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文/萧山 又是一则历史寓言，你懂的。 寓言背景之一 平民朱元璋伙同一帮不安分的读书人，带领一群明教教徒、流氓混混，利用驱逐鞑虏的民族主义，利用光明、平等之理想主义打下了江山，创立了大明王朝。 注意，明教乃摩尼教的音译，并非土产，源自西方。 朱元璋聪明了得，自然不是宗教的虔诚信仰者，他是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经过多次批判教条主义，朱元璋终于把西来的各种“XX主义”中国化。登上大位后，踢开明教，走中华特色的专·制主义。 以上是寓言的背景之一。 寓言背景之二 王朝初期近一百年，独裁皇帝们靠先帝打江山时留下来的军事体制积极进取，四处征伐。大明初期统治版图虽不及汉唐，但比宋代还是强得多。 我们要懂得一个普遍规律：军事体制一定是独裁体制。若在军队里搞分权制衡那是自寻死路，那样的话，军队不被敌人消灭，就会内部混战自相残杀。 但皇帝独裁不能持久，因一个国家不可能总保持高度的军事紧张状态。吃喝玩乐乃人的天性，即使皇帝想积极有为，下面的大臣们也会消极怠工。 朱元璋后来的孙孙孙辈们终于明了，只要大臣们不 联合起来 嫉妒皇帝的三宫六院，皇帝我做个不上班的虚君也悠哉乐哉。这样，中央的实际行政权力由至高无上的皇帝逐渐下落到大臣集团。 大臣们的思想、见识、家庭财富、人生历程各不一样，大臣集团内部自然会分出个左中右来。 此为背景之二。 寓言背景之三 到了明王朝中后期时段，西洋正在发生巨变。哥白尼、伽利略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开启科学革命；达芬奇、米开朗琪罗、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人掀起文艺复兴；哥伦布、麦哲伦开启全球冒险时代。 全球化的第一波浪潮开始了。 缺乏形式逻辑，科学体系的明王朝已然落后。而落后者面对全球化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封闭自己，于是明王朝搞起了海禁——海禁的细节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是这个原因。 不过，中国人实用主义，没有多少意识形态束缚，不顽固，也聪明好学，从上到下，发现开放国门也坏不了什么大事，于是海禁又开。 不出意外，中国迅速成为国际贸易第一大国。明朝国际贸易份额占世界的比重，比今日世界贸易第一大国中国的比重大得多。中国东边，东南边的商业非常发达，一个真正的民间商业阶级兴起——汉唐宋都有过商业阶级，但...

经常与不同的人辩论有关福利的话题，也写了不少文章为我“小政府、大市场”的立场辩护。 我反对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我反对假福利的工资管制（最低工资制），反对罢工……然而，我发现，这些努力的收效甚微。 一旦一个人有了先入为主的立场，你很难通过逻辑和说理马上改变他的立场。也许，辩论不过为双方在未来的大脑里埋下一颗种子。在未来的生活中提供另一个解释世界的视角，改变不在当下，而在未来某时。 （顺便说一句，就我的了解，当下大多数高喊民主自由的革命斗士是或明或暗的“社会主义者 ” ——按弗里德曼的分类。知道这个真相后，真让人悲伤。 ） 之前谈过免费医疗和教育的问题，今天谈谈我为何反对现在世界流行的养老制度。 中国传统上的养老是家庭养老（或者叫个人养老）。至今，在中国很多农村仍为这种养老形式。这种养老的实质是自己（家庭）的钱自己用，自己（家庭）给自己养老。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以及相当部分民企职工实施的是由西方主流世界传来的另一种养老制度（可称为“社会化养老制度”）：这些单位的从业者每个月被强制性上缴一部分钱入一个公共养老基金，到自己退休之时，再从养老基金里每月领取退休金。 当下西方的养老制度逐渐成为世界的主流。不过，西方的养老制度以前也不是这样的，而是更像中国传统的个人养老。在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才越来越趋向于现在的所谓“社会化养老”。 哪种养老制度更好呢？看起来，传统的养老制度落后，而社会化养老制度先进。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其实传统的个人养老更先进。 首先，我们得明白一个基本原理，政府并不“生产”养老金，政府管理的养老金都是纳税人被强制性缴纳的“养老保险”。既然，实际上我们是用自己的钱养自己的老，为何还要经过增加政府强制我们缴纳养老保险这一个步骤呢？ 强制的主要理由如下：如果不强制人们上缴养老保险，很多短视的人在年轻时候会大手大脚把钱花光，结果到老时没有留下积蓄，陷入到老无所依的悲剧境地。 这个理由足够有力吗？难道年轻人真的不能为自己的后半辈子负责，只顾及时行乐逍遥快活？ 我并不认为这个理由有说服力。在罗斯福新政之前的世界大部分地区（包括）都是个人养老，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老无所依境况，不用政府操心。难道，当代人整体上比古代人更不能为个人的未来负责...

大约10年前，我跟同事聊天，提出一个“权利基金”的概念。这个权利基金与通常的基金有非常大的区别。 我的逻辑如下。 1. 权利是公共物品，具有普惠性。比如，一旦一些维权者争取到了言论权利，此国的所有其他人也因此得到了言论权利。 2. 勇敢的维权者付出的成本与收益不对称，维权所得乃全民共有，非维权者私有。所以，没有参与维权的人实际上是坐享其成。 3. 所以，若成立一个权利基金资助勇敢的维权者，每个人都必须交纳一部分钱放入权利基金，则可以克服坐享其成问题。 （书生气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希望解决的是著名西方学者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提出的坐享其成问题。） 这个权利基金与一般商业基金和慈善基金的区别在于，它具有强制性。它被称为“权利基金”实际上并不恰当，叫“权利税”更妥。 我的同事基于常识，觉得此权利基金概念甚为恐怖，自然反对我的设想，此事不了了之。好事者可深入探讨我这个权利基金概念缘何“恐怖”。 下面我说一个“正在发生”的政治寓言，此寓言的核心要义与上述“权利基金”相关。 瓷器国某朝末年，民意汹涌，很多人预料大厦将倾。 朝中一些有识之士对此局面忧心忡忡，其中，一于姓名建荣的翰林脱颖而出。与其他夸夸其谈的翰林不同， 先帝时代深受迫害牵连的于建荣持人道民本立场，深入底层调查访谈，痛彻于底层之疾苦。 常年累月，于建荣博得大名。于是上门求助者众。一方面，于或凭舆论，或拉庙堂关系，或资助底层状师费用，或主持发起慈善基金，努力解决一个个弱势冤屈者之痛；另一方面，于建荣利用其朝廷翰林身份，对全国官僚巡讲，痛陈当下朝廷之腐，体制之弊，力主改革。 朝廷既得利益者，保守一派自然不认可于建荣立场，千方百计阻挠其发声。这自是瓷器国几千年之惯性，不足为奇。 然，庙堂外之激进革命势力也对于建荣贬斥有加。其理由是： 1. 于建荣之努力乃重蹈先朝末年改良派之覆辙，无济于大势；当下，最要紧的是尽快推翻腐朽朝廷。 2. 而要实现推翻腐朽朝廷之目标，自然不应该使得朝廷越来越好，而应该让它越来越烂。 3. 于建荣的改良行为使得朝廷向好，弱化了朝廷与民间之矛盾，所以是小骂大帮忙，“客观维稳”，延续朝廷命运，推迟其崩塌到来时间。 更有甚者，某些革命者道德指责于建荣的人品...

近日与人争执革命与改良，想到了鲁迅。 以前就知，这位知名的革命精神导师其实对革命是颇有微辞的。 鲁迅生于1881年，辛亥革命时30岁，一个十足的成年人。为何他没有直接参与革命政治行动，而止于“口炮”？——且鲁迅留学于革命党大本营的日本。 鲁迅的老师章太炎生于1869年，比鲁迅大12岁。然这位老师绝不是口炮，亲身参与了辛亥革命，乃是革命的著名政治领导人之一。为何性格激烈的鲁迅没有追随老师参与实际的政治斗争？ 鉴湖女侠秋瑾判鲁迅死刑 1905年，日本驱逐中国留学生，留日学生发起各校联合会抗议。12月6日，集会议决“全体退学归国，义无反顾”。 此时有人发问，若有人不退学回国，怎么办？ 女侠秋瑾喝到：“胆小怕事之流，应置之死，毋留害群之马！” 并拿出刀掷于案上“首鼠两端者，请视此！” 写下《猛回头》和《警世钟》著名的革命派，留日学生湖南人陈天华见此乱象，心伤之极蹈海自杀，年仅31岁。 胡汉民等遂组留学生维持会。24岁的鲁迅支持理性解决，反对集体冒死集体回国。他的建议是给维持会捐款1元。激进派对鲁迅等理性派特别愤怒。在浙江同乡会上，秋瑾再次拔刀。 秋瑾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并当场宣告反对者鲁迅和许寿裳的死刑。 （以上据张伯桢《光绪乙巳留日学生罢课事件始末记》。） 宣布鲁迅死刑的秋瑾后来以“夏瑜”的名字出现在鲁迅的小说《药》里面，是一个正面人物，一个慷慨赴死的革命义士。不过鲁迅对她的感情是复杂的。 1927年，鲁迅到中山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自己不是“战士”，“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简而言之，鲁迅认为秋瑾是被人捧杀的。 自述为何不参与革命 鲁迅说：“革命的领袖者，是要有特别的本领的，我做不到。” 又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够做革命者。” 又说：“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1924年9月24日，鲁...

某锅事件现在闹得沸沸扬扬，上次我从民营经济与政治发展的角度写了一篇文章评论此事。结果帐号被风。 这些天看到网上很多评论，很多评论是我不能接受的，于是再写一篇。这是一篇寓言，你应该懂我说的意思。 瓷器国某朝，一位姓亨名桂子的家伙捞了很多钱。 某年，旧帝即去，新帝临朝，新旧权力交替。 依托于旧势力而敛财的亨桂子只能东逃扶桑国。由于扶桑国国力强大，瓷器朝廷也拿他没办法。 可惜的是，亨桂子的财产没有能够及时转移出来……这个亨桂子文化不多，乃聪明绝顶之人，于是心生一计，举起反瓷器王朝大旗。 这位亨桂子揭露了中国朝廷的种种罪恶，甚至并不隐瞒自己也参与了种种罪恶的实施：比如动用朝廷东厂西厂打压竞争对手，把他们抓到大牢里去…… 亨桂子一直很高调的展示自己的财富实力，也一直很高调的暗示自己掌握了瓷器国朝廷宰相大臣们的罪恶证据。 造就流亡扶桑国，受到瓷器国朝廷迫害的义士迅速聚集到亨桂子周围，准备干一番大事。所有人都知道，干大事是需要钱的，亨桂子这么有钱，已经成功了一半，何况，亨桂子还掌握了瓷器国朝廷的命门！ 瓷器国内部也开始沸腾了。一批批吃瓜群众奔走相告，东逃扶桑的亨桂子举起义旗啦！反啦，反啦！ 不过，也有些迂腐的儒士不以为然。这些儒士平日也对朝廷很不满，一直在批评朝廷，不过，他们并不愿意和亨桂子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对付朝廷。他们冷冷说，狗咬狗，有啥好看的！ 儒士的态度激起了义士和吃瓜群众很大的不满。以儒士为一边（下称A），以义士为另一边（下称B），一场火药味十足的争论开始了。 A：亨桂子就是一坨屎，自己动用东西两厂贪赃枉法，收割民财。和这种人为伍去反朝廷，有啥道义呢？ B：亨桂子是一坨屎？何以见得他贪赃枉法？这个朝廷是依法治国么？没有公正的审判，如何能说他贪赃枉法？ A：一个正常人，从亨桂子自爆的揭丑中，完全可以推断他是一个贪赃枉法，毫无底线的人。朝廷不依法治国，朝廷不守法，不是我们不守法的理由。依你的说法，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杀人放火，然后东逃扶桑？ B：好了，就算他不是一个好人，但是他现在举起了义旗……就不能允许人改过自新吗？ A：我没要求他是一个好人，但也不能如此之烂。他现在说过改过自新吗？他不是明白的说，主要是要保命保财产么？如果我支持他，不就客观上支持...

文/萧山 在很早的一篇文章里，我给出了一个估算贪腐额度的方法。那个方法用的是均衡分析。 ​ 假设同级别的官员和同级别的上市公司（国企）的总经理可以比较顺滑的转换，那么追逐实际收入的官员们竞争的结果是，同级别的官员的实际收入（明面上的收入+灰色收入）应该和同级别的上市公司总经理的实际收入是相近的；由于同级别上市公司董事长的收入相对透明一点——比方说其工资加福利计800万一年，那么我们可以估算出同级别官员的实际收入大概也是这个数量级；用这个实际收入减去明面上的收入，大概就能估算出一个官员一年的灰色收入的数量级。 这个方法得到的估算肯定不太准确，不过，就研究的目的，如果能够大致估算出灰色收入的数量级，也算有用的方法了。 如果一个县长一年的实际收入是800万，那么我们说，一个县长年值800万。现在要问，为何处长会值这个价？ 从经济学原理来看，这个800万是怎么来的？ 官员既创造价值也消灭价值 经济学中，一般对官员贪污腐败的行为称为“寻租”。比如，某个企业家要开工厂，但是资质不够，于是给一位县长200万，县长收到这200万后就给这位企业家放行了。这200万，可以视为控制办厂资质的权力的租金。 当然，一个县长的800万年收入也不都是权力租金。因为县长毕竟干了不少事——招商引资，城市规划，协调投资，解决纠纷等等，没有能力的人，一般还做不了县长。 这位县长如果不干县长，干点别的，他的收入也不是现在他那点明面上的工资可以衡量的。简单来说，县长的名义工资因管制而被压低了，就像医生的工资被压低了一样——医生不得不借用其他灰色的手段来获得市场收入。 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位县长的实际收入分为两块：一块是他因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价值而应得的市场收入（类似医生的实际收入），另一块是他用权力设置障碍获得的权力租金。前者衡量的是新创造的价值，后者完全没有创造价值，是负和博弈中“转移支付”。负和博弈中的净负值，就是官员毁灭的价值。 以上对县长的灰色收入的区分启发我们更深入的思考贪污问题。自然，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应该激励官员创造价值，约束他毁灭价值，即增加前者的值，降低后者的值。 初看起来，我们可以用严厉的监管和反贪来制约县长，降低后者的值。但是这么做的一个副作用是，强监管同样也降低了官员干活的积极性，把前者的值也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