动用国家力量，加以镇压，或管制，或关押，或斗争，或杀掉。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使命，是共产党执政权力的核心。有人以为，专政是用来对付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暴徒的。其实不是。所谓敌对分子，几乎都是些手无寸铁的人，如王实味，如胡风，储安平，林昭，如刘晓波，这些数以百万计的文弱书生，同年老的马列主义者刘少奇一样，一旦被党的领导定为敌人，就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中国的冤假错案，无一不是共产党对“敌人”或“敌对思想”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牺牲品。 但赵紫阳并不认为自己这个公民当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就有权给别的公民戴上“人民公敌”的帽子。大概是一九八七年，湖南驻军打死了一个学生，公安部、检察院、法院向政治局常委请示如何审判。赵紫阳说，你们自己去依法办案，常委不办案。大概也是一九八七年，对电影《芙蓉镇》有争议，有位中央书记向总书记请示：这个电影怎么样？总书记的回答是，我们不审查电影。是啊，有罪无罪，应该由司法机关依法审判，电影好坏，应该由观众各抒己见，都不应该在党的权力范围之内。八十年代初，河南兰考县的农民向他诉苦，我们这里沙土地，种花生有多好，可领导非让种粮食不可。赵后来谈起这件事，就感慨系之，说，瞎指挥实在要不得，必须维护农民的自主权。种花生还是种粮食，尚且不在党的权限之内；公民的生死存亡，怎么能归共产党的领导决定？ 产自前苏联的“天赋党权” 现代文明社会，有“天赋人权”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有判定合法和非法的程式...

1/30/2009 王朔一夜走红，与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文化和思想的"被动转型"有关——在那希望突然破灭的转折时期，否定一切正面价值的虚无主义最容易风靡一时；王朔一夜走红，也与他对传播力更强的电影电视媒介的敏感有关——他是最早"触电"的当代作家之一，他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从而深入千家万户，人们也许没有读过他的小说，但很少没有看过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如《顽主》、《阳光灿烂的日子》）和电视剧（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 王朔及其作品极具时代性，"王朔现象"的出现也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王朔作品的首要特点是，对暴力的张扬以及毫无节制的语言暴力。看看书名便一清二楚：《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动物凶猛》、《我是你爸爸》、《顽主》、《过把瘾就死》……王朔在其新作《我的千岁寒》的序言中，如同发癔症般地说："我以为你们拿我当仇人，我就是仇人……我以为我是作家呢，我以为我是知识分子呢，我以为我是新贵呢，我以为我是流氓呢，我以为我是名人……你以为剃头就是和尚，当兵打仗也剃头。你们一个个人五人六的，会武功是么？都是大侠是么？金庸是你们爷爷是么？你们各路大侠都来，我一门三七炮废了你们全体。"二十多年来，王朔一直保持着此种"愤青"心态和"备战"状态。对此，学者单正平在《王朔的勇气从哪里来？》一文中分析说："（在文革中）军事话语泛化为社会和文化话语，武断、强制、粗鄙的话语风格成为时尚和光荣。而这正好让读小学和初中的王朔赶上了。在他心目中，暴力话语是和少年的美好回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军队大院的孩子是暴力的受害者，但他们不去否定暴力，反倒拥护暴力。从初入文坛时候的《空中小姐》等纯情小说到后来的"顽主"系列，王朔发现，使用暴力话语，反而可以获得最大的成功和轰动。以否定一切、怀疑一切、摧毁一切为特征的"王朔流"，影响了九十年代以后年轻一代写作者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上的表达通常是匿名的，王朔式的骂街语言，成为网民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亦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四处弥漫的暴戾之气。 王朔作品的次要特点是，对仇恨的宣泄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拆毁。从金钱和名声上来说...

     刚看到余杰新写的《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文章，此文我没有看，因为此标题令我很是不爽。在这里我首先声明，我并非要袒护王朔，我也不认识他，许多人对王朔的批评我未必就都反对（包括余杰），许多批评王朔文章还是有真知灼见的。 (博讯 boxun.com)     余杰骂王朔由来已久，并且是咬牙切齿的骂，估计余杰骂王朔能获得快感。大家都知道《美人赠我蒙汗药》是王朔与刘晓波合作之书，王与刘都骂了余杰等人。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具有真正独立人格之人，发表意见和批评时不要分出三六九等来。真正独立人格是没有“敌我之分”更没有市侩智慧。     我认为评论人要就事论事，少玩“利益策略”伎俩。廖亦武写我的一篇访谈中，我对王丹撰写的狱中回忆录里没有提到同在狱中的六四“暴徒”有些批评，这些意见我至今不变。但是，王丹绝对是一位民主战士。第一次判刑时他从来就没有掉链子，去法院开庭时对与同车的某著名人士说“要坚持”等话，结果这位著名人士掉链子了。王丹回到秦城号里一进门就跳着脚骂此人（在狱中与王丹同过号的王建生对我说的）。这些情况有一年圣诞节聚餐我与廖亦武、高氏兄弟、余世存等人说过，并且对他们说：“王丹，永远是我的丹哥”。罗嗦上述这些并不是想与王丹套劲乎，我也不认识丹哥（有点肉麻），只是说明我们应该锻炼自己具有“就事论事”的素质。     王朔是怎样的人呢，我要向大家说一件事。大概91或92年，王朔正是红遍大江南北及骂声四起交织时期，我与人民日报编辑吴学灿（现居美国）同在北京一监“王八楼”服刑。有一次接见完吴学灿给看了一本好象是《编辑部里的故事精彩对白》之书，吴学灿指着书中的许多签名说，是通过朋友让妻子送来的，王朔的签名是用拼音签的，为了避免麻烦，因为当时王朔也是遭有关部门打压的人物。作为狱中人得知外面人还想着这些六四人员我们很受鼓舞和感动。没有判过大刑的人不会了解我们此刻的心情，例如一个饱受冤屈之人，他人投向一个同情的眼神都足以感动此人。     最后我要对余杰说，你骂王朔有点过了，要适可而止。当你拿放大镜看别人缺点时也检验一下自己。那年布什接见之事气得我右眼起了一个包疼了三天，去年你把杨佳说成纳粹...

（博主注：从来没有哪家公司像谷歌这样引起我的爱护和爱戴的情绪。以下是谷歌在2010年1月12日的声明。） Like many other well-known organizations, we face cyber attacks of varying degrees on a regular basis. In mid-December, we detected a highly sophisticated and targeted attack on our corporate infrastructure originating from China that resulted in the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from Google. However, it soon became clear that what at first appeared to be solely a security incident–albeit a significant one–was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跟其它很多知名组织一样，我们都要面对经常发生的不同程度的攻击。就在12月中旬，我们探测到了一次来自中国的非常复杂的、针对对我们的企业基础架构的攻击，最终导致Google的知识产权被盗。然而，很快事情就变得很清楚了，这个起初看似是单一的安全事故的事情——尽管非常严重——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同的事件。 First, this attack was not just on Google. As part of our investigation we have discovered that at least twenty other large companies from a wide range of businesses–including the Internet, finance, technology, media and chemical sectors–have been similarly targeted. We are currently in the process of notifying those companies, and we are also wo...

作者：胡德平      时间：2010-01-07   来源：南方周末 1950年7月,中共川北区首届代表会议大会主席团合影。前排左四为胡耀邦,左一李文清,左五刘聚奎,左六李登瀛,左七郭林祥,左九孙先馀。后排左一饶兴,左三王叙五,左四王贵德,左五赵林,左七李林枝  2009年12月16日,国务院法制办宣布将废除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决定重新制定《城市拆迁条例》。这是利国利民的一项重要决定。全民应该热烈欢迎并积极参加讨论。须知毛泽东也有论拆迁的名句:“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鸟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325) 经济的发展不应引起社会的持续紧张和各利益群体的尖锐对立,何况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呢?我认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当然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但改革开放也为我们分清优劣、真假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条件,解放了的社会生产力究竟为谁服务? “祖国”一语,在多国词语中都有这样的含意,即祖辈们世代居住的土地。“国家”和“祖国”不同,“国家”是拥有固定领土和固定人群的权力组织形式。“政府”又和“国家”不同,“政府”则是国家执行公权力的社会公共事务机构。毛泽东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不能说就没有中国!中国是祖国,早已存在几千年,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新中国,只有相当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功能的组织选举的中央人民政府才是新中国的法定代表。“祖国”和“政府”的关系,也即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一样,都是主仆关系。历史上,“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合理要求,固然都是新旧民主革命政纲追寻的目标,但何尝不是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人们对其祖国最基本的诉求,但实现到何种程度,则和当时国家、政府所处的历史角色紧密相关。 新中国建立之后,全国新解放区的农村继续完成了土地改革,但在广大城市并没有开展房地产业的革命,除去没收反动政府、少数官僚资本和反动分子的房产以外,人民政府给所有拥有房产物业的家庭都颁发了房地产合一的法律证书,予以保护。但毕竟旧秩序打破了,新秩序逐步建立起来了,新政府要办公、要住房,国家要建设,城市要发展改造, 人民政府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呢?因手头材...

中央研究院院士 林毓生 2010年1月3日 北京中級法院於2009年12月25日對於「08憲章」起草人劉曉波初審判刑十一年，這是違反正義原則的政治審判的結果。本人嚴正呼籲中共當局在劉先生提出上訴之後，儘速予以無罪釋放。我的基本理由，有以下三點，分述於後。 （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進入了WTO，其政府代表既然也在「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上簽了字，當然已經認可公民的身份與權利。公民不是臣民，也不是子民。公民具有不可剝奪的，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的權利。劉曉波先生的「08憲章」，只是一個公民提出來的建議政治改革的草稿。大家見仁見智，儘可公開討論。當局何必緊張？ 中共當局已經不是當年在山溝裡打游擊的那群人，見過世面，何必自我矮化，與北韓、緬甸相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是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大國。大國要有大國的格局與風範，包括說話要算數。既然在國際上承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具有公民的身份與權利；那麼，北京中級法院對於劉曉波先生的判刑，明顯地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上的承諾。在國際上，說話不算話是沒有尊嚴的。為了保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尊嚴，我嚴正呼籲儘速無罪釋放劉曉波！ （二）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的許多嚴重問題（包括權貴資本主義所構成的「權」「錢」直通的關係、腐敗充斥於政治與社會之中、強烈的貧富不均，以及嚴重的環境污染等等），之所以無法獲得實質的改善，其基本原因是因為它們都擠在沒有政治改革的瓶頸中。因此，如要突破阻礙，唯一的辦法是進行政治改革。站在關懷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立場，本人呼籲中共當局慎重思考政治改革的必要，並逐步進行建立憲政民主的政治改革。（任何人間的制度與思想，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憲政民主只是最不壞的制度，其他的制度則比憲政民主更壞。憲政民主的制度與文化落實以後，仍然需要繼續從事內部的改進。不過，憲政民主的優勢是：它具有自我改進的機制。）「欲速則不達」，漸進的改革是最能產生實效的途徑。總要做一點，落實一點。漸進的改革是要漸進和改革，沒有「進」的漸進不是漸進。如果不進行以法治（the rule of law，不是 the rule by law）為基礎的政治改革，經濟發展將來也要發生大問題。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內（包括不少政府官吏與普通國民），有一種說法，否認公民權利是普世價值。他們認為公...

石按：以下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的电话采访推特记录整理，她在做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界动员工作，更是在传播学意义上的一个创举。 另，崔的电话采访都已经过事主授权公开。这个创举还在继续中，用她的话说，那就是“从明天起，谁接到我的电话，心里也许就会说‘鬼来了’”。童庆炳之前（含童）是1225宣判前的采访，之后是宣判后。为规避传播风险，我已将里面的部分敏感词做了处理，最敏感的三个字人名都置换为一个字：“他”。 以下记录，请尽快转走： 崔卫平的电话煲 诗人芒克称自己与他“是非常好的朋友，在一起都挺愉快的。从来也不认为他做错什么事情。”在听说了他的近况后，芒克说“但愿他明天没有什么事。” 他八十年代的朋友、诗歌评论家唐晓渡回忆，当年黑马他明明认识刘再复，当面却假装说不认识。但他同时说，对于他近年来的思想发展，越来越认同，觉得他越来越结实。在中国目前语境中，他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担当和理性。 原北师大教授、鲁迅专家王富仁教授今天仍视他为“朋友”，尽管许多观点不相同。王教授听说他近况之后，说：“人在思想上应该是有自由的，在行动上应该是有限制的。思想自由是不能干涉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一直没有解决。” 他念博士的导师之一、北师大教授童庆炳先生，听说他近况之后，想对他说：希望他“珍重”。“毕竟有过一段师生情谊，希望他珍重。” ——20091225—— 钱理群先生刚才在电话里说，比起八十年代，他写的文章越来越理性了。他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五三五的表现，二是坚守国内。钱先生“不觉得他有什么罪。”不一定同意他的所有观点和做法，这是另一回事；但他属于平和、理性的批评者，对他都要判刑，是一种虚弱的表现，觉得很难接受。 汪晖先生来信：谢谢来信和电话。我不赞成他的许多观点，但反对任何以言治罪的方式。我会关注此事的发展，在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后，表达我的看法。 作家莫言同意将他的这句话放在这里：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 丁东的看法：文章自古多奇狱，又添十一载；思想从来要自由，何止零八年。——圣诞中国 乐黛云的看法：一，看过零八县长，觉得其中没有颠覆国家的想法，是希望改善；二、零八县长是一个讨论，如果一个讨论也要定罪，是违背宪法的，不能让人心服口服；三、如果（弄得...

今天（2009年12月21日）上午，哲学所副所长余涌、副所长孙伟平和人事处长许秀婷约我到所，当面宣读了《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关于张博树限期调离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张博树，男，汉族，1955年11月出生，1991年7月到我所工作。今年以来，多次违反工作纪律，未经请假和批准，擅自出境，连续旷工一个多月，累计旷工约两个月。 根据人事部《全民所有制单位辞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暂行规定》之第三条第四款“无正当理由连续旷工时间超过15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30 天”可以辞退的规定和《哲学研究所关于请假的有关规定》第四项第2条“凡未经批准自行出国、休假者按照旷工处理”等规定，经2009年1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张博树调离哲学研究所，自行择业，择业期限为三个月（自2009年12月21日起至2010年3月20日止）。择业期满后，哲学研究所将不再保留张博树的人事档案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盖章） 二00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对以上《决定》，本人特作如下声明： 第一，本人接受日本庆应大学和美国罗杰·威廉姆斯大学邀请，于今年7月13日到7月20日和今年8月27日到10月17日分别赴日本、美国作学术访问，事前均按照社科院有关规定提出出国学术交流申请，但哲学所以“交流题目涉及政治，过于敏感”为由，未予批准。这个荒唐的决定本人当然不会服从。这就是所谓“旷工两个月”的事实真相。 第二，《决定》以“旷工”为由做出“限期调离”的“组织处理”，其实是在掩饰把本人“扫地出门”的真正原因。根据中共中国社科院党组2006年11月 30日决定印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政治纪律建设的决定》，社科院的学者必须遵守这样一些“有关政治纪律的行为规范”，诸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不得公开发表反对和违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言论”，“在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学术交流规定》。我院人员在境外出版书籍、在境外媒体和出版物上发表文章和言论前，须报所在单位领导审阅同意”，“不得编造传播政治谣言和反动、错误观点；不得参与非法组织或个人发起的有政治违纪内容的签名、串联、‘纪念’等活动”，“不得违反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不准发表影响社会稳定的言论”...

刘晓波在被拘禁了大半年之后，并没有象外界所期待的那样，渡过六四敏感时期而获释，而是将面临中国法院的审判，现在香港一家报纸说，他可能被判缓刑，这似乎又在向中国善良的知识分子散布烟幕弹。我回忆起以前所知道的情况，感到凶多吉少。虽然我听到的议论描叙年代久远，时过境迁，支离破碎，或有片面性，但把它组合起来，则会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印象，这体现的是官方对他所下的大慨结论。 原籍在大连，一直受严密监控 我不认识刘晓波，但经常读到他刊登在香港《开放》等杂志上的文章，在曰常生活中亦听到有关方面人士对他的评论。因为刘晓波虽然本人一直与太太刘霞住在北京，并相当高调地活跃在文坛上，并牵引了官方仇恨的目光，但多年来他的父亲住在大连，他不仅经常来大连，而且户口不知何因，亦一直放在大连，按照国内户籍属地分管的原则，他的档案材料也一直存放在大连公安局特殊管理，而旦2000年底以后，与他一样，我的档案亦被大连市公安局外管处做为报备材料存放。 所谓报备，就是有关个人的信息文书，被大连公安国保与当地法院盖了公章，履行了必要的手续，郑重其事地报到大连市公安局外管处电脑室备案，做为对其人出入境进行严格控制的依据。由于目前户口与居民身份证已全国电脑连网，统一管理，所以，类似刘晓波这样著名的异议人士，不论是在大连，还是在北京，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只要想出境，必将返回原籍办理解除报备手续。 2000年12月4曰以前，由于我还在中共严控的新闻界工作，体制内的朋友很多，当然亦包括大连司法界以至更高层次的当地官员，有人谈及刘晓波时，流露出许多无奈与恼怒。显然，刘晓波从六四前开始的不屈不挠地用言论批评时政的行为，使北京尤其是大连当地警方头疼，主要是他经常无所顾忌地接受香港及海外媒体的电话采访，这一点使他们十分生气。由于刘晓波不间断地与大连的家人联系，所以他的父亲虽年事已高，但仍受到监控，特别是当他逢年过节，到大连探亲访友，当地国安与国保人员，均十分紧张充满警惕，用如临大敌，草木皆兵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 大连当地消息人士透露，刘晓波已被为国安部与公安部，列为异议人士中一号极度危险分子，只要他一出家门，便由居所附近的摄像头，监控其行踪，比如他从北京到大连乘坐火车，依据手机信号，即可确知他到达大连的情况。大连国安人员第一时间把信息告知当地国保，国保立即派出警员接应，由此开始，刘晓波在大连一切活动均由当地公安人...

一，引子，他山之玉，可以攻石？ 没错，我没有搞错诗经名句，我只是太珍惜台湾经验了，毕竟台湾的近二十三年无论是司法还是政改都令人惊艳，比为石头，有点委屈，该是亚洲之玉。而，海峡对岸的现实，称之为玉，显然高估，经济繁荣，司法却依然脆弱。在美国期间，认识一个台湾法官，详谈二个半天，渐渐对对岸司法改革的历程更有了解。从网络上搜索到一些文章，台湾司法改革的图景逐渐清晰起来。看对岸，思故土，难免会比较。花了些时间，做了比较，结论无非是常识。 二，台湾司法改革简介 一切重大变革均从解除戒严开始。 “中华民国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总统华总（一）义字第二五二六号令： 准立法院中华民国七十六年七月八日 (76) 台院议字第一六四一号咨，宣告台湾地区自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零时起解严。“ 1987年，蒋经国先生在内外压力下，权衡选择了对的路，不但给自己及后人留了方寸地，还给国民党留了后福，让台湾人民有一个开万世太平的机会。台湾人民显然没有浪费这个机会。 讨论的起点当回到戒严之时。台湾省宣布戒严是1949年5月20日，戒严主要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第三十九条行使。戒严的主要冻结人民权利是，(五)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及游行请愿等行动。(六)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七)严禁人民携带枪弹武器或危险物品。及根据戒严法令制定的，《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惩治叛乱条例》等。 不要小看这种戒严条例，毕竟他还是有法统出来的。犹如中华民国宪法一样，大部分条款其实是不错的，正由于不错，所以国民党要冻结部分宪法才能搞有法律依据的独裁，不然，也可以置宪法于不顾，明目张胆地搞，反正枪杆子还在老蒋手里。如民国宪法第八十条：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第八十一条：法官為終身職，非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或禁治產之宣告，不得免職。非依法律，不得停職，轉任或減俸。虽然，这些宪法没有冻结，但一旦舆论、结社松动，这些活过来的宪法权利，会给独裁带来极大的制衡。 这些条文如对应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可以看到其中的不同之处了。拿同样该是独立审判的条文，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是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涉。有学者分析出党派可以“依法干涉 [2] ”法院审判...

重庆彷佛又变回了中国的陪都，记者云集，国人瞩目。不过，看了薄治渝之种种，感觉，薄治渝已经超出了寻常的地方治理模式，模仿曾国藩，甚至已经超过曾文正，可以说，要是在晚清，料想会激起反弹。如今，世事难料。 众所周知，清朝基于一贯的郡县制，对地方大员的牵制还是不少的。不过，到了晚清，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导致朝廷不得不启用曾国藩之类，自练曾家军，加之惯例，官员可以自己聘请钱粮师爷和刑名师爷，以掌控地方行政。曾手握大军和地方收入后，养了大批幕僚，曾有东南半壁。如今西南，彷佛曾文正再世。 首先，薄从东北空降一个公安局长王立军，以此为把手，启动打黑，因为公安的侦查权是最方便的启动点，以此为杠杆，撬动了许多部门，打掉许多地方官员。之后，几乎没有制衡。王局长可以说是薄熙来的刑名师爷加捕头。 其次，据南方周末报道，王立军又使用薄模式，从辽宁请来王蕴采等数个律师作为公安打黑的首席法律顾问，犹如再请一个私人的刑名师爷。 第三，我原来没有查过，重庆财政局长是否易人，按照推理，应当已经易人。钱粮师爷未必要从辽宁请，但是，必须是自己人。（顺便查了一下网络，重庆财政局长果然08年易人，08年换了6个局长，其中包括广电局长，宣传口的）。08年1月，高级法院院长也换人。 后来，司法局长被抓，法高级院副院长被抓。基本上，重要部门都已经曾国藩化了。 而今朝廷也曾想异地换组织部长，09年1月重庆的组织部长系国家人事部的付部长调任。此人什么来头不知道。即使是制衡，或许棋局已经排定。最近重庆市长易人。棋局变换，也是晚清模式，晚清督抚之间也有些制衡，不过，自从曾国藩任用大量幕僚，这些都是私人助理，这一人之权，已无很大制衡。因此，野史说王闿运之游说曾，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无意问鼎，乃可善终。 如今，薄之治渝，正是曾模式的现代版本，任用故旧为重要官员，如果，国家官员可以变成幕僚一样的私人助理，那么，这个地方政府就容易变成私营公司。完全可以做到人挡杀人，佛当杀佛。曾文正以恢复儒家理学道统为己任，如今薄在重庆推红色经典，何其像也。这些无非是六经注我，道统是为治统所用的。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说薄超过了晚清模式，是毕竟晚清满汉之间的隔阂不是那么容易，因此，曾再厉害，上面也防一手。曾剿灭太平天国后，功高震主，主动解散湘军以获得信任。晚清皇上之大权是无可置疑的，慈溪的对内手段曾是非常利害的...

Your Majesties, Your Royal Highnesses, distinguished members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citizens of America, and citizens of the world: 国王和王后陛下，各位殿下， 杰出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委员， 美国公民及全世界公民们： I receive this honor with deep gratitude and great humility. It is an award that speaks to our highest aspirations -- that for all the cruelty and hardship of our world, we are not mere prisoners of fate. Our actions matter, and can bend history in the direction of justice. 获此殊荣，我深怀感激并深表谦恭。这个奖表达出我们的最高理想——尽管这个世界存在种种凶残困苦，但我们并不任命运摆布。我们的行动是有作用的，能够推动历史向正义方向发展。 And yet I would be remiss if I did not acknowledge the considerable controversy that your generous decision has generated. (Laughter.) In part, this is because I am at the beginning, and not the end, of my labors on the world stage. Compared to some of the giants of history who’ve received this prize -- Schweitzer and King; Marshall and Mandela -- my accomplishments are slight. And then there are the men an...

（原题）改革的异化与政治危机：关于中国改革的有效性和有限性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在2007年1月中旬一家美国智库组织的一次中国问题论坛上的发言记录整理稿。在这篇发言中，作为对‘改革终结论’的补充和深化，作者又提出了‘改革异化论’，并围绕这个论点展开了对于中国政治危机的分析。现在，虽然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但是作者的观察和分析并未过时。今征得作者同意，分两期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中国的现行制度，在一九七零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当中，相当有效地避免了政治危机。当然，这个论断，需要有所限制。首先，它并不是完全能够避免政治危机。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一次重大政治危机。其次，其他的危机还是不断出现的，比较近的，比如说，二零零三年的‘非典’危机。那开始并不是政治危机，但是它可以转化为政治危机。事实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讲政治’的国家来说，无论什么样的危机，最后表现为政治危机，那才真正构成了危机。这两个限制，其实也帮助我们进一步准确判断中国改革的有效性和有限性，这是我们下面要集中论述的。从这两个限制来看，我们开头的判断，需要进一步精确化，那就是：第一，一九八九年天安门镇压之后，并没有再出现重大的政治危机，但是多次出现了其他危机，主要是由于治理问题而导致的社会危机；第二，现政权应对这些危机的能力在不断提高，这一方面表现为避免政治危机的出现，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在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控制它不会蔓延成为政治危机。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讨论，中国目前这一套制度，是靠的什么东西来维持稳定、避免危机？这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中国在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和卷入全球化等各个方面，也都呈现了多种多样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如果应对不当，就会出现问题、麻烦、乃至危机。我们认为，中国的这一套制度，本质上与这些变化有极不相容的性质。可是，至少过去十几年来，它大体上应对有方。以前的讨论当中，我从政治吸纳、政治镇压等这些不同方面，分析过中国的政治发展。现在换一个角度，试着分析中国当局的政治应对和中国的政治危机相互之间的某种辩证互动关系。以前的分析比较集中在学理上讲的那种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state-society relations），这次可能比较注重政治操作的层面；以前的分析也比较多地着眼整个政治发展，这次则准备就政治稳定和政治危机问题比较聚焦地来讨论。 一。强制与收买：当局维持稳定的...

一．大国奇观：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的缺位 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但却是一个没有政治学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不断‘突出政治’、‘讲政治’的国度，但却是一个没有‘中国政治研究’这门学问的国家。经常被民族主义劫持的当代中国政治本身，以及本质上依附政治的当代中国知识界，常常很有一些自恋的癖好，但却对于自身的研究，也就是对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最不感兴趣。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大国奇观：政治学研究在中国极度落后，关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基本缺位。 公平地说，在学界的努力下，在国际学术潮流的激荡下，近年来，中国的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a）已经稍有起色；关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也不能说是一片空白了。但是，这些仍然零散和初级的研究的出现，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前面所述的基本状况。而且，开始在中国初呈热闹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属于政治科学的公共行政、国际政治、对外关系等分支；对比之下，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之冷清、薄弱、浅陋与落后，就显得尤其突出了。 世界的通例却是，一个大国（甚至不那么大的国家）的政治学研究，往往是首先研究本国政治。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主要基地所发展起来的当代政治科学，在美国所呈现的基本分支学科划分，不外乎政治理论、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四大领域。其中，美国政治这一领域，相较于其他几个领域，无论就学术的发展水准而言，还是就实际的社会影响而言，往往独领风骚。当然，这一领域，在其他的国度，就为那一国的本国政治研究所替代。比如说，在英国，那就是英国政治；在加拿大，那就是加拿大政治；在澳大利亚，那就是澳大利亚政治。1 同样，在那些国度，本国政治的研究，也是政治科学的最为重要的分支和最为热门的领域。在大学里，研究本国政治的教授，往往是政治学系人数最多的一组；讲授本国政治及其研究的课程，总是政治学系名列第一的基础课程和必修课程。一个大学，但凡有政治学系（事实上，在比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所有大学都有政治学系，虽然一些规模较小的大学会把政治学和比如社会学、历史或其他学科合为一系），哪怕规模极小，小到很多方面的政治学专家缺位，但却绝对不会没有研究本国政治的教授。极而言之，如果某个美国（或者英国、加拿大）大学的政治系，规模小到只有一位教授，完全不必怀疑的是，这位教授的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