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

1905年7月，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再度来到日本东京，中国上万留日学生中名气最大的当数杨度，身为中国留学生总会的干事长，风头之健一时无俩。孙中山有意拉杨度共度大事，无奈道不同不相与谋，谈了三天三夜，也没能说服他。他说自己虽也佩服中山先生高论，但对君主立宪的信仰已根深蒂固，难以骤然改变。不久，孙中山、黄兴等组织同盟会，希望他能参加，他虽谢绝了，但承诺：“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这是孙、杨一段历史的因缘。 10年后，杨度因为组织“筹安会”支持袁世凯称帝而臭名昭著，成了人人得而诛杀的“帝制余孽”。1916年5月1日，袁氏帝制已然失败，他仍强硬地对《京津太晤士报》记者说：“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不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违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已乱之方。……梁任公（启超）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说这番话时，他“态度安闲，辞意坚决”。 据说，袁世凯弃世前夕，还在病榻之上不无悔恨地感叹：“杨度误我。”而杨度则在袁死之后送去挽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杨度不过一书生，他的信仰只不过与袁想做皇帝的心思恰好一致而已。岁月沧桑，世变无常，旗帜变幻，然而，杨度在骨子里还是一个君主立宪论者，这一点可以说他有始有终。在近代中国史上，他实在是最不善变的人物之一。第一个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蔡锷，虽与杨度政见不同，却算得上是真正的知己。他俩同是湖南人，在日本留学时“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他临终前留下了并不广为人知的一份遗嘱，自述平生之志，并为杨度开释，当时杨度正作为“筹安六君子”之首被通缉： “本人少年时，羡东邻强盛，恒抱持军国主义。是项主义，非大有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故政体孰善，尚乏绝端之证断。后因袁氏强奸民意，帝制自为，逞个人篡窃之私，不惜以一手掩饰天下人耳目，爰申正义，以争国民人格。湘人...

　本博客以前所发的文章均是正式发表过的（有的是未删节稿）。本贴则完全是一个讨论贴。本贴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这个想法是很初步的，因此本贴是在不断修改中。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参与建设性的讨论。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

路透北京2月25日电--春节已过，数千万从城市回到家中的农民工面临再次进城或在家乡发展的选择。许多昔日的农民工们也萌发了留在本地创业的念头。 为了帮助农民工自主创业，全国总工会日前启动了"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以工会的名义出头，争取政府和社会资金，为农民工提供多种形式的低息和无息贷款。其中宜昌市已经使用工会、县区、地方担保公司合作的模式，为每个农民工提供2-3万元的贷款，扶持了600名农民工创业。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接受路透专访时表示，回乡的部分农民工中不少人有了打工的经验、见过市场，也有了创业的愿望，唯一缺乏的就是资金。因此，如果小额贷款能帮农民工解决启动资金的问题，还能从而创造 其他的工作机会，是很好的一件事。 然而对于政府出面为农民工提供的这种低息、无息的小额贷款方式，多年来一直从事小额信贷研究和实际操作的茅于轼认为并不可取。"低息和无息，这个是一片好心，但是从世界发展小额贷款的经验来看，我们还是应该实行市场利率"。 茅于轼表示，低利息贷款的问题在于钱很容易被有钱有势的，有社会地位的人得到， 而真正需要资金的人却得不到。而这些拿到低息贷款的人可能转手就把钱用来放高利贷 。他表示，只有提高小额贷款的利息，才能鼓励更多的机构参加到其中，通过竞争降低贷款的利息。 从1993年起，茅于轼在山西等地开始了小额贷款的尝试。他表示到目前已经发展到山西两个点、北京一个点、甘肃一个点，其中山西永济的规模最大，有近600万的资金。小额贷款业务受到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其中山西永济的还款率达100%，临县还款率达97%，北京100%。 茅于轼表示，自己试点的小额贷款机构目前年利息率是18%,虽然这一利息率远远高于央行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5.31%的水平，他表示其实也"仅能保本，并没有多少利润"。茅于轼说，这是因为小额贷款的额度小，但风险比较大，人力投入多，成本也就趋高。 在政府对小额贷款机构的管理上，茅于轼认为仍需要进一步放宽政策，"现在很多限制是不必要的"。他举例说，现在政府要求每个股东的持股不能超过10%，这就意味着至少有10个股东，而这10个股东互相不能有关联，"谁会愿意把自己的钱交给9个不认识的人去管呢"？相反，他认为可以接受的方式是由互相认识、互相...

在一个企业高峰论坛上，围绕房地产未来发展，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在演讲中说：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叫用创新和变革对抗和超越，用这个方式寻找我们下一个蜜月所在地。 “但是，同一个媳妇不可能有第二次蜜月。我们一定要在下一个蜜月到来的时候变换地点和场所、变换人、变换姿势，这就叫创新。”你知道——这是一个善于表达自己认识的人，同时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下海 冯仑，1959年出生于陕西西安。 这个年龄刚好同恢复高考对应起来，1978年他进入西北大学学习经济。 西北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最初的时候就有商科，1977 年西北大学恢复了经济学专业和经济学系，1985 年正式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几乎是在冯仑求学的同一时期，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魏杰和张维迎也在同一院系学习。 在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之后，1981年，冯仑考取了中央党校的研究生，也是党校最年轻的研究生。在进一步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之后，他获得了第一份工作——留校任教。 冯仑后来总结，做生意的人特别会说，尤其是创业者，“我原来当过老师，老师就是在不停地讲一些重复的内容。”他的第一个月的工资是68元，用作“胡吃乱喝”了。 之后，据说是因为他主动要求，被下放到武汉挂职锻炼，先是到武汉搪瓷总厂，半年后到市政府经贸委，前后一年，然后回到北京。 当时党校在承担“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体制”的研究。冯仑回忆：“我是牵头人，主要是研究党怎么样来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 之后冯仑被借调到中宣部，在理论研究室继续这一课题的研究。1988年的夏天，冯仑被正式调到国家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在比较体制研究室当副主任。 到这个阶段，你仍然看不出，冯仑同下海经商有丝毫的联系，更何况“下海热”还远没有到来。 当时除了北京，全国还有几个省设有体改所。海南刚刚建省，冯仑被借调到海南，去筹备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在筹备时候，“我做常务副所长，当时的体改...

令人震惊的酷刑 最近，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了一篇文章，它的作者是维权律师高智晟，内容是详细描述了2007年9月高智晟被秘密绑架50多天所遭遇的酷刑。这篇文章因其披露的酷刑细节之真实、境况之惨烈让很多人艰于呼吸，难以置信。读者不敢相信这种惨烈的酷刑居然发生在"鲜花著锦，烈火烹油"的所谓"盛世中国"。 在中国的首都，高智晟遭遇黑帮似的秘密绑架，然后是连续十三天一丝不挂，"享受"电击、竹签捅生殖器、烟熏等12道酷刑，以至于遍体鳞伤，全身乌黑，已经没有了人的正常肤色。他还被逼着唱赞美党的歌才得到果腹的食物，被逼着编造跟异性鬼混的下流故事让打手们取乐。圣经上说人的堕落是没有止境的，高智晟遭遇的肉体和精神双重酷刑已经超出了我们想象的极限，以至于让我们对人这个物种罪性的拯救完全丧失了信心。 有人说，高智晟即便真是罪犯，真的罪不可赦，他也享有作为人的权利，作为同类而加于他身上的种种酷刑，是任何最凶残的动物都无法企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滥施酷刑的人以及他们背后支持的权力集团��自诩"伟光正"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堕落为最下流、最卑劣的物种，说它们是畜生，那也是对畜生的侮辱。 高智晟遭遇这种非人的酷刑，不是因为他是什么罪犯，而是他揭露了这些反人类罪犯在一个信仰群体中制造的罄竹难书的罪恶。这伙绑架者的头目在施刑过程中就明明白白告诉高智晟："你丫的不是说共产党用酷刑吗，这回让你丫的全见识一遍。对法轮功酷刑折磨，不错，一点都不假，我们对付你的这十二套就从法=轮=功那儿练过来的，实话给你说，爷我也不怕你再写，你能活着出去的可能性没有啦！" 为了这段叙述我去访问了一个从国内逃出来女法=轮=功学员，她先后多次被劳教，并且拒绝转化，遭遇了种种酷刑。我问她高智晟给胡温上书列举的那些酷刑的个案，究竟有没有夸张的成分？她说：他写的不过是冰山一角，他毕竟不是当事人。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最有发言权的，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劳教所遭遇酷刑的比例是100%，那些酷刑的花样真的会让你生不如死。我们有两个年轻的女学员，长得很漂亮，那些恶警们生生用电棍给她们毁了容。他们甚至把五根牙刷毛朝外绑成一捆，去捅这些姑娘的阴道！共产党不是人，它们是最邪恶的畜生！ 滥施酷刑为哪般 我曾在国内做过执业律师，对警察滥施...

胡耀邦下台后，较普遍的公识是：胡耀邦的思想体系是坚持民主的新民主主义，强调共产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邓小平则是坚持专政的社会主义，主张党要绝对领导—切。党内外均公 认为，胡耀邦比较有现代意识，他认为群众、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在世界民主国家是平常的事。邓小 平则认为，胡耀邦这是在纵容知识分子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故而要他下台。 由於胡耀邦执政时，提出了 只要是冤假错案，不管谁定的，不管历史多久，都要一律平反。 这就 使历史上所有错案以及“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恢复名誉了。对全国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恢复了工作，并对全国地富分子摘了帽，这就恢复了民心，使经过文化大革命浩劫，满身疮痍的中国社会风气为之一振，转到建设上来， 这一历史功绩是要永载青史的 。 同样，赵紫阳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把中国引上了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轨道，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有了希望。对於赵紫阳执政的那些年，就是邓小平在南巡讲话时，也肯定赵紫阳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万里至今还称赞“赵紫阳功不可没”。同时，赵紫阳坚持政治改革，改变党领导一切、控制一切专政的体制制度。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与法制的国家。邓小平则是坚持党领导一切、控制一切，控制一切的专政体制，而且绝对不能动摇，这就与邓小平有了分歧。在“六四”事件上，赵紫阳提出要在民主、法制的方针下来解决，不赞成武装镇压，被定为“支持动乱”、“分裂党”予以罢黜并软禁终身，这就是专制的胜利，民主的失败。 使我感到伤怀的是：中国近百年来，许多仁人志士牺牲流血、洒热血抛头颅，要让中国走向现代化，而至胡耀邦、赵紫阳的执政，人们方才感到有了希望，却又被一一罢黜，使人民继续在专政体制下受苦受难， 中国是何其不幸！ 杜润生评论说：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当前社会的共识： 赵紫阳的下台，胡耀邦的下台，乃是中国人民的悲哀，社会主义中国的又一悲剧 。 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民—直不能摆脱专政主义的羁绊，教训在哪里？ 赵紫阳曾说：不清理中国这个地基不行，由於 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专制统治下，国民性中形成了 依附性，容易依赖权威，却不相信自己，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结束语：赵紫阳走出了旧的思雄方式 中共高层领导提出中国要走上民主与法治的第一人 一、赵紫阳破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先例 根据自己多年经历和体验，过去我们往往习以为常地遵循以下的思维原则： 以党的意志为意志， 以党的利益为利益，要为党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 。党内的气氛又是 党的利益高於一切，一切服从党的利益 。党需要你牺牲，你就必须表现出牺牲的精神，如果表现出胆小怕事，缺乏牺牲精神，那你在众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对党员的要求是，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献身，紧紧地团结在党周围，一刻也不离开党；若要离开党就等於没有了生命，认为个人的肉体生命可以牺牲，但政治生命不能牺牲；如果一个党员犯了错误，任何处分都可以接受，就是要求不开除党籍。有的人留下遗言，甘愿牺牲以保留党籍，或以此请求组织追认自己为中共党员。 此外，我们的思维方式还都以党组织意志为意志，个人一定服从组织，认为党组织的决定都是正确的。遇有自己的认识同党组织的决定、党的领导人的认识不一致时，都无例外地检讨自己，努力改变自己的观点，那就是说，都必须服从组织。那时提倡的是党的力量就在於组织。因此个人一定要服从组织，一切行动要通过组织；口号是没有党的组织就没有个人的一切，一切实际行动都要听党组织的指挥。正如毛主席号召的，要我们当 一个驯服的工具 ，不管组织的决定对还是错，都必须先要服从执行。行动上都必须与组织保持一致，否则被认为是反党、反组织。 党过去培养我们的就是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就是在这样封闭的意识形态下接受培养的一代人，要改变上述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很困难的。 正如前述《潜龙八动》一书作者指出的：中共党内从 彭德怀 到 刘少奇 ，从 邓小平 到 胡耀邦 ，过去受到批判的 所作所为 ， 都 被历史证明 是正确的 ，却一再 认错 、 认罪 ，致 使党内发生是非不分 ， 盲目主义 ， 唯上是从的弊端 。赵紫阳则改变了这种错误的传统，创造“赵紫阳模式”揭示真理和信仰的价值。 赵紫阳大概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有了新的认识，再也不能做驯服工具了。自己认为不正确的，就是不能服从；自已的意见是正确的，就不应作检讨。从而他独树一帜，开创了党内的思想斗争和政治生活史上的先河。问题是赵紫阳为什么能摆脱正统的意识形态，很多人难以摆脱的旧的思维方式的束缚呢？ 我认为，首先，基於他对理念的追...

2004 年 1 月 25 日 老战士的民主心结 上次谈话我曾转述了李锐对“六四”事件的观点：“六四”不单是“六四”问题，应把“六四”视为当代政治格局变化的重要环节，它引起了东欧变化，促使苏联瓦解，改变了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这是他从国际眼光来观察。我从实际感受的是： 动用几十万大军，用坦克、机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广大人民，即所谓人民军队镇压人民，它不仅使中国人民失去了对共产党的信仰，使共产党失掉了党心、民心，也使共产党的组织涣散或者名存实亡了，从而产生了信仰危机 。对台湾统一、香港回归，也发生了重大负面影响，认为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危险，更不用说遭到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国家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了。 我就此评论说，“六四”的镇压乃是专制的胜利，民主的失败，从此中国就继续沿着专制主义的道路走下去。近百年来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土，前仆后继，牺牲流血，要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实现民主政治，脱离专制主义的羁绊，但到现在还未实现。现在人们公认为，胡耀邦、赵紫阳乃是具有现代意识，富有民主理念，要把中国转向民主政治的两个代表人物，却被一一罢黜。而赵紫阳又是中国共产 党内提出要把中国转向民主与法治的第一人，并为在中国实行民主改革进行了实践探索，一时间中国 转向民主政治似乎有了希望。可惜这一切终因“六四”而夭折，实在令人伤怀！这乃是中国的不幸！ 我是一个实际工作者，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了将近一生，也历尽了种种艰险，虽不能说九死一生， 起码也是“五死五生”了。也是革命的幸存者之一，在渴望中国走向现代化文明——转向民主政治的心情方面，再没有比我们付出了牺牲的老民主战士更迫切了。可悲的是由於“六四”事件的武力镇压， 使中国再一次转向专制的道路，实在使我伤感得很！ ———————————————— ①《晚年周恩来》，高文谦著，2003年出版。高文谦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03 年 8 月 15 日 人们对胡锦涛期望值过高 记得在上次谈话时，赵紫阳曾说拟在阴历年前去贵州，时间不会长，大概五月份就回来。后由於北京发生“非典” ① ，故从贵州又去了山东威海，所以离京时间较长。 今天见面后，我首先问身体怎么样？ 赵说，老宗，看来不服老不行。过去一套生活习惯习以为常了，到一个新地方就很不适应。 我接着说，这次北京发生的“非典”事件，胡、温处理得比较好，得到控制，人们是称赞的，尤其把隐瞒疫情公开说假话的卫生部长张文康给予撤职。但北京市长孟学农撤职，人们认为是垫背。由於张文康是江泽民的亲信，据说江从上海回来后，特意邀张文康到家吃饭，表示安慰。传说：张文康对疫情的表态，是江泽民“内外有别”的旨意。 赵说：大概又在中央给张安排了新的工作。 我说：对正在找工作的大学生孙志刚在深圳被执法人员纵容拘容人员打死事件，这次温家宝亲自————————————————— ①非典事件，2003年萨斯SARS瘟疫，从中国南方蔓延部分省份及北京、香港，造成死亡和大量疫情，北京隐瞒疫 情，导致卫生部长下台，萨斯又称非典型肺炎。 过问处理，给有关执法人员以严惩，给孙志刚家属五十万元的赔偿，这样来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人们甚表满意。对新领导班子上台后，制订的要开展党内民主并要推广逐步实行社会民主一些措施，人们更是抱有希望。这些具体措施我从香港凤凰电视台看到，都作了广播报导。但不知怎么，“七一”突然又转向要掀起学习“三个代表”新高潮。 这样一来，人们失望了。杜老说：在中国实行民主自己这一辈子看不到了。李慎之也说过，中国要实行民主还得一百年。一般青年人看到老一辈不出头推进民主，故而也缺乏信心了。 赵说，人们对胡锦涛期望值过高，如同江泽民上台后，期望江搞改革一样。虽然胡和温都是好人，但都缺乏理念，缺乏历史抱负和眼光。再是 中国现在已形成利益集团 ，无论是 政治精英 、 经济精英 还是 知识精英 ，都 相互结合一致 了...

2002 年 1 月 27 日 关於中国的文化传统 我首先将安志文的看法作了如下转述：中国今后五十年有可能转向民主政治，因为历史潮流是任 何人阻挡不了的。一党政治只剩下中国、越南、朝鲜、古巴了。对江泽民则不抱任何希望，他是权迷 心窍，搞个人权威，为个人树碑的。他身边的人认为江是在搞平衡。其实江是耍权术，外边的人说江是拉帮结夥。国外人固然对李鹏不看好，但对江印象也不好；却对胡锦涛、温家宝 ① 印象还好。 安说，这次江泽民在美国购买个人专机一事，花费了这么多钱不说，还被人家安装了一套窃听器。这个“丑闻”，如果允许言论自由公开出来，江就得下台。这次中央全会江主动退下来，对江本人说是好的，不管如何在他任期内保持了稳定，经济高增长，如果垂帘听政，江没有这个资本。就是今后，无论谁当主席、总书记，也没这有个资本。 安还说：所谓潮流不可挡，从现代历史看得很清楚。二十世纪初发生的工业革命，继而引发的中国人民救亡浪潮，把清朝推翻了。二十世纪后期发生新的技术革命，把苏联瓦解了。现在则是经济全球化，自由、民主、人权乃是世界主流，这种新的国际潮流不是哪个人、哪个国家所能阻挡的，从世界近代历史看，欧州的启蒙运动动摇了中世纪黑暗统治；后来的文艺复兴，提出来的 自由 、 平等 及 天赋人权 观念，产生了 人文主义 ， 西方 的 这一文化传统把人类社会推进现代文明 。 中国是几千年专制主义，根深蒂固，没有个性解放，没有民主、人权概念。虽然梁启超提出启发民智，陈独秀提出民主与科学，但被民族救亡及此而产生的国民党专政，以及1949年后我们的专政，长期压下去了。中国始终没有摆脱儒教思想统治，几千年搞人身依附，毛泽东又提出“驯服工具论”。安志文感叹地说，反思起来，我们大家都成了毛泽东的工具，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 在中亚、北非地区一直是神教统治，巴比伦、埃及、犹太、突厥族等都信神信上帝，或师法耶稣，后又分裂为基督、天主教新旧两大派。接着发生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又宣导 为“圣战”而死，这是这一特定地区的文化传统。 马克思学说创立时，也是有各种派别的，马克思是承认派别存在的。只是到了列宁，在那种极其 严重的战争环境下，逐渐搞成一党制，不准派别存在，形成了极权主义。实际上执行的是...

2001年 2001年与赵紫阳多次谈话的综合记述 我记得 孙中山 曾说过：“ 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 ” 我认为赵紫阳就是这样一位适应潮流，顺乎民意，致力改革推动社会进步，实行人类社会现代文 明而“求真、率真”的人。 从这些年我同赵紫阳的接触谈话中，他始终不离开思考中国走向现代文明新途经的话题。他一再说，中国的一党专政制度固然不行，但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不是理想的制度；他很欣赏孙中 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对资本主义实行又利用又限制。他又声称，经济上固然不能乌托邦， 这是我们的历史教训；但政治上也不能乌托邦，实行民主政治、多党制应具备一定条件。他对孙中山 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认为有一定道理。赵对我说：孙中山虽然离开我们已半个多世纪了， 但他的这些思想仍然是光辉的。 使我感到赵总是在思考探索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途经，这从他提出的今后社会的发展是否不以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作为先进与否指标，而 应以社会综合指标作为先进与否为标准 的主张，也可说明。 赵在谈到中国走向现代的文明时，他一再强调说，不清理中国这个基地不行，不解决国民性问题不行。由於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专制统治下， 国民性中形成了依附性 ，容 易信赖权威 ，却 不相信自己 ，也就 是 人们常说的所谓“ 奴性 ”。再加上我们过去一直 强调集体，强调服从 ， 即所谓的 “ 驯服工具 ”论。这就必然全面束缚了人性、个性的解放，国民性中缺乏 自由 、 民主 、 人权观念 。赵引用鲁迅的话说：无论什么东西放到这个染色缸里面都会变颜色。因此，他提出，在中国需要有一个新的文化启蒙运动。 我理解赵紫阳之所指，即 中国人民的这种劣根性已深入膏肓，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要治本 。从而才能使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行列。 赵回顾历史时曾对我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个启蒙运动，但很快被民族救亡运动淹没了。他认为当时新文化运动宣导者也分化了。如 梁漱溟 ① 等 转向了儒家 学说，提倡东方文化；而 陈独秀 、 李大钊 则 转向马克思 主义、 列宁 主义；只是 胡适 ② 等人仍 坚持 “ ...